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每个文明所特有的法律形式都有其形象之表征,这种表征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古代中国,传统法律的形象应该有三个:一个是人:皋陶;一个是神兽:廌;一个是器物:鼎。鼎犹存,廌仍在。而那个更当得起中国传统法律形象的人,即皋陶,现在几乎被人遗忘。实际上,皋陶才应该是中国传统法律最早、最确实的形象。皋陶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开创者,其作为一个具有圣人与司法官的双重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具有道德与法制的二重属性。皋陶之言行已经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用于讨论、评价法律、法理探究之原始出发点,也是判断法制优劣的标准,发表议论的根据,抒发情感的参照。故以皋陶为中国传统法律之形象表征、文化符号,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关键词：皋陶;作士;中国传统法律;形象符号;
在古代中国,传统法律的形象应该有三个:一个是人:皋陶;一个是神兽:廌;一个是器物:鼎。作为器物的鼎,其自从春秋时代晋国铸刑鼎始就成为了法律的一种象征。史料记载:昭公二十九年,赵鞅、荀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1]鼎这种器物,现在依然存在,且仍然作为法律的一种象征。传说中的神兽廌,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个象征物。法字之古形为灋。《说文解字》中解释灋字称:“平之如水,故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故从去。”关于廌,《说文解字》中也有解释:“廌,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在许多古典文献中,廌都被描述为辅助司法官的神兽。此后,廌的形象在历史上被逐渐具象化,成为法律的一种标识。鼎犹存,廌仍在。而那个更当得起中国传统法律形象的人,即皋陶,现在几乎被人遗忘。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皋陶实际上才是中国传统法律最早、最确实的形象。
历史上的皋陶本有两种形象,其一,作为司法官之皋陶;其二,作为政治家之皋陶。由于史涉远古,缺少足够的史料佐证,其人其事多为后人补述,一些史籍虽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不能作为确切史证。这一点,古人也早有论及。如春秋战国时的杨朱就曾言:“太古之事灭矣,孰志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觉若梦;三王之事,或隐或显,亿不识一。”[3]从而,今天皋陶的形象在过度疑古的氛围中变得有些模糊。
《论语颜渊》中记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其中对皋陶的赞美几无可复加。在《汉书古今人物表》中,皋陶也被列为上中的仁人之列。[4]不只是在士人阶层,即使在民间,其形象也是正面的。如世俗小说《狄公案》中也称:“一代之立国必有一代之刑官,尧舜之时有皋陶,汉高之时有萧何。”[5]
皋陶为士师,掌法律,成为中国传统法律的开创者,其事迹较为完整之记述见于《尚书》。应该提及的是,研究皋陶,不得不从《尚书》入手。《尚书》之学,其艰且深,自成体系。书有今古之分,论有真伪之识。但其对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法律发展的深远影响毋庸质疑。检索《尚书》,其中有关皋陶作士的记述,大略有如下几处。
其一,《舜典》中,帝舜向皋陶的训诫。帝曰:“皋陶:蛮夷滑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其大意为,有行径野蛮之徒扰害我们的地方,其犯有寇、贼、奸、宄诸种罪恶,你作为执掌法律的士师,要用五刑对其予以惩责,刑罚的适用要恰当,处罚的方式要合理,要根据不同之人所犯不同之罪以三种方式实施。对于一些犯罪行为,可以用流放的方式替代五刑的适用,五种流刑都要有适当的安置地点,这种安置地点也可以区分为三种规格。总之,执法务必明察而公正。
其二,《大禹谟》中,帝舜对皋陶之赞扬。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大意为皋陶,对五刑的把握非常准确,以此对于五教的贯彻辅助很大,使国家形成有效治理的局面。刑罚的适用最终导致了无刑的效果,人民在治理下非常舒心。皋陶不敢独受此赞,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恰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皋陶所言虽是归美帝舜之语,却也道出其受命为士之后,执行、适用法律之原则。其一,适用法律要简单明了,宽于待众。其二,罚罪不能涉诸家人,赏功可以延及子嗣。[7]其三,对于过失犯罪,即使结果严重也可以宥赦;对于故意犯罪,即使结果轻微也要重惩。其四,人有违法,对犯罪情节存疑者适用刑轻之罚;人有功劳,对立功过程存疑者适用赏重之赐。其五,在对案件不能明确处罚的情况下,宁肯误放奸人,也不能错杀无辜。其六,适用法律总的原则是以德服人,使施政合乎民心,最终达到民众自觉守法之目的。
