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在我们对中国国情作一番研究。
从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关于中国国情的比较全面和深入的认识。总结一下前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形成一个简明扼要的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结构和这个结构规定的演化规律。
我们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对前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和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探索，我在此试图利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上我本人的一些认识加以描述。基本的观点是，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保持了连续性。现代化就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过渡，是市场经济的逐步形成和完善。财富的占有形式实现了从对土地的占有到对资本的占有的转变。国家和政府权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大一统或者说社会主义为中介的连续性发展，和西欧经历资本主义为中介的断裂性发展明显不同。本文还批评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斯大林主义范式，认为该范式对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存在着自相矛盾，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如果只是如上述罗列几种成分，那么我们就无法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元化和自组织的性质。调节上述几种成分的要素是三个方面的，一个是商品经济，一个是国家调控，三是道德制约。
前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和西欧封建的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个区别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是和商品经济兼容的，而不是对抗的。中国的地主所有制就是和土地买卖制度相结合的，因此地主往往兼营商业，商人也往往通过投资土地而成为地主。国家也不是单纯的地主，国家也对工商业进行投资，并且利用行政手段实现对重要行业的垄断。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的身份也是可以转换的。在我国的历史上很早就实现了农民经济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经营，因此农民兼营工商业也是中国特色。在家庭结合中的男耕女织，到家庭之外的亦工亦农，直到今天也存在着。如果我们把现代化看作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传统经济的内部经历了连续性发展而实现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就可以用市场经济的原理来描述传统经济，这是华裔美国学者赵冈的传统中国市场经济论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竞争和垄断相结合的特点，竞争和垄断往往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和互相依存。
第一，这个现代经济结构和前现代经济结构存在着同构关系，国有资本是国有土地的替代。官僚资本对应着官僚地主，民间资本是庶族地主的替代。官僚资本除了资本经营外还经营政治权利，它和官僚地主一样都是国家权力的寄生物。在中国官僚政治的体制中，官僚资本和官僚地主一样都是受抑制的对象，和其地位相当的欧美垄断资本则不受国家的抑制——垄断资本把国家作为自己的抑制对象。民间资本和庶族地主类似，也是和乡族社会密切结合的。农民的身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企业和城市经济吸引了农民到工业商业部门就业。在中国出现了和农村密切联系或者不摆脱农民身份的工人阶级。
其次，现代经济在形成过程中保留了和传统经济的混合融通。传统中国就有国有手工业和商业，因此现代国有资本的出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是在一个早晨突然出现的。到今天为止国有资本还和国有土地制度结合在一起，保留了历史的连续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中国的私人资本包括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都还保留着地主阶级的身份，一些北洋政府的官僚还热衷于购买土地作为不动产。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在城市工作，却把自己的根留在土地上。
苏联的解体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欧的失败，以及中国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道路的成功，使得我们有了摆脱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教条的机会，可以按照中国国情的内在线索来总结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这就要在研究前近代历史的时候抛弃资本主义萌芽的教条，在近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中抛弃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教条。因此，如果我们把中国近代史及从前近代走向现代中国的历史看作是中国传统社会连续性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就应当抛弃资本主义的概念，因为在前近代和近代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种资本主义的法权体系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我们当然不会抛弃前人研究的积极成果，例如前近代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实际上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在传统社会孕育发展的事实，而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则总结了国家资本整合国民经济、促进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
从这样的经济社会研究的成果出发，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深刻的探究。我们的研究将获得积极的成果，将改变以往近代史研究的基本面貌，形成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新范式。在过去曾经存在过两个研究近代历史的范式，一个是中国革命的范式，把中国近代史当作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反抗史；另一个范式是八十年代以后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这个范式把中国近代史看作现代化的一次次努力失败的历史。前一个范式是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把握住了近代历史的主线，但带有教条主义的特点；后一种范式在欧美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形成的，弥补了前一个范式忽视生产力发展的缺陷，但是却忽视了近代史上中国革命的主题。我们的新范式可以叫做中国复兴范式。在我们的新范式研究中，中国历史上中国革命的线索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获得理解，中国近代史不再是一个西方知识的总是犯错误而不断推倒重来的实验室，而是造就中国复兴大业和建设中国现代文明的一个不断积累的创造和发明。
三）从议会民主政治的试验到人民民主政治的成功探索
