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成就之一。他关于艺术、历史和法学等领域真理问题的思考，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法学研究具有很大启示。他所阐释的解释学原理及其他关于法律解释的具体论述，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法律存在与发展的性质，正确把握法律解释的基本方式，改进现行中国的法律解释。
一、解释学的近代发展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内容十分丰富，论述十分细致。我们拟围绕《真理与方法》一书，对其中的主要思路与核心观点进行叙述。
（一）解释学所指向的问题
（二）解释学的历史发展
进入19世纪之后，解释学才开启了自己的历史。在这个时期，许多人都为解释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施莱尔马赫、赫尔德、兰克、德罗伊森、狄尔泰、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其中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海德格尔三人，从神学、史学和哲学的不同角度，对解释学做出的贡献最大。他们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这里我们对这三位学者的解释学主要观点，进行简介。
1.施莱尔马赫的解释理论
2.狄尔泰的解释理论
3.海德格尔对解释学的贡献
除了以上两位学者，海德格尔关于解释和语言的本体论哲学，对伽达默尔解释学影响最为直接。
二、解释的典型例证：游戏与艺术
如上所言，伽达默尔在建构自己解释学的过程中，借鉴了近代以来重要的解释学理论，并对它们进行了改造和发展，从而把解释学推向一个新阶段。
（一）艺术真理及其典型意义
与历史和法律等精神科学领域相比，艺术领域的真理更难把握。按照自然科学的客观主义范式，发现艺术作品的真理，在于发现文本即艺术作品作者的原意，狄尔泰就坚持这种科学主义的立场。按照主观主义范式，艺术属于个人审美趣味问题，文本的真理性因个人体验而异，康德就坚持这种立场。伽达默尔认为，主观主义理解艺术的性质，实际上也是以自然科学标准作为参照，重在强调这个领域与自然科学的差异。他认为，只要能够通过解释学进路，解决艺术的真理性问题，就可以把解释学扩大到整个精神科学领域乃至更大范围，从而摆脱科学主义对整个精神科学的支配。这样，艺术真理问题就构成了《真理与方法》的第一部分内容。
伽达默尔认为，要认知艺术的真理性特点，就应首先认知艺术的性质。为此，他引入了游戏概念作为分析的切入点。
1.游戏的特点
游戏的性质和特点如下。
2.戏剧与游戏
伽达默尔分析游戏的特点，在于将游戏的特点适用于艺术。他首先选择艺术领域中的戏剧，同游戏进行类比，进而揭示艺术与游戏的类同性。
（3）表演者和观赏者在戏剧游戏中形成互动，在互动中各方忘我地失去主体性。演员只有忘我地进入角色才能达到表现效果，因而谁来担当某个角色并不重要；观赏者只有忘我地投入，才能进入剧情，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意义。就此而言，戏剧的主体不是表演者，也不是观赏者，而是戏剧本身。
（4）戏剧可反复上演，表演者可用不同方式表演剧本；观赏者对于其中的意义，会因不同时空具有不同的理解。表演者处于剧本解释者的位置，而观赏者则处于解释的解释者位置。
（5）一般游戏内含的秩序，也包含着一些真理，但其并不涉及道德的价值判断。戏剧中却包含道德价值判断。剧本及其表演者所传达的内容意义，即某种理想，涉及的是人生道理和伦常法则等价值。这种人生道理和伦常法则，就是戏剧中所包含的艺术真理。
3.游戏、戏剧与艺术真理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与戏剧具有相同的结构，而戏剧则是全部艺术的缩影。因此，他把戏剧的分析结论扩展到整个艺术领域。
（2）艺术作品理解的对象。如戏剧一样，所有艺术作品，无论是绘画、音乐、舞蹈、建筑以及其他作品，都是为观赏者而表现自己，即使观赏者不在场，亦复如此。艺术作品与艺术观赏者一道，才构成艺术的完整意义。观赏者是作品的理解者，观赏一场戏剧、一幅名画、一幢建筑以及一部小说，都是理解作品的过程。
观赏者在理解艺术作品时，理解什么？通常认为，理解作品就是理解作者的原意。但伽达默尔认为，观赏者理解作品，并不是理解作者的原意。
首先，在许多作品中，作者的原意具有多重性，甚至存在矛盾。例如，在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剧本中，安提戈涅的一个哥哥，加入敌对阵营对本国作战，战败而死。根据古老的习惯法，对于死者，在任何情况下，其亲属都有权埋葬。但国王克瑞翁下令，任何人不得埋葬这位叛国者。安提戈涅便以古老的习惯法作为依据，不顾国王的法令，埋葬了她的哥哥，因而受到监禁并自杀身亡。这部悲剧作品的内容，揭示了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冲突，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冲突。然而，作者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解释者可以做出血缘关系优于政治关系、习惯法优于制定法的解释，也可以做出相反的解释。
其次，在有些作品中，作者的意图处于朦胧状态，或者作者根本没有特定的意图。在后来接受访谈中，伽达默尔举了一个例子。在他60岁生日时，他的一位学生赠送一幅画，是俄裔法籍波列科夫（Poliakoff）的《作品，20世纪》。这幅画的顶端是半残的黑色十字架，左边出现了红色的平面，看上去像一个人头的侧影。伽达默尔说，这幅画挂在他室内墙上，长达30年，但他一直不解作者的原意。
三、精神科学解释学的基本特征与原则
