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4日是第十一个国家宪法日，也是中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四十二周年。回首百年中国，宪治之路可谓曲折又漫长。一百多年困扰中国人的许多问题，其实都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宪法何以中国？
一句话，有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决定传统与现代、文明与野蛮的根本标志。能不能真正搞清楚宪法，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停留在哪一个阶段。
而另一方面，在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作品中，以“宪治”“法治”为切入点的书十分少，而从司法视角串联“现代化进程”的，就更少了。为此，我们诚荐“中国百年宪治转型”三书，重新认识“法治”视角下的中国：
《1840年以来的中国》
法学家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
184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一年——把中国卷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从“大变局”开始反思，以宪法为线索，探究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真问题，一直讲到1982年。可以说抓牛就抓牛鼻子，而且写得在同类型书中是少有的扎实。
为何中国的宪法之路异常坎坷？为什么说是焦躁的心态，让中国近代法治之路变得痛苦而曲折？本书从法学视角，再看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的冲突与融合。宪法问题，并非单纯的法学问题，其背后交织的，是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
西方的普遍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法治、权利，在一系列“法治”实践后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渗透进中国人的意识中，并被逐步接受？是外在的宣传灌输？还是基于内心的诚服？最后，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又是如何在中国特殊的文化土壤里生根发芽？它们又是如何不断塑造新的“法治时刻”？
以上问题，是《1840年以来的中国》贯穿的另一条线索。通过对“法治演化”背后的中西观念冲突的分析，王人博老师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叙述，上升到了历史哲学的高度。书友感叹：“每读几页，总能受启发”。
《宪法学讲义》
被誉为“宪法学教学参考书的典范”
一谈到法治，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民众守法”；稍高一点的，能想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是，不受限制的权力，从来都是文明的最大障碍。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与其让公民中的一员来统治，不如让法律来统治；即便是法律的捍卫者，也必须遵守法律。
因此，法治的第一要义，是人人守法，国王也不例外。
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被迫签署《大宪章》，承认“法律高于王权，国王不得越过法律任意征税”。《大宪章》的历史，奠定了法治的内涵和前提：法律至高无上，人人都要守法；权力有边界，受法律约束。
正如林来梵在《宪法学讲义》中的总结：在一个典型的法治国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神圣规则，凌驾于一切个人或组织之上；一切公权行为，都必须受到公开的、清晰的、事前规定的规则约束。
本书源自于作者讲授大学本科“宪法学”（国家精品课程）的全套课堂实录，全书力图从“规范宪法学”的方法论出发，对宪法学的学科内容做了全面体系化的阐释，既秉持“宪法学中国化”的立场，又兼具一种堪称“人文主义宪法学”的品味。书中不时展现与“马工程”《宪法学》教材的学术对话，并引导读者针对一些学说做批判性的思考，更就许多有争议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独立的学术观点。全书在较大程度上保留了课堂讲授的原有风貌，由浅入深，寓庄于谐，理趣并蓄，颇有“临场感”。
《从“共同纲领”到“八二宪法”》
探百年难题“宪法何以中国”
优秀的公法学研究一定要有深厚的政治理论作为支撑。本书从司法概念规则体系的提炼转向现代国家的法理建构。
本书作者翟志勇认为：“中国宪制的发展必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看似截然的断裂，实则有内在的关联；未来中国的宪制更不可能抛弃与这笔“遗产”的历史联系，甚至可以说，只能从这笔“遗产”中生发出来。”
“整个中国宪法史本身呈现为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但尚未形成一种演进机制，因此，宪法史研究要通过描述演进过程，来探讨演进机制，最终实现人民的自我立宪。”
本书系统梳理中国宪法的曲折历程，不仅有对49年之后的宪法文本及宪法序言的详细考察，还对看似“失败的遗产”的中国宪法史进行了重新梳理，并借此透视现代中国的宪法建构路径。透过文本的变化，观察出我们与世界的距离。
本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作者对于宪法文本（包括宪法序言）进行了手术刀似的精确剖析。这不仅是一本适合法律研究者的必备参考书，也适合每一关心中国法治和前途命运的人去阅读。本书含翟志勇老师亲笔签名版，数量有限，十分难得。
宪法像一个国家的毕业证，它记载了学业的结果。一个民族有了一部健全、完善、并得到尊重和执行的符合现代文明的宪法，那这个民族就毕业了。
如果把一个国家比作一台计算机，那么“法治”就是它的操作系统。“法治”如果混乱，这台机器不可能正常地运行。而一个国家不仅由政府组成，更由每个人组成，因此让“法治”这套系统正常运行不能仅靠政府的自觉，人们知法、懂法、会用法律维护自身、监督权力，才是“法治”慢慢走向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