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概括、总结和提高。人类的历史也就是人类文化的发展史。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生活所处的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品德等诸多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宗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人类历史上主要的文化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各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宗教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因此，把世界文化归纳为三大体系或三种发展倾向，更为恰当。即：欧美基督教文化体系，亚洲儒释文化体系，中东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简言之，西方文化，东方文化和中东文化。
二、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
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特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二者都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主体文化，并哺育和培养了一个伟大的民族。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它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也包括了中华民族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涵盖了广袤的中华大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中国文化始终是凝聚各民族团结一致的巨大动力。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以阿拉伯民族文化为主体，也包括了各穆斯林民族的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是号召各民族穆斯林团结战斗的旗帜，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二者都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全方位文化。
中国文化萌芽于殷商时代（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成熟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56年）。记载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前）言行的《论语》，和经过孔子整理、编辑的《诗》、《书》、《春秋》、以及《易》、《礼》等，成为中国儒家思想学说的基础和经典著作。这些著作概括和总结了中国古代氏族社会几千年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成果，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所以，才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阿拉伯文化也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早在公元前13世纪，就在阿拉伯半岛出现了氏族社会马因国家，在它之后是赛伯邑国家和希木叶尔国家，这些国家都有高度的文明。在《圣经》中就有关于赛伯邑（示巴）女王会见所罗门（苏莱曼）国王的盛大场面，豪华的宫殿，艳丽的服饰，互赠礼物的珍贵……展示了当时阿拉伯半岛的高度文明。
公元五至七世纪，是阿拉伯文化发展的第一高峰。在这个时期，阿拉伯语言、诗歌、演说词和卜辞等，都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尤其是诗歌，它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格律严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形成阿拉伯诗歌的典范和传统。这些诗歌抒发了游牧民族青年男女的真挚爱情，描绘了浩瀚沙漠皓月当空的美丽景色，反映了部落社会的真实生活和许多历史事件，也抒发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人生哲学和对宇宙的最初认识。这些诗歌也是我们了解和研究阿拉伯古代社会的重要资料。
《古兰经》是这一时期阿拉伯散文发展的最高典范，也是第一部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散文著作，阿拉伯民族也随着《古兰经》的诞生，而产生了最后定型的文字——阿拉伯文。《古兰经》问世后，不仅在传播宗教方向的作用是巨大的，而且在传播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同样不可磨灭的。《古兰经》的内容不仅包括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和基本信仰，还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法律等方面规章制度的基本原则，还有许多故事、传说和谚语等。《古兰经》文字优美、风格活泼，通俗易懂，它不是诗歌，但却是带韵的，诵读起来音韵铿锵和谐，易于背诵和记忆。
第三，二者都带有地域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主要发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在古代，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于农业生产，中国先民很早就在这里定居，从事农业生产。随着农业生产和农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中国古代文化，因此，中国文化是农业文化，河流文化，经过许多人许多年经验教训的积累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化是成熟的，完整的。再看中国在世界地理上的位置，它处于大洲之隅，周围是大海、高山和浩瀚的沙漠，与外界处于半隔离状态。中国这样的地理位置既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和意识的形成，同时也会导致苟安和闭关思想的产生。
中国自古就以农立国，至今不变，这是由中国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农业依靠的是气候、温度、土壤、水利等诸多自然因素，加上人类的辛勤劳动，这些条件在中国完全具备。在中国，只要“风调雨顺”，就能“国泰民安”，这也是几千年来，历代当权者祈天盼望的太平盛世景象。中国物产丰富，人民勤劳，生产自给有余，不需要对外扩张和抢掠，几千年来，中国人只有防范外患之心，没有攻城掠地之意。反对侵略，反对抢掠，是中国人的主导思想和基本认识，这种思想认识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和平主导思想和基本认识。中国城墙很多，都是为了防御，就是一个例子。维护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最根本的性质。
