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2000年起，中国经济总体实力的迅速上升，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现象。以中国经济总量（GDP）在世界主要国家中间的排名而论，1990年中国仅居第11位，不仅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和西班牙等西方主要工业国，也低于伊朗和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然而，经过十年的高速增长，到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意大利，排名第六；2002年，超过法国，排名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排名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位居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崛起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另据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史学家弗格尔（RobertFogel）预测，到2040年，中国的GDP将占全球的40%，而美国的GDP仅占14%（Fogel，2010）。在诺贝尔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RonaldCoase）和他的合作者王宁看来，这样的估计可能太高了，但也“可能太低了”，因为中国的经济生产率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CoaseandWang，2012：180）。
那么，支撑中国经济持续成长和国力迅速上升的终极力量到底何在？
具体而言，下文将集中讨论这样五个因素，即国家规模、族群构成、价值体系、人力资本以及国家定位。全文的主体将由五个部分构成，分别讨论这五个因素。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在这五个方面享有巨大优势。第一，中国的巨大规模，尤其是占世界最大份额的人口和市场规模，推动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发展升级；第二，中国人口虽然规模庞大，却在族群和文化上高度同质，为商品和信息交流、社会整合和秩序稳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三，中国社会对教育和智力开发的高度重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享有巨大的人力资本优势，为各行各业生产率的提高打下了坚实基础；第四，中国社会主体的非宗教性质和价值取向的世俗主义，为经济和社会进步提供了最根本的动力；第五，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引领作用。
一、大国的优势
这里所谓的国家大小，并非仅指领土面积，甚至主要不是国土大小，而是主要指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口规模与人均产出相乘所产生的经济总量及相应的市场规模。
迄今为止，对国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勒西纳（AlbertoAlesina）及其合作者。他们总结了规模（就人口和生产总值而言）所带来的诸多益处：一是公共产品生产和维持的人均成本较低，纳税人口越多，人均负担越轻；二是大国不易遭受外来侵略，国家越大，安全越有保障；三是大国可以协调、减缓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公共产品的提供方面加强跨地区整合；四是大国的部分地区一旦受灾，可获全国支援；五是大国内部的贫富地区之间，可以通过税收和财政手段进行财富的再分配；六是市场规模最重要，虽然在国际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市场本身并不完全受国境的限制，但国与国之间的各种障碍依然存在，总体而言，市场规模越大，各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通障碍越少，从而有助于提高生产率（AlesinaandSpolaore，1997，2003；Alesina，2003；Alesina，Spolaore，andWacziarg，2005：1503-1504）。
中国的经济增长，受益于本国巨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次，巨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带来了中国本土产业的规模优势和与同行业国际巨头抗衡的实力，这在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所谓“新经济”中尤为明显。近一二十年来，该领域一批超大型企业迅速崛起，在搜索引擎和社交应用方面与国外同行一争高下，甚至在网络交易总量上超过全球同行业所有竞争者，并且在无现金支付方面独步天下。如此傲人的成绩，不仅借助产业信息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相对于传统产业的技术优势，更离不开——甚至主要是依靠——国内庞大用户群体的支撑。当然，人口和市场规模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企业的竞争实力，同样重要的还有企业管理者的竞争和扩张策略，以及国家对经济主权的维护；离开了政府对海外同业竞争者设立的市场进入管制措施，这些企业的成长会遭到巨大的阻力。但是，一个庞大的人口和用户群体，是它们发展成为IT巨头所必不可缺的条件。这一点，只要看看世界上众多国家在搜索引擎、网上购物、网络支付、即时通信和社交媒体由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Amazon）等美国IT巨头所支配的现实，便可见一斑；这些国家自身有限的市场和用户规模，使之无法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本土企业，新经济所产生的巨额利润也大多流向海外。
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本国制造和服务业从依附性的低端产业，向以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高端产业升级，从而在全球范围占据各门类关键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链的最高端，由此控制整个链条所产生的大部分利润。中国众多规模不等和所有制各异的企业，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了与其他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相似的命运，其中大多数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技术上处于依附地位，所产生的利润也在不同程度上转移给西方跨国公司。然而，中国不同于绝大多数中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在于，经过近几十年的竞争和扩张，在制造业的各个行业已经产生了一批新兴企业，其庞大的生产和销售规模所带来的巨额利润，加上政府产业政策的强力扶持，使它们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加入高端产品的研发及量产行列。可以想见，未来几十年，消费市场的不断升级和行业竞争的加剧，尤其是资金投入和科技研发力度的加大，将会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具有领先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本土企业。中国比其他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更有可能紧随东亚“四小龙”之后，从“半边陲”地带脱逸，挤入高收入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
