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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3新加坡
在中华法律文化的变迁当中，中华法制文明积累了深厚的法律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法律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在法律领域巨大的创造力。
事实上，我国作为东亚文明古国，法制文明源远流长，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夏朝形成奴隶法制，西周时候在礼乐制度的影响下，为后续“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韩非子的法家主张“以法而治”，李悝修订的《法经》成为封建社会第一部成文法法典，至此经过秦汉魏晋发展到唐太宗时形成中华法系的巅峰之作——《唐律疏议》。
至此中华法系形成，形成了以中国传统思想为理论基础，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学说的精华。
法律文化上呈现出法律精神和法律规范道德化、法律化和民俗化等多元的特征，特别是在中国乡村的在基层的治理和实践中，体现出自上而下的法律规范与自下而上的道德规范互依互补的法律体系。
江隐龙老师的《法律博物馆》，通过“器物”揭示了中国的法统理念和法治文化的变迁，集中展示了中华法律文明的变迁和影响。
在当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法律文化视野下，重提中华法系有助于法律文化在本土资源的适用，有利于克服法律的机械性和局限性，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帝王的权杖
帝王的权力需要依靠器物来传承和显示，历史上就出现了圣旨、玉玺、丹书铁券、尚方宝剑、节钺等器物。
这些器物是君权的外延，是法统的基础和统治权力的法律根据，是血缘和新时代的象征，各种器物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延伸着皇权围绕着最高权力展开了一段段血雨腥风的故事。
这些器物也导致了历史上的“血雨腥风”和“唏嘘不已”时刻，关于玉玺的故事，东汉末年袁术以为取得玉玺便取得了国家。
事实上当有人劝说曹操取得玉玺时，曹操断然拒绝，孟德曰：“大势未定，取玉玺者，得国之祸也。”不如曹操所料，袁术在夺得玉玺称帝后，遭到各方诸侯截杀，皇帝没做成，反误了卿卿性命。
例如：丹书铁券在四大名著《水浒传》中“小旋风”柴进，因为丹书铁券可以帮助朝廷要犯，林冲、宋江和李逵等人。
事实上这也是丹书铁券的高光时刻，之后丹书铁券的历史变迁让人唏嘘不已。这些器物有时候能限制皇权，有时候就成为自己身边的“夺命符”。
庙堂的符号
在《说文解字》中将庙堂解释为朝廷和明堂，还有祭祀的场合。在封建社会中朝廷和庙堂都是君王议事和决断的场合。
范仲淹在名篇《岳阳楼记》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在庙堂之上的器具我们可以发现：笏、官帽、官服、铜匦和鸣冤登闻鼓。
笏是中国古代官员身份等级的重要标志，官帽的意义在中国庙堂文化中，帽子的社会意义已经超过其使用功能，而成为身份地位和道德精神的指代物。
在清宫剧中我们经常看到庙堂大臣的穿着：“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在《康熙王朝》中鳌拜等武臣则穿着猛兽图案的官服。
官服和官帽一样是定贵贱、辨明份的重要标识，以此也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秩序，通过层级来确定权威，使权力的传导更容易被皇帝控制。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开创的铜匦制度。开启了直接诉讼的制度，目的是为了避免底层官员的官官相护和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使朝廷能够实现“广言纳谏，下情达上”。
之后的天安门广场的“华表”、冤登闻鼓也同样如此，开通了最高统治者与百姓的沟通渠道，对监督官员司法、公正裁判，减少冤假错案有很大的作用。
律法的线索
现代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制”，中国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在古代婚姻制度中，双方没有自由恋爱的权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西周婚礼制度的“六礼”影响了整个封建王朝，“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封建社会以农业为基础，，需要固定人口耕种土地，这种婚姻制度是为了促进婚姻制度的稳定和限制人口迁徙。
另一方面，为了便于朝廷管控人口，汉武帝曾经迁徙数十万人往河套平原为了固定农业生产，抵抗匈奴，因此建立了相应的户籍制度。
在长安这座国际性都市中，白天人流穿梭、商贾如履，夜晚灯火璀璨、游人如织，暮鼓和晓鼓是两大活动的分界线。
每次鼓声响起，城市都会完成一次昼与夜、阴与阳的交替，在伴随着古典浪漫主义的鼓声中，在金陵古都的秦淮河边，高中的进士们正琼林宴中饕餮。
这种传统制度是法律文化的一部分。
结语
西方法学中正义的标志是朱斯提提亚，而中华法系是神兽“獬豸”，獬豸能够“触不直者去之”，能通过角辨析是非对错，“触不直”是审判，而“去之”是惩罚。
中国神话体系来自于民间，这种通过神兽的神判来保持公平和正义的行为，表达了百姓们对公平和正义深切的追求。
庙堂统治者们，也在跟随紧紧跟随着民间百姓的需求，因此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法经》六篇。
秦汉时期，西汉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南陈又规定了“官当”制度。
唐代的《唐律疏议》是中国历史上最完成的封建法典，影响了现在亚洲许多国家的法律体系。
《宋刑统》、《明会典》、《大清律例》等法律和“三司会审”、“九卿会审”等制度将中华法律文明推向了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