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方位；在社会主义制度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与优越性；在社会主义革新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一、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
到了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基本确立，以蒸汽机为先导的机械化社会化大生产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进一步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社会主义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贡献下，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相比乌托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再是单纯的理论或价值想象，而是体现客观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人类理想。但是，就理想目标而言，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以现代社会为基础，将自身视为现代社会之文明遗产的当然继承人；同时又将现代社会视为批判对象，并主张在扬弃和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平等、自由和公正。
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把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的方案引进中国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飞跃，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怎样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的问题。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与社会主义社会，但现代化的使命尚未完成，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在这个至少需要一百年的初级阶段，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发展阶段，面对不同问题和任务，相继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也在理论上形成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之间的“起承转合”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显然，从社会主义思想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遵循着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科学回答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政权之后如何建设、巩固、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总问题，这一“世界之问”，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也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即社会主义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二、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方位
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尽管在这之前，也就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英德先后爆发了三大工人运动，它们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但是它们还算不上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当时的工人阶级还处于自在阶级，斗争的矛头并没有指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直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随着它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灌输，工人阶级才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社会主义也才成为一种现实性的政治运动和制度实践。作为一种运动实践的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首先是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然后由政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最后在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下建立并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相应地，社会主义运动也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亦说三次浪潮）。
显然，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段有不同任务，存在不同“中心”和不同的“参照系”。在第一个阶段，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在西欧，参照系主要是德国，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和开展各种阶级斗争。此时的中国，还处于各阶级先进分子接续探索各种救亡图存之路，社会主义还没有登场。在第二阶段，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俄国，参照系当然是苏俄，主要任务是通过革命道路夺取政权，并在革命的惯性作用下，继续沿用革命的手段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政权。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革命胜利后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因此壮大了实力。在第三阶段，苏东社会主义相继垮台、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不是中心的“中心”，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新参照系和核心推动力量。
三、在社会主义制度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与优越性
无论是社会主义思想学说还是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最终结果都指向建立比资本主义更为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现实制度形态存在的社会主义，始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及其之后逐渐形成的苏联模式。尽管在这之前的巴黎公社也尝试实行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但是它仅存72天，而且仅限于一个城市政权之内，因此还不能称得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为奋斗目标，结合时代发展与具体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改革与完善，构成了一部历时百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史。
在这段历史中，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了战胜国内外武装干涉，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国际上倡导成立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在国内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希望借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事实证明列宁错了，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随着战争的结束而越来越遭到工人、农民和主要来自农民的士兵的反对时，列宁改行新经济政策，实行粮食税，允许商品、货币和市场的存在，希望通过在社会主义政权控制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逐步实现工业化，发展国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说，新经济政策是适合俄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的发展道路的，也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却因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遇到了粮食征购问题，而于1929年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全面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国有化，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就消灭了城乡资产阶级，并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成了一种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模式，史称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苏联模式具有严重弊病。一急于求成，为了追求速度，用党政命令和群众运动方式建设社会主义；二超越阶段，在所有制关系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三把手段当目标，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计划体制，工业化等同于现代化；四权力过于集中，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这些弊病对于苏联的长期发展和后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多国都有普遍且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破解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难题，也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问题，最终在两制竞争中败下阵来，苏东社会主义政权垮台。深受这种模式影响的中国共产党也由于国际环境的限制和历史经验的局限，走过弯路，犯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错误。
为了摆脱困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选择了改革开放，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在这两大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建和包括领导人任期制责任制等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不仅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完成了融入全球化、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体系也得到了部分重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富起来的伟大目标。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市场化改革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带来了社会分化、吏治腐败、生态恶化等严峻问题。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而且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在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涵盖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不同层次，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四、在社会主义革新史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
由思想到运动再到制度，构成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个基本逻辑。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建成后都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时代发展与实践经验而不断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否则即使是进步的制度也有可能走向其反面，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更何况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而且迄今所有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又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也即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率先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制度从建立之时起，就面临着如何坚持、巩固和完善自身的问题。
针对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形态——苏联模式，率先发起改革的是南斯拉夫铁托。在南苏两国两党关系走向对抗后，他结合南斯拉夫的具体国情，创立了以工人自制为核心内容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其后便是赫鲁晓夫改革，他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推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并在赋予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方面做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这两次改革最终都没有能够走得通。尤其是后者不仅未能真正突破斯大林模式，反而在其后继者勃列日涅夫时期走向固化。20世纪80年代，苏联模式积重难返，最终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中走向转向而失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也就是说，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坚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没有解决好，二战后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一大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好。这个历史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真正的世界性社会主义革新也正“是从1978年起由中国率先起步的”。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带头实行改革开放，但是与苏联、东欧从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对立对抗到完全西化变质，从固守传统模式到完全抛弃，非此即彼的改革不同，中国的改革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试点到全面推广、从经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的改革既不是在恪守传统体制的基础上的修补性改良，也不是轻易抛弃革命的遗产将改革的矛头指向基本国家制度进行颠覆性的转轨，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独立自主地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九大才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与实践的主题。
对内改革，建立市场体制，对外开放，拥抱世界市场，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体制的创造性结合，为中国在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找到了一条处理两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正确道路，也为破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系难题找了基本现实路径，即在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体制（社会主义基本国家制度）的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奠定市场这一现代社会建制和现代动力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计划，资本主义=市场”这一根深蒂固的“正统”信条的历史性突破，在现代社会主义史上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
显然，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了一套中国特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也筑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在解决温饱问题、基本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即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力量体，成长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并开始成为创造中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且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当今世界上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巨大成就之后，相继结合各自国情，推进改革、革新、开放、融入。不管他们是用“改革”“革新”还是“更新”来自我定位，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他们都吸取了原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放弃社会主义的休克疗法失败教训，都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本国特色，也都注重学习中国经验。
总之，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生成发展始终与之紧密相连。只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才能把握其生成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一种样式，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只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经典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与联系，才能把握其在战略策略选择和制度体制创设上的创造性、独特性和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由理论到运动到制度再到革新的一种完整且成功的伟大实践，已经成为继苏联模式之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参照、制度依托和力量源泉。只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与使命担当，才能把握其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上的未来成长性，进一步增强四个自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视野大格局大趋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