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笔写这样一封信件时，我有些犹豫。不知道在未来已来的AI（人工智能）时代，对于比我年轻很多的法律人，谈什么样的内容才是合适的。
一直要到2016年以后，基于某种机缘，我不期然地探头向象牙塔之外张望时，才愕然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我在传统行业埋头耕耘的时候，或许我已然错过很多的机遇。这种错过，不只意味着在既定的职业领域内如何选择努力的方向，更意味着如何选择自己想要从事的行业或领域。我第一次意识到，在一个迭代加速的时代，选择比努力更为重要。这不是要贬低努力的意义，而是说选择的方向决定了努力所能获得收益的程度。
回看此前的1990年代，2000年代与2010年代前期，我事后诸葛亮般地发现，原来自己经历的那些年代竟然存在如此多的机遇，而作为过来人的我，在此过程中显然长期处于懵懂的状态。不可否认，身处上升的时代，即便从事的是传统行业，仍有一定红利可吃，但传统行业的低风险也意味着低收益，竞争实际上同样激烈。我对自己这段经历的反思，让我意识到，在科技加持的时代，即便时运显得低迷甚或可能整体有下行的趋势，对个人来说仍会有新的发展机遇涌现，就像东方甄选的董宇辉能够脱颖而出那样。这正是年轻人的希望所在。这意味着，在考虑职业选择与发展前景时，除了如何在常规赛道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以便在原有蛋糕中努力分得一份之外，更有必要认真观察与思考的是，有哪些行业与领域今后可能会涌现从0到1的发展。“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我一直很喜欢这句话，尤其是前半句，虽然几乎没有在新东方接受过培训。在我看来，它代表的是怎样都要趟出一条路来的那种生猛与执着。不管身处什么时代，也不管境遇如何，个人都要设法寻找希望，并为心中的希望全力以赴。
基于种种因素，大多数年轻的法律人可能都会像我这样，从事的是法律领域相对传统的行业。如果选择传统的行业，年轻的法律人应当思考的可能就是如何守正创新。法律人在互联网时代需要做出怎样的调整？这是近年来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即便身处传统行业，我们仍有很多可为之处，将追求自身的职业发展与时代对法治的需要结合起来。以法学研究领域为例，网络与数据技术的发展，为风险社会增加了新的意义维度，进而给法律体系带来巨大挑战。在一个日益不确定而显得光怪陆离的时代，法律如何承担与实现确保稳定期待的功能，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沟通具有相对的确定性，成为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随着技术迭代的加速，法律的适应性已然成为刻不容缓急需直面解决的时代命题。那么，如何为这个时代命题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便是法学研究者可以做出的选择。
随技术普及化而自生自发形成的秩序，会天然地有利于社会结构中的强势方（以政府部门与科技企业为代表），强势方往往会设法尽可能多地攫取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效益，而将风险尽可能地推卸给弱势者去承担。技术中立之类话语的流行，本质上都是在为这种明显有失公平的秩序提供话语层面的加持。实际上，任何技术在开发之初，都主要考虑委托方与技术开发方的利益，这种利益既可能是社会管控方面的利益，也可能是商业性的利益。由此，作为第三方的普通个体的利益就很可能被牺牲或不被充分地考虑。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风险不对称的现象，即决策者与风险制造者不承担自身行为所造成的风险，而将风险转嫁给社会中缺乏组织性与话语权的弱势方。
对于法律人来说，在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切不可陷于具体的技术细节中，而是应当从如何公平而有效地分配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效益与风险的角度来考虑。如此一来，法律应当往什么方向推进与发展，制度层面需要如何平衡强弱不均的关系结构，避免强势方不公平地推卸与转嫁风险，往往就变得一目了然。在AI已然到来的时代，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领域因技术的推广运用而经历深刻的变化。作为法律人，如果学会从效益与风险的公平分配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会有助于辨明法律在AI时代的发展方向。要记得，制度技术是为合理的价值判断服务的，永远都不应该让制度技术盲目飞行，以致客观上为丧失基本公平的法律归责机制站台与摇旗呐喊。
以上是我的一些真实感想，可能会有言不及意之处，希望与各位有当面交流的机会。
祝一切安好！
劳东燕
2023年12月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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