需要强调的是，大国优势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和收入结构。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人口增长较快，结构相对年轻，为各行各业大量需要的劳动力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但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就业机会不充分、人均收入很低的条件下，巨大的人口规模也是一种负担。维持庞大人口的生计与工业化起步时期所需的资本积累之间产生矛盾，结果是为了后者而牺牲前者。改革初期，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既追求民众生活水准的快速提升，又要保障工业化全面起步所需资源，唯一选择是急剧降低人口增速。经过四十年的经济快速成长，中国人口的收入结构已经大为改善，其巨大的消费能力成为经济成长最强大的动力。但是，长期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年龄结构出现问题；通常在发达国家才会面临的生育率过低、人口结构老化问题，已经过早地降临到今天的中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应该是今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主要路径。
二、族群的多样与同质
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按照一度流行的“增长极限”论的说法，经济体的规模越大，所受到的资源制约越严重，相对于规模的收益越低，维持增长的难度也越高，即所谓的“规模衰降”（scaleentropy）（Firebaugh，1983）。大国的工业化一旦全面起步，因其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效应，对资源和环境所产生的压力尤为明显，这在近二三十年来的中国和印度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上已经得到确证。再就国民的总体生活水平而言，人口众多（尤其是人口密度高）的社会，由于人均自然资源较少，生活质量尤其是消费水准的提升也受到限制。即使已经成功迈入工业化社会的行列，高收入往往伴随着高物价，这在东亚地区尤其明显；其居住空间和总体生活质量，跟北美那些地大物博但人口密度低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理论上，除非其人口密度降低到与北美国家相近的水平，否则差距将永远存在。
最为严重的是，大国往往存在人口庞杂的问题。国家规模越大，境内人口的种群往往更为多样化，要在不同地区、不同种群的社会群体中间就公共产品的生产和财富再分配进行协调的难度越高。一般而言，种群、宗教和语言的异质性越高，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越大，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难度和代价也相应增加（EasterlyandLevine，1997；AlesinaandLaFerrara，2005；Desmet，LeBreton，Ortuno-Ortin，andWeber，2011）。族群碎化，也不利于教育；美国各地为了减少由此所带来的问题，在城市和学区划界时，不得不把族群和收入的均质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Alesina，Spolaore，andWacziarg，2000）。族群分裂和隔离，还会导致不同族群背景的群体地位固化，向上流动面临较大阻力（Patsiurko，Campbell，andHall，2013；ChurchillandNuhu，2016）。族群碎化越严重的地方，其基础设施的质量、民众的识字率也越低，同时婴儿死亡率也越高（AlesinaandLaFerrara，2005）。
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和紧张，更有碍经济成长（AshrafandGalor，2011）。大体上，欧洲和东北亚地区的人口同质性最高，国家更富裕；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各国，境内族群最为多样，经济上也最落后（Fisher，2013）。当然，人口异质只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的因素之一，并非唯一决定因素。不过总体而言，族群复杂程度以及因为族群、宗教、文化的不同而引发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及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则是无可否认的。这一点，只要观察一下中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不同族群、教徒之间永无休止的紧张对立、流血冲突乃至大规模杀戮，便不言自明。
中国拥有56个民族，实行民族自治的地方行政区域占全国总面积的64%。尽管如此，中国事实上是人口构成同质性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汉族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91.51%。在有数据统计的全世界15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口的“族群碎化指数”（ethnicfractionalizationindex）低至0.154，居第138位。⑥更为重要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以汉人为主体的26个省和直辖市的人口同质度更高，其中华东的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和江西，以及华北的山西和陕西，汉族人口占其人口总数的99%以上，紧随其后的广东、福建和河南，也都在98%以上（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1：52）。有研究显示，中国沿海各省的族群碎化指数仅为0.05，就全世界范围而言，仅次于朝鲜（0.002）、韩国（0.004）和日本（0.012）（DincerandWang，2011）。而上述26个省、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3.2%（国家统计局，2017a：表3-9）。
