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580条第2款——违约方解除权之证成
此次民法典合同编将原合同法第110条置于民法典合同编第580条，并在其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延伸，增设了第2款。第2款规定：“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虽然该款只有简短地一句，但所谓法律不言废语，任一条款在法律框架内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行文上可以得出，当出现原合同法第110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并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当事人享有申请法院解除合同的权利，这里的当事人应当理解为合同双方，既包括守约方，也包括违约方，这与合同法第94条中的当事人有所区别。而最后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担则为宣示性规定以及对违约方的一种提醒，因为无论是学理上还是司法实践，一直都秉持着这样的观点。也就是说，添增第2款的核心内容就是赋予违约方向法院申请解除合同的权利。那立法者之所以赋予违约方这样的权利，是基于哪些考量呢？
（一）违约方解除权之必要性
1.公报案例之间观点不一
在新宇案之前，也曾有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案例。2005年最高法发布公报案例——“万顺公司诉永新公司等合作开发协议纠纷案”中，一审法院认定永新公司合同解除合同行为有效，从而驳回了万顺公司的诉请。万顺公司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由于永新公司没有全部履行合同内容，构成违约，而合同解除制度的目的是将解除权赋予守约方，因此永新公司作为违约方不享有解除权从而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然而时隔未久，最高法于2006年发布公报案例——“新宇案”中却又支持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主张。短短一年之内，最高法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裁判观点，着实使下级法院有些无所适从之感。
2.法院裁判观点之整理
虽然新宇案之后的大部分案件都肯定了违约方解除合同诉请，但在适用法律以及裁判说理方面却不尽相同。笔者将司法实践中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案件大致进行了梳理：
有些法院强调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王才荣诉林贻棋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我国关于违约方解除权尚无明确规定，并没有明确禁止，且合同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应当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主导，不能用绝对强制去对抗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否则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从而支持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诉请。在“李荣诉北京逸丝风尚袁群群美容美发设计室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也基于同样的观点，以当事人的履行具有人身专属性，在当事人明确表示不愿再履行合同的情况下，合同已无法履行，因此应允许违约方单方解除合同。
有些法院则基于经济上的合理性及公平原则，如“上海春申汽配市场有限公司与上海华克斯实业有限公司供货安装合同纠纷案”；“唐义龙、池州市孝肃街置业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胡晓明与上海克莉丝汀食品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周芹与程晓红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等案件，法院的裁判观点几乎是如出一辙，均以“违约方继续履行所需费用超出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利益，双方在经济上不具有合理性，为平衡双方当事人之利益”为由，支持了违约方解除合同的主张。
还有些法院基于其他的一些裁判观点，如“刘伟诉秦艺等合同纠纷案”，法院从文义解释出发，以合同法第94条未明确只有守约方才享有解除权，因此违约方及守约方均应享有法定解除权为由肯定了违约方解除合同之诉讼请求；如“黄宗燕与瞿谢文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当出现合同法第110条之情形，租赁合同已无法履行时，可以让违约方以赔偿损失的方法代替实际履行。又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销售分公司与曲中华、杨华等物权保护纠纷案”，法院的裁判理由是合同若始终不解除，则合同双方的法律关系将会处于一种不确定的虚浮状态，极大浪费社会资源。
3.案件评析及合同僵局的涌现
笔者注意到这些关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案件存在着一些共同之处。第一，以继续性合同居多，如房屋租赁合同、长期运输合同等；第二，在这些案件中，案情进行提炼之后，几乎都可以得到“一方不愿继续履行合同、合同性质不宜强制履行，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抑或是是继续履行合同之花费远远超出双方基于合同履行所获可得利益的范围，双方在经济上明显不对等，守约方或积极要求继续履行，或消极表示拒绝解除合同。”这样的描述。而学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合同僵局”。第三，多数法院都以“新宇案”为参照，援引合同法第110条作为法律依据并作为裁判说理的部分。
笔者认同法院的裁判结果，但同时也正如前述所言，合同法第110条虽有作为合同解除条件的基础，但是直接将其作为解除合同的法律依据尚存在制度障碍，恐有不妥。但若始终援引如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这样的民法基本原则，又无形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存在向一般条款逃逸的可能。同时，从案件数量来看，2001年至2010年，关于违约方申请解除合同的案件经检索只有20件左右，但从2011年起，此类案件数量即开始大幅增多，至今已有1200余起。一方面，在目前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频繁出现。另一方面，合同法解除制度框架下的法律条文又不足以支撑起法院的裁判说理。因此，合理制定违约方解除权制度实为必要。
（二）违约方解除权之正当性
