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述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创新工程首席专家、教授
大家好，今天我给各位讲授的题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历程和启示》，主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基本特点、形成过程以及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进行梳理。
具体包括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文化制度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构历程；第三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的特点和启示。
一、文化制度在国家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文化制度的职能是规范人的精神活动
“制度”的基本功能由“制”和“度”两部分构成。“制”是规范，规定应该做什么、如何做及不能做什么；“度”是标准，是制定不能做什么以及应该做什么的依据和规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生产关系中规范性内容的凝聚；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的相互关系的契约。由此可见，规范人的行为是制度的本质特征。
人类活动包括物质活动和心灵活动两方面，与之相应，国家制度也包括规范人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两大部分。文化制度主要规范人的精神活动，由行为准则、道德规范、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构成。
中华民族文明精神的核心内容是由一代代秉承着“士”的精神的知识分子创造和传承的。从孔孟儒学到董仲舒的新儒学，到宋明礼学，再到王阳明心学，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一条主线。这批知识分子为官、为学，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信念，使中华民族的文明精神薪火相传。
文化制度事关政权的兴衰，从历史上看，一个王朝的崩溃往往首先表现为道统的瓦解，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因此恢复道统就成为王朝更替后十分紧迫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古人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了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和谋臣陆贾的一段对话：“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
陆贾是汉高祖刘邦非常器重的一个谋士，以敢于直言著称，他在汉朝建立后经常跟刘邦提起要以《诗》《书》来治理国家。但刘邦听了很不高兴，斥责陆贾说，我是在马上得的天下，跟《诗》《书》有什么关系？陆贾反驳，能在马上得天下，能在马上把天下治理好吗？古代贤君汤王和武王都是在本不应该当上国君时由于各种机缘当上国君的，在不利的情况下，他们顺应法则治理国家，即“顺守之”。“顺守”的要诀是“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这是治理国家的长治之道。假如秦朝当年统治天下能够按照“顺守”的思路，按照汤、武古代贤君的做法，陛下还会有做国君的机会吗？刘邦听了之后很恼怒，因为陆贾当面反驳了自己，但“有惭色”是要点，说明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有反省精神。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制度中非正式文化制度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和作用。当代也是一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种非正式文化制度。我们讲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就说明在治理国家过程中，正式文化制度和非正式文化制度都非常重要。
（二）文化制度状况对国家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建立的艺术供养人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艺术理事会制度等正式的文化制度对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孔子开创的私学制度，隋朝的科举制度，也对文化包括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好的文化制度能激发文化活力、促进文化繁荣。
比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延安建立了崭新的文化制度。尽管那时延安的生活环境恶劣，但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仍纷纷奔赴延安。究其原因，一是知识分子们充满热情、意气风发，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能激发知识分子热情的好的文化制度。虽然条件艰苦，但在延安文化制度优势的孕育下也出现了很多经典的文化艺术作品，比如《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表现了经历种种苦难、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有独唱、对唱、轮唱、合唱、混声合唱多种表现形式，由序曲、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等多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相对独立、气势磅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征。
1939年4月，《黄河大合唱》首次在延安大礼堂试演，由冼星海指挥，40多位艺术青年演唱。当时延安的条件非常艰苦，只有两三把小提琴和十来件民族乐器，没有低音弦乐器怎么办？用煤油桶改制。打击乐器的效果则是靠把勺子放在搪瓷缸里猛烈摇晃演奏出来。同年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组织了更大规模的《黄河大合唱》演出。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歌声铿锵有力，如山呼海啸、气势磅礴。毛泽东同志听过之后连声称赞：“好！好！好！”
即使延安时期条件艰苦，也诞生了堪称经典的艺术作品，足见好的艺术制度对人创作热情的激发作用。
（三）文化制度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关系密切
传统社会建立了严格的管理非主流文化的制度，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排斥大众文化，无论中外，统治者都对戏曲、说唱文学等大众文艺采取限制、排斥的态度；二是通过文化审查限制非主流文化和“异端”文化。
比如秦始皇严禁私学，要求以吏为诗，制造了焚书坑儒。清朝编修《四库全书》，对图书进行严格管控，并销毁了各种不利于清朝统治的典籍。明代为应对戏曲繁荣设立了官府衙门教坊司，它的功能主要是对戏曲进行严格管控。
西方也是如此。随着十五世纪中叶西方印刷业的蓬勃发展，民间私自印刷宗教书籍和市井小说的现象愈发普遍，使教会感到恐慌。1545年至1563年间，天主教在意大利特兰托举行的宗教会议，初次开列禁止教徒阅读的“禁书目录”。1662年，当时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马萨诸塞议会通过了西方第一个新闻出版法，规定出版物要经审批、发给许可证后才能出版。