中国是农耕社会，它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人口居住集中，凝聚力强。二是人口增长较快。所以社会群体之间的接触和碰撞的频率较高，社会成型较快，经验较丰富。虽然有些古代文明国家如埃及和巴比伦，考古发现它们的年代早于中华古代文明，但是他们的人口较少，居住空间有限，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远远没有中国的丰富。加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很早就十分重视记载国家的重要活动和重大的历史事件，而且要求史官的记录准确、客观、公正，不受当朝权威的干扰和影响，这几乎成为一个“定制”，因而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典籍，它们既是中国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经、史、子、集”主要就是讲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文化实际上又是“史官文化”和“历史文化”。
阿拉伯文化发源于阿拉伯半岛的腹地，气候炎热，终年干旱少雨，没有常年的河流，只有在沙漠旷野深处的绿洲，可供放牧，不适合农业生产，所以阿拉伯文化具有明显的沙漠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特点，这就是自由和开放。公元七世纪以后，阿拉伯国家扩展到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处于世界各大洲的中心地带，是世界东西和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地。这时阿拉伯民族居住的国土，已经不再是沙漠旷野中的几片绿洲，而是幅员辽阔的版图。在这里地中有海，海中有地，东西方向很长，南北方向较窄，形成一个世界走廊，整个地形呈开放状态。在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曾出现过中央集权形式的哈里发帝国王朝，但当时，对边远地区，也常常是鞭长莫及。七世纪伊斯兰教出现以后，周围的文化如希腊文化、古埃及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被引进到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多元文化在这里汇合交融，促成了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繁荣辉煌，体现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
但是，地域跨度太大，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发展往往也不平衡，容易导致诸多矛盾的产生。地形的完全开放，有利于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但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西亚北非地区就是历史上各军事强国群雄逐鹿的场所。
关于—神论宗教为什么会出现在沙漠游牧民族中间，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Khaldun，公元1332-1406年）有一段很好的分析。他说：“这是因为游牧民（贝都因人）生性野蛮，是彼此最难驾御的民族。他们粗鲁、自尊心很强，有很大的抱负和强烈的权力欲望，所以他们之间的志趣爱好，很难取得一致。只有当他们中间出现的先知，来领导管理他们的时候，他们那种骄傲自大的态度和争权夺利的欲望才会消失，变得容易接受领导和彼此团结一致。因为宗教就是要消除野蛮不开化状态，克服骄傲自大的性格，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妒嫉和竞争状态。如果先知来自他们民族内部，由他以真主的命令行事，来教育他们，指导他们，就能去掉他们身上的种种恶劣品行，取而代之的是种种优秀品行，就能把他们联合起来，伸张正义。而当他们团结起来，占据了优势和权力之后，他们就会成为接受真理、接受指导最容易和最快的民族，因为他们天性纯洁，朴实无邪，没有歪曲的心理。虽然他们曾经是生性野蛮，容易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但同时他们也容易接受好的品质教育，使这些品质成为自己的品行，再没有过去那些恶习劣行。”[8]
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是尊重天性和顺其自然的宗教。它教人以和平和善意待人，人要诚信，要宽容……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充分体现了这种和平精神和思想。
第四，二者都是统一文化。
中国文化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农业人口聚居群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农业生产的持续性保证了文化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国较早地就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国家，也较早地产生了统一的文化。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家也出现过动乱和分裂的现象，相对来说，这些现象都是暂时的，统一的政权和社会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占了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统一的社会促进了统一文化的发展，统一文化又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社会的统一。文化的统一性不是单一性，而是整体性，趋向性，反对分裂，反对背离。横观世界各国，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在这么多人口的社会里，在历史上能够保持这样长期稳定的统一国家，很难找到另外一个例子。中国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统一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人文思想一贯以人为本，人以道德为本，道德以诚信为本。所以，中国文化很注意培养个人的道德品质，只有个人修养良好，品行端正，才能去要求别人，管理别人，经过一步步的修养锻炼，最后达到治理国家，治理天下。
第五，二者都是韧性文化。
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又都是带有极强韧性的文化。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也是韧性很强的文化，对各种文化有很强的渗透能力，也有很强的包容能力和识别能力。“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帝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文化，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兼收并蓄，广泛继承了阿拉伯、波斯、印度、希腊古典文化，把东西文化熔为一炉。伊斯兰文化不是古代文化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新的创造，在这个创造过程中，各种古代文化被融合为一种新文化，以伊斯兰文化出现，这个新文化在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9]
三、伊斯兰文化在中国
公元651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西域的穆斯林是骑着骆驼或者乘船来到中国的，带来的是西域出产的香料等货物。也就是说，他们是商人，不是军人。到今天，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有10个，穆斯林的总人数超过两千万。有人说，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很快，有人说不快，这是一个“相对而论”的问题。10个民族和二千多万，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对于十三亿人口来说，它所占百分比的数字就很小。伊斯兰教是公元622年正式纪元的，20多年后即公元651年，已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在中国和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和麦地那的传播几乎是同步的。而伊斯兰教是在公元十二、十三世纪传入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比中国晚了五、六百年，同样也是通过商人传播过去的，而今天印尼的穆斯林人数有一亿多，占印尼全国人口的90%左右，成为全世界穆斯林人数最多的伊斯兰国家。这样比起来，在中国的发展就不算快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陈垣在分析中国回教（伊斯兰教）情况时，认为“回教在中国不传教”，“因不传教，故不惹异教人之嫉视。所有六朝及唐代元代佛道相争之历史，在中国回教史上无有。”[10]
