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全国各地的地方志事业先后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志书编修起步及艰辛探索、改革开放后第一轮修志全面展开和第二轮修志质量水平稳步提升等多个阶段，相应学术研究也伴随上述各时期逐步发展，日趋繁荣。从发展阶段、主要成就和未来展望等不同角度系统梳理这段历史，既对总结70年的发展经验富有价值，同时对推动今后事业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方志学术70年成就回顾与展望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自古以来，方志编修传统在全国各地得以传承弘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的志书编修工作进入了发展新时期，方志学术研究也逐步得以发展繁荣。系统梳理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总结70年的发展经验，而且对推动今后事业发展特别是对指导引领全国第三轮修志工作具有直接而重要的意义。
一、三个发展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方志学术研究与事业发展过程基本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艰辛探索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方志学基本伴随着志书编纂实践产生和发展。但由于志书直到宋代才基本定型，因而学界也认为，“从魏晋以来，直至清以前的漫长的方志发展历史过程中，方志的编修实践活动是有显著成绩的，数量的积累也很丰富；但方志学理论则处于一种萌芽、酝酿的过程中”，即便“宋元时期是我国方志草创和逐步形成的阶段……这样的阶段，比较难于产生关于方志的理论。迄今也还没有查到宋元时期有关方志系统理论的重要专题著作”。其后虽经清代、民国时期有所发展，但与其他学科相比，方志学术研究与实践发展还不相适应，总体质量水平也显偏弱。
但这一时期全国纷繁复杂的政治运动又对地方志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干扰。如1958年3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提出了历史研究的“厚今薄古”观，以至当时《中国科学院关于新修方志的几点意见》中也作了“新志应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原则”的明确规定，并对工作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当时志书编修本身也未成气候。据1960年统计，全国共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0多个县修志，虽有一批志稿问世，但正式出版的各类志书加起来也不过几十种。同时学术研究也未广泛展开，更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据统计，1956—1966年10年间，全国发表的方志学论文年均不到7篇。也正因如此，当时方志学术领域中很多问题并未理清，类似“地方志就是地方史”的认识在当时十分普遍。关键在于这一阶段“尚未充分认识志书的性质，主要表现于尚未充分认识‘史’与‘志’的区别。有些认为地方志就是地方史，故不少志书是以史体写成，不能说是体例完善的志书；又由于受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内容上也存在偏颇”。“这个局面持续至1964年左右，便因种种政治运动的开展，出现回落不振之势，拖延至1966年5月，受随之降临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冲击骤然逆转，戛然止息。”
（二）改革开放后第一轮修志的实践与发展
当然，作为对上一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新时期的过渡初创期，由于这一阶段修志实践与学术研究实际是共同起步，再加之因受“文化大革命”等影响而导致的历史准备和人才储备不足，不仅很多研究具有普及宣传色彩，而且相当一批方志工作者实际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土专家”和退而未休的老人，他们既非科班出身，也未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大都凭着对传统文化和方志事业的满腔热情而忘我投入，客观上也不乏“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因而总体上看，这一时期“方志学理论研究虽有一定的进展，但尚未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方志学体系，对于总结旧志和创编新志都缺乏应有的学术理论加以指导。因此，建立新的方志学体系将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这无疑为下一步方志学术研究点明了发展方向，客观上也开辟了新的空间和舞台。
（三）新世纪以来第二轮修志的成就与创新
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轮修志是全国各地编修志书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的全面恢复发展期，那么在此基础上，第二轮修志期间的学术研究，无论是涉及广度和理论深度，还是宣传力度和影响程度，都大大超过前期。具体呈现出几个特点：
二是与第一轮修志显著不同的是，由于一轮实践既产生了大批问题，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培养了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大批人才，同时客观上两轮修志两个阶段本来就不是一种截然割断的关系，而是具有承前启后的密切联系，因而第二轮修志期间的学术研究可谓借梯登高，顺势而为，不仅数量多、涉及面广，而且相应研究也更精准，成果更有深度。
三是伴随志鉴为主、多业并举、全面发展的全国方志事业发展大格局，学术研究涉及面更广，不仅集中在修志编鉴这些传统领域，而且在信息化、方志馆建设等新兴领域中全面开花，相应各类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全面发展繁荣的格局。
