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法律体系。自公元7世纪前后诞生之后，延续了近1300年，范围波及日本、朝鲜和越南等整个东亚地区。而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法系，其不仅需要一种精神(如儒家学说等)，若干大的法典(如《唐律》《养老律令》等)做基础，需要一批职业法律学家的辛勤劳动，也需要一种厚实的、高水平和精细化的法律学术的支撑。
这一学术，就是古代中国、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律令注释学(律学)。本文限于篇幅以及作者的知识背景，仅就古代中日两国的法律学术即中国的律学和日本的明法道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以及其异同与内在规律、对中华法系的贡献做些探索，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律学(明法道)的起源和发展
考虑到本文是在中华法系之格局中对古代中国和日本的法律学术进行探索，因此本文所述古代，在中国是指隋唐(中华法系诞生之时期)至清末，在日本是指公元645年“大化革新”全面学习中国的律、令制度到1868年“明治维新”。本文所述法律学术，是指关于研究法律的系统学问。由于当时中国的法律主要由律、令、格、式等所构成，所以作为系统学问的法律学术也是对律、令、格、式等的研究，这一研究被称为“律学”。可以说，律学是中华法系的学术表现形态，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中华法系的确立与发展、对于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法制建构都给予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一)律学(明法道)的语源
具体而言，律学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是秦汉时期随着成文法典的出现，统治阶级为了贯彻实施法典而对其进行注释诠解而形成的一门系统学问，它是中国古代法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律学的外延和内涵的界定，法律史学界的专家学者，如张晋藩、高恒、杨一凡、刘笃才、俞荣根、怀效锋、张中秋、何敏、吕志兴、李俊、尤陈俊等都发表了看法，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律学的外延是关于律、令、格、式、例等的注释(律令注释学)，关于判例的汇集和分析研究(判例法研究)，关于法医检验的知识与技术(法医学)等。而律令注释学是律学的主体，本文以下关于律学的论述，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律学的内涵则涉及对律令性质和功能的看法(法的理念)，对历朝法制发展得失的梳理和总结(刑法志)，立法体例的推敲，刑法原则的阐述，律令专门术语和概念的界定，法典内容(律条、令文)的注释和解读，律令实施中的问题研讨以及律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等。
虽然律学诞生于秦汉，成熟于隋唐，[1]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受到了儒家经典解释和佛教经典解释的影响，但律学的诞生与成长，有着自身的渊源，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早在《尚书》《左传》等文献中，已经有了对一些法律用语如法、刑、罪、宪、盗、讼、墨、刖、宫、大辟等的释义。至魏文侯执政、李悝编纂《法经》时，进行了对各国刑典的比较研究活动。到商鞅变法时，进一步提出了“法官法吏”解释法律的构想，[2]这一构想至秦王朝建立时变成了现实，秦始皇、李斯等人提出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3]之国策，就是商鞅思想的延伸和贯彻。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法律答问》，显示了对成文法典之注释、解读和阐述的律学的诞生。[4]至汉代，律学这一法律学术形态，又吸收了以郑玄、马融、许慎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解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进一步变得丰满、厚重。至魏晋南北朝，律学又吸收了玄学世界观和佛教经典解释学的成果，使自己更为成熟。到中华法系诞生之隋唐时期，终于定型。
当然，律学虽然诞生于秦汉时期，但在当时的文献中，并无关于律学的概念和研究状况的记载。严格意义上的律学，即作为学术形态和学科的律学，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开始得到官方记录并日益成熟的。[5]三国魏明帝曹睿(204-239)时，大臣卫觊上书：“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6]之后，在《晋书·石勒传》和《南史·孔(稚)珪传》中，又分别出现了“律学”之用语：“太兴二年，(石)勒伪称赵王……(任命)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
