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在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古代诗文；古代文化常识；继承；梳理；文化素养
通过研究，对人教版必修教材古代诗文部分进行归纳，形成相对完整的古代文化常识。归纳时，一是结合注释，在简单的解释中挖掘丰富的内容，二是在一定时期进行整体分类，三是在文本叙述的过程中，于无疑处生疑，四是尽量进行追根溯源的丰富，厘清本源，激发兴趣，在有趣中积累，而非死记硬背，同时也要把握好深究与拓展的度，不可本末倒置。
《沁园春长沙》中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诗句，其间的“万户侯”注释为：食邑万户的侯爵。在周代，有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侯爵”地位很高，享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很多方面的特权。“万户”是说所食户数是一万户。在古代地广人稀、人口数相对今日较少的情况下，可以想见“万户侯”的优越地位与显赫权势。而词人却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把极高的权势地位视为粪土一般，表现出词人和战友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
关于官职，在古代散文中出现频率较高。如果简单告知学生是一个官职，就如同向大海投掷一枚石子，不会泛起任何的涟漪。了解官职的职属，对于学生把握作品中人物行事用语、经历乃至人物形象和精神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比如《史记》在文末有“太史公曰”，这里的“太史公”指的是司马迁，司马迁继其父“太史令”，掌天文图书等，古代主天官皆尚公，所以称司马迁为“太史公”。《张衡传》中有“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的句子，这里的“太史令”，学生可能望文生义，理解为和历史有关的官职，实则就是掌管天文、稽定历法的官。张衡在此职位上所为就可以理解了：“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玑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
再如《烛之武退秦师》中的“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其中的“行李”注释为：出使的人。在备课过程中，要有于无疑处生疑的精神。“行李”和“出使的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问题，虽然对于理解文本可能不是一个障碍，但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研究，培养质疑探究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包括天文地理、礼仪习俗、衣食住行、姓氏称谓方方面面，虽庞大却有序有趣。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常识的梳理探究，应该可以体现趣味性、科学性、系统性的。对于古代文化的学习与传承，意义在于思考当今的价值。就是说让所谓久远的、似乎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当今寻找到它的影子，挖掘出当展前进的根。基于此的文化学习，才是最具意义的学习。
参考文献：
了的“中国哲学”的另外一副“中国式”、“身体化”的“挺身于世界”的面孔。捧书细读、掩卷而思，当我们凝视并对话中国古代哲学的“身体性”面孔时，
有三个问题似乎不仅是作者要回答的，也是读者所要询问并深入了解的，这就是：
其一，在众说纷纭中国哲学合法性的今天，“为什么要对中国古代哲学做身体化的诠释”？其二，康德式的究问“何以可能”也同样适用于此，也就是说“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何以可能”？其三，正如杜威所倡导的那样，任何一种哲学都要有问题感、时代感和现实感，所以我们的第三个问题是，“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对我们的当代启示是什么”？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作者以一种“现象学”的视角、一种“系谱学”的方式、一种“回到中国哲学本身”的态度，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惟妙惟肖的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美丽画卷。
一、为什么要对中国古代哲学做身体化的诠释：
从“我思故我在”到“即身而道在”作者之所以要对中国古代哲学做身体化的诠释，就是想找出一种展现中国哲学自身气质而又具有现代生命活力、可以走向世界的元素。正如该书序言中所述，其如是作，不仅是因为作者身上流淌着不可稀释的“中国血液”、学术骨子里有一种难以释怀的“中国情结”，更因为作者对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对“现代性的危机”有着清醒的触认与担忧。在作者眼中，中国传统哲学绝非一种“原教旨化”的传统，而是一种今人与古人“视域交融”、
“文化对话”的产物。而“对话”的焦点，不是抽象化、独白化、静止化的“意识”，而是具体化、对话式、流动化的“能近取譬”的“身体”，走出现代性危机的依凭，也不可能是“意识哲学”范式，而只可能是“身体哲学”范式。
尽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式的“意识哲学”为开创西方现代哲学功不可没，但作者敏锐地体悟到，以“意识”为其阿基米德点的西方传统意识哲学已经日渐式微，当代哲学已经由追求“形而上”、指向“思辨世界”、体现为一种“意识哲学”的现代主义转向追求“形而下”、指向“生活世界”、体现为一种“身体哲学”的后现代主义，而以“身体”为其言说基点的后意识哲学范式则逐步浮出水面，这种崭新的范式为批判和祛除“现代主义”的唯科学主义、唯消费主义、唯进步主义、唯发展主义等等虚妄，为纠拨和捩转“意识哲学”隐“身”扬“心”、尊“识”蔽“体”、重“知”废“行”的诸种偏狭，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可行的希望之径。
不惟如此，作者同时还敏锐地看到，时至今日，诸多中国哲学研究仍难脱出西方意识哲学窠臼，仍难免沦为业已衰敝的西方意识哲学的复制品，更不用说独领引领当代世界哲学的最新潮流问题了。究其原委，不能不说那种在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里，惟现代主义马首是瞻、对现代主义膜拜顶礼，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哲学来匡范中国传统哲学，以期恢复中国哲学合法性地位的做法既失之偏颇、又脱离中国的现实语境而显得南辕北辙、力不从心了。
事实上，作者指出，我们要想真正对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原初本真地理解、对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现代化阐释，就必须找出一个中国古代哲学的“自身特点”。这个自身特点，不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意识”，而是中国古人王夫之所谓“即身而道在”式的“身体”或者说“身体性”。这种“身体性”，既是中国古人一切哲学意味的思考的出发点，也是一种迥异于西方意识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理论系统的真正核心；这种身体哲学，既是对中国哲学本来面目的真实还原，也是以一种崭新的“准后现代”的气质，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后意识范式异曲同工地为人类新的时代精神共同演奏出一曲美妙而和谐的乐章。
二、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何以可能：从“思本主义”到“身本主义”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何以可能？对于这个问题，作者以一种颇为迥异于西方意识哲学“思本主义”而真正体现中国哲学自身特色的“身本主义”的方式，从“立论陈述”、“理论拓展”、“个案阐扬”三个维度向我们展示了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是如何可能的，同时也展示了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的系谱性、超越性和具体性。
