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家庭权利是其社会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女性在家庭内的平等权利、财产权利、生育权
利以及人身安全权利等。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中共文化和商品社会文化这三重压力造
成了多数女性的家庭权利贫困
[1].
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主张女性要内外兼顾、工作家庭两不
误。大部分女性除了必须在工作上努力与男性竞争外，在家庭里还要承担大部分家务劳动。尽管社会
的半数成员是女性，而女性对社会和家庭的贡献可以说也超出男性（至少就辛劳程度而言是如此），
但女权主义等现代理论及相应的研究在中国一直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更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观念的
约束所致。本文通过分析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历史演变，具体考察她们的家庭权利的各主要方面，希
望藉此能促进当代妇女学中家庭关系及女权问题的研究。
一、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中的地位
中国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向来不高。宋代以来女性家庭地位低下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摧残女性的
缠足现象，它首先是为了取悦于男子的审美需求和性欲偏好，同时迫使女性深居闺房，不问世事，禁
锢家中，成为男性的家奴和性奴。
[2]
有西方学者认为，“缠足是一种政治机制，它反映和存续了妇女
社会和心理的劣势；
缠足将妇女牢牢地固定在特定的位置、
特定的功能”，
而且缠足又“是公众态度，
是大众文化──它是
10
个世纪中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作为真正的女人的生活方式的关键所在”。
[3]
“五四”运动以来，缠足现象逐渐废止，“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许多新的风气，但家庭中的夫权
观念、女性的相夫教子功能和女子的“三从四德”文化，在民国时期一直占据主流。在夫权主导下的
家庭里，妻子必须听命于丈夫，女儿必须服从于父母，媳妇必须听命于公婆，许多女性的家庭权益被
严重侵犯。尤其糟糕的是，家庭中侵犯女性权益的主要侵害者常常也是女性──如婆婆、后母。“多
年媳妇熬成婆”的婆婆们经常以一种不健康的心态，重复自己的婆婆当年的压迫手段，甚至变本加厉
地侵犯媳妇的权益和人身自由。后母虐待非亲生之女儿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即便在家中未遇到婆婆或
后母的迫害，女性也得面临代表父权的父亲和公公的压力，男性家长经常任意剥夺女性婚姻自主和经
济自主的权利。
1949
年以后，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但妇女解放运动并未深入到家庭之中，政治运动的风
暴也未危及家庭中男人的优越地位。
虽然传统文化鼓吹的“三从”
（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文化受到明显的冲击，但在毛泽东时代女性却又多了另外的“二从”，即“从国家”、“从单
位”[4].1950
年代，许多女性面临“组织上”的压力，在革命的名义和强制之下，被迫服从组织“分
配”，与“首长”们结合。政府公然容许和容忍那些“老革命”喜新厌旧，抛弃老家的“黄脸婆”妻
子，与年轻漂亮的城市小知识女性结婚。“组织上”用这种方法对那些“革命英雄”实行了性补偿和
性报答，但众多小知识女性却被“革命”当作“性礼物”和“性奴隶”无偿赠与，其自由恋爱的权利
被剥夺了，而“首长”们结发妻子的合法权益也被“组织上”彻底破坏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企业普遍在就业、薪资、提升等多方面对女性员工采取歧视性做法，女性
不仅难找工作，
而且处处受到福利和待遇上的歧视。
全国妇联
2001
年第二次妇女地位调查的结果表明，
从
1990
到
1999
年，城市女性与男性的工资比率从
77.5
比
100
下降到
70.1
，而在农村则从
79
59.6
100.
女性社会地位的下降自然影响到她们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随着城市里越
来越多的女性被迫离开职场、退回家庭，城市失业者中下岗女工越来越多
[5].
退回家中的女性尽管不
再外出辛苦工作，但心理压力和痛苦却成倍增加。那些仍在工作的女性则不得不降格以求，不仅被迫
接受低工资、少福利的歧视，而且可能还要忍受各种性骚扰。
在农村，家庭责任承包制实行后，农民家庭普遍需要男性强劳力承担重体力活，再加上人民公社
时期的乡村福利制度和“五保户”制度的崩溃，农民家庭的老人赡养只能依靠儿子，出嫁的女性、离
婚女性在责任田、口粮田及土地补偿费方面都得不到公正的对待，于是农村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明显下
降。
[6]
虽然时代变了，观念也有进步，但传统文化对女性家庭权利的约束仍然存在，下面分析女性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