“永明中，珪上律文二十卷，录序一卷，又立律学助教，[7]依五经例。诏报从之，事竟不行。”但此时，人们对释律活动并未冠以“律学”之概念，使用“律学”一词时，主要是指律博士(助教)这一学(官)职。
经过五百多年的曲折发展与演变，至中华法系形成之时的隋唐时期，律学已经成熟，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术。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下诏：“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8]从这份诏书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永徽律虽然已于永徽二年颁布，律学也已趋成熟，但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律学)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因此需要做“律条义疏”；[9]二是当时律学并不只是由中央国子监律学和司法部门兴办主持，政府各个部门[10]以及民间亦有解律人研究这门学问，因而诏书要求把这些解律人集中起来，由他们逐条义疏律典，然后再由政府颁布实行。[11]正是在此背景下，经过律学精英一年多的集体努力，于永徽四年(653年)十月颁行了著名的《永徽律疏》(元以后改名《唐律疏议》)。
至晋代，明法也开始成为一种官职。如《唐六典》卷第十八：“晋置丞、主簿、明法掾”。[15]这一明法掾的设置，为北齐所继承，还增设了“司直明法”。《隋书》“百官志”记：后齐“大理寺，掌决正刑狱。正、监、评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明法掾二十四人，槛车督二人，掾十人，狱丞、掾各二人，司直、明法各十人。”[16]到了隋，设置明法的做法仍然被延续了下来：高祖受命，置大理寺“卿、少卿各一人”,“不统署，又有正、监、评各一人，司直十人，律博士八人，明法二十人。”[17]那么，此时明法掾和明法的职责是什么呢？日本明法道研究专家布施弥平治教授认为应是大理寺的书记官。[18]这一推测可以成立，因为晋代律学名著《律注表》的作者张斐(魏末晋初人)，其官职就是明法掾。这应该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至唐代，在大理寺中，不再看到有冠以“明法”的笔帖(书记官)，在刑部的属官中，也没有了作为独立官职的明法的设置，明法成为了举荐官员的定额。《唐六典》卷第二记载：“凡诸司置直，皆有定制。(小字)诸司诸色有品直：……门下省明法一人，……刑部明法一人，……中书省明法一人，……大理寺明法二人，……外官直考者，选同京官。其前官及常选人，每年任选。若散官、三卫、勋官直诸司者，每年与折一番。”[19]也就是说，在唐代，明法主要不是一种官职，而是科举取士的一门科目，它与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字、明算等一起，并列为七门科举取士中的一门。此时，“明”的含义和“明经”“明算”等科目中的“明”含义一样，是通晓的意思。《唐六典》卷第二还记载：“其明法试律、令各一部，识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小字)粗知纲例、未究指归者为不[通]。所试律、令，每部试十帖，策试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全通者为甲，通八以上为乙，以下为不第。”[20]
(二)律学(明法道)的成长背景与成熟定型
那么，律学和明法道成长和成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呢？我认为有6个方面。
第一，立法的进步，为律学的成熟提供了客观基础。在中国，到汉代，法律数量已经很多，并出现许多的单行律和令、科、比等。到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94年)时，汉律令中，已经有死刑条文610条，耐罪1698条，赎罪以下2681条。[28]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一方面要让立法更加简约、凝练、方便、实用，魏的新律，晋的泰始律，以及北周、北齐的立法，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从而至隋唐律精简至500余条律文的程度；另一方面，立法的这种进步，也推动了法律学术的进步，为律学的精细、深入发展提出了需求、也提供了条件。
第二，司法的发展为律学的成熟提供了实践基础。随着秦帝国的建立，在统一的国家治理模式之下，司法审判也获得了发展。两汉出现的“引经决狱”和决事比，就是试图提升司法审判的正义性(道德性)的努力。至晋代，明法掾张斐在总结历代司法审判之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审判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张斐补充、发展了董仲舒的“原心定罪”的主观主义审判理论，强调司法审判不能置法律于不顾；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类似近代审判心理学一样的审判原则：“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强调“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喜怒忧欢，貌在声色；奸真猛弱，候在视息”,“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供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29]这些成果无疑促进了隋唐时期对司法审判事务的研究，也催生了中国古代律学中的第一本判例研究作品，即唐代张鷟的《龙筋凤髓判》的面世。