就身体哲学的基本立论点而言，所谓“身本主义”哲学中的身体，不是常识意义上作为自然对象的身体，而是和带有“先验还原论”色彩的西方意识哲学之“意识”一样，经过“现象学还原”的具有哲学本体论地位的身体。所谓“身本主义”的哲学模式，亦不是如西方传统哲学“意识—范畴—宇宙”般的认知哲学模式，而是一种具有中国哲学自身特色的“身体—两性—家族”式的行知模式。所谓“身本主义”的哲学方法，不是以发轫于古希腊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反思式”、“祛性化”、“还原论”的分析主义方法为其依凭，而是肇始于周易周礼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反身式”、“尊性化”、“系谱学”的生命系谱主义方法。当然，这种身本主义的性质，在该书的叙事中，也得到了中国古典文本的有力支撑，从《尚书》、《周易》、《周礼》到《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从儒道释的厚重原典，到宋元明清的崭新哲学，无一不被纳入作者的论说视域，也不无彻底地为我们开显并展明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身本主义”范式。
在“立论陈述”之后，作者将其理论继续推扩拓展，进一步驰游于一般人类哲学理论最基本的三大领域：宇宙论、伦理学与宗教观，告诉我们一种根身的宇宙论对于中国古人如何成为可能、一种根身的伦理学对于中国古人如何成为可能、一种根身的宗教观对于中国古人如何成为可能。如果说“身本主义”的“挺身于世界”的中国古代哲学大批判为中国古代哲学成为身体哲学做了论的奠基的话，那么，“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则为中国古代哲学成为身体哲学做了史的估量，“中国古代家的哲学论纲”，则是对中国身体哲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阐扬与接续。此外，我们也看到，身体同时也被拓展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观、政治观及认识论中。
作者在理论拓展之后没有走向关于身本主义的宏大叙事，而是将其目光投向对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文学巨著的个案研究。如果说，在西人眼中，康德被视为意识哲学的集大成者而享有“哲学之父”的殊荣，在海外新儒家眼中，王阳明被视作与西方意识哲学最为相近的中国式意识哲学的代表而得到极力尊捧，那么在作者眼中，王夫之则以其对宋明理学的有力纠拨、以其在历史新时期将中国古代哲学由意识化向身体化的强力捩转而实至名归地理应成为中国古典身体哲学理论的真正代言人。如果说，在西人眼中，《圣经》由于对身体的原罪化理解、对自由意志的开创性理解而被尊为整个西方哲学的极具生命力的种子；那么，在作者眼中，《红楼梦》则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历史叙事方式，书写出了基于身体的不可还原的两性生命对话关系，揭示了在祛身体和祛性化的知识话语的统治下，这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情”和“家”如何在现实中被阉割、被异化乃至被彻底葬送的悲剧结局。因此，《红楼梦》便以其深刻的“身体宗教”的思想，不啻成为人类后现代文化思潮之真正开山式的希声初启。
三、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的当代启示：从“隐身于世界”到“挺身于世界”
梅洛一庞蒂有言：世界的问题，可以始于身体的问题。而在张再林先生看来，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或者说指喻，恰恰见之于身体与世界的这种至为密切的关系之中。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身体在世界面前不是屈身的，而是挺进的，不是隐蔽的，而是彰显的；中国古代哲学既是“挺身的”，也是“合法的，’。
这种“挺身于世界”的哲学，就是一种回归身体、走向生命对话、找回迷失的家庭从而面向世界的哲学。张再林先生指出，发端于西方文化的现代主义文明为人类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便利与快捷，然而，由于其对意识哲学的极端偏重，这一切的获得都是以现代人类的“以身为殉”为巨大牺牲和代价的，是以知识和权力话语的独白、祛性化、理性的富有、感性的贫困、生命感觉的江河日下为代价的，是以离家出走、无家可归、生命的飘泊与流荡为其生活指向的。而身体哲学的旨归，恰恰就在于为“即身而道在”的身体正名、为“造端于男女”的生命对话寻求可能的路径，为体现“群已和谐”的“家的回归”寻求可能的支撑，为现代人真正“挺身于世界”指出一条坦平大道。
这种“挺身于世界”的哲学，既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根身性地正名，对传统西方哲学不无深刻地纠偏，更是对当今时代潮流予以的崭新启引与指导。在西方，早从《圣经》开始，身体就已经背负了“原罪”的恶名，而无论是柏拉图把身体当作通往求知之途的障碍、奥古斯丁把身体视为通往上帝之城的绊脚石、笛卡尔把身体看作通往主体之路的妨碍者，其都有一个前提预设，这就是身体是恶的而不是善的。张再林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这种身本主义的解读与阐释，既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根身面孔的现象学式的还原与跨越时空的对接，对传统西方哲学的纠偏，对发端于费尔巴哈、马克思、叔本华、尼采、狄尔泰等人后意识主义哲学的遥相呼应，更是对当今时代走向身体哲学崭新范式的风气引领。
【关键词】法治法家思想法律至上
一、中国古代“法治”思想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理论最早是由战国时期的法家提出来的。法家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主要流派，他主张以法治为特征。法家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早期代表人物为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等，而战国末期的韩非无疑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的法治要求“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同时强调以国家暴力作为法律的后盾，认为法律的强制手段是统治国家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法家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法家思想认为只有根据新兴地主阶级意志制定的法并坚持加以贯彻实施就能轻而易举的治理好国家。法家维护“君臣上下”的统治秩序，认为国家不仅要具备统治和惩罚力量，还必须由权重位尊的君主来行使权利。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独一无二的地位，其关键在于以法相治。在处理臣民关系方面法家主张“治民无常，为法为治”即以法治民，因为人都是为了自己而生存，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从而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只能是利害关系。
二、现代“法治”的特征
“法治”首先应当是一个历史概念，在《政治学》里，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概念加以了阐述，他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其本身又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良”。亚里士多德将他的正义论作为法治论的核心，并认为法体现了人类正义及其理性原则，实行法治是为了公众的普遍利益，他并非为某一阶级利益或个人利益服务的宗法统治和专横。西方近代以来对法治理论的基本精神讨论大多趋于一致，英国法学理论家A.V.代赛(Dicey)曾在19世纪末指出，法治是英美等国体制的特征，与欧洲大陆国家形成了对照。他强调法治的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只有在普通法庭中以通常方式被判为违法，便不得受到惩罚；二是每个人无论地位或条件如何，都受所在地的普通法律的约束或法院的管辖；三是宪法是法庭所规定和保护的个人权利的结果。
综上，法治的精髓在于法律处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统治者也应当受法律的约束，而这一思想已经成为现代法治思想的常识，也成为法治社会的思想基石。
三、我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困境