从艺术基金理事会到文化部，西方国家基本上完成了国家角度的文化制度的建构过程。现在西方国家的文化制度基本上是国家理事会制度或文化部制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构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文化制度的建构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段话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化制度建构的基本要点作了很好的概括，即救亡图存、建设新中国要有一支文化的军队。
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文化制度建构既受苏联文化体制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要适应救亡图存战争状况的要求，呈现出三个特点：
旧民主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区别是什么？前者以人道主义个人价值为基本理念；后者则是党的文化的一部分，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特点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判断和分析的。
第二，构建党领导下的文化管理体制。这一体制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始终坚持党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二是设立党直属的群众文化机构。当时在苏区、解放区，包括国统区，我们党创办了各种报纸和刊物，有公开发行的，也有地下发行的。其中仅是在苏区就有《解放日报》《文艺战线》《新华日报》等几百种。
第三，推动革命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结合。这种结合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文化建设的目标高度政治化，承载着唤醒民众的重任。西方学者对我们党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政权的原因进行了很多研究，其中一个观点认为胜利的原因在于成功的宣传动员和文化锻炼。他们将其称为“唤醒理论”，即注重通过文化的方式来唤醒民众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中。二是高度重视文化生产活动的组织化。当时不管是在苏区还是解放区，我们的物质条件总体来讲都比较匮乏，怎样才能提高群众的艺术性，达到比较好的宣传效果？其中带有开放性的一项工作就是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方式来进行文化生产和创作。比如延安时期，集领导、专家、群众各方智慧及鲁艺各部门的人力物力，我们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方式创作了歌剧《白毛女》。
《白毛女》起源于晋察冀边区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白毛仙姑住在山洞里，浑身长满白毛、法力无边，能够惩恶扬善，扶正祛邪。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根据抗战后的时局和中央精神，从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中发现了艺术价值，要求鲁艺在党的七大召开前创作一部大型歌剧《白毛女》，并赋予了它一个体现劳动人民反抗意识，鼓舞人民斗志争取抗战胜利的主题。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党的七大召开的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现场的观众主要是党的七大的代表及延安一些机关的领导。这场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
人们普遍认为政治和艺术之间不应该有太大关系，但两者之间恰恰有重要的共同点。它们都是制造意义的方式，试图去改变思想。最重要的是政治和艺术在塑造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的过程中有着共同的利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组织方式，一种组织社会的重要手段。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构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展望：“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的新的有效的文化制度安排发扬光大，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文化制度建构上有两大主要任务：第一是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第二是建构国家化的文化制度。
要完成这两大任务：
一是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当时文化界的知识分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解放区来的，占一小部分，较早参加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已经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领导和骨干；另外一部分是从国统区来的，占绝大部分，主要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分布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国统区知识分子实际上非常敬佩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的能力，也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比如著名画家徐悲鸿给好友陈西滢写信，在信中表述了他对新中国的看法。陈西滢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离开了中国，徐悲鸿在信中劝他早日回国：“解放以来，不通音问已及一年。弟因曾无违反人民之迹，得留职至今。去年曾被派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原想得晤足下及在欧友好，未能进入巴黎，在捷京会后即归，不及两月……兄等须早计，留外终非久法。弟素来不喜欢政治，惟觉此时之政治，事事为人民着想，与以前及各民主国家不同。一切问题尽量协商，至人人同意为止。故开会时决无争执，营私舞弊之事绝迹。弟想今后五年必能使中国改观，入富强康乐之途。兄等倘不早计，尔时必惆怅无已。”巴金等作家也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进行思想改造的愿望。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51年到1955年，我们党前后开展了三次大的思想改造、文艺界整风运动。这些思想和政治运动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来讲是必要的，也对建立新的意识形态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思想问题、学术问题和文艺创作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需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共识。
二是建立党的文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