伽达默尔论证了艺术领域真理的解释学特征之后，在《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他将解释学扩展到整个精神科学领域，讨论了精神科学的历史性，指出了精神科学中解释学的基本特征和原则，阐释了解释的语言性及其普遍性。
（一）解释的概念
伽达默尔认为，凡是文本的意义不能直接被理解的地方，都需要解释；文本的意义清楚，但是文本表达的意义值得怀疑，也需要解释。这样，解释的范围就十分广泛。
1.解释的要素
关于解释中的应用要素，容易产生误解。在近代的一个时期，解释学曾把应用排除在外。所谓应用，就是把对文本的解释应用于具体事例和情境，例如法官解释法律文本，就旨在应用于具体案件。实际上，任何解释总是包含应用。
第三，解释中的应用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应用指向实践。因此，解释既属于理论范畴，也属于一种实践。因此，从解释学的视角看，法官与法学家所从事的是同样的工作。
2．解释的结构
解释由解释者与解释的对象构成。解释者可以是戏剧的观众、音乐的听众、小说的读者，也可以是建筑物的参观者、历史的研究者、法律的诠释者。解释者由作为主体的人构成，既包括专业者，又包括非专业者；既包括理论研究者，又包括实务工作者。
（二）解释的过程和原理
1．解释的历史性、前见与传统
（3）权威、传统与解释。启蒙运动把权威等同前见，把前见等同偏见，认为一切权威都是偏见的渊薮，都与理性相悖。因此，破除前见的锋芒就指向权威。伽达默尔认为，权威具有两类，一类是专断权威，这类权威取代了人们的判断，则是偏见的源泉，自然应予摒弃；另一类权威，则是以理性承认为前提，而不是以盲从为基础，如教师和专家的意见等，则可能积极因素，成为真理的源泉。因此，我们不应将权威与理性对立起来。
与启蒙运动相反，浪漫主义在反对启蒙运动的立场时，却滑入了另一个极端。浪漫主义崇拜传统，认为传统完美无缺，从而把传统与理性对立起来。
2.尊重文本：完全性意义预期
３.解释学循环：一种重构
３.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
（三）解释的语言性及其普遍性
在《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中，伽达默尔系统考察了西方的语言思想史，考察并借鉴了洪堡和海德格尔等的语言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语言的性质，指出了语言与解释学的内在关联，并基于解释的语言性和语言的普遍性，把解释学适用到精神科学之外的领域。
１.语言的本体论性质及其解释学意义
关于语言的性质，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语言是附属于人的交流工具。但到了近代，关于语言性质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发展。洪堡认为，语言是世界观。对于语言学的后来发展，这种洞见十分富有启示意义。维特根斯坦关于日常语言的研究，推动了对生活世界日常语言的重视。在语言领域贡献最大的是海德格尔。如上文所述，海德格尔揭示了语言的本体论性质，并指出了语言与解释的内在联系。伽达默尔创造性地把这些成果运用于他的哲学解释学。
（１）本体论意义的语言含义
伽达默尔分析了词语和语言的性质，阐释了词语、语言同世界的关系，指出了语言对于解释学的重要意义。
其二，词语的经验性。词语并不先于经验，经验也不先于语言。事实上，经验与词语共在偕行。经验在词语中得到了表达，而词语的意义又随着经验的积累而被更新。词语内含经验的普遍性。
２.语言的原型：对话与解释学
伽达默尔在论述语言问题时，为了揭示语言同解释的内在关联，以及语言对于解释学的重要意义，把对话作为语言原型。
３.语言的普遍性与解释学适用范围的扩展
四、法律解释的主要特点和解释学的贡献与缺陷
伽达默尔认为，上述关于法律解释学的观点，是两种错误的产物。一是错误地把自然科学范式和方法，套用到精神科学领域，而没有把握精神科学的基本特征；二是关于解释的性质，传统解释学陷入了误区，认为理解在于发现文本中的客观真理。按照正确哲学解释学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法律解释学并不是精神科学的例外，而是完全体现了解释学的基本特征，并对精神科学的解释具有典范意义。
（一）法律解释的主要特点
4.如前所述，一切文本都具有历史性，理解的历史性是解释学的原则。相比之下，历史学的历史性最为鲜明，因而是最适合解释学的领域。法史学属于专门史学，自然是适合解释学的领域。然而，法官等法律学家对现行法对的解释，与法律法史学家对法律史文献的解释，是否具有不同的性质？伽达默尔对法律学家与法史学家的解释进行了比较分析。
除了伽达默尔上述关于法律解释特征的具体论述，他的哲学解释学原理也适用于法律解释。从他的哲学解释学出发，法律解释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法律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属于人文社会领域的组成部分，因此，法律属于解释的范畴，而不是客观描述的对象。
第二，在表述法律内容意义方面，法律语言存在局限性，无法完全表达内容意义。因此，通过解释扩展法律文本的言外之意，不仅必要，而且必不可少。
第四，任何完备的法律文本，都无法覆盖复杂的社会境况和具体事态。因此，健全完备法律体系的想法，便显得幼稚。更可行的做法是，通过法律解释来弥补法律文本天生的不完备缺陷，从而使法律能够适用于所有社会情境和具体事态。借助法律解释的运用之维，就能够使抽象的概念和一般的规则适用于具体案件。
第五，在法律解释活动中，解释者并不是把法律文本对号入座地适用于具体案件，或者在文本含义有争议的情况下，只对文本的语义进行解释。实际上，解释者和文本的关系，类似于游戏中参加者、观众与表演者以及对话中对话者之间的关系，两者不是主-客关系，而是辩证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中，理想状态是解释者与文本内容意义的视域融合，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既不是解释者完全服从文本的内容意义，也不是文本的内容意义完全服从解释者的前见，而是解释者前见与文本内容意义的互动整合，从而创生一种新的意义。