二、学术成就纵览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70年十分短暂，甚至坎坷曲折，很不平凡。但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全国方志学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无疑已超过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一）成果类型及涉及范围
从70年发展过程看，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研究涉及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综合性研究：即从宏观层面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整体性研究。这些研究或侧重于普及宣传，或侧重于整体纵揽，形式和质量水准也由当初的略显单薄而日趋厚重。如金毓黻1956年发表于《新建设》的《普修新地方志的拟议》，虽为论文形式，却从新方志的编纂重点（市县）、记述方法（排比铺陈）、门类设置（共20类，与今志基本相同）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的方志学成果之一，因而具有启蒙式的开创性价值。又如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浅说》，对地方志的起源、发展、特征、价值等基本问题进行了概括性阐述。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分别于1981年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连载和出版后，对新时期的方志学术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2.方志发展史研究：这一研究涉及面较广，既包括整个方志发展史的纵揽式研究，也包括横向对各对历史时期的专题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和历代著名方家个人研究等。例如，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王重民就曾将地方志的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区域志（公元前4世纪—公元1世纪）、地记（1世纪—6世纪）、图经（6世纪—12世纪）和方志（12世纪—20世纪）。尽管这一划分后来并未形成共识，但在早期却具有难能可贵的启发意义和导向价值。另外按各方面专题分类：
从宏观层面研究整个发展过程的，专著有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林衍经《方志史话》、彭静中《中国方志简史》、吕志毅《方志学史》、刘纬毅《中国方志史》、卫家雄《方志史话》、诸葛计《中国方志两千年通鉴》、沈松平《方志发展史》；论文有美国学者程洪的《地方志体裁的演变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一个宏观的史学方法论探索》和潘捷军的《从“史‘志’”到“方‘志’”》等。
研究特定时期或区域性专题的，有王毓蔺《魏晋南北朝方志初探》、桂始馨《南宋方志编纂学浅析》、邸富生《试论元代志书的纂修与方志理论》和赵心愚《试论元代方志在中国方志史上的地位》，胡惠秋《明代方志简论》和刘永强《明代方志编修理论探析》，刘光禄《清代编修方志概述》和郭松义《清代地方志的纂修》，许卫平《略论民国时期方志学之成就》、付贵九《民国时期纂修方志考略》和廖晓晴《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王芳《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地方志编修概况》，以及朱敏彦《民国时期上海方志编纂述略》、李志庭《李吉甫与〈元和郡县志〉》，等等。
研究历代方志学人的，仅从对近现代著名方志学家的研究看，就有仓修良及中国（浙江）地方志学术研究中心等团队长期从事并以《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章学诚评传》《章学诚研究概览》等为代表的章学诚史志学说专题研究，有褚赣生《李绂方志理论研究》、陈旭《试析戴震方志思想》、王记录《钱大昕的修志实践及其方志学理论》、邱新立《李兆洛方志思想论》、毛丽娟《阮元的方志思想》、柳成栋《张国淦与地方志》、牛润珍等《地方志与陈垣的史学研究》、颜小忠《黄炎培的方志实践与编纂理论》、薛艳伟《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杨树高《方志大家方国瑜》、王成志《朱士嘉先生的史志探索和成就》、张世民《论史念海对中国地方志事业的贡献》，等等，还有黄燕生、韩章训、杜锡建等涉及历代方志史和方家的系列研究等一大批学术成果，从不同层面较为系统完整地梳理了千百年来中国方志史的发展历程。
3.基础理论和编纂实践研究：这是研究最为集中的领域，也是成果最为丰硕的部分。具体又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从国家一统志到乡镇村志等各级志书的纵向研究：有周勇进《一词多义说“通志”》、杜锡建《元、明、清〈一统志〉比较研究》、王大文《康雍乾初修〈大清一统志〉纂修过程研究》、谢皆刚《浅述大中华地理志的编修》等，有王复兴主编《省志编纂学》、许还平等《省志编纂概论》等，有刘光禄等《县志编修探微》、蒲宗亮《县志编修系列研究》，还有邹涛《20世纪以来晚清至民国时期乡土志研究综述》、颜越虎《当代中国乡村志编纂的解读与分析》，等等。从国家一统志直到乡镇村志，从上到下每个层次都有涉及。特别因各行政层级志书的“官书”性质，因而其研究对各类志书以至整个事业发展都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是对各类专业（部门、行业）志书的横向研究：如黄勋拔《论专业志》、于希贤《新地理志简论》和杜瑜《如何编好新地理志》、张升《卫所志初探》、陈时龙《书院志述略》、梅森《自然环境志编纂之历史演变》、曹刚华《心灵的转换：明代佛教寺院僧众心中的民间信仰——以明代佛教方志为中心》等，充分展示了中国志书体系的卷帙浩繁和博大精深。
当然，上述6个方面只是一种相对划分。实际上很多研究并无严格边界，相反还具有很强的交叉融合性，从而构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方志学研究体系。