第三，晋代以后律学研究的日益精致，为隋唐律学的成熟积累了学术基础。集秦汉律学研究之精华，魏晋律学研究的精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晋书·刑法志》登载了上述张斐的《律注表》的片断，这是历史上唯一保存下来的魏晋时期律学家的作品。在这篇作品中，张斐对故、失、谩、诈、不敬、斗、戏、贼、过失、不道、恶逆、戕、造意、谋、率、强、略、群、盗、赃共20个重要法律名词作了精密诠释。其水准足以成为后世律学的楷模。如对“故”的解释为：“知而犯之谓之故”，对“失”的解释：“意以为然谓之失”，对“过失”的解释：“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都是从犯罪主体行为时的心理状态入手，来给犯罪行为下定义：“故”是故意，“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过失”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从而使“故”“失”和“过失”这几个法律概念有了比较明确的含义。又如对“谋”的解释：“二人对议谓之谋”,“造意”是“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也明确了二人或二人以上的互相商议、策划是共同犯罪的要件，最先提出建议(犯罪意图)的，就是共同犯罪中的首犯。张斐的这些阐释，确实让人钦佩。
公元5世纪以后，佛教律学开始崛起。随着404年北朝后秦与南朝宋对《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等一批佛教律典的翻译、研究，慢慢形成了一个译经者、译律者、解经者、明律者组成的佛教律师阶层，其学问形态佛教律学也开始形成。从《高僧传》和《续高僧传》的记载来看，“明律”居位佛教十科之四，明律僧占比居第六。《宋高僧传》记载，唐代以后的高僧中，明律僧已经达到68人，占总数656人的10%多。律师要研习和讲解佛教戒律，就自然要撰写律疏。律疏条分缕析，律师也以分析细密见长，如刘宋时的慧询、道俨、僧隐，萧齐时的志道、法颖、法琳、智称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至刘宋以后，实际上佛教律学已经大行其道，不仅推出了第一部律疏著作，即慧猷著《十诵义疏》，而且表述佛教戒律学术的名称也由开始的律部、律藏、律禁、律品、律苑等称呼，最终定格在“律学”一词上。这样，早于《唐律疏议》面世之前，佛教已经完成了三大疏、五大部的佛教戒律律疏，使其律学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31]其解释律文规则之成熟精密的研究方法和模式，也为唐代世俗律学的成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32]
第五，学术分科的要求，为律学的成熟提供了内在动力。两汉的引经注律，使律学与政治伦理结合而日兴。但经学的发展，导致其成为专门索隐发微的章句之学，流于烦琐迀腐，日近绝路。至晋，大将军兼儒学、律学大师杜预(222—284)和前述担任晋武帝时明法掾的张斐从学术分科这一理论源头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明确提出了法律并非穷理尽性之书的观点。张斐在《律注表》中还对上述“故”“失”“过失”“造意”“谋”等20个专用法律名词进行了解释，从而使律学日益成熟、精致，律学与经学有了区分，也使其与魏晋时期风行的玄学及影响日渐的佛学有了明确的界限，奠定了律学成熟、独立分科的理论基础。[33]而这一理论成果又推动了立法和司法实务的发展。正是在两汉魏晋律学发展的基础上，才使隋唐的律学成熟，并推出如《唐律疏议》这样代表中华法系最高水平的法律学术成果。
第六，士族社会的发展，为律学的成熟提供了人才基础。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是汉以后至隋唐时期一种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特定的社会群体。据统计，有高门、门户、门地、门第、势家、世家、世胄、世族、士族等28种称谓，其中最为代表的称呼是士族，[34]“魏晋士族，主要是由儒学世家和官宦世家演变而成，文化人为多，家族的儒学之风是其最大的特色。”[35]学与仕的结合使士人之族突破纯粹师承流派的学术领域，拓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这种声望不仅是对个人的品行学识的认可，也是对其世代相传的家学家风的认可，也为律学的产生准备了人才。“具孝友之行”使他们能够准确把握自汉武帝以来开始的法律儒家化的大趋势，而家学也使对法律的研习不再以吏为师，走上了专门的教与学道路。两汉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陈咸、陈躬、陈宠及陈忠祖孙四代，崔玄伯、崔浩、崔祖思等家学，以及封氏家族等律学世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36]
