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1日，中国地质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的一个小山坡上，挖掘到两颗古人类门齿化石。这种形状的牙齿，在人类学中被称为铲形门齿，是现代大多数蒙古人种的门齿类型。左图是当时我国境内所见最古老的直立人元谋人的门齿化石。
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和文化遗存
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是石器，一般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指以打制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我国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点遗址有数百处，代表性的有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和距今约70万—20万年的北京人。（①1984—2006年，科学家在重庆巫山县发掘的巫山人遗址中，发现有疑似人属下颌骨化石1件和上门齿化石1件，推测其年代距今约200万年。有专家认为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古人类遗址。但关于巫山人遗址的年代与属性，考古学界也有不同看法。）他们从事渔猎和采集，过着群居生活。元谋人、北京人已经学会用火。
学习聚焦
从猿到人的演变中，直立行走和制造工具有着决定性意义。
在猿到人的演变过程中，直立行走和制造工具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进步使得人类能够适应更复杂的环境，提高生存效率，并为后续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制造工具则使人类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和改造环境。通过使用工具，人类可以更容易地获取食物、建造住所、防御敌人等。工具的使用还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分工和合作，加速了文明的发展。
因此，学习聚焦直立行走和制造工具对于我们理解人类的起源、发展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研究这些过程，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以及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思考点
我国是远古人类起源的重要地区。观察《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人类遗址分布图》，分析我国早期人类分布的基本特点。
根据《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人类遗址分布图》，我国早期人类分布的基本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分布广泛：我国早期人类遗址分布范围广泛，涵盖了多个地理区域，如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南地区等。
沿河流域集中：许多早期人类遗址都位于河流沿岸，如黄河、长江、珠江等大河流域。这些河流为人类提供了水源、渔业资源和交通便利，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东部和南部地区较为密集：从遗址分布图上看，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早期人类遗址较为密集，可能与这些地区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和资源状况有关。
多种文化类型共存：我国早期人类遗址呈现出多种文化类型共存的现象，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这些文化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地区和时期的人类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我国早期人类分布具有广泛性、沿河流域集中、东部和南部地区较为密集以及多种文化类型共存等特点。这些特点反映了我国早期人类在面对不同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时所采取的适应策略和发展路径。
距今约1万年，我国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是指以打磨结合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大量使用陶器，开始从事原始农业，饲养家畜，修建村落，生活逐渐稳定。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有1万多处，分布广泛，并逐渐朝着多元一体、中原核心的方向发展。
距今约7000—5000年，黄河中上游地区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它的基本特征是彩绘陶器，以粟为主要栽培作物。大致同一时期，黄河下游分布着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有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居民种植水稻，并且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
历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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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中国其他重要文化遗址
新石器时代是我国远古社会演进的重要阶段。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河南舞阳贾湖、陕西临潼姜寨、山东泰安大汶口、辽西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裹汾陶寺等遗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反映了远古先民丰富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组织生活。特别是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内涵丰富，被视为具备了国家的初始形态。
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被龙山文化所代替。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是黑陶，胎壁薄如蛋壳，被称为“蛋壳陶”。同时，在北方辽河上游有红山文化，长江下游有良渚文化。它们都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并且出现较大规模的祭坛和神庙。
史料阅读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蔬(luǒ)蚌①(bàng)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
——《韩非子·五蠹》
解析：在上古时代，人口稀少，而野兽众多，人们无法应对野兽虫蛇的威胁。于是有圣人出现，他教人们构建木巢以避开野兽的侵害，人们非常高兴，推举他为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们的食物主要是水果、蔬菜、蚌、蛤等水产品，这些食物容易腐败变质，产生恶臭，并且容易伤害人们的肠胃，导致疾病流行。又有圣人出现，他教人们钻木取火来烹调食物，从而消除了食物的腥臊味，人们非常高兴，推举他为王，称他为“燧人氏”。
到了中古时代，天下发生了大洪水，鲧和禹先后进行了治水工程。在近古时代，桀和纣残暴无道，商汤和周武王分别进行了征伐。
以上是《韩非子·五蠹》中关于上古、中古、近古时代的简述。其中提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反映了人类社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强调了圣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故事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原始社会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历史。原始社会组织分为原始人群、母系氏族社会和父系氏族社会3个阶段。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母系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氏族成员共同劳动，成果共享。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父系氏族社会，父权制取代母权制，社会贫富分化与不平等的萌芽开始出现，氏族间的联系趋于紧密，形成较大的部落甚至部落联盟。考古发现，这时私有制已经产生，阶级分化日益明显，部落中出现了权贵阶层。他们通过战争不断扩大财富和权力。人类即将迈入文明的门槛。
从部落到国家
古史相传，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开始。三皇时代较早，名称众说不一（①关于三皇，较常见的一种说法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
,神话色彩浓重。五帝（②关于五帝的名称，说法也不一。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顺序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的事迹较为具体。居于五帝之首的黄帝，大约是黄河中上游一带的部落首领。他联合另一部落首领炎帝，形成炎黄部落联盟，被后世尊为华夏始祖。五帝中最后两位尧、舜，可能是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尧年老时，根据各部落首领的推举和考察，由舜继承其位。这种做法称为“禅让”。