其三,《尚书》中其他一些不完整之记述。《大禹谟》中,“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迈种德,德乃降,黎民怀之,帝念哉’!”即禹赞皋陶可以做到以德用法,具有大功德。《皋陶谟》中:“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无惇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即适用法律实际上是替天行道,刑典原是上天伐罪之本,以五刑惩处不同的犯罪行为。《益稷》中“皋陶方袛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即皋陶适用法律有章法有原则,明于用法。
除《尚书》外,《史记》中也比较集中了有关皋陶的记载,其基本上以《尚书》为原本,只是增加了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明确了皋陶为尧的旧臣。《史记五帝本纪第一》中称:“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皆举用,未用分职。”[6]其二,增加了一些皋陶进行司法活动的实绩,其言:“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6]另外,还有:“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称禹,不如言,刑从之。”也就是说,皋陶用法律手段维护了禹的权威。其三,记述了皋陶的逝世及后代受封的情况。其言:“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7]《史记》集解称:皋陶塚在庐江六县。梁玉绳称:“许太岳之后也,姜姓。安得以为皋陶后哉,史误。”[8]
清人梁玉绳曾作“咎繇考”,基本上比较完备地汇集了有关皋陶的记述,并加以辨证:“咎繇,始见《离骚》、《尚书大传》、《说文》言部引《虞书》,今本作皋陶。皋又作。偃姓(本书地理志六安国注、史夏纪正义世纪)。少昊之后(路史),状色如削瓜(荀子非相,而抱朴子博喻云,面如蒙箕),马喙而瘖(淮南子修务主术、白虎通圣人章、论衡骨相、文子精诚,《困学纪闻》二云:皋陶瘖而为大理,犹夔一足之说。皋陶陈谟赓歌,谓之瘖,可乎此言似太泥,瘖非哑也,盖其声嘶沙)。亦曰陶叔(易林需之大畜),亦曰瘖繇(路史后纪),年百有六,以壬辰日卒(路史发挥论塗山伯益篇及后纪注),葬庐江六县(水经沘水注,续郡国志注引黄览),唐玄宗天宝二载尊为德明皇帝(唐书本纪)。”[9]王国维先生在《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中曾考证(舜)“三年,命咎陶作刑。”[10]而皋陶死于禹二年,即“(禹)二年,咎陶薨。”[10]
如前所述,《尚书》中,皋陶有两个形象,即在司法官以外,他还有一个政治家的形象,其主要言行见于以其为名的《皋陶谟》中,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道德意义。实际上,在《皋陶谟》中,基本上没有很多直接有关法律的内容,而是广泛阐述了为政之道,如其认为安邦治国的首要是“在知人,在安民”。而要知人,则应该从“八德”的标准来衡量,等等。《尚书大传》有言,孔子曰:“咎繇谟可以观治。”[11]也就是说《皋陶谟》是治国的经典。宋人王应麟称:“观于《谟》而见皋陶之学之粹也。孟子论道之正统,亦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不得禹、皋陶为己忧。’”[12]
皋陶的这种双重形象,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方向。即法律不仅仅只是一个冷冰冰的规制体系,更具有道德的内涵,具有道德的关怀和论理的期许。我们通过对皋陶的学理考察可以看到,皋陶的言行已经与中国传统法律的具体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皋陶的形象为世人所认同,特别为士大夫阶层所认可。除上引《论语》外,《孟子》中也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董仲舒之《天人三策》也有言:“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佑职。”[13]《淮南子主术训》:“故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贵于言者也;师旷瞽而为太宰,晋无乱政,有贵于见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视之见。”[14]王充的《论衡是应篇》:“圣王莫过于尧、舜,尧舜之治,最为平矣。即屈轶已自生于庭之末,佞人来辄指知之,则舜何难于知佞人,而使皋陶陈知人之术”[15]屈轶应该是一种传说能辨别佞人的鸟。同篇中还记述:“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则神奇瑞应之类也。”[15]