1949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成立，下设四个委员会，包括文化教育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又设立了六个分管部门，包括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和科学院。其中文化部领导着电影局和对外文化联络局两个直属单位；新闻总署领导着广播事业局和新华通讯社两个社会单位。原来由中宣部领导的这些机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都统一划归政务院管理。同时，中宣部作为党的机构也仍然对文化教育委员会具有指导和管理的职能。随着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成立，中宣部的职能进行了一些调整，用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话概括，就是12个字：抓政治、抓思想、当参谋、当哨兵。
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委员会成立以后，各地区有关文化教育行政的工作，此后均应经由各地政府及军管会之文教机关向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或适当部门报告和请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中央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门，在党（通过政府党组）的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参与下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以便党的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务，集中注意于党内外的思想斗争、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
三是建立文化领域国有化体制。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戏曲艺术、报纸、广播电视的公有制改造为标志，新中国的文化领域开始进入国有化的改革进程。
改人——主要指通过组织培训学习，帮助传统戏曲艺人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当时的戏曲艺术家绝大部分是文盲，主要在民间从事演艺活动。政府邀请著名戏曲和文艺方面的专家来给他们授课，帮助他们从戏曲的旧人向社会主义文艺的新人转变。
改戏——当时民间流传的戏曲内容鱼龙混杂，可划分为三类：一类有益，一类无益无害，一类有害。改戏主要是禁演有害的戏曲。有害的戏曲包括宣传封建秩序、鬼神迷信、伤风败俗、曲解历史、贬低农民、鄙视人民群众等。
改制——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比如严重侵害艺人权利的制度。各地由部队文工团改组成的剧团由当地文教部门负责，属国有剧团。另外，民间剧团采取公营或公私合营，全国约2000多家剧团转换为国营或集体单位体制。这种体制的特点是产业形态为公有制，艺术团体都有上级主管部门，艺术生产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人事权也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财务收支由政府统一调配，艺术作品生产要经过报批和内容审查程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艺术管理制度。
不光是戏曲，电影也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电影业主要在上海，有八大民办私营电影制片厂。新中国成立后，各地方政府也组建了一批公有制的电影发行公司。“五五指示”后，原来上海的八家私营电影厂合并为“上影”，进行了公有制改造。1953年，“上影”改制为国有的管理体制。
四是探索党领导文艺的有效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文化工作者意气风发，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社会，描写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出现了一批经典文艺作品，比如小说《创业史》《红旗谱》，舞台剧《茶馆》《红色娘子军》，电影《刘三姐》《李双双》《林家铺子》，包括长篇彩色动画片《大闹天空》。可以说，文艺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进行改革，不断探索党领导文艺的有效方式。
改革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要提高体制机制的效能。比如对电影领域的改革提出“三自一中心”的探索，即自选题材、自由组合、自负盈亏，以及以导演为中心。意思是题材不再经过审批，可自己确定选题再进入审批程序，电影的拍摄人员采取自由组合的方式，电影制片厂自负盈亏。同时，电影的拍摄不以领导为中心，而是以导演为中心。这场改革对打破计划经济对电影生产的束缚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电影，比如《林则徐》《刘三姐》等，对文化制度和电影制度的完善有很大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是激发创新创造的活力。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简称“双百方针”）作为党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指导方针。《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激发创作活力奠定了很好的制度设计基础，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三）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段话精辟概括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追求和目标：一是“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二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第一是社会力量开始进入文化生产领域。如何发挥文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文化领域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要建立文化市场，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文化产品生产。
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成为新时期我国文化市场兴起的标志。在此之前，我国文化活动都由文化部门以及文化单位承担。改革开放以后，广州是率先对外开放的城市，每年的春季和秋季都要举办国际商品交易会，很多外商包括港澳台的商人纷纷集聚在广州。为了满足他们的业余生活特别是晚间生活需要，广州东方宾馆就开设了音乐茶座。它在当时引起轰动的原因有三：一是作为由非文化机构举办的活动，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二是邀请了港台歌星到大陆来表演，这在改革开放初期算是一个壮举；三是收费茶座开风气之先。自此以后，全国各地由非文化部门举办的群众性和营业性文化活动，如舞厅、街机游戏等，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很快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1980年前后，民间开始参与图书的发行和生产业务，而改革开放以前，图书都由国营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社会力量进入文化生产领域，这是一个很大的变革。1985年，国内首个民营电影公司——珠海特区影视文化中心正式挂牌成立。90年代，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如今在电影业有很大影响的民营电影公司开始出现。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表明文化市场开始得到中央政府的承认。当时文化部还专门成立文化市场司对文化市场进行规划和管理。