有夏氏部落的禹因治水有功，接受舜的禅让，成为部落联盟首领。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夏朝。禹死后，其子启继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文献记载：夏王是最高的统治者，称为“后”。中央设有主管行政、军事、司法和宗教的机构与职官。夏朝社会仍然是聚族而居。除对夏后氏生活的地区直接统治外，夏朝对其他地方主要通过控制一些部族实行间接统治。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发现的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存。
古代文献中关于夏朝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尚书》《诗经》和《史记·夏本纪》中，但至今尚未发现像商周那样用甲骨文、金文来记录当时史实的材料。
夏朝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其记载主要存在于古代文献如《尚书》《诗经》和《史记·夏本纪》中。相较于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等文字记录，夏朝的文字材料尚未被发现，这无疑增加了研究夏朝历史的难度。
然而，尽管缺乏直接的文字证据，学者们仍然通过其他途径努力探寻夏朝的历史。例如，通过对考古发掘的遗址、器物进行研究，结合古代文献中的记载，可以对夏朝的社会制度、文化特征等方面有一定的了解。此外，还可以通过对其他历史时期和地区的文献进行比较研究，从侧面揭示夏朝的历史面貌。
这种在没有直接文字证据的情况下，通过多种途径探寻历史的研究方法，展示了历史学科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也提醒我们在研究历史时，需要保持谨慎和开放的态度，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方法，以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总之，尽管夏朝的文字记录至今尚未发现，但通过多种途径的研究和探索，我们仍然可以对夏朝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脉络。
学思之窗…
关于启的继位，古书中有不同记载。《史记·夏本纪》写道：“益(禹晚年培养的接班人)让帝禹之子启。”《战国策·燕策一》记载：“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关于启的继位，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不同说法
关于启的继位，古书中出现不同说法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古代，历史记录往往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胜利者或权力者可能会在记录历史事件时加入有利于自己的描述，或者删除、修改不利于自己的内容。因此，关于启的继位的不同说法可能反映了不同政治势力或派别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和叙述。
文字传承的缺失：由于古代文字的传承并不完整，有些古籍可能在传承过程中出现了遗失、损坏或篡改等情况。这可能导致关于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在传承过程中出现差异。
综上所述，关于启的继位的不同说法可能是由于历史记载的差异、政治因素的影响、传说与史实的混淆以及文字传承的缺失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在研究这些历史记载时，我们需要保持谨慎的态度，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以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商和西周
约公元前1600年，黄河下游的商部落首领汤推翻了夏朝，建立商朝。
考古发现的甲骨文，证实了文献中关于商朝的部分历史记载。大量的青铜铭文，反映了西周贵族的各种活动。
通过考古发现的甲骨文，我们可以确认文献中关于商朝的部分历史记载是真实的。这些甲骨文记录了商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信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同时，大量的青铜铭文反映了西周贵族的各种活动，包括祭祀、战争、盟约等，这些铭文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是西周书法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历史的实物证据。通过对这些文字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信仰等方面的信息，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历史。同时，这些文字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的发现还证实了历史文献的真实性。通过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我们可以确认这些历史文献的可信度，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更为完整和准确的中国古代历史体系。
综上所述，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的发现对于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书法艺术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文字资料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和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构建中国古代历史体系的重要依据。
商朝国家机构更加完善。商王是最高统治者，商王之下设有尹及各类事务官。商朝的国家管理结构是内外服制。内服指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外服指商王间接控制的方国和部落。商朝的政治势力与文化影响东到大海，西及陇山，南跨江汉，北至燕山。
公元前1046年，周族首领周武王率众伐商，商朝被周朝取代。周朝定都于镐（①镐，今陕西西安西。）,史称西周。
利篮及铭文
利篮(gui)铭文"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风有商...",可与《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等文印证,反映了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据这些记载，武王在甲子日清晨时分率领军队到达商郊牧野，与商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武王英勇善战，指挥得当，最终击败了商军，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标志着商朝的灭亡和西周的建立，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这些铭文和文献的记载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古代历史。同时，这些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源，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尚书·无逸》记载，祖甲以后的商王多很腐朽，他们“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你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到商朝衰亡的原因是什么
从《尚书·无逸》的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商朝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商朝后期的君王们过着腐朽的生活，沉迷于享乐，完全忽视了人民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他们不了解劳动的价值，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追求自己的享乐，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国家的衰落。因此，商朝衰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君王的腐朽和享乐主义。
西周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史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王将王畿直接控制的镐京之外的广大地区，封授给王族子弟、功臣和前朝贵族，在地方建立世袭的诸侯国。诸侯在国内也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分给士。这样，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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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制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cuī)(①等衰，由高到低按照一定的标准递减。)。”这是分封制与宗法制的结合。宗法制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组织内部的制度，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周王是大宗，诸侯是小宗。诸侯国内，诸侯是大宗，卿大夫是小宗。以此类推，层层区别，形成政权与族权的结合。
解析：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制度，它与分封制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宗法制的核心是血缘关系，它规定了宗族组织内部的权力和继承关系，严格实行嫡长子继承制。
在宗法制下，周王作为天下的共主，是最大的大宗，而诸侯则是小宗。在诸侯国内部，诸侯作为国君是大宗，而卿大夫则是小宗。这种层层区别的宗族关系形成了政权与族权的结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既稳定又有一定的灵活性。