1.“权力至上”传统观念的局限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政治传统和法律文化一向崇尚权力至上，推崇礼治而轻视法治，把法律视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在中国古代社会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法律只能成为皇权的附庸。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同时也理所当然的是全国的最高立法者、司法官。皇帝的特权地位决定了历代法典中从来就不可能有约束皇帝权力的条款，相反，皇帝始终支配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同时，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还强调道德的内在超越。对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影响深远的儒家思想主张治国以礼、以德不以法，推崇礼治和德治而轻视法治。儒家思想认为法作为一种客观且形式化的规范，对人仅构成外在的约束，且的治国中的作用有限，仅是一种治国工具。而在近代法治社会，尤其是西方法治社会，法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相信法律最初根源于上帝或自然法，这样，法从某种意义上就代表着对上帝的信仰，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工具。反观中国的传统法律思想中明显缺乏这一种将“法治”成为可能。
2.中国古代法律的特权主义观念与现代法律普遍适用原则的冲突
法治社会中的法律，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专制权力行使的限制，法律将秩序和规则引入私人交往和政府机构运转之中，在自由的秩序之间维系一种必要的平衡。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准则，他不仅意味着一切人都要接受法律的规范，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还意味着法律的适用范围和对象都具有普遍的意义。法治强调法律制定的精确、具体和明确，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法治思想”的薄弱之处。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始终屈从于君威之下，只是保障君力的工具和手段。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所谓的“法治”思想具有明显的特权法性质。现代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在中国古代法中是不能够实现的。
3.权力本位原则与义务本位原则的冲突
权利是人类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一种实质性要素，它既是人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社会文明演化进取的不可少的力量。但是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皇帝掌握有无限的权力，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口含天宪，言出法随，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必定道德化或宗教化，重伦理轻法理，大量的道德规范或宗教规范被统治阶级的国家化为法律规范，道德原则和宗教信条亦被奉为法的精神。法的制定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义务本位”法的社会中，强调的是一种服从，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大多数只享有少部分权利，甚至根本无权。中国古代法律规定绝大多数是以义务规范的行使出现，要求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地位低者对地位高者的绝对服从，同时，在法典中对民众的权力只字不提。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平等、不自由是其显著的特征，所以，这样的法律当然是以人的义务为其首要任务。而这样的“法治”理念与当代法治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在以权利作为本位的现代法治社会里，法律首要强调的是人的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自由、平等、民主和文明所享有的主体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是以这些价值作为导向。
四、结束语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法家所倡导的用法律来治理国家，最终还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维护封建等级特权，其制定的法律反映的只是少数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对中国影响最久也最深的儒家思想的这种“法治”观正是当今中国社会法制建设的重大障碍。今天的以法治国是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与中国古代的法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当今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立足于现实，同时借鉴古往今来的优秀法律文化才能使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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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忠信.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边缘化教学思考
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地位的日益边缘化
（一）古代文学教学地位的边缘化现状
该门课程的课程设置，最初由中国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作品选两部分组成，二者课时分开设置，课程安排贯穿三学年或两年四学期，课时充足。其具体课时数，仅古代文学史，最初部分院校达500多课时，或400学时。现在绝大部分院校将作品选课程取消，文学史课程课时压缩至200到300课时之间，而我校则直接压缩至192课时，且仅有的192学时还包含每学期6学时即四学期共24学时的实践教学学时，则理论教学课时实际只有168学时。
目前中国古代文学史通用教材是袁行需先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相对于有限的课时，显得内容庞大，任务繁重。即将出版的教育部“马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三卷本）教材又增加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内容和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更是体系庞，内容多，任务重，难度大。一方面是古代文学史教材编写内容的日趋充实与庞杂，另一方面是古代文学教学课时的日趋缩减，如何在不断缩减的课时里完成庞杂的教学任务，成了横亘在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故有学者坦言：“当代的古代文学教材编写者将中国古代所有优秀的文化都编进教材中，希望学生能够及时掌握，但是这么烦冗的教材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恰当地对教材的内容进行取舍，而且大学教学课时有限，教师只能对一些知识点到为止，学生也是浅尝辄止，学到的正是皮毛，并没有真正学习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华。”①古代文学教学日显力不从心，且受制于有限学时的教学，更易变成浮光掠影与浅尝辄止，从而加速边缘化进程。
（二）古代文学教学地位边缘化的原因分析
1.实用主义与急功近利的思想泛滥
近些年来，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某些人急功近利，追求立竿见影的实用效果，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盛行。象牙塔中的高等教育未能幸免，高等教育日趋工具化、功利化，教师忙于能名利双收的科研课题，学生则在快餐文化中失去了阅读的耐心。有学者直言：“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工具化、功利化的大趋势下，古代文学正在被加速边缘化。在视功名利禄的最大获得为成功的商品社会价值判断的众声喧哗中，人们已失去了阅读的耐心并少能从中获得，更不用说从中找寻心灵的安放和精神家园的归依。”②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与即学即用的短视眼光中，人们以追逐钱财和实用技能告慰心灵，对专业的选择和课程的学习，看重是否带来经济效益，重视能立竿见影地求得生存的实用技能，古代文学学习既带不来钱财又带不来立竿见影的实用生存技能，故古代文学“理所当然”遭遇边缘化。