从娱乐活动来讲，网络娱乐规模也正在超越传统娱乐规模。比如网剧、自制剧的数量已经超过各电视频道发行的电视剧数量，网络自制综艺节目的数量也已超过卫视综艺的制作数量，网络大电影与传统电影开始呈现出并驾齐驱之势。网络小说已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根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网络文学发展报告》，国内网络文学创作者已达1755万。至2018年，网络小说作品数量累计已达到2400多万部。同时，网络小说也影响着电视剧等其他艺术样式的生产。
第三是不断深化国有文化单位的体制机制改革。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积极作用，国有文化单位的改革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1981年，演艺团队开始进行改革。1985年，电影制片厂开始实行承包制，1987年不再有国家拨款，完全作为企业自负盈亏，照常纳税。1993年，广电部将国产影片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改为自主发行。
1995年，中国第一张都市类报纸《华西都市报》出现，除了有作为党的喉舌的功能，同时开始满足市民的需求。此后出现的很多都市类报纸，还有一部分青年报，如《北京青年报》等都承担了很重要的满足公民需求的功能。
“两分法”把国有媒体划分为两类，其中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经营性文化企业主要为市场监管产品。两类机构的改革思路是不一样的，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改革开放初期，由于财政力量不足，国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的支持力度不够。2003年开始的改革通过明确哪些单位属于公益类文化单位，并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这些单位的财政投入，确保了它们的正常运营。对经营性文化企业，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增强活力。
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主要是博物馆、图书馆等群众性文化场馆；经营型文化企业主要是媒体和新闻出版单位。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出版社581家，除少数拟保留公益性出版单位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地方和高校出版社都已转企改制。演艺集团也一样，除国家级重大演出活动国字号的院团和地方承担传统戏曲弘扬的少量院团，其他绝大多数院团都要走向市场。
这次改革力度非常大。截至2011年底，全国文化系统2102家承担改革任务的国有文艺院团，已完成和正在进行转制、撤销和划转的院团达1176家。全国有35家电影制片厂、70家电视剧制作机构、204家省市电影公司、293家电影院等国有经营性事业单位完成转企改制；10多万家国有印刷复制单位、3000多家国有新华书店全部转企改制；1251家非时政类报刊已转制或登记为企业。
在重视发挥文化市场在文化生产当中的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在建立构建公共文化体系的制度设计，即让政府更多地承担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早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就提出了“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主张。200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主要措施。
公共文化服务强调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具体包括读书、看报、看电视、农村电影放映等十方面内容。以读书为例，截至2015年11月25日，全国所有省（区、市）都开展了全民阅读活动，400多个城市常设读书节、读书月等活动，每年吸引8亿多读者参与。
新时期文化制度建设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其中之一是在文化理念上的重要建树。比如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再比如反对“唯题材论”，普通人民生活的题材都应纳入到文艺创作过程当中的提出。通过对文化发展理念的不断创新，我们又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比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新时期文化制度建设的另一个成就是初步建立了文化市场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文化产品的极大丰富。就数量来讲，我国很多领域的文化产品在全球居前列。比如电影市场的票房和收入稳居世界第二，电视剧产量和播出量居世界第一，年舞台艺术演出的场次和艺术品种居世界前列。每年出版的图书数量达40多万种，居世界第一。全球十大出版社里中国占据了两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小说《新星》《平凡的世界》等。
二是做大做强国有化企业取得了显著成效。新时期涌现出一批发展得非常好的国有文化企业。比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原江苏出版集团）在2014年收购了美国出版国际有限公司童书业务，创下中国出版界规模最大的海外图书并购。截至2018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总资产超547亿元，在全国新闻出版业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中名列第一，控有两家主板及两家新三板上市公司，连续入选“全国文化企业30强”。
三是民营化企业成为主力军。民营化企业在包括电视剧、电影、综艺节目等在内的所有娱乐产品的生产上都担当着主体角色，在演艺、图书出版等其他文化产业领域也成为不可忽视的生力军。
（四）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有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体提出要坚持、健全三个制度和两个体制机制的要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这一要求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体系，也明确了文化治理现代化的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学术方面吸收借鉴国外各国文明，特别是西方思想学说，对国家发展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我们也要看到，受西方思想学说的影响，在一些哲学社会性领域，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和标签化了。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
要做好这项工作：一是要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二是要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的《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就是为了落实党委意识形工作态的责任，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文化建设的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
在2013年8月19日至20日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公民这一系列重大问题。