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可以说是对司法实践中合同僵局问题的有力回应。但该条款从制定到出台，却遭至众多学者之诟病。韩世远教授认为民法典合同编关于违约方解除合同的规定欠缺比较法之基础，无论是德国民法典中的“重大事由变更”抑或是日本民法典中的“信赖关系破裂”理论均无相似规定，与法定解除制度对守约方救济的基本立场相违背，对我国合同法体系造成了冲击。周江洪教授认为《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第353条第三款在并不能实现其立法目的，并且与合同法其他制度的协调也会产生问题，因此应当删除。蔡睿教授指出违约方解除权不过是应对司法问题的权宜之计，立法上并不可行，赋予违约方解除权将成为“吞噬合同拘束力的魔鬼”，也有悖于“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不法行为中获利”的法谚。还有学者强调违约方解除权的法理基础是“效率违约理论”，但“效率违约理论”并不符合我国立法理念和法律框架。那是否真如上述学者所批判，违约方解除权缺乏其正当性基础？笔者认为并不尽然，欠缺比较法基础并不意味该权利没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违约方解除权至少存在以下理论基础可支撑该制度。
1.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平原则的具象化
违约方解除权之法理基础源自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平原则，在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出台之前司法实践的裁判观点中，许多法院都以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原则作为法律和说理依据，立法者以立法的形式将这两项基本原则具体化为一般条款，使得法官在裁判时有法可依。有学者认为该条款违背了“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不法行为中获利”的法理。笔者认为应当分开看待这个问题。诚然，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作为法律上的不当行为不能够获得正当性权利，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违约方违约行为导致的结果是其要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产生并不是源自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是因为合同僵局的产生，守约方不行使解除权有违诚信信用原则以及公平正义，此时才须赋予违约方解除权使其从合同僵局中解脱出来。违约责任的承担与违约方享有解除权之间并不冲突。
2.效率原则与“效率违约”
违约方解除权的另一法理基础是效率原则。当出现违约方履行不能或是履行费用过高，继续履行远远超出双方当事人基于合同履行所能获得的期待利益，而享有解除权的守约方要求其继续履行或者拒绝解除合同的僵局出现时，合同已经是“名存实亡”。合同本是双方基于各自计算，为实现某种目的而达成的合意。正是基于这样的合意从而产生了拘束力将双方“捆绑”在一起，此时双方是一种相对利益的输送状态。而合同僵局的出现中断了这种状态，维系合同继续的基础不复存在。此时若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不仅对于合同双方来说是一种损失，对社会资源来说也是一种极大浪费。此时，基于效率原则，赋予违约方以解除权，使其从合同僵局的“泥淖”中解脱出来，摆脱合同的“枷锁”，转而尽快投身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中，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3.融资租赁合同中的违约方解除权
4.与情势变更制度的联系与区别
情势变更制度源自德国，又称客观基础丧失，其规定于德国民法典313条，大意为若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条件在合同成立后发生了当事人没有预见到的重大变更，可以对原合同进行调整，合同无法调整的，受有不利的一方可以解除合同。我国引进了该制度并规定在我国《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现于民法典第533条，但内容稍有变化。原合同法解释二中并没有将不可抗力纳入到情事变更制度之内，现民法典第533条第1款将不可抗力也涵盖其中，只要符合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也可依照情势变更制度予以救济，此外还增加了当事人之间的再磋商义务。那么情势变更制度于违约方解除权究竟有何联系？
综上可见，情势变更制度与违约方解除权制度二者虽有关联，但并无涵盖之可能，两者都存在对方所涉及不到之领域，违约方解除权制度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
03
结语
[1]王利明：《论根本违约与合同解除的关系》，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3期。
[3]王利明：《合同编解除制度的完善》，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3期。
[4]韩世远：《不可抗力、情事变更与合同解除》，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1期。
[5]韩世远：《情事变更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外法学》2014年3期。
[6]韩世远：《继续性合同的解除:违约方解除抑或重大事由解除》，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1期。
[7]梁慧星：《关于民法典分则草案的若干问题》，载《法治研究》2019年第4期。
[8]梁慧星：《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问题》，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6期。
[9]孙良国：《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及其界限》，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5期。
[10]孙良国:《违约方合同解除的理论争议、司法实践与路径设计》，载《法学》2019年第7期。
[11]崔建远：《完善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建议》，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2]崔建远：《论合同目的及其不能实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3]崔建远：《合同一般法定解除条件探微》，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4]周江洪：《关于<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次审议稿)的若干修改建议》，载《法治研究》2019年第2期。
[15]周江洪：《融资租赁合同解除与风险负担规则并存模式之评析》，载《晋阳学刊》2015年第1期。
[16]刘凯湘：《民法典合同解除制度评析与完善建议》，载《清华法学》2020年第3期。
[17]杨卓黎：《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研究——以解释论为视角》，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3期。
[19]马春元：《违约方解除权的法理分析和现状评述》，载《南都学坛》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