2.教材内容的与现实脱节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在大学课程中本占重要位置，但由于教材内容所载均为古代文学事件，其固有的内容与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时空的原因，难免给人以时隔久远之感。尤其是先秦和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内容，学生学习时觉得与自己的实际生活不沾边，或者认为这些古代文学知识于今后就业没有帮助，故兴趣不浓。再者，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文本系文言文，加大了学生的阅读难度，亦降低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3.课程设置的重“史”轻“文”
目前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课程设置，大多砍掉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仅以文学史为必修，学生忙着背文学史，文学作品只是阐述文学史进程的附带参考资料。学生只记住了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知识点，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以文学史而不是以文学作品为中心，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相对忽视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偏重于对文学史常识的教学，相对忽视了对作品的精微体悟；偏重于治学方法的传授，相对忽视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③这种重文学史梳理、轻文学作品讲习的重“史”轻“文”的做法，使古代文学教育事实上成了“史学教育”，本末倒置。
4.教学手段的陈旧单一
目前，随着现代高科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现代教学技术引入课堂，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兴趣。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也不例外，现代化多媒体手段亦引入古代文学教学，增强了讲授的直观性、形象性，引发了学生兴趣，提高了古代文学的教学效率与质量。然总体而言，当下的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仍多沿袭传统的以教师为主进行讲授、学生复习考试的传统模式，仍多以口述和粉笔占据课堂，教学方法陈旧，教学手段单一。
二、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教学理念，培育人文素质。
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但更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活的是精神。物质的东西会随风而逝，唯有精神永存。古代文学的学习不能带给学生立竿见影的实用技能，但它的确是一剂精神食粮。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该正视现实，更新教学理念，教学目的不能再局限于传授文学知识，传播中华文化，更应该在于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人文素质，提高学生人格修养。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是关键。学生通过学习古代文学作品，与历史对话，与文本对话，与诗文家对话，“面对一个诗人，实如经历一次人生；面对一部作品，实如亲历一场相逢”，如此方能正确解读文本，感悟世界，鞭策自身，思索人生，寄托心灵。
关于此点，其实学者们不约而同有此共识。如高晓玲先生曾言：“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教育坚持以德育为先，以培养高尚的人格为终极目标。”④孙小力先生亦说：目前片面强调文学史论的教学，阻碍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甚至令人无所适从；“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⑤。
（二）重返文学本位，注重作品解读。
（三）优化施教手段，确立学生导向
教学模式上，以往的古代文学教学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学生在课堂上被动地边听边记，思考与实践机会极少。目前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种以教师为话语霸权的传统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师发挥主导作用，系统传授知识，但完全由教师主宰的课堂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故必须改革传统教学模式，实行“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让教师由“讲授者”变为“引导者”，以学生为本的参与式教学，穿插学生试教环节等，把课堂让位于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
（四）注重古今结合，教学接点地气。
（五）变革考核方式，重视过程督查。
古代文学的传统考核方式为闭卷笔试，题型往往是填空、选择、名词解释、简答、论述、材料分析等。这种考核方式重视期终考试结果，轻视平时学习过程，学生考前临时大突击。显然，传统的考核方式一张试卷定成绩不科学，随着教学手段的变化、课堂教学的拓展延伸，考核方式急需进行改革。目前我校的考核方式是将学生的平时学习与期末考试并重，将过程与结果并重。考核方式的变革贯穿了学生学习全过程。
首先，我们重视学生的平时考核。学生平时迟到早退、课堂发言、诗文背诵、作品阅读、作业完成等情况一并考查在册，占学期总成绩的30%。第二，我们重视学生的能力考核。在能力考核中，学生除了完成贯穿整个学期的2-3篇的课程论文外，口试也是一个必试环节。口试话题既可以从教师准备的若干话题中随机抽取，又可以是学生参与的课堂讲演。该能力考核占学期总成绩的30%。第三，我们重视期末的知识考核。知识考核设试题库，实行机考，题型为选择、判断、填空等客观题。学生期末考试在计算机上完成，试卷随机生成。该知识考核占学期总成绩的40%。从学期总成绩的占分比例，由此可见平时学习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与督查。
综上，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边缘化的处境，边缘化既有社会经济的、思想的因素，更有教材内容的、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因素等。古代文学教学面对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必须转变培育理念，注重人文素养，重返文学本位，注重作品解读，优化施教手段，确立学生导向，注重古为今用，教学接点地气，变革考核方式，重视过程督查等多方面着手，方能使古代文学教学与学习焕发生机。
注释：
①唐珊.论古代文学教学创新与大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建设[J].语文建设，2014（12）：15.
②刘砚群.培育人文品格：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再思考[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07）：82.
③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04）：84.
④高晓玲.试论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01）：67.
⑤孙小力.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设想[J].中国大学教学，2007（06）：43.
⑥戴建业.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现状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3（04）：90.
⑦王娟.关于课改背景下高师院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J].大学教育，2014（04）：119.
⑧李捷主编.程昌明译注，论语[M].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70.
