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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24
○左迪（书评人）
一个简单的传播史
面向未来的马克思
今天有一部分国家精英和小知识分子出于自己的身体性感受和自身得失利益的考量，处处贬低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受马克思的中国式副产品的影响非常之深，很难去除掉其印记。马克思是为了资本主义而生的，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下去，马克思的思想就会像闪灵一样不经意间在某个角落突现。是马克思警示着资本主义，让资本主义社会为安全运行不断地修正其轨道。
海德格尔
曾有过翻译《老子》的奇妙时光
○赵成文（中国石油大学）
胡塞尔
回到实事本身
○胡格（书评人）
莱布尼茨
他本人就是一所科学院
○胡作玄（数学家）
首先，使莱布尼茨不朽的是他和牛顿独立地发明微积分。时至今日，这项３００年前的数学虽然不为９５％的人所了解，但是正是微积分推动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也是近３００年数学的基础。
其次，他是现代信息时代的先驱。最早的计算机是大科学家帕斯卡制造的，但只有加减法。莱布尼茨首先设计既能做加减，也能做乘除的计算机，最后由其他人实现。而对现代电子计算机而言，他的最大贡献是发明二进制，而且，他以二进制思想理解六十四卦图。
他超乎寻常的眼光是提出普遍文字以及逻辑的符号化，这预示着其后符号逻辑和数理逻辑在２０世纪的伟大进展。他把一切思维过程数字化、计算化与机械化，这些现在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实现。他提出的充足理由律是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重大补充。
莱布尼茨不仅在中国研究得不够，实际上在欧洲和世界也是如此。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全集至今远未完成，他遗留大量的手稿尚未整理，他的书信也数量惊人，他与１０００多人有１．５万封通信，其中大量的思想有待发掘。
康德
王国维对其非常推崇
○孟令朋（哲学博士）
黑格尔
他今天仍然深深地打动着中国学者的心灵
○张国清（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尼采
梁公最早将其名字引入中国
○赵广明（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这是尼采在其最后一部作品的最后一章中的话。这是一种病态的极度自狂，也是一种先知式的自信。西方思想传统的回忆是从柏拉图（苏格拉底）这个名字开始的，在尼采看来，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道德以共同的理念合谋了西方的价值传统，并成为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尼采彻底颠覆了这个传统，等于清空了西方思想和价值的全部内存，那么回忆，如果还有回忆的话，将只能从尼采这个名字开始。
２０世纪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开端，尼采的思想在世纪之初和世纪之末两度喧嚣，实非偶然，因为那正是为中国的历史巨变进行思想探索、酝酿思想革命和创造的两个最重要的时期！换言之，尼采的思想与中国的思想和社会变革有一种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且其意义超过了２０世纪曾经影响过中国的其它思想和主义。
严格意义上说，尼采并不属于２０世纪的中国，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尚无法真正理解尼采。何以言之？因为尼采的命运就是西方的命运，是西方现代思想、精神和信仰的命运，而那个时代的中国对西方，对思想、精神和信仰意义上的西方及其命运尚未达到切身的理解，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尼采。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出于切身需要的误读成就了尼采在中国的大名。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尼采早就说过，往往是误读成就了伟人的伟大。
尼采与中国的必然联系何在？尼采在中国的真正命运将始于何时？这取决于两个方面：对尼采与西方命运的理解，对我们自身命运的把握。
尼采把这个自然变成了一个理念，对于旧价值中的人类，这种自然是虚无和不可能，而对于超人，这是其自然（本性）。作为理念的自然，是柏拉图和康德都着力思考过的，对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往往标志着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开始。当尼采继续着柏拉图、尤其是康德对自然理念的思考，并最终成就这一理念时，西方文明的命运就找到了自己新的起点；同时，尼采的这一创举也有助于我们对自己命运起点的寻找。
百年动荡与坎坷之后，我们逐渐明白，中国的命运，决不只是经济与政治变革可以改变的，这不足于支撑一个伟大民族的自信；中国的命运，最终取决于一种思想、价值、信仰和精神的自信。为此，我们需要一种划时代的思想视野、气魄和使命感，需要一种彻底如尼采的价值重估，需要一种直面虚无的勇气，需要唤起一种最本然的生命强力，而最根本的，是需要一种对神圣自然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是我们的基因中先天就有的，一如《道德经》所昭示的。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永恒的自我回归，回归自己的自然。在此，尼采的命运、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命运有望成就一个共同的命运，这个命运开始于又一个世纪的转折点上，开始于现在，开始于２１世纪。
歌德
生前阅读不少中国文学作品
○希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系）
歌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因此这里只能以尝鼎一脔的方式给大的题目一个极其粗略的概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吴宓主编的《学衡》杂志也重视介绍歌德。《学衡》第４２期刊登了歌德画像。１９２６年９月刊发的第５７期，在刊登陈铨翻译的两首歌德诗歌《图勒国王》和《鬼王》的同时，还配发了德国ＭｏｒｉｔｚｖｏｎＳｃｈｗｉｎｄ绘的《鬼王图》。第７８期刊发了歌德在罗马城外苍茫吊古图。
在解放前执著于歌德译介的也是颇有几位的，如杨丙辰、周学普、郭沫若、冯至等。杨丙辰译有《亲和力》，周学普译有《浮士德》、《哥德谈话录》等多部歌德著作，冯至则著有《歌德论述》，而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则风靡一时，成为在青年人中广为流传的畅销书。
在新中国，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我国的歌德研究和歌德翻译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版的歌德研究著作先后有冯至的《论歌德》、高中甫的《歌德接受史》、余匡复的《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杨武能的《走近歌德》等。杨武能还撰写了德文专著《歌德在中国》（２０００），为外国人了解歌德在中国百年的翻译接受情况打开了一扇便利的窗口。在１９９９年的歌德纪念年之际，我国推出了两种不同版本不同规模的《歌德文集》，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卷本，一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十四卷本，可谓集近年歌德翻译成果之大全。
席勒
完成过一部中国戏剧《杜兰朵》
○符里希（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
和歌德一样，席勒也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他写作过两首《孔夫子的箴言》。他对德译《好逑传》不甚满意，曾试图改译，但只留下了数页草稿。他根据意大利作家戈齐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的戏剧《杜兰朵——中国的公主》。
另据记载，解放前李健吾曾经改编席勒早期剧本《强盗》为《山河怨》，刊于《文艺复兴》新年号，这似乎尚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强盗》的最早中译则出自曾经留学柏林的北京大学德文系教授杨丙辰之手，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过这个译本的修订本。
贝多芬
用自身的强大说服历史
○马慧元（西洋古典音乐研究者）
所谓贝多芬的晚期，一般说来是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２７年。晚期的交响曲，跟弦乐四重奏没什么可比性，因为不同体裁自然造成情感的侧重点不同。我私心偏向四重奏一些，家里的乐谱总是摆在好拿的地方，一旦放起ｏｐ．１２７或者ｏｐ．１３５，就条件反射地想打开谱子来读。那音乐太寒凉太险峭了，如果没有谱子扶持，真不知何以为继。它们抵达了听觉的荒芜之地，让人偶尔一游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