围绕“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该《意见》陈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2015年4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印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方案》，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日常化、具体化、生活化，提出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等15项重点活动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还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到文化制度建设特别是法治建设过程中。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该《意见》确定了运用法治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个基本方略。
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对构建公共文化体系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
2016年1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并于2017年开始实施。
同时，从两个领域为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奠定基础：一是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引进市场竞争机制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发展。北京的“美后肆时景山街道市民文化中心”就是探索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它通过社会力量的介入把一个传统的四合院改造成市民活动中心，为市民提供几十种可供选择的公益性文化活动。不光是市民活动中心，现在图书馆也在尝试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来委托社会机构进行经营。二是完善文化事业单位的法律治理切口，主要对象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科技馆。目前全国已有多家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启动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通过组建理事会创建新的运行机制，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吸收各方代表参加，推动公众文化服务决策的民主化、制度化，及更加社会化。
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
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正确导向。
坚持正确导向，关键是把握好对网络媒体的管理。网络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在引导坚持正确网络舆论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做大量工作，包括对政治谣言的斗争，与贬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否定中华民族历史贡献、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史、歪曲党的历史、歪曲改革开放历史的言论进行正面交锋，对网络空间充斥的虚假、诈骗、攻击、谩骂等问题要敢抓敢管。
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利用网络进行欺诈活动，散布色情材料，进行人身攻击，兜售非法物品，等等，这样的言行也要坚决管控，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这样的行为泛滥开来。”
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
一是鼓励创作时代需要的体现高尚精神的文艺作品。2018年1月21日，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在京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推进行风建设”座谈会，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发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倡议书》。
二是要健全促进双效统一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2019年3月，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国有文艺院团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强调对国艺院团的考核要注重社会效益。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的特点和启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的四个重要特点
第一，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守正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特定时期中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
创新指我们党始终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文化发展需要，对领导文化的方式及不同文化主体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调整，使其更符合文化发展实际，更有利于文化发展繁荣。从某种意义上讲，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一次文艺理念创新、转变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会议，它强调要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善于从人民群众中吸收营养、激发灵感，因此促成了一大批优秀作品的诞生，除了前面讲到的《黄河大合唱》《白毛女》，还有小说《小二黑结婚》等。
改革开放以后，在文化领域推动文化制度的改革由以前党抱椠怀铅的做法调整为以政府为主导和文化市场共同推动文化建设，以发挥公共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积极性，文化产业成为文化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考察时指出：“文化和科技融合，既催生了新的文化业态、延伸了文化产业链，又集聚了大量创新人才，是朝阳产业，大有前途。谋划‘十四五’时期发展，要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兴起的文化意义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探索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系的途径，极大拓展了文化建设的内涵、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形成了完整的概念、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二是丰富了党的文化建设理念。原来党的文化建设术语主要由意识形态、党性原则、文化事业、文化立场、政治标准、意识标准、提高和普及、动机和效果等基本术语构成，文化产业兴起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概念和表述，如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消费、文化品牌、知识产权、投入和产出、经济效益、文化吸引力等。三是找到了发展文化产业的具体路径，一方面要推动社会力量进入文化生产领域，另一方面要做大做强国有化企业。四是极大促进了文化市场的丰富和繁荣。随着文化产业领域的发展，许多新理念形成。比如文化生产活动，它既是精神活动也是经济活动，既是精神力量也是生产力。文化市场是文化产品生产、流动和销售的主要渠道，文化产品生产要遵循两个规律，艺术生产规律和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