《三字经》传承的是孔子倡议的仁义道德等儒学思想。
《三字经》，是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
《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仁、义、诚、敬、孝”。
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即可了解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一、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减少学生学习的心理畏惧
文言文是我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传载着中国古代文化的大量信息，是华夏儿女传承传统文化必学的知识，可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造就了文言文的深奥，不用说先秦诸子，也不用说《史记》《资治通鉴》等，就是明清时期的白话文言都给学生学习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加上初中文言文教学过于浅易，而高中文言文难度一下加大，学生学习文言的兴趣就不高，存在畏惧心理。那如何能克服这种畏难情绪，激发兴趣呢。
1.循序渐进。从易到难，学习体现阶梯性。人教版高中教材把一些故事性强、较浅易的文言文安排在高一，如《鸿门宴》、《荆轲刺秦王》《烛之武退秦师》等，这些文言文情节生动，引人入胜，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在高二时，教材就安排了一些唐宋散文和说理性的文言文，如《陈情表》《归去来兮辞》等既扣紧了高二须写议论文的特点，同时对积累了一定文言文知识和文化基础的学生来说，也觉得不难了。在高三时加入了先秦诸子的思想评介，这样的安排能使学生克服畏惧情绪，更好地提高文言文水平。
2.旁征博引，扩充知识，学习体现趣味性。学生为什么学习文言文会觉得难？原因之一是远离古代社会生活的背景，之二是古代文化习俗和语言习惯与现在差距甚大。因此，教师在教授文言文时要善于联系史实背景，扩充学生见闻和知识，增强学生的求知欲望。如介绍中国古代，天文与地理并称，相传大禹治水，将全国划分为九个州，所以以“九州”称中国，沿用至今。等等。
二、强化文言文教学中的“文”与“言”的融合，做到文化底蕴的传授与知识点的融会贯通在高中的文言文教学中，多数一线的语文教师往往纠结于文言文教学目标的设置，只注重词语解释句子翻译等实用知识，个人教师或注重浪漫主义，或轻视实用价值的体现，只注重挖掘文言文的文化传承，而我认为“文”与“言”两者应并重，甚至做到二者的有机融合。
2003年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的文言及古诗词接近阅读内容的一半，高中语文现行实验教材中文言的学习也占据了相当多的份额。那么，高中语文中的文言文应该教什么？学生应该从中学到什么？这是一个不得不明确的问题。走进现在的语文课堂会发现：许多教师只在大讲之乎者也，师生都在忙于“字字落实，句句清晰”，有人甚至将其等同于外语的教学。文言文中所积淀的古人灿烂的文化、深刻的智慧以及不朽的文采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有文言字词。好一个枯燥了得，师生好一个“累”字了得。究其依据，原来是考试题型中有考实词、虚词、词法、句式。殊不知，这种教学则是在艺术、文化的殿堂门外磨蹭却不能够登堂入室，更不能取其瑰宝、汲其智慧来丰富自我的精神家园。也背离了语文课的课程目标。那么如何给文言文教学进行目标定位呢？
由此可见，文言文教学是不能只停留在文言知识教学的层面上，还要在鉴赏、领悟、拓展、创新上提升文言文学习的境界。简而言之，文言文教学的目标应为文言、文学、文化三个层面。文言文课堂教学应由文言知识这个语言基础的层面上升到语言所承载的内容——文学鉴赏，感受领悟古文中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最后再进一步引领学生去发现古文中的民族精神、文化内涵，进而构建学生自己的对传统文化的审视能力、传承能力，构建学生自己的生存智慧。
二、文言文中的文学、文化内涵
三、课堂中三个层面的生成
首先，文言知识的学习是基础，是学生读懂文本的基础与手段，也是学生进行鉴赏以至走进作者心灵与文本作者对话的前提。是帮助学生进行鉴赏与对话的语言工具。课堂上可借助注释与工具书让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教师适时点拨与辅导。借助于大量阅读来让学生积累文言知识的规律。
其次，就要引导学生进行文学鉴赏。文言文的阅读与鉴赏需要老师作一些引领，因为作者及其作品中所表现的生活与学生都有一定的时空距离，要想让学生真正能与作者进行对话，能真切地体悟作品中的生活，教师就要以对话中的首席在学生、作者以及作品中人物之间进行沟通、引领，并展开对话，进而去体悟作者的思想、作品中的艺术魅力，从而使学生获得多方面的审美享受。
古代文化常识理解与识记检测（二）
A.贞元，年号。年号是我国从汉朝初年开始使用的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古代帝王凡遇到大事、要事，常常要更改年号。
B.明经，汉朝出现的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
C.谥号是朝廷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它地位很高的人）、平民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
D.乞骸骨，乞求自己的尸骨能回到故乡安葬，指古代官吏因年老请求退职，回老家安度晚年。这是古代官员请求退休的委婉说法。
A.每月的初一称为“望日”，“夏四月之望”是指初夏的四月一日。
B.野史，是私家编撰的史书，“野史氏”在文中是作者自谓。
C.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称为进士，武侯是丁丑年的进士。
D.“庙社”指宗庙和社稷，古人在春季和秋季祭祀社神。
B.表是古代测日影的器具，漏是古代滴水计时的仪器。
C.节是符节，古代使者所持以作凭证，如苏武“持节送匈奴使”。
D.左骏指古代驾车三马中左边的马。后用四马，亦指四马中左边的马。
A.魏明帝太和年间始置进士科目。唐亦设此科，凡应试者谓之举进士，中试者皆称进士。
B.拜，按一定礼节授予（任命)官职，一般用于升任*。如“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
D.古代官员正常退休叫作“致仕”，古人还常用致事、休致等名称，来指官员辞职归家。
A.省试在京城举行，由尚书省礼部主持，每三年一次，通过省试后方可进入殿试。
B.丁忧指遭逢父母丧事。旧制，父母死后，子女要守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
C.判，是（某官职）的意思。文中说陈秀公被罢免了宰相之职之后降为镇江军节度使，且扬州知
府之职。
D.寒食，节令名，在农历清明前一天（一说为前两天）。寒食节这一天禁止生火煮食，只吃冷食。
A.即位指开始做帝王或诸侯，可以指自己打下的江山，也可以是继承位子。
B.刺史是古代官职名，其职权在不同的时期不完全相同，在这里仅是虚衔。