第六，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解释者和法律文本都处在共同的历史传统中，解释者受到传统的约束，因而任何解释都是传统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解释者对法律的解释，都会立足于当下境况，把法律文本运用于当下具体事态。因此，解释者既会虑及特定的法律传统，也会虑及法律文本运用的现实效果。因此，法律解释过程实际上是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的互动整合过程。
第七，如同一般解释一样，法律运用是法律解释的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中，法律解释者既会虑及自己的真实意见，也会虑及当时法律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因此，法律解释是解释者个人心智与法律共同体共识的互动整合过程。
第八，一般来说，像从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解释一样，任何人都可以从事法律解释。但是，作为科学意义的解释，需要某种知识背景和专业训练。就法律解释而言，与外行相比，法律人具有某些优势。例如，他们通常能够更准确地理解特定的法律传统，更准确地理解当下法律共同体的共识，更准确地理解法律文本内容的意义，从而理性地整合自己前见同法律文本内容意义之间的冲突。因此，与外行的法律解释相比，专业化的法律解释，通常更能满足正确解释法律的条件，更能反映解释学的普遍规律，因而对于法律的理论和实践更富有价值。
（二）伽达默尔解释学的贡献与缺陷：一个评价
第一，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揭示了人类解释活动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原理，指出了人类自我理解的性质及其方式。这种理论有助于摧毁科学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统治，反思科技理性控制对人类心智的弊端，重构生命哲学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考察了解释学在西方发展的历程，分析了理解和解释在真理生成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了解释的历史性、语言性和超越主-客进路的互动性，从而揭示了真理内在于解释之中的基本道理。根据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艺术、历史、道德、政治以及法律，并不是外在于我们的客观现象，而是与我们的经验及其对经验的反思并肩偕行。因此，如同历史、道德、艺术、政治等领域一样，法律是一个解释性概念。这种解释活动是我们心智和经验的体现。解释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是一个永无穷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真理得以生成和发展。这种解释学角度的真理观，既颠覆了形而上学的客观真理观，也避免了主观主义的相对真理观，还超越了解构主义的真理虚无论。
第三，伽达默尔关于哲学解释学普遍性的观点，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自然及其自然科学的性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偏执和自负以及科学主义的局限性，并在自然科学领域，尊重自然，重视生命，珍视传统，理解他者。在对话和互动的基础性，重新构建自己与他者、现实与历史、理论与实践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第四，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包含许多洞见，诸如解释活动与游戏、戏剧、历史和对话具有同构性，文本与解释学具有同时性，后来的解释者对于文本解释具有优势性，以及语言具有普遍性等。这些洞见对于我们思考艺术、历史、法律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五，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原理，对于法律解释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他对法律解释的分析，例如法律解释的变通性、不完善性以及可预见性等观点，对于构建法律解释学，都具有理论的参考价值。实际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法学解释理论，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德沃金的法律解释学，就受到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影响。另一位美国学者，耶鲁大学教授埃斯克里奇，则运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阐释制定法的解释。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如同任何一种产生广泛影响的理论，也引起了许多争论和批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批评，来自意大利的贝蒂、德国的哈贝马斯和法国的德里达。贝蒂指责伽达默尔放弃了解释的客观性，具有相对主义之嫌。哈贝马斯批评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过分重视传统，对传统的扭曲结构和意识形态，缺乏批评力度。德里达的批评，主要指向伽达默尔解释学中关于对话的观点，认为预设人们在对话中会秉持善意，是一种空想，而把善意作为对话的先决条件，则有形而上学之嫌。上述批评，分别来自20世纪60、70和80年代。贝蒂的观点代表了传统解释学立场；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都属于真理共识论者，他的批评代表了大体相同进路的内部之争；德里达的批评则代表了解构主义的立场。
