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和巩固变法的成果，李悝汇集了各国的刑典，制定一部法律，以法律的形式来肯定和保护变法成果，稳固了新兴的封建政权。
这部法律就是中华法系巨著《法经》。
其实，早在舜、禹时期，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已制定有《五刑》，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九刑》，春秋末年，晋、郑诸国也作有刑鼎或刑书，制定有自己的刑法。
李悝“撰次诸国法”，集前朝和各诸侯国法律之大成，修订出了《法经》。
《法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成文法典，可惜今已失传，但从《晋书刑法志》中，我们尚可窥知其大体框架。
按《晋书刑法志》所载：“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和《贼》；盗、贼须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
明代董说所著《七国考》卷十二也载有西汉末年桓谭《新论》所引《法经》条文，“魏文侯师李悝著《法经》……卫鞅受之入相于秦，是以秦、魏二国深文峻法相近。正律略曰：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其杂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聝；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淫禁。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博戏罚金三市，太子博戏则答，答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其减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武侯以下守为法矣。”
根据以上文献可知，《法经》大致分三正律、杂律、具律三部分，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律》、《具律》五篇。
其中，正律部分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
李悝认为，执政者在治理国家过程中的当务之急就是制约和打击盗贼，所以，他将《盗法》、《贼法》排在《法经》的最开头。
盗是指侵犯国家和私人财产的犯罪活动，小盗则戍为守卒，大盗即处以死刑。贼是指对人造成身体伤害甚至致人死亡的犯罪行为，其明文规定，杀一人者死，并籍没其家和妻家：杀二人者，还要籍没其母家。
值得一提的是，其对窥视宫殿、或者路上拾遗的行为，也要处以断足的酷刑。
《法经》所制订出的残酷处罚条例，将其保护私有制、以确立崭新生产关系的决心彰显无遗。
捕法是关于捉盗和贼的条文。
囚法是关于关押盗和贼的条文。
杂律内容庞杂，包罗甚广，包括以下几类：一、狡禁，禁止议论国家法令。二、城禁，禁止攀墙越城。三、嬉禁，禁止赌博。四、淫禁，禁止夫有二妻或妻有外夫。五、徒禁，禁止群聚集会。六、金禁，禁止贪污受贿。
对违犯了“六禁”的人员，处罚也同样严酷。老百姓私自议论法律者，一律处死，并要籍没全家和妻家为奴隶；百姓群聚集会一日，要查问，三日以上，一律处死；一人越城的要处死刑，十人以上越城的要杀死其全乡和全族的人；夫有二妻的，一律处死；有一妻二妾的，则割掉耳朵，妻有“外夫”，处宫刑（即幽闭）；将军级别以下行贿受贿者，一律处死，等等。
具律为《法经》的总序部分。
李悝是战国时期的著名法家，魏文侯的丞相。他实行改革，汇总各国法律，编成《法经》一书，提出“事断于法”，主张“罚必当”。《法经杂》规定：
有了法，就可以提出“事断于法”，主张“罚必当”，从而以法治国。《法经》所确定的“法治”原则，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从而取代西周时期所确定的“礼治”，打破“刑不上大夫”的局面。
《法经》自一颁布，魏国就一直沿用，对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后世所效仿。其中，商鞅把《法经》带往秦国，在《法经》基础上，制定出《秦律》；汉律又承袭秦律，在《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增户律（婚姻、赋税）、兴律（擅兴徭役等）、厩律（畜牧马牛之事）三篇，成了九篇；《唐律》，乃至明清刑律，都秉承了李悝在法律制度上所确立的立法原则。
可见，《法经》乃是封建法律最早的蓝本。
此外，《法经》还是法家学说的奠基之作，李悝因此成为法家学派的创始人。
梁启超先生认为，谈论中国法制史上最重要的人物，首推李悝。他说：“秦汉以后均采李悝之法，历二千余年。至明清条例，虽代有增删，然大纲则悝之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