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致力于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先进分子，进行了君主立宪和共和立宪的议会民主政治的试验，但是却以失败告终了。君主立宪没有挽救清朝政府，而是葬送了清朝政府；共和立宪是辛亥革命挽救国家统一的策略，却导致了军阀混战并且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获得了机会。在国家四分五裂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民族灾难面前，孙中山领导国民党、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发动了伟大的中国革命，并且在革命的过程中，对从西方传播来的立宪议会制度加以批判以及对从苏联传播来的苏维埃制度加以借鉴，逐步探索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
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照抄西方的议会政治在中国会失败，而中国最终走向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的原因何在？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表面上看来西方舶来品的失败的堆积，是模仿西方而不断失败的历史，但是中国历史在其深层次中存在着支配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描述这个真实的连续性：中国历史的大一统发展规律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样我们就为近代史上的革命的合理性找到了说明，也为模仿西方的议会道路以及其他教条所引起的失败找到了理论解释。下面我们结合着中国近代史上议会民主制的失败教训和人民民主制度的成功经验来展开理论探讨。
西欧的议会和宪法是在如下几个条件下产生的：第一个条件是神权和俗权的分离。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会执掌神权，对人民进行精神上的统治。这就形成了一种分权，到9世纪以后王权衰落，教皇的权利开始扩张，这就为贵族阶级通过议会限制王权提供了机会。第二个条件是世俗权力之间的分离和相互制约。13世纪初英国国王约翰因为向教皇的权威挑战而失败，被迫纳贡，贵族大领主们趁机逼迫约翰接受《大宪章》，国王的政治权利要受到贵族阶级组成的议会的监督和制约。后来贵族衰落，拥有自治城市的资产阶级成为议会的主要力量。议会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一种分权机制上的政治，并且其意识形态具有基督教式的二元化结构。
在资本主义法权体系无法确立的中国，把官僚资本和私有化的乡族资本变成资本主义的资本就是不可能的。这样去道德化的分权进程就无法走向纯粹的私有产权的经济社会秩序，也就是说它只是破坏和瓦解了大一统的政治经济秩序，而无法建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中国社会去掉了道德秩序，显露出来纯粹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的思想是一种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为了家可以牺牲国，为了己可以牺牲家的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即杨朱为我的思想。
在孩子成年了住在家里都得给父母膳宿费的西洋社会里，大家承认团体的界限。在团体里的有一定的资格。资格取消了就得走出这个团体。在他们不是人情冷热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
清末君主立宪和民国初年的共和立宪，就建立在上述去道德化的分权过程中，其经济基础是官僚地主或官僚资本，而其意识形态则是理论上不能成立、实践上无法实现的孔教。清末的维新运动领导人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以及革命党的章太炎皆对佛学特别是唯识宗佛学发生了兴趣，就是对去道德化带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做出的反应。章太炎的《五无论》就是这个没有稳定结构的分权过程所带来的幻灭感。这种对“私人关系”的否定，也是康有为大同思想的诞生地。纯粹的私人关系本身就是对自己的否定，这个否定显示了“公”。无政府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公”的思想就从思考变为了行动。谁最无私心，谁就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谁就能够获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谁就能够在中国领导人民取得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人是借了西方诞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但是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却是中国近代思想历程的变迁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和最革命的哲学社会科学，适合了追求“大公”的先进分子的实践需要。
建立在去道德化基础上的清末立宪和民初立宪，都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结果自然是失败的。立宪政治之思想基础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分离，其物质基础是社会各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妥协。二者都不是清末民初去道德化过程所能够实现的。这样宪法无分权的内容，而有集权的规定，议会在缺乏社会阶级对抗的条件下没有社会基础，最多只是一个清谈馆和咨询机关，而在其他情况下，议会不过是夺取权力的工具和粉饰。
在北京军阀政府走马灯轮换主人的时候，孙中山在南方建立了军政府，二者都寻求统一全国的机会。在南北两个政府之间，一些省的军阀开始利用一些迷信联邦制的知识分子的联省自治保存自己的势力。湖南贵州等省宣布省自治，并制定了省宪法。这是中国宪政运动的第三次努力。以后的民主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1年里，还有两次，一次是三十年代，另一次是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这两次宪政风潮只是蒋介石独裁政治的烟幕弹。
议会和宪法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无法在中国确立，而确立议会民主制度的努力却成为官僚资本和地主分权割据即军阀割据的工具。去道德化的分权过程和西欧的教皇革命引起的分权过程不同，前者不会带来稳定的分权结构，而只能导致全面的混乱。这样，中国要重建政治秩序，消灭军阀割据和终止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就要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强大的中央政府必须获得多数人民大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建成。这个探索强大政府的过程就是一个道德化即“民本主义化”的过程。去道德化的幻灭曾经唤醒了古老的中国共产主义理想，即大同理想，而道德化实际上就是这个理想的落实和实践。
中国近代史的去道德化或去民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的核心问题。中国的道德化过程或者说民本主义化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循环，而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古老的民本主义摆脱了君主的皇权，真正的确立了人民的主权，这就是人民民主在中国的建立。人民民主一方面继承了民本主义的传统，并且在历史上首次使民本主义获得了和自己的内容相称的形式；另一方面，人民民主也是接受了欧洲的影响并借鉴包括英美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苏联无产阶级苏维埃民主的经验而发展形成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相继完成了这个创新的工作。