第一，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解释的历史性强调了传统的重要性。当然，重视传统并非恪守传统，而是强调解释过程的历史连续性。在解释过程中，视域融合包括解释者对文本意义和自己前见的双重反思，因而也包含了对传统的批判。在渐进性历史发展中，这种反思和批判并不显得保守。但是，在人们面对十分不合理传统的情况下，如极权暴政传统或种族歧视传统，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就显得过于保守。
第二，伽达默尔认为，在精神科学的所有领域中，真理的生成方式和原理基本相同。这种观点有助于认知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和不同学科的内在关联。但与此同时，这种观点却掩盖了不同领域的特殊性。在社会和学术研究领域日益分化的今天，这种整体性的范式，不可避免地会忽略不同领域的内容具体性和意义的独特性，从而不利于它们的多元化发展。
第三，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真理的生成虽然并不脱离文本，并受传统约束和解释者处境的限制，但在同一时代中，处于同一处境的不同解释者，在理解同一文本时，由于他们的前见不同，对于文本意义的理解很可能出现分歧，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法律解释学中，法官对作为文本的法典、法规或判例的理解就常常会出现分歧，因而对于同一案件，得出不同的判决意见，以致不得不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做出判决。这正是美国最高在判决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因此，解释的历史性和传统的共同体性，并无法确保法律解释的结果具有充分的可预见性。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尽管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他的整个解释学原理中闪烁着许多真知灼见，对于我们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尤其是对于我们理解法律解释的真谛，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五、伽达默尔解释学对改进中国法律解释的启示
（一）借鉴伽达默尔法律解释的几点说明
对于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和法律解释理论的上述梳理、分析和评价，完全从学术学理角度出发。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通过这种研究，借鉴其中的理论精华和学术洞见，改进中国的现行法律解释制度和实践。谈及借鉴伽达默尔的解释理论，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我们首先需要做出以下几点说明。
第一，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和法律解释理论，产生于德国或西方的学术和实践背景，因此有人可能质疑它对于中国的借鉴价值。我们承认，某些西方的哲学和法律理论，所涉及的内容纯属西方问题，因而并不适用于中国。另一方面，某些西方的哲学和法律理论，虽然产生于西方，但涉及人类社会（尤其是现社会）中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因而其适用范围并不限于西方。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反思和批判了近代以来一种流行的误导，即把自然科学方法，套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而导致科学主义泛化的偏颇。他通过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独特性，即诉诸适当的解释活动，才能发现和生成真理，从而在历史与现实、文本与解释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中，实现创造性发展。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主义泛化的思潮，也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借鉴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有助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法律解释活动，遵循自身的规律，更有效发现和发展真理。