C.端拱是宋太宗的一个年号，年号是封建王朝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比如雍熙。
D.赠，这里是皇帝为已死的官员加封官爵，而受封的官员往往非正常死亡者。
A.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始于西周。唐代分化出国子监，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
B.教授原意为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
C.丁酉，古时计时方法。古人以天干地支相配，用来纪年、纪月、纪日，至今仍在沿用。文中“丁酉”是指这年的十一月为丁酉月。
D.节度使，官名。唐朝时在重要地区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因授职之时，朝廷赐以旌节，故称。节度使相当于现在的军区书记和司令职位。
A.“出通判泉州”中的“出”，指的是京官外调。如白居易《琵琶行》中有“予出官二年。”
B.庠序，指的是古代的地方学校，后也泛称学校或教育事业。《孟子·国人之于国也》中有“谨庠序之教”一说。
C.国子监是中国古代的中央官学，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是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学府，而非教育行政机构。
D.户部，中国古代官署名，为掌管户籍财经的机关，六部之一，长官为户部尚书。
9.下面的说法全都正确的一组是()（3分）
①古代“国”指诸侯被分封的领地，后常用来指都城。②“朔”指农历初一，“望”指农历十五，“晦”指农历三十。③古人认为中国的四周都是海，所以也用“海内”指中国。④古代以山之南为阳，水之南为阴，反之，山之北为阴，水之北为阳。如华阳在华山之南，江阴在长江之南。⑤在古代，“仆”可作为成年男子的谦称，“妾”可作为成年女子的谦称。⑥古代“辰时”相当于现在的上午6点前后，“午时”相当于现在的中午12点前后。
A.①②③④B.③④⑤⑥C.①③④⑤D.①②⑤⑥
A.“中嘉祐二年进士第”中“第”指科举考试及格的等次，“进士”是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最后一级考试者，意为可以进授爵位之人。
B.古代任命或调任官职的词语很多，“拜中书舍人”指“授予中书舍人一职”，“徙明、毫、沧三州”指“调任明州、毫州、沧州知州”。
A.“三省六部”制出现以后，官员的升迁任免由吏部掌管。文中“授骁骑校”、“历迁协领”、“擢乌里雅苏台将军”的“授”“迁”“擢”，分别为“授予官职”、“任职”和“提升官职”的意思。
B.原文“同治九年”“光绪改元”中的“同治”“光绪”是庙号。习惯上，唐朝以前对殁世的皇帝一般简称谥号，如汉武帝、隋炀帝，而不称庙号；唐朝以后，由于谥号的文字加长，则改称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同治帝、光绪帝等。
C.原文“如关内生灵何”中的“关”，在古代指函谷关，这里指山海关。如曹操《蒿里行》中的“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的“关”，指函谷关。
D.文中“谥忠介”的“谥”是谥号。古代王侯将相、高级官吏、文士等死后被追加的称号叫谥号，一般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进行一种褒扬的评价。如称陶渊明为靖节征士，欧阳修为欧阳文忠公，王安石为王文公，范仲淹为范文正公。
A.“*”是指君主时代担任监察职务的官员检举官吏的罪状。
B.“经略”是指明清两代有重要军事任务时特设经略，掌管一路或数路军、政事务，职位高于总督。
C.“世荫”是指在封建时代，子子孙孙因为先人或祖上有卓越的功勋而世袭官职。
D.“屯田”是指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组织劳动者在官地上进行开垦耕作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有官屯与民屯之分，以官屯为主。
13.对文中有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内艰”，古代指遭逢父母丧事。赵豫在担任兵部员外郎时，母亲去世。按照当时的规定，父母死后子女要家居守丧，赵豫服丧期满后复出做官。
B.“夺情”指夺去官员孝亲之情，官员不必离职居家守丧。荆州知府刘永遭父亲去世，他本应弃官归家为父亲守丧，但因深受军民爱戴，英宗命他留任。
C.“乞留”指百姓请求挽留官员。明朝重视当地百姓对地方官任期届满后去留的意见。赵豫、赵登、孙遇都因百姓“乞留”而提升官级留任原职。
D.“大计”是明代考核外官的制度，根据官员德业表现的等第来定赏罚。在正统十年春的“大计”中，赵豫成绩出众，从而得到皇帝的赏赐。
A.“卿”是对他人的敬称，“陛下”是对皇上的敬称；“愚”是对自己的谦称，“臣”也是谦称。
B.“拜”指授予官职。古时表示官职变动的词语：“迁”“谪”“转”“徙”“改”“移”“补”等，其中“迁”“谪”都指贬官。
C.古人对死的称谓等级森严，“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朱然地位较高，故死为“卒”。
D.《三国志》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其中《史记》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部分。
A.王守仁是明代思想家，精通儒、释、道三教，并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罕见的全能大儒。罗洪先涉猎广泛且精心研究正是对王守仁为学的继承和学习。
B.“进士”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通过殿试的人。明清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其中殿试一般每三年进行一次，文中“三年一人”即可印证。
C.守丧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种孝顺的行为，明清时期官员的父母死去，官员必须停职守制，守丧期一般为三年，“苫块蔬食，不入室者三年”即守丧之礼。
D.文中多有表示官员授职升迁的词，如“授修撰”中的“授”，“召拜春坊左赞善”中的“拜”，“降手诏百余言切责之，遂除三人名”中的“除”等，就是表示授予官职的。
A.出，古代称地方官调任到京城为官。
B.藩，封建时代称属国属地或分封的土地，文中借指边防重镇。
C.谥，古代帝王、大臣等死后，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
D.驿，旧时供传递公文的人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亦指供传递公文用的车马。
A.“解褐”指脱去平民穿着的粗布衣服，换上官员服饰，比喻开始进入仕途。
B.“南面”指担任大臣，因为古代坐北朝南为尊位，大臣朝见天子时立于南面。
C.“故事”有多种含义，也指一种文学体裁，文中用以表示旧日的典章制度。
