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司法审判与互联网大数据深度融合，我国法律文书公示平台——裁判文书网愈加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9月，该网站累计公开裁判文书1.3亿余篇，访问量超过900亿次。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有何意义？存在哪些问题？这一公开制度是否有改进的空间？近日，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以“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研讨”为主题举办了一场圆桌会议，多位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积极建言献策。
裁判文书公开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公信力
据悉，我国裁判文书网于2013年7月1日开通。不久后，最高法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明确除法律有特殊规定的以外，生效裁判文书将全部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予以公布。此后，最高法还围绕其增设了一系列配套制度，裁判文书网也多次对访问方式等进行升级。
谈及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意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在会上总结了五个方面。首先最重要的是促进司法公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能防止司法权的滥用；二是提升司法公信力，裁判文书公开是向社会证明我国司法可信度的最好方式，“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判决都经得起检验。”
五是为重要决策提供参考，“科学的决策需要数据支撑，否则可能是‘一拍脑袋’就决定了。”他说。
裁判文书上网公开，覆盖面广，便于查阅，能高效回应社会关切。不过，在何海波看来，该制度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
具体来说，对法官、法院而言，这一制度增加了其工作量，除了文书上网的过程较为繁琐，存在一定技术性要求，更重要的是裁判文书中的部分文字表达问题可能被过度追究，比如语法有误、标点符号使用错误等。“被放到网上之后，这个瑕疵就被放大了，有时候让法院和法官承受了特别大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裁判文书上网公开还牵涉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政府形象等。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这一制度需要更明确细致的公开规则加以指导。另外，从实际情况来看，只有少量当事人支持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多数对此持反对态度。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项制度可能最早是恩惠，后来成为一项产业政策或者政府管理政策，到最后它必将成为公民的权利。”何海波说。
区分个人和商业使用，开拓商业化用途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阳光司法机制的要求，而裁判文书网的开通便是落实这一机制的体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法律研究院院长吴宏耀在会上表示，其梳理发现，通过互联网及时、全面地公布法院的裁判文书，在国际司法领域也是大势所趋。
吴宏耀指出，我国坚持审判公开原则，且该原则系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公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供公众查阅，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九条显示，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他认为，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意义在于，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审判公开原则，通过在现代社会采取一种更经济有效的形式进行体现，“也就是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审判公开原则怎么去真正变得可及化……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宪法原则的具体化问题。”
那么，如何看待我国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吴宏耀坦言，裁判文书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何海波则表示，这一制度应当改进，不能倒退。
会上，何海波针对如何改进提出数点建议。首先是完善公开规则，以当事人身份信息的处理为例，部分个人信息无需公开得过于细致，“可能是一种不必要的泄露”。不过，涉及市场交易主体特别是公司的行为，三大信息应当进行公开，包括公司名称、住址、法定代表人。
同时，要建立文书撤回修正制度。裁判文书大量上网公开后，如其中存在文字表达错误，部分应当隐蔽的信息未能隐蔽等问题，应撤回文书进行修正。
2016年，最高法公布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其中围绕如何减轻各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工作量作出规定。何海波直言，如今法院的文书撰写工作量极大，建议改进技术，开发一套更合适的文书校对及敏感信息处理系统。
另外，何海波坦言，到目前为止，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仍缺乏非常明确的法律依据，审判流程公开、庭审公开、统计数据公开等都需要更详细的规范。
每年成千上万份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背后，都意味着大量人力财力的支出。面对成本过高问题，吴宏耀表示，裁判文书网可以对个人使用和商业使用进行区分，使该网站成为一个有偿服务机构。比如，当有人提出需要一份统计信息的诉求，裁判文书网检索后生成相应大数据报告，并进行收费。
他还提到，裁判文书经年累月地上传至互联网，数据库体量过于庞大，从数据管理的角度出发，建议开发一个删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