第二，体制机制改革贯穿始终。
前面提到，延安时期，在激励创作、组织化创作的方式下，《黄河大合唱》《白毛女》诞生，其表演获得了巨大成功。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电影体制改革“三自一中心”，自选题材、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和以导演为中心，也推动了计划经济时期文化领域的发展，激发了社会活力。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方面盘活存量，推动国有文化体制改革，另一方面激发扩大增量，引入社会力量进入文化生产领域。这场体制机制改革的意义较之前更加深远。
第三，立足于中国实际，不断吸收外来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构过程始终立足于中国实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和制度成果，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过程中文化制度建构的主要内容。
与此同时，文化制度的建构过程也是不断吸收有益的外来文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广泛借鉴其他国家电影生产的经验，文化部专门派导演去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进行考察。回国后，考察队向中央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为后来“三自一中心”管理方法的出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支撑。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更多的是学习国外的管理经验，比如保护知识产权、对国有文化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建立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等。这些都是吸收有益外来文化的重要做法。
第四，文化制度建构是社会合力的结果。社会选择理论分析个人偏好和集体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可以对不同的社会状态进行公正的排序或以其他方式加以评价的方法。纵观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的文化制度的建构，一种文化理念和重大制度设计的提出及被接受，其实是社会合力的结果。能否被接受往往受两大因素的深刻影响，一是特定时代的特点、要求和氛围，二是决策正确性、谋划的精准性及时机等因素。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的三点经验启示
第一，要正确处理好文化和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调整了文化和政治的关系，使文化生产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得到空前释放，但也出现了只讲究文化娱乐功能的倾向。这同样影响文化功能的全面发挥。
所以，文化制度建设的核心目标和功能应该是满足人的精神追求，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世界，使人在物质生活和知识、道德的层面上全面发展，为整个社会建立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
正确处理好文化和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至关重要。社会活力得到激发，文化就能发展、繁荣；反之，文化往往缺乏生机和活力。
第二，要尊重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完善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和引导激励机制是尊重文化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推出更多群众喜爱的文化精品。
以影视剧为例，要完善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引导激励机制：
一是要优化重点选题的创作引导。
三是要优化影视产业规制。包括进一步细化审查标准，解决电视剧、电影制作尺度缺乏准确性，审查人员标准不统一，审查周期过长，政策波动比较大等问题。降低电影制片厂、电视剧制作公司的一些政策风险和道德风险。
四是要优化电视剧评价监督机制。重视社会责任，健全电视剧评价机制，做到科学化、专业化和标准化，为电视剧提高质量设立更加清晰准确的价值坐标。
五是要提升电视剧国际传播能力，探讨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进一步扩大中国电视剧国际市场份额。
第三，文化制度的建构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保障。
文化强国建设包括文化立国、文化治国和文化兴国。
从文化立国的角度讲，实现文化强国一定要打好基础。一是要解决好历史传承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好中国当代意识形态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衔接问题。二是要激发各类文化人的创作活力。三是要解决文化思想的传播问题，不光要靠政府媒体的宣传，还要依靠国民教育、政府智库，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从文化治国的角度讲，实现文化强国就是要把文化价值观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使其与经济利益相协调。当经济利益与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应秉持文化价值优先的原则。文化治国要重视文化规则的制定，把人的价值、权益作为追求，维护社会公德。
政府是规则的制定者和守护者。文化治国要重视政府的职责，将其更多地转向规则的制定、维护和监督，尽量减少参与文化活动自身的运行。
实现文化强国要有系统的、能够为国际舆论所接受的文化主张。在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讲中国的文化主张，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主张。只有有这样的文化主张，中国的文化才具有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从文化兴国的角度讲，实现文化强国要采取鼓励性措施，支持文化发展。建设发展要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发展为中心，而不是以GDP、审美、科技为核心。文化发展需要借助科技的手段，但不能失去文化的特点，要以人民的喜好为导向，以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生活方式去设计文化服务，进行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同时要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鼓励文化多样性。文化发展是要靠竞争和交流来实现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化、多样化发展是具有文化活力和创造性的无源之水，是我们文化创造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