D.《春秋》是儒家的经典，叙事简要，深寓褒贬，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19.下列有关文化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九品中正制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
B.国子监的掌管人员为祭酒、司业，进国子监读书的统称为监生。
C.“六部”中吏部主管的事有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及科举取士。
D.天干和地支循环相配得60组，古代既可用来纪年，也可用来纪日。
20.下列各句的叙述，有错的一项是()（3分）
A.中国：指黄河流域一带，是古代九州之一；九州：传说中国上古行政区划为九个区域，泛指中国。
B.斋戒：古人祭祀或行大礼前沐浴更衣，不喝酒不吃荤，表示诚心。九宾：古代祭祀活动中最隆重的礼节。
C.结发：古时候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把头发结起来，算成年，可以结婚了。
D.六合：古时候迷信的人，结婚要选好日子，要年月日的干支都相适合，叫“六合”。
21.下列各句的叙述，有错的一项是（）(3分)
A.古时“泰山”喻指岳父，“伉俪”为夫妻自称。对老师称“子”“夫子”“师”“先生”。
B.臣民称皇帝为“陛下”，皇帝对臣下表示宠爱时称臣下为“卿”“爱卿”。皇帝的命令称“诏”“敕”“圣旨”“谕旨”“上谕”等。假托或假冒皇帝的命令，称为“矫诏”。
C.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
D.《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指的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张衡传》中“遂通五经，贯六艺”中的“六艺”则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学问和技艺。
古代文化常识理解与识记检测（二）参考答案
1.C【解析】朝廷不会给平民封谥号。
2.A【在农历的每月十五日称为“望日”，每月的初一称为“朔”。“夏四月之望”是夏历（农历）的四月十五日。
3.A（日中又名日正、中午，不是中午12点，是11点至下午1点，即“午时”）
4.A（科举考试从隋朝开始，“魏明帝太和年间”错误，应为“隋炀帝大业年间”）
5.C〔判，是兼任（某官职）的意思，而且是以高位兼任低职或以京官出任州郡官〕
6.D（“而受封的官员往往非正常死亡”错误，过于绝对化。）
7.C（“至日”指“夏至”或“冬至”，所以“丁酉”应该指年。即景炎年）
8.C【解析】国子监，也是国家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
9.C（②“晦”指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⑥古代“辰时”相当于现在的上8点前后）
11.A（解析：B.“同治”“光绪”是庙号错，是年号；C.“关”，指山海关错，这里泛指边关。D.不是“一种褒扬的评价”而是“一种褒贬的评价”）
12.D（有军屯与民屯之分，以军屯为主）
13.B（内艰，指遭逢母亲丧事。）
14.B（“迁”既可指升迁，也可指贬官）
15.D（“除”为削除官职）
16.A（古代称京城官员（中央官职）调任做地方官）
17.B（“北面”才是称臣）
18.A【解析】在农历的每月十五日称为“望日”，每月的初一称为“朔”。“夏四月之望”是指夏历（农历）的四月十五日。
一个时代的文化以哲学为核心，而哲学又是建立在这个时代的自然观念上。古代中国在自然哲学的指导下，建立起一整套说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其文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500―220年)已经达到了高峰，一直受到世界最高的推崇。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以及丝绸、陶瓷、冶炼、航海、医学、兵法等等在十七世纪以前(从隋、唐到来、明)创造了比西方更为发达的科学技术，显现了灿烂的文明，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1、儒、道两种思想倾向代表了中国哲学中相对的两极
儒家是关于社会组织、人生常识和实用知识的哲学，主张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一致，是自然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中的贯彻。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个人以“中庸”、“过犹不及”的态度，能动地顺应事态变化，实现着人生价值。为中国社会提供了教育体制和社会礼节的严格规范，建立起伦理基础。
道家关心的是观察自然和发现自然之“道”。“道”指宇宙万物的本原、本体，是宇宙的过程，无所不包，世界被看成在不断地变化和流动的循环本性。道家对自然的细致观察，结合强烈的神秘主义直觉得出深刻见解，认识到变化是自然界的基本特征。一切事物和境遇在无休止的变动，自然界的一切发展，包括物质世界和人生境遇，都显示往复、胀缩的循环模式。遵从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认识到自发性是“道”运动的原理，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特点，与自然界相协调地行事，克服对自然的违拗，就是与“道”协调一致。
阴与阳相对比，不仅是在中国文化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还反映着中国思想的两种倾向：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是理性和积极方面；道家强调人的内部的自然自发的东西，是神秘和柔顺方面。《庄子》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这里“方”是指社会。因为儒家“游方之内”，显得入世一些；而道家“游方之外”，显得出世一些。这两种趋势彼此对立，但也互相补充，是同一整体的两极，两者演习着一种“力”的平衡，这使得中国人对入世和出世具有良好的平衡感。
2、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特点也就是传统文化的特点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决定着传统文化的个性特征，也表现了传统文化的局限，其基本特点：
(1)有机系统的观念占主导地位
由于将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看成是阴阳两极之间能动的相互作用的表现，任何对立的双方都构成有两个极的关系，一极与另一极能动地联系着，从对立面不断相互作用这一概念出发，提出了人类行为包括武术太极拳的两项基本原则。
想达到任何目的时，就应当从它的反面着手。“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谓之微明”《老子》。