概而言之，中国虽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却避免了其他大国所面临的严重的族群碎化和社会分裂问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构成高度同质的区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既源自千百年来以汉人和华夏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在不断吸收其他族群和文化过程中所展示的巨大同化力和生命力，又得益于1949年以后全民义务教育的逐步普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进步、各地人口的加速流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地区之间空前程度的整合。所有这些，均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成长，提供了前述各项有利条件。
人口同质对经济成长的助益已如上述，不过仍有两点须予澄清。其一，高度同质的人口虽然容易形成共识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动员力，但也为权力的高度集中、无限扩张和全面渗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共识的形成和社会动员的方向如果能够被正确引导，将会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否则可能适得其反，对社会和人类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德国和日本是两个高度同质的社会，但它们所展示的强大动员力，曾经在20世纪上半期给本国和其他各国带来巨大灾难。中国历史上和1949年以后的社会动员，也动辄席卷千百万乃至数亿人口，既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化，有时也造成了大范围的震荡和毁坏。只有在排除了破坏性的政治和社会动员之后，族群同质才会成为经济成长的助力。其二，如前所述，族群同质本身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它仅仅提供了有利条件，却非经济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同质之外，还要看族群本身的特性，尤其是其宗教文化和价值观。这便是下面将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三、世俗化的价值体系
当然，世俗主义文化虽然有助于经济成长，但也会导致极端的追求实用、只重实效的价值取向和短视行为，不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健康发展，更有碍于企业长期竞争力的形成。近几十年来企业界一种常见的现象，便是不重周期长、回报慢的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只重周期短、回报快的应用型技术研发，甚至脱离自身营业范围，跨界进入收效快、利润高的房地产和金融领域。不少企业在日常经营中缺乏足够的规则意识和产权保护意识，试图通过避规、取巧乃至贿赂等不法手段求得生存发展空间。解决这些问题，既有赖国家自上而下的法治建设，更有待企业家精神在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地普遍形成。
四、教育、智力和人力资本
如何解读上述有关人力资本或劳动力素质的各项指标？首先，就近因而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小学和初中教育在全国城乡的大力提倡和普及，对8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整体提高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毛泽东时代中国教育的最大特色，是把发展重点放在中小学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亦即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上，而非以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为重点的高等教育。从国民经济完成战后恢复的1953年到改革前夕的1977年，全国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从293.3万人剧增到6779.9万人，增长了23倍，远远超过同期小学和大学在校人数的增幅（小学学生从5166万增至14617万，增长了1.8倍；高校学生从21.2万增加到62.5万，增长了1.95倍）（国家统计局，1983：511）。“文革”时期，高等教育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但中学教育却处在突飞猛进的状态，在校学生的增长超过以往和以后任何时期。尽管他们的知识程度总体上不及此前和此后同等年级的学生，然而中等教育的普及和大量初中、高中毕业生在农村的涌现，为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乡镇企业在全国各地的异军突起（进而构成彼时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点）和中国工业化的全面起步，提供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
所有这些，跟过去流行的关于中国劳动力的认识大相径庭。长期以来，海内外经济学者，每论及改革开放后相当长时期中国经济的竞争优势，均把中国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列为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的确，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的庞大和工资的低廉（2007年以前，制造业的小时工资甚至低于印度18），在2000年之前曾经是中国赖以吸引外来投资的最有力的条件之一。然而，他们对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却多忽而不论。当然，当制造业本身还处在低端的劳动力密集阶段时，尤其是对其中大量存在的以简单重复劳动为主要生产形式、以压榨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盈利手段的血汗工厂而言，劳动力素质本身并不十分重要。然而，一旦制造业从低端向中高端转移，生产流程各阶段的技术要求提高之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优势便突显出来，并将成为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最为有利的条件之一。
五、国家的积极介入