议会民主制度的探索为后代留下了政党政治，在清末新政和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的实验中，出现了议会政党的组织。随着议会制度的消失，大部分政党都消失了，国民党却保留了下来。失去了议会舞台的国民党，必须依托于暴力手段，因此就成为革命党。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到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以后又改称国民党。到1924年，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了改组，彻底实行了从议会政党到革命党的转变。这就为大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推进提供了组织和领导力量。1928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革命政府，在清朝灭亡后第一次实现了国家的大致统一。
国民党还和议会政治的目标保持了联系，认为最后还要通过议会代议制度来实现人民的主权。最初的探索，只是策略上的融通。例如在同盟会时期的《革命方略》里，他对革命程序的设想是“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的三个阶段。到二次革命后他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把上述思想发展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训政”是孙中山的一个结合中国实际的探索。“训政”时期，就是要培养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行使自己的权利。孙中山训政思想的核心是“党治”。“党”是优秀分子是先知先觉者，党治就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他区分了革命党和政党，认为革命党的首要任务不仅是再造国家，而且要以党治国，而后者只是在民国的共和制度建立以后才有存在的空间。孙中山的党建国、党治国思想最终在借鉴了苏联的党治经验以后才成熟起来。1922年孙中山决定接受中共和苏联的帮助，1924年借鉴苏联的制度改组国民党。
国民党并没有实现党治国，主要原因是因为国民党是把党治国看作过渡和手段，并且许诺要实行宪政。这就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其他团体批评国民党“一党专制”提供了理由。其次，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在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基础之上，并没有贯彻党治思想，蒋介石是从军队起家的，国民党的领导权原来在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手中，因此蒋介石的政府实际上是和北洋军阀政府相似的军阀政府。国民党内部派系分裂，和北洋军阀政府也十分类似。在道德化，和建立强大的政府方面，国民党是失败了，这可以从日本的侵略和随后中共政权的建立得到验证。由于存在着对宪政的迷信和许诺，1933年国民党不得不开始制定宪法，但是1934年9月由立法院通过的宪法却赋予总统独裁权力，这样的宪法最终也不能实行。原定于1936年11月12召开国民大会，却一推再拖。1946年在中共和民盟退出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国民党召开了自己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其中的内容和清末民初的立宪如出一辙，都是以宪法维护专制。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开始在崭新的基础上，借鉴国民党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国工农苏维埃政权，到抗战期间中共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设想，创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民主制度，到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为新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建设提出了理论指导。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的结合，彻底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抽象人权理论区分开了。人民民主的对象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则是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和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他的人民概念，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而排除了官僚资产阶级。这个认识是对国情的深刻认知，表明了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非资本主义性质。
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探索的党治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中得到发展。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先进分子所组成的革命团体，党通过其群众路线和人民紧密结合。党治就是党代表人民治。只有党员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党才能拥有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党才能代表人民治理国家。国民党没有和人民紧密结合，因此国民党的党治是不能代表人民的，容易在蒋介石手里变成为独裁统治。
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五四运动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也从对西欧美国的资本主义议会道路的迷信中清醒了过来。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的支援，吸纳了大批的五四青年，从此走出了单纯依赖军阀搞革命的老路子，改组了政党，建立了党军，也在1928年建立了党治下的南京政府。但是国民党的革命不是彻底地依靠人民和为了人民的，在获得人民的拥护和道德化的进程中停下了脚步。中共在大革命中遭到了蒋介石的暗算而失败了，但是它在大革命中表现的彻底的反帝国主义和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却赢得了知识界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在后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中共以其无私无畏赢得了工人农民，赢得了青年知识分子，也赢得了中产阶级的认同。这样建立在工农联盟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人民民主基础之上的新中国终于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四）坚持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才能使中国走向伟大复兴
我们已经对中国近代史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其演化进行了研究，并且以中国近代从议会民主的失败到人民民主探索的成功的经验，对经济社会结构和演化规律作了验证。中国革命进程中，孙中山和毛泽东分别带领自己的党对于怎样建国、建立怎样的国家进行了艰苦而有锲而不舍的探索，终于获得了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才发现了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国情的认识和中国式民主建设道路探索的成功，是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但是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运动失败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国内外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人民民主政治的建设也遭到国内外新自由主义的威胁。我们之所以回顾近代史，就是要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进行深入的认识，以帮助我们对坚持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与否做出正确的选择。