想保持任何事物时，就应当允许它的某些对立面存在其中。“曲则全，洼则正，洼则盈，弊则新”《老子》；“阳还终始”、“阴极反阳”《鬼谷子》；“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庄子天道》。
这个阴与阳的能动性，浸透了中国文化的巨大主题，并且决定着传统的中国生活方式，包括武术太极拳的健身和技击：“阴阳消长”、“阴阳容孕”；“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松静自然”、“舍己从人”；“任他巨力来打我，引进落空合即出”等所有特点，真正做到《孙子兵法》中“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境界。
(2)整体综合的认识方法
中国古代以阴阳五行论为核心的自然哲学，其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综合的，大量运行类比的方法，把万事万物摆在一个相互关联的体系之中。整体综合主要是从定性分析中观察事物，展开一个在同一层面上的互相作用的联系图式，在缺乏实验手段和科学理论的古代，带思辨色的综合与定理分析，并不比粗糙的定量分析更远离事实。而能作出正确无误的定性分析来理解事物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3)辨证思维与意象思维
从意象把握事物，成为中国古人的一种认识方式。通过卦象，人们可以“见万物之赜”，得意忘言的直觉思维难于用语言传授，因为它不依靠概念的因果推论，依靠的是经验与灵感，意象思维是古代科技手段落实的情况下，人们认识自然的补充方法，其意义不能否认，但若处于现代尚沉缅于这种方法，就可能阻碍实证科学的发展。
(4)无神论的宇宙观
以元气、阴阳五行的自然哲学为基础的儒、道二家主流文化，其基本倾向是无神论特色。在实际生活中，则有广泛的祖先崇拜，在民间还有巫术及多种崇拜。在这种自然理论中，宇宙运动的动因在宇宙内部的阴阳两种力量，宇宙的最初本源――太极；“动生阳、静而生阴”，在阳动阴静的运动中，世界万物产生了。《乐记》认为天地之和为乐。儒家主张美存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中。《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道家的返归自然，就是达到人与自然合一的审美境界。无神论和有机论导致古代传统自然哲学的另一特色。
(5)自然与人的统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主要在自然哲学中表现出来，就是从人的角度看待自然、研究自然、说明自然。有机统一的宇宙结构、系统综合的认识方法、审美色彩的自然本源都带有人的主观感情投射的人文印记。《内经》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反过来宇宙就是一个大有机体，自然和人体不仅有本质上的类似，而且人与自然可以通过“气”这个共同
本源进行感通，“同类相召、天人感应”。从积极方面说，天人合一观念把人与自然放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地位，贯穿着保护自然即保护人类的生态哲学；从消极方面看，人与自然不作质的区分，不利于树立探索自然、改造自然的精神，不利于对自然进行实证的分析，同时还可能导致对自然的一种神秘的信仰。古代的许多术数迷信如风水、星命，就是把自然的拟人化了。强调入与自然的统一，有其正确的认识价值，人类的活动与自然本不可分。忽视对自然的保护最终是危害人类自己，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这个问题。
太极拳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活动，它的“动静相生、虚实转换、刚柔相济、蓄发互变、忽隐忽现、出神入化、舍己从人、后发先至”一整套演练和理论贯穿了阴阳矛盾对立统一的精髓，成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群众喜爱、流传颇广的一项武术项目，是有其极为重要的主导原因的。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西方近代文明的帽起，中国文化的反思
1、中西方文化差异
密歇根著名文化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在《思维地缘学，亚洲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什么不同……原因何在》一书中说：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源自2500年前，他在一开篇就解释说：“希腊人宣扬个人力量，看重个性思辨和对自然的好奇心；中国人则信奉集体力量，看重和平，主张中庸之道，力求避免；中突，但缺乏对自然的好奇之心”。尼斯比特说：“鉴于中华文明从技术性角度看，远远早于希腊文明，中国人缺乏好奇心的现象，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思维，尤其值得注意”。他审视了近250年的历史，力求解释东西方的差异。简而言之，最初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农业基础结构，然后决定了经济基础结构，最终决定了社会结构。从而产生不同的思维方式，出现注目的差异：亚洲人相互依赖，西方人独立自主；亚洲人认为世界是复杂的，西方人宁愿认为世界是简单的；亚洲人较注重关系，西方人则更关心对象；亚洲人可以接受矛盾，而西方人坚持逻辑性。东西方差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逐渐融合，而必然的冲突还将继续。尼斯比特指出东方其实已经渗透到西方，比如太极拳和瑜伽发展到了西方各地。
2、西方近代文明的崛起，中国文化的反思
社会的发展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传播和应用。十八世纪以来，西方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发展了近代科学，经济、生产蒸蒸日上，到了二十世纪，把东方文明古国远远地抛在后面！中国的文化开始没落！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古代自然哲学能不能与现代科学接轨探索这类问题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问题！
首先，要认识到近代科学不是在有机论宇宙观，而是在机械论宇宙观的基础上诞生的。机械论把事物从它的普遍联系中孤立出来，使其在特定的环境下的运动过程可以度量，可以重现，以标准化代替了复杂性；以精确性取代了模糊性；定量分析取代了定性分析。这种科学描述了原子和电子的运动，发明了蒸汽机和内燃机。直到目前，物理学上量子理论的归结；广义相对论的创立；天体负物质、黑洞的发现；应用技术计算机的创造；火箭、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的研发；激光和光纤在通讯领域的发展以及军事上卫星导航、全球定位信息系统、精确制导电子技术的开展，使战争处于不接触而取胜的绝对优势地位，取得入侵阿富汗、伊拉克的压倒性胜利……，使整个世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