中国回族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回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回族使用中国通用的汉语言和汉文字，回族崇尚中国传统文化，富有爱国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中国回族实际上是直接受到两种思想和两种文化的影响和教育。中国回族先民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思想和儒家思想方面，有许多创新和独到之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理论和观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树立了不同思想和文化之间交流和对话的典范。
尽日池边钓锦鳞，
菱荷香里暗消魂。
依稀纵有寻香饵，
知是金钓不肯吞。
从同时代的非穆斯林的中国文人的作品中，也可看到这些先民的活动情况。杜甫（公元712-770年）在《解闷》十二首其二中写道：
商胡离别下扬州，
忆上西陵故驿楼。
为问淮南米贵贱，
老夫乘兴欲东游。
唐太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诗人杜甫流寓四川之夔州，身滞西陲，心系中原，当他看到一伙“商胡”聚会饯别，有人要顺江而下去扬州时，杜老东归之心油然而生，便向“商胡”打听江南人民的生活状况，柴米油盐贵贱如何，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杜甫在夔州居住不到两年，创作却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从回族史角度来看，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回族的先民——商胡，在唐代的商业活动情况，他们的足迹已遍及大江上下，离难中的杜甫，向商胡打听东南社会情况，足见商胡在当时商业活动的范围和程度。
到了宋代，回族先民的“华化”趋势加速，除了诗人，还出现了穆斯林的画家、医药学家、科技学家等。
米芾（公元1051-1107年）和米友仁（1074-1153年）父子，祖上也是来自西域的穆斯林。米芾是北宋书画家，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等。家世居太原，后迁湖北襄阳，定居江苏镇江。宋徽宗召为书画学博士，曾官礼部员外郎。能诗文，善书画，精鉴别。行、草书得力于王献之，用笔俊迈，有“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之评。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山水画从董源演变而来，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人称“米点山水”。自称“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突破了勾廓加皴的传统技法，开创独特风格。画史上有“米家山”、“米氏云山”和“米派”之称。亦作梅松兰菊等花卉画，晚年并画人物。存世书法有《苕溪诗》、《蜀素》、《虹县诗》、《向太后挽词》等。著有《书史》、《画史》、《宝章待访录》及《山林集》等。
米友仁是南宋书画家，一名尹仁，米芾长子，人称“小米”。早年即以书画知名，1122年，应选入宫掌书学，南渡后，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宋高宗曾命他鉴定法书。善行书。在山水画上，发展了其父米芾的技法，用水墨横点写烟峦云树，运笔草草，不失其真，自称“墨戏”。对后来山水画中的笔墨纵放很有影响。存世画迹《潇湘奇观》、《云山得意》等图。
有诗集流传于世的宋代穆斯林诗人有蒲寿宬，先世为中亚穆斯林，先居广州，后迁徙至福建泉州。寿宬自幼学习诗文，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任广东梅州知州，为政清廉，有诗赞曰：“曾氏井泉千古冽，蒲侯心地一般清”。所以，蒲寿宬又有“心泉”之号。他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学，擅长五言、七言、律诗、绝句等多种诗文。著有诗集《心泉学诗稿》4卷，收入《四库全书》中，总计222题288首。题材广泛，诗风质朴清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今观其诗，颇有冲淡闲适之致，在宋元之际犹属雅音。”蒲寿宬诗作达到很高的造诣，可见其“华化”之深刻。他曾作《示儿》一诗劝儿读书：
种谷一岁事，读书一生期；
方春不下种，竟岁堂馁饥。
少年不向学，终身成愚痴；
饥犹一家愁，愚被众人欺。
彼苍会吾父，尔辈得令师；
欲速成揠苦，计日如耕籽。
程文国有式，体制须及时；
弱冠无所闻，出语人见嗤。
尔劳我则恤，我忧尔奚知；
中夜不惶寐，作此劝学诗。
元朝时，来中国的西域穆斯林，比唐宋时期，不知多了多少倍。因为，这时候的中国和中亚、西亚等许多国家，都在蒙古帝国的同一个体系内，来往很方便。而且蒙古人是“先西征，后南下”的，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1219-1260年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西征，并于1258年，彻底摧毁了阿拉伯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势力一直扩张到地中海东岸。然后将版图内的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一批批征兵入伍，编入“探马赤军”，参加蒙古军队征服和统一中国的战争，总的人数有几十万之多。主要是军士，也有工匠艺人，学者和宗教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他们到中国后，战时应征入伍作战，平时屯田耕牧。他们驻防的地方以西北陕、甘、宁为主，也有迁往中原，西南和东南地区的，“元时回回遍天下”指的就是这种情景。中国统一以后，他们便在驻地定居下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和专长，也开始接触汉文化，大体上，从第二代、第三代开始，也就是元朝中期后，就有许多回族知识分子，用熟练的汉语从事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有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有文人和诗人，例如：
赛典赤·瞻思丁（公元1211—1279年）原籍中亚布哈拉人，是“圣裔”（穆罕默德先知的后代）。随蒙古军队东迁至中国后，先后任北方各地的军事和行政长官，政绩显著。公元1274年，到云南出任第一任行政长官，他积极改革行政体制，理顺上下级关系；又积极发展农业，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生产；修建道路桥梁，促进物资交流；修建学校，发展教育；修建清真寺，传播伊斯兰教；也修建孔子庙、明伦堂，宣扬儒学；他对云南地区各少数民族，采取“疏导”和“团结”的政策，秉公处理各种案件，使之和睦相处。所以，他还是中国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积极交流者，也是民族和谐团结的促进者。
元明以来，中国回族人物辈出，白寿彝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四卷），收集的中国历史上回族知名人士近千人。他们都是两种文化的传承者和交流者，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为不同体系的思想文化交流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