在分析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其演化规律之后，我们对近代史人民民主道路形成的必然性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现在我们就可以解决当前的争论：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坚持人民民主，还是走西化的议会民主？
我们把上述问题分解为两个问题，第一，人民民主与议会民主相比，有哪些优点，为什么说它更符合中国国情？其次，人民民主能否解决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从而战胜新自由主义及其议会民主的道路？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第二个问题，人民民主是否得到坚持，就要看人民民主能否解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新自由主义冲击的问题。
60年代末左派运动在全球达到高潮以后，陷入了低谷。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也已经解除，这样福利国家和有限的让步带来的民主也就不需要了。在70年代，开始了资本主义的复辟。欧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使一度受到压抑的资产阶级获得发展的新动力。这带来了欧美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期。在此同时，新自由主义主宰的美国西欧，开始了与新自由主义相匹配的新殖民主义。首先是推动了政治上的西化，造成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浪潮，然后在全球推行华盛顿共识，先后搞垮了南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的经济，然后在苏联和东欧得手，使得苏联和南斯拉夫走向国家解体，使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从东欧消失，也使东欧经济崩溃。
新自由主义如何获得成功的呢？新自由主义也叫做新保守主义，说它是新自由主义是从资本的角度说的，说它是新保守主义是从官僚的角度说的。新自由主义在欧美成功地实现了资本的全球化、自由化并从中攫取了巨大的利益，还成功地摧毁了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事业，都是通过资本和官僚相结合的途径实现的。福利国家和让步性的民主带来了官僚机构的扩张，官僚机构是代理机构，一旦失去了外来的监督和压力，就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把代理权变为所有权。国家的官僚机构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的，对资本的单纯追求利润而不顾社会长期利益的行为是限制的。因此资本希望收买官僚机构的官员，以实现自己的垄断经营和高额的投机利润。
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制度在福利国家时期并没有根本触及，恢复自由化政策，虽然会伤害全球经济和欧美国家经济的长期发展，却可以实现短期的获利。因此，欧美国家通过资本自由化和全球化，增强了国家实力，掠夺了发展中国家的财富，造成了全球范围的从未有过的剧烈的贫富分化。本国工人阶级和社会底层民众的被剥夺和全球落后地区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被剥夺，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这是欧美新自由主义自己种下的恶果。
在苏联和东欧，新自由主义的破坏如此严重，使得多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应当深刻地加以反思。欧美的新自由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实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条件没有消失。而苏联东欧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结构早在十月革命以后遭到根本摧毁，不可能在一个造成恢复，结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机制破坏了，而无法顺利地实现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结果只有破坏而无建设。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和转制失败的原因，虽然可以从外面的影响找到外因，但是根本的原因来自内部。追溯下去，就应当从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找原因。
我国在80年代以来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由于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成绩，使中国终于走向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这样就有力地抵制了新自由主义的国内外力量对我们的冲击。由于新自由主义主要是通过官僚与资本结合的途径实现自己目的的，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党和政府的干部，特别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干部没有和帝国主义的海外的自由化资本结合。这是因为我们党存在着群众路线的传统，能够不断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而保持了人民意志代表的本色，这样我们就能够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在国内也存在着鼓吹的投机分子，国际上存在着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敌对分子。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私人资本的产生和外国资本的引进，为我们提出了管理国民经济的新课题，为此必须加强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事实证明，容许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合法经营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活跃市场经济的正确决策，有了强大的国有资本作为人民民主的基础，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并可以利用来发展国民经济。我们面临的危险在于，资本和官僚勾结并形成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是官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人民民主政治的最危险的敌人。我们从煤矿安全事件的频频发生，从大城市房地产业的多次降温而不停止攀升，从股市中小股东的遭盘剥，最重要的是从国有企业的改制中出现的管理层恶劣收购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官僚和资本的结盟。
官僚资本是一种纯粹的利用国家权力制造机会的投机资本，它往往和国际资本相结合，向上瓜分国有资本，向下掠夺民间资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资本。事实证明官僚资本是新自由主义的最积极的鼓吹者，是拉美国家经济崩溃的根源，是苏联解体东欧经济消退的罪魁祸首。在我国近代史上，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垮台，也是官僚资本膨胀造成的。
我们认为，近代历史和其他国家的当代变迁证明了资本主义议会道路是不能移植的，那是欧洲特殊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历史的传统和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表明，我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具有制度上的优越性，并且是我们战胜新自由主义冲击和消灭官僚资本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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