（二）研究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
在70年发展过程中，全国方志学术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重大问题由异趋同。
这是整个70年学术探索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较为典型的如地方志的性质问题。“方志性质是方志学全部理论的立足点，也是长期以来方志界争论最大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事关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前提性条件。远的不说，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史书说、地理书说、百科全书说等各种论见，学界便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如傅振伦方志“为记述一域地理及史事之书”的观点，便是当时十分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见。其他各时期较能代表各方面意见的，还有吕志毅《方志属性研究》，梅森《“折衷派”与“记录地情的综合性文献”》，王晖《什么是方志——〈方志百科全书〉“方志”词条释义》，胡巧利《论地方志的本质属性》，等等。直到2006年5月，随着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以最高行政法规的形式，将志书定性为“资料性文献”，尽管学术讨论仍未止息，但方志工作依法修志的行政属性终使这一问题在方志界基本形成共识。为此，戴昇《回顾与审思：18世纪以来的地方志性质研究》和程方勇《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志性质问题研究概述》，都作了详细介绍分析。
2.研究程度由浅入深。
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由于方志学术的先天不足，这一现象尤为突出。例如：
3.涉及领域由点到面。
4.学术视野由内而外。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本文并未涉及70年来所有的重要成果。即使有些方志名家的精品佳作，也因篇幅所限难以一一介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70年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同样更不会影响新中国方志学术70年的辉煌成就。
三、主要经验、问题及未来展望
回溯新中国方志学术70年发展历程，成就毋庸置疑，但存在的问题同样也不可忽视。特别当前全国地方志事业正处于第二轮向第三轮修志转型升级的关键机遇期，因此，总结经验，正视问题，对推进今后的工作和事业发展至关重要。
总结起来，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方志学术发展经验丰富，弥足珍贵，其中最重要的有几条：
三是紧密联系修志等实际工作是方志学始终具有生机活力的重要因素。总体上看，地方志既是一门具有自身独特规律的学科，更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项事业和行政工作。因此，方志学不是“冷学”“玄学”，方志学研究更不能在“空穴来风”中构建“空中楼阁”，必须紧密结合修志等实际工作。客观上从古到今，志书的门类内容、体例框架和编纂方法都已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了很大变化，方志学研究只有与时俱进才能与之适应，这同样是方志学70年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
四是注重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学风建设是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生存基础。历代以来，方志编纂“述而不论”“存真求实”的传统法则和时代理念，对历代方志人都潜移默化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有助于营造一个百家争鸣的现实环境。如改革开放后，在方志性质等一些重大问题的研讨过程中，尽管胡乔木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有“严肃、科学的资料书”“实用性文献”“科学的资料著述”等论述，但并未影响各方对此问题的各抒己见。如温益群的《重新认识地方志的百科全书特质》、钱伟的《史志同源等于否定方志学科》等论文，有的明显是与“主流派”的争鸣之作，并都在当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又如，针对早期梁启超对余绍宋“得于章学诚，而史识、史才则实过实斋”的评价，傅振伦便针锋相对：“梁氏之言，实属妄誉溢美之词”。即便是对章学诚也有不同意见，如谭其骧就曾尖锐批评章学诚的传统史志观是“迂阔之谈，并不可取”。来新夏也认为梁氏之研究已“带来了一些唯章是奉的不良后果，影响了对新方志学建立的进程”。2007年，刘其奎更是发文直接点名批评已出版的方志论著参见，等等。这都反映了方志界百家争鸣的环境氛围和实事求是的文风学风。
从未来发展看，方志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宜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发展进程。
其次，要善于科学把握大局，妥善处理方志行政与学术业务间的辩证关系。笔者以为，在整个地方志事业大格局中，以志鉴史编纂为主体的业务工作是我们的“立足之基”，坚持依法修志治志的行政职能是我们的“发展之本”，而学科建设及相应的机制建设则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活力之源”。三者是“一体两翼”的有机整体，不可偏废。就目前特别是学科建设来看，尤需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处理好“发展之本”和“活力之源”的“两翼”关系，使之相辅相成，互动促进，这也是反过来有效推进“一体”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