宗法制强调血缘关系的纯洁性和排他性，因此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规定了人们的身份和地位，确定了继承权和权力关系，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同时，宗法制也促进了家族和宗族的发展，增强了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然而，宗法制也有其局限性和缺陷。它可能导致权力的集中和滥用，使得一些有权势的家族或宗族凌驾于法律之上，破坏了社会的公正和平等。此外，宗法制也可能导致家族和宗族之间的争斗和矛盾，引发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定。
总的来说，宗法制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制度之一，它与分封制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虽然宗法制有其局限性和缺陷，但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家族和宗族的发展、增强家族凝聚力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贪财好利，为政暴虐，引发了“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诸侯共伯和被推举摄政，史称共和行政（②还有一种说法：由大臣召公、周公共同执政，故称“共和”）。公元前771年，西北游牧民族犬戊乘西周王室内乱，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西周灭亡。
商和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经济发展并走向繁荣的时期。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井田制是基本土地制度。井田即方块田，整治规则，有沟渠灌溉。农业生产中主要使用木、石、骨、蚌等材质的工具，青铜农具极少。青铜铸造是手工业生产中的主要部门，青铜器种类繁多，劳动人民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绢帛是商周贵族普遍的衣着材料。
商周奴隶制
据《周礼·地官·质人》记载，商周奴隶制国家设有专门掌管奴隶和牲畜买卖的官吏，可见当时奴隶买卖的普遍。曶[hū]鼎铭文记载了有关奴隶买卖的价格，5名奴隶的身价相当于一匹马一束丝，即“匹马束丝”。
解析：商周时期，奴隶制度是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周礼·地官·质人》记载，商周奴隶制国家设有专门掌管奴隶和牲畜买卖的官吏，这表明当时奴隶买卖已经相当普遍。曶鼎铭文所记载的“匹马束丝”进一步证实了奴隶买卖的存在，并为我们提供了奴隶价格的具体信息。
然而，商周时期的奴隶制度也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和残酷性。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常常受到残酷的对待和剥削。他们的生活条件恶劣，缺乏基本的人权保障。
总的来说，商周时期的奴隶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它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动力，但也带来了社会的不平等和残酷性。这段历史提醒我们珍惜现代社会的人权和平等价值观，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探究与拓展
问题探究
西周出现了敬天保民的民本观念：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③监，通鉴，指照映、明察。整句意思是：人不仅要用水当镜子来观察自己，而且应当把民众作为镜子来观察自己。）——《尚书·酒诰》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尚书·泰誓上》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泰誓中》
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尚书·梓材》
民本观念是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你认为西周民本观念产生的意义是什么
西周时期出现的敬天保民的民本观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这种观念强调天命与民意的关系，认为天意顺从民意，王者应该以民意为重。这一思想在当时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理念，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西周民本观念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大转变。在此之前，商朝时期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神权手中，而西周时期则开始强调民意的重要性，将政治权力从神权手中逐渐转移到人民手中，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次重大变革。
其次，西周民本观念强调王者的责任和义务，要求王者以民为本，关心人民的疾苦和需要，积极为人民谋福利。这种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王者和统治者来说，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规范和政治标准，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最后，西周民本观念的影响深远。这种观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得到重视和传承，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人民的重要性和价值，提倡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它也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为中国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习拓展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说：“相对于世界其它几大历史文化系统而言，中国文化是自我一系的；中国古代文化又是多源的；它的发展不是一条线贯彻始终，而是多条线互有交错的网络系统，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区系既相对稳定，又不是封闭的……中国文明之所以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在数千年来始终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都与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多源性有密切关系。同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的发展模式不同，多源、一统的格局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苏秉琦教授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提到了中国文化的自我一系、多源性、网络系统、相对稳定和开放等特点，以及中国文明独具特色、丰富多彩、连绵不断的原因。这些观点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与统一性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多样，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遗址呈现出各自独特的文化面貌。例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夏文化等，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以及北方草原的细石器文化等，都是中华文明多源性的具体表现。这些不同地区的史前文化在交流、融合中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源头。
其次，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表现出了强烈的统一性倾向。虽然各地区的史前文化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面貌，但它们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共性，如对于玉器、陶器、青铜器等的制作技术，以及对于祭祀、墓葬等社会行为的处理方式等。这些共性表明，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就具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
此外，中华文明的多源性与统一性并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各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不仅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创新，也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也为各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的多源性与统一性是历史形成的产物，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史前时期，中华文明的多源性表现得较为明显；而在历史时期，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中华文明的统一性逐渐成为了主流。因此，我们在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与统一性问题时，需要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