最后，有必要考察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国家在经济成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学界曾经试图用不同的概念来刻画国家在东亚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之一便是所谓“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不同于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跨国公司主导各个部门，国家退居次位，发展型国家所突显的是中央政权的超然地位和不受利益集团制约的自主性。在此前提下，国家在后起型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主导和引领作用，即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或者通过补贴、汇率、工资、货币贬值、发放牌照等间接手段，鼓励投资和贸易向最富有前景的部门发展。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的日本，其通商产业省（MITI）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在主导日本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提升国际竞争地位中起到关键作用。这些政策允许私营企业主导各部门，但必须遵从政府所制定的各项社会经济目标。这种模式，不同于美国式的规则管理（regulatory）导向，更迥异于苏联式的统制经济（Johnson，1982）。此外，战后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化也在官方强力主导下经历了相近的路径，使其产业结构成功地从劳动密集的低端制造业向资本密集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
不用说，国家权力如果过度扩张，失去有效的制约，尤其当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人独断专行的时候，会给经济和社会的有序转型带来巨大的风险，乃至造成整个民族的灾难。然而，如果国家能够正确地制定规划尤其是工业化长远目标，并且为达到这些目标而有效介入经济各部门，则会产生自由市场条件下所无法形成的经济效果。所谓发展型国家或者国家资本主义，正是这种积极介入的产物。更严格地说，它们是工业化时期乃至经济、社会、政治等各领域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本土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化紧迫要求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国家的人为介入，在缺乏法律制度有效约束的条件下，会产生裙带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但如果措施得当，则会大大加速后起国家的工业化进程。
相对于流行欧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战后东亚社会尤其是今日中国的集体主义和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到底有何优势？
有两点是明白无误的。其一，在资本、技术和信息的跨国流动加剧而民族国家依然是界定贸易条件和竞争平台的基本依据的前提下，以跨国公司的技术和市场垄断为主要存在形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在与发展型国家的碰撞中，特别是在迅速崛起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庞大力量面前，有些力不从心，在部分经济领域的竞争中渐显劣势。其最大劣势，在于跨国公司都是凭靠自身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在国际市场上单打独斗，优胜劣汰；而那些在资金、市场和技术研发方面获得国家挹注和保护的大型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不仅会巩固国内市场的支配地位，还会向海外扩张，对习惯于在自由市场中生存竞争的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的各类企业形成技术优势和市场挤压。其实，国家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上屡见不鲜，只是过去规模都很小，不足以对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构成威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它正成长为一个庞然大物，结合了市场机制和国家意志的双重优势。它在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对垒中到底能走多远，是否会形成对后者的全面碾压，尚拭目以待。
六、元实力视角下的国家综合竞争优势
波特的钻石理论是富有洞见的，它基本上可以解释西方各主要工业国为什么各自会在某些特定的产业或部门具有一流的国际竞争力，对于理解今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潜力，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然而，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波特依然只是就经济论经济。他没有进一步追问形成这些优势条件背后的各种历史文化因素，虽然他也意识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文化传统、历史遗产和制度的重要性。
在促进或阻碍元实力释放的各项外部条件中，最重要的也有以下二端。其一是地缘政治关系。元实力的发挥，端赖一个安定的周边环境；而在国家存在重大外部威胁的条件下，巨大的军事支出会严重损耗经济资源和整个国力。其次是与外部的经济贸易关系。外贸的扩大会刺激和加快国内市场的发达、资本的形成和经济资源的利用，并且在国内资源发生短缺的条件下起到关键性的弥补、替代作用。
中国的元实力获得充分释放的机会，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后。这不仅仅是因为过去对元实力起支撑作用的一系列因素（市场规模巨大，政府积极介入，人力资本素质优良，社会总体稳定，以及个人的世俗精神）继续在发挥作用，更主要是因为，这时的中国内部和外部出现了两个全新的环境因素。首先是中国的庞大人口，由经济增长的负担变成了真正的人口红利。而这一红利的形成，又是一系列变革的结果，其中主要包括户口、就业政策的调整，从而带来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到生产率较高的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导致全民收入的大幅增加和消费能力的巨大提升，从而使中国经济由过去几十年的投资驱动，逐步转为消费驱动。其次是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业全面融入国际市场。正是这两个全新因素的结合，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从而为元实力的全面释放提供了理想的空间；中国的国家竞争优势，因此如虎添翼，获得超常发挥。
八、比较与展望
相形之下，跟中国构成主要竞争对手的美国和日本，在影响经济成长的各项要素上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从长远角度看，这些问题会对其国家竞争力的发挥或维持构成严重障碍。