当然,皋陶的形象也不完全是正面的,他的形象与中国古代对法律的认识结合在一起,有时被认为是严厉,甚至是凶暴的。皋陶的圣人形象,因与刑罚相属似略有损。关于皋陶的相貌,史书中也有许多描述,如《荀子》中称:“皋陶之状,色如削瓜。”《白虎通圣人》:“皋陶鸟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淮南子修务训》:“皋陶马喙。”《山海经》:“面似箕萝。”这些形象大抵都是丑陋之状,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对于法律的认识。司马光诗云:“法官由来少和泰,皋陶之面如削瓜。”[16]但这些与皋陶本人之品质无关,而只是反映了中国古代礼法体系之下,社会民众对法律的认识。皋陶之形象实际上与后世的包公是一致的,即威严而可惧,但绝非酷虐。纵观史籍,论及酷吏,没有以皋陶为比照者。王夫之称:“君子所甚惧者,以申、韩之酷政,文饰儒术,而重毒天下也。”[17]所以,即使皋陶之形象尽显狰狞,其圣人形象亦不能为曲。韩愈称:“昔之圣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鸟者,其貌有若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谓非人邪”[18]
因此,皋陶有关法律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古代对法律的认识,也寄托了对法律之理想,故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发展方向。
王夫之认为,现实之中法律存而不行,主要在于用法不得其人,如以皋陶作士,则用当世之法也足以惩治世间之奸徒。其称:“笞、杖、徒、流以为法而无其人,则今日之天下是已。肉刑以为法而无其人,昔为‘羿之彀中’,今其渔之竭泽,故曰择祸莫如轻。贤者创而不肖足以守,乃可垂之百世而祸不延。以舜为君,皋陶为士,执笞、杖、徒、流之法,刺天下之奸而有余。”[19]沈家本也认为,皋陶用法“以钦恤为心,以明允为用”应该为后世所效法。其言:“舜之称皋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是刑者非威民之工具,而以辅教之不足也。以钦恤为心,以明允为用,虞庭垂训,其万世所当取法者欤”[20]
《明史刑法二》:“孝宗末年,刑部尚书闵珪谳重狱,忤旨,久不下。帝与刘大厦语及之。对曰:‘人臣执法效忠,珪所为无足异。’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对曰:‘臣幼读《孟子》,见瞽瞍杀人,皋陶执之之语。珪所执,未可深责也。’帝颔之,遂如拟。”[27]沈家本认为,皋陶所造五刑,是专门对付蛮夷的,而对内则用象刑。其言:“窃以为舜时五刑、象刑盖并行。其命皋陶曰:‘蛮夷滑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是五刑者,所以待蛮夷者也。”[20]
皋陶之言行也为后人的法律评价提供了参照的标准。古人多以皋陶之言行为论断法律运作的假设前提。最著名的是孟子的瞽瞍杀人论。《孟子.尽心章句上》:“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欤’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皋陶之言行也为后代士人、学者评议法制之根据。如宋代学者程大昌有言:“且夫舜命皋陶作士,而授以制刑之则,类皆差五刑而三其服,即五服而三其就,凡所以测深,綦严密,无不曲尽,而概谓示耻可以去杀,固无惑乎!后世之不信也,于是结绳理暴秦之绪,干戚解平城之围,遂为迂古者之口实。抑不思有太古之民,则结绳虽简,岂不足以立信;有舜禹之德,则干戚非武,亦岂有不能屈服强梗之理哉!”[28]
皋陶的言行还成为了后人进行法理探索的基本材料。如苏轼在《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对皋陶适用法律的具体情况加以论述,其言:“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师。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严,而乐尧用刑之宽。”[29]苏轼的论点确实对后世认识法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用于适用法律之依据。如清光绪年间在审理太监纠众逞凶刃毙捕人之案时,审案官员在奏折中就引述了苏轼的言论,其折中称:“昔宋臣苏轼有云:‘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刑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臣等愚昧,何敢妄希古贤。而皇上其仁如天,实与帝尧先后同揆。盖水懦而火烈,古有成言,亦雨露之与雷霆道原相济。”[30]
