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古代“律师”

在现代，律师是维护正义、解释法律、保护公民权利的关键人物。那么在法律制度并不完善的古代，究竟是谁在承担这份职责呢？

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属于舶来品，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成文法的颁布，类似于现代律师的“讼师”就已经兴起，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指导民众进行诉讼并撰写诉状。据已有史料记载，春秋末期的邓析可以算是“讼师祖师爷”。《吕氏春秋·离谓》云：“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褥裤。民之献衣褥裤而学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可见邓析不仅事实上开始代人诉讼，而且收费也相当“亲民”。

秦以后，因社会、文化等原因，“讼师”的生存空间一度被压缩。直到唐代，随着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社会风气的兼容并包，“讼师”行当迎来又一发展时期。甚至官府为了遏制“斗讼”的风气，管控部分“讼师”擅自在诉状中增加内容以及诬告等行为，还出台了相应的处罚条款。《唐律疏议·斗讼》记载：“诸为人作辞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

两宋时期“讼师”职业迎来了“黄金时代”。这个时期不仅从业人数激增，而且民间首次出现了教人撰写法律文书的教材。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云：“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邓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同时，被官府承认的合法执业机构也出现了。宋代李元弼所著的《作邑自箴》记载：“写状钞书铺户，每名召土著人三名保识。自来有行止，不曾犯徒刑，即不是吏人勒停配军拣放。”这一点对“讼师”行业的职业化十分重要。因为在宋代以前，民间“讼师”们几乎都是以个人名义进行代讼活动，很难形成行业规模，尤其是在官府的刻意压制下，极难产生足够大的影响力。

“讼师”行业的发展在元代遭遇低谷，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封建专制发展至顶峰，官府对“讼师”这种代表民间权利的职业打压愈重，甚至专门给“讼师”设立了“教唆词讼”的罪名。《大明律》记载：“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若受雇诬告人者，与自诬告同。受财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其见人愚而不能伸冤，教令得实，及为人书写词状而罪无增减者，勿论。”《大清律例》更是在其基础上，以严惩“讼师”为宗旨，制定了十余条例文。但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诉讼观念被民间百姓广泛接受，“讼师”们深度参与到各类助讼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