再看日本。在许多方面，日本曾经或者依然具备支撑经济增长的各项优势，包括人口的高度同质、社会的彻底世俗化、民众的勤勉和节俭、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所起的引领作用等。事实上，这些正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最根本的动力。但日本面临两个严重缺陷，限制其经济继续扩张，并阻碍其寻求与其经济规模相称的大国地位。首先，日本是一个小国，不仅国土狭窄，资源缺乏，而且人口规模有限，在最高值的2010年也仅有1.28亿人。所有这些，决定了日本的经济一旦扩张到国内的资源和市场无法支撑或容纳的地步时，必然产生对外部的结构性依赖，其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也会相应地下降。日本经济在90年代中期以后经历了长达近二十年的停滞和衰退，其中原因复杂，但很大程度上源自美国压力下于1985年出炉的“广场协议”（TsutsuiandMazzotta，2014）。其次，日本人口面临萎缩。据预测，至2050年日本人口将不到1亿人。更为严重的是人口结构趋向于老年化，预计到205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升至40%，14岁以下人口将降至9%（Tsuya，2014）。如果劳动生产率改进的速度不足以弥补劳动力下降所带来的损失，日本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将会继续在震荡中陷于停滞。
展望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前景，当然也会有各种制约因素，诸如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加大、环境污染严重、对海外能源和商品市场过分依赖、科技创新不足、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人口结构趋于老化。这些问题如果处置失当，拖宕日久，则会积重难返，构成经济进一步升级的巨大障碍。尤其是关键领域尖端科技产品的研发，中国与欧美日韩各行业领先企业之间，依然差距巨大。以半导体行业为例，芯片制造和设计技术日新月异，中国要追赶发达国家，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更有待技术和人才的长期积累。由于中国在此领域长期落后于美、韩等国，2018年4月美国政府的一纸禁令，使得长期依赖美国供应商提供高端芯片及其他电子元件的中兴通讯，几乎进入休克状态。但是，技术鸿沟并非不可跨越，关键是经营者的策略和决策层的意志。同样以通信技术和服务为主营业务的华为，由于一直注重关键设备的自主研发，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遥遥领先于西方同行业对手。
长远看来，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且消费水平不断升级的国内市场和各行各业制造业集群的普遍形成，一支遍布各行各业、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工程师队伍和具有优异学习能力的庞大产业工人群体，加上中国民众在族群构成上的高度同质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和谐稳定，以及儒家文化传统影响下人们普遍形成的勤勉节俭、追求物质成功的入世态度，再加上政府在追求经济长远发展目标过程中所发挥的至为关键的引领角色，所有这些因素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支撑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元实力，也必将继续为中国经济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最为强劲和持久的动力。今后二三十年内，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当最有可能跨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摆脱的“中等收入陷阱”，也最具实力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以中国经济体量之大、综合竞争优势之得天独厚，一旦产业成功升级，它对今后世界格局和人类生存远景的影响力，将是今人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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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Organization，2016，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Indicators2016，，Evgeny，2003，“EconomicModernizationandSystemofValues，”;【注释】①StockholmInternationalPeaceResearchInstitute，“MilitaryExpenditurebyCountryasPercentageofGrossDomesticProduct，2003-2016，”;②StockholmInternationalPeaceResearchInstitute，“MilitaryExpenditurebyCountry，inconstant（2015）US$m.，2007-2016，”;③Wikipedia，“ListofCountriesbyNumberofMilitaryandParamilitaryPersonnel，”;④同注③。
⑤Wikipedia，“ListofCountriesbyGovernmentBudget，”;⑥Wikipedia，“ListofCountriesRankedbyEthnicandCulturalDiversityLevel，”;⑦GallupInternational，“LosingOurReligion？TwoThirdsofPeopleStillClaimtoBeReligious，”;⑧WorldValuesSurvey，“WorldValuesSurvey（2010-2014），”;⑨JamesA.Dorn，“AdamSmithinChina：TheMomentumforMarketLiberalizationinChinaisStrong，”；TheEconomist，“Capitalism’sWaningPopularity：MarketofIdeas，”;⑩BretSilverberg，“Survey：ChinaLeadsWorldasMost‘Industrious’Nation，”，“ListofMinimumAnnualLeavebyCountry，”，ChartingInternationalLaborComparisons（September2012），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IQ测试显示，在东亚，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为108，韩国为106，中国大陆和日本均为105，中国台湾地区为104（IQResearch，“AverageIQbyCountry，”）。
14IndexMundi，“SchoolEnrollment，Tertiary（%gross）-CountryRanking，”，“TheCountrieswiththeMostSTEMGraduates，”，“AppleCEOTimCook：ThisIstheNumber1ReasonWeMakeiPhonesinChina（it’sNotWhatYouThink），”魏城：《中国人的智商全球最高？》，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