但苏轼对法律的认识并不为清代学术大家钱大昕所认可,其曾撰《皋陶论》,全文洋洋过千言,对苏轼的观点加以具体的分析与反驳。钱氏认为:“此非尧与皋陶之言也,苏氏以意度之,而后人多称之。甚矣!苏氏之失言也。”[31]钱大昕的论述有理有据,对苏轼的皋陶的误读进行了学理和义理上的纠错。同时,也表述了其对执法的深刻理解。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去评判苏轼与钱大昕之间的是非曲直,在这起文字争讼中,我们可以知道,皋陶是中国古代进行法律评价的一个标准,是进行法律探究的标准这一点就足够了。
“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律。”[32]至少到东汉之时,皋陶还可以与孔子相提并论。其时之大儒孔安国也称:“皋陶,亦圣人也。”然而在千年之后,孔子之声誉几达于天,而皋陶之名号却渐至澌灭。垂经典,固然可以教民化众,造法律,亦可以禁恶止非,二者造福于民之功本难分轩轾,然在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之下却所遇绝殊。为师与为士之所遇之不同,可以概见礼与法之地位,德与刑之尊卑。皋陶所居之地位,岂非中国传统法律社会地位之真实反映
皋陶作为一个圣人,其提出了八德的为政理念,其道德形象一时无两,超越同侪,大禹称皋陶迈仲德。但随着其身份上的转变,即根据种种原因,其未能成为帝舜的继承者,故其道德形象逐渐模糊,其品质也逐渐转移到享有尊为之大禹身上。皋陶的形象逐渐单一化,最后仅余法官的严厉形象。虽然偶有学士在故纸堆中重新发现其美好的道德形象,也难以使其复原,至多把其掺杂于法官形象之中,以此与中国固有法律的道德性相吻合。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皋陶对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皋陶作为一个具有圣人与司法官的双重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律具有道德与法制的二重属性。皋陶之言行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用于讨论、评价法律、法理探究之原始出发点,也是判断法制优劣的标准,发表议论的根据,抒发情感的参照。故皋陶完全应该是中国传统法律之形象表征与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中华书局.1504.
[2]史游.急就篇[A].见《后汉书.张敏传》注[C].中华书局.1504.
[3]马瀛.国学概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41;50.
[4]汉书.古今人物表(第三册)[M].中华书局版.876.
[5]狄公案[M].齐鲁书社,2008.1.
[6]史记.五帝本纪第一[M].中华书局版.38.
[7]史记.夏本纪二[M].中华书局版.81;83.
[8](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一)[M].中华书局,1981.35.
[9]梁玉绳:.汉书人表考[M].中华书局,1985.60-61.
[10]帝王世纪世本逸周书古本竹书纪年[M].齐鲁出版社,2010.47.
[11](清)孙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序[M].中华书局,1986.
[12]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45.
[13]董仲舒集[M].学苑出版社,2003.15.
[14]诸子集成(七)[M].中华书局版.129.
[15]王充.论衡[M].岳麓书社,2006,228;228.
[16]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1.
[17]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一)[M].中华书局,1976.14.
[18]韩愈选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43.
[19]王夫之.尚书引义[M].中华书局,1962.19.
[20]沈家本.历代刑法考[A].刑制总考一[C].中华书局,1985.9;8.
[21](唐)杜佑.通典.刑一[M].浙江古籍出版社“十通本”,2001.877;86.
[22]汉书.礼乐志二[M].中华书局版.1034.
[23]汉书.刑法志[M].中华书局版.1088.
[24]晋书.刑法志[M].中华书局版.916.
[25](宋)郑樵:.通志.五帝纪二[M].浙江古籍出版社“十通本”,2001.37.
[2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刑考一[M].浙江古籍出版社“十通本”,2001.1405.
[27]明史.刑法二[M].中华书局版.2324.
[28](宋)程大昌.考古编(卷四)[M].中华书局,2008.58.
[29]苏轼文集(卷二)[M].中华书局,1986.
[30]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四,刑三)[M].
[31]钱大昕全集(第九卷)[A].潜研堂文集[C].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