第二，就法律解释而言，历史上存在多种理论和方法。毫无疑问，伽达默尔的法律解释理论，只是其中之一。因此，我们并不认为他的解释理论是法律解释的惟一选择。但我们必须承认，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具有更深厚的哲学和实践基础，是迄今为止西方乃至人类解释理论的最前沿成果，代表了人类理解和解释自身活动的最高成就。伽达默尔认为，法律解释是哲学解释学的有效性范例。有鉴于此，中国在发展和改进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借鉴其中的精华和洞见，就显得合情合理。
（二）中国法律解释理论的几个问题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受到某些基本法律理论的影响和支配。
在美国，宪法和一般法律，主要由法院来解释。法院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还行使违宪审查权。由此，立法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英国在19世纪曾经奉行议会主权的原则，但宪法和法律却由法院来解释。20世纪之后，英国已经放弃了议会主权原则。2009年，英国最高法院已从上议院中独立出来，并开始对议会立法行使监督权，有权宣告（declaration）议会的法律与《人权法案》不一致。这种宣告虽然并不导致议会的有关立法无效，但对议会立法权毕竟施加了强有力的限制。在2000年与2009年间，这种宣告已有17次，已经引起了议会的重视，并对一些制定法进行了补救。
（四）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的主要问题
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根据有关的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法律解释主要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
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宪法、法律、法令的解释，对于法律、法令的解释，旨在明确或补充条文本身。理论上，这是最具权威的立法解释。但在实践中，一些问题已经暴露出来。1.人大常委会至今尚未专门解释宪法，对法律解释权，也很少使用，且主要涉及的是刑法问题；2.立法解释与立法并无明显的界限，实际上补充性立法；3.立法解释仍然停留在抽象层面，可操作性较低，司法机关具体适用时，还需加以具体解释。由此看来，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权，存在的意义不大。
第二，根据法律解释的有关规定，地方性法规，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做出补充规定的，由指定法规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或做出规定；属于地方性法规如何运用的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主管部门进行解释。这种做法的主要问题是，地方性法规的解释有时因地而异，同类案件往往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判决结果。
（四）中国法律解释的改革方案
对于地方性法规，应当由各级法院的具体应用中，进行解释。由此，应取消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地方性立法的解释。将地方性法规的解释权，统一交给法院，法院在具体应用这些地方性法规过程中，结合具体案件进行解释，有助于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结合起来，确保个案公正；有助于在不同地区之间做到同案同判，推进整体和普遍的司法公正；有助于更有效维护保护公民、法人和社会团体的权利；有助于运用司法机制，审查立法的合宪性，从而维护全国的法治统一；
第二，加强对行政解释的司法监督。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不同，在执法过程中直接涉及法律的实施，因此，对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有权制定者应享有解释权。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具体应用地方性法规时，也应享有解释权。但是，所有行政解释的效力，都必须置于司法监督和审查之下。行政相对人有权对行政解释提出异议，通过行政诉讼，法院对行政解释的合宪性与合法性进行审查。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关行政解释与宪法和法律相违，可以宣布该行政解释无效。
2.法院负责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解释，并负责审查地方政府解释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与合法性。
3.法院有权解释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并在司法中对于有关行政机关所所做出的解释，行使审查权。
5.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再行使司法解释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司法解释权。
把法律解释之权主要授予法院，这对法院来说，并不仅仅意味着其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增加，而更意味着其责任的加重和功能的强化。这客观上要求法官应加强职业化程度，增强专业化素质，健全司法伦理。当然，这些内容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