在日本，明法道的语源已如上述。由于日本的律学是继受、传承中国隋唐律学而来，所以省却了许多律学形成中的环节。至于律学传入日本的历程以及之后的发展(命运)，也同样是8—12世纪日本社会变迁的结果。公元592年推古天皇即位后，第二年即任用其甥厩户王(圣德太子，574—622)为摄政，开始了政治改革，全方位地向中国的法律文化学习，在603年制定冠位十二阶、604年制定宪法17条的同时，于600年向中国派出了第一批遣隋使。之后，607年、608年、614年又派出了由小野妹子、高向玄理、僧旻等著名的留学僧、留学生参加的多批遣隋使。[37]618年唐王朝建立以后，日本又从630年开始，先后派出了19批遣唐使，[38]这中间，就有前述日本中世第一代法律学者大和长冈(689—769)和吉备真备(695—775)这样著名的人物。
701年，日本制定了《大宝律令》,718年，又推出了《养老律令》，从而进入律令制国家时代。为了让这些律令得到很好实施，从公元8世纪上半叶起，解释律令格式的学问明法道就迅速发展起来，不仅由政府出面推动宣传、讲解律令的活动，在日本式部省中设置了大学寮，专门从事明法知识的传授教育，而且明法学生以及毕业之后担任明法博士者，同时被朝廷任命为少判事、大判事以及检非违使[39]等重要司法官吏，参与到法律运行之中。此时，明法博士虽然未能进入国家上层权力核心，但经过奈良朝(710—794年)80多年的历练，进入平安朝(794—1192年)之后，一些优秀的明法博士逐步形成了律学(明法)的家学，即律学世家，如讚岐氏、惟宗氏、坂上氏、中原氏等，从而使日本的律学(明法道)至10世纪前后进入了鼎盛阶段。
(三)律学(明法道)的发展演变
律学，作为中华法系的法律学术，在中国，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萌芽，秦汉时期的诞生，魏晋南北朝初期的遭受轻视[40]以及一批法律人的奋起推动，隋唐时期的成熟之后，到宋代以后进入了一个缓慢发展并曲折演变的历史时期。
在日本，明法道在8世纪上半叶形成以后，也经历了发展、繁荣，和逐步衰落、走向消亡等过程。以《令义解》《令集解》和《律集解》的编纂面世为标志，日本的明法道在8—10世纪走向了巅峰，涌现出了如锻冶大角、越智直广江、盐屋吉麻吕、山田白金、穴太内人、讚岐千继、讚岐永直、樱井右弼、兴原敏久、额田今足、惟宗直宗、惟宗直本、惟宗公方、惟宗允亮等一大批著名的明法学家。1192年源赖朝(1147—1199)在镰仓建立幕府以后，国家权力和重心移到了镰仓，幕府开始建立武家法律体制，以解决社会上新出现的各种问题，原来以天皇中央集权统治为中心的律令制度开始走向衰落，明法道的命运也趋于多舛。但即使在此时，在研究《御成败式目》等武家法时，仍出现过一些律学成果，如各种对式目的注释书等。[43]同时，由于在镰仓幕府，以及后来的室町幕府(1336—1603)和德川幕府(1603—1867)期间，《养老律令》在形式上仍然是日本社会的基本法典，因此，明法道的研究表面上仍然持续着(虽然地位已大不如前)。
至17、18世纪，随着中国《大明律》(以及之后的《大清律例》)对日本的影响，日本又出现了第二波研究律令的高潮。明清时期的律、例、令、会典等法律形式，以及明清律例的注释书，如金祗的《大明律直解》、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杨简的《律解辨疑》等先后传入日本。日本的学者，如榊原篁洲(1656—1706)、荻生徂徕(1666—1728)、高濑喜朴(1668—1749)、荷田春满(1669—1736)、荻生北溪(1669—1754)、芦野德林(1695—1775)、薗田守良(1785—1840)等，也都推出了自己关于律例的作品。[44]当然，此时明法道已经不再被提起，律学家也不再被称为明法博士了。[45]日本律学(明法道)的这一发展演变形态，和中国有所不同，最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律学的原产国，而日本是继受国。因此，它的发展起伏与引进中国律学的范围和力度有很大关系。7世纪吸收中国隋唐的律令以及注释成果和16世纪以后吸收中国明清律例这两波浪潮，也决定了律例注释研究的高潮都紧跟在引进继受中国的法律学术之后。
二、律学(明法道)的主要内容
(一)对律(令)典、律(令)条、篇目、概念等的注释、解读和阐述
中日两国法律学术的发展，虽然道路迂回曲折，但历久而存，为后世留下了为数可观、内容丰富、体例多样的律学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大体可以窥见中华法系之法律学术的基本内容。
第一，梳理律令，解释其中的内容、概念和术语，这是律学也是日本明法道的学术基础。如《唐律疏议》就是对律、令、格、式的性质、内涵、功能以及彼此之间的内存联系，名例、卫禁、职制、户婚等十二篇具体规定，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之五刑的解读、说明，以及“十恶”加重、皇亲官僚减免、宗法伦理、德主刑辅、老幼废疾减免刑、罪刑相当、罪刑法定、比附和类推、本律优于《名例》、诬告反坐等诸项刑法原则等，进行的详尽论证；清朝王明德所著《读律佩觿》，对《大清律例》的实施中至关重要的八个“律母”、三十六个“律眼”作了解释和阐述；日本明法博士额田今足、兴原敏久、讚岐永直等提议编纂的《令义解》对官位令、职员令等的内容等进行了详细解释。
第二，探究律令的篇目以及各项制度的沿革，以了解其来龙去脉。如宋代律学家王键辑《刑书释名》就是一部解释历代刑书(法典)中的刑名以及用刑方法的作品。另一位律学家刘筠著《刑法叙略》中对刑官的设置以及历史沿革做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叙述。元代的律学家徐元瑞在《吏学指南》中，也对吏制、册籍制度、肉刑制度和推鞫制度等的历史沿革进行了清晰的阐述。而清代吴坛所撰《大清律例通考》和薛允升所著《读律存疑》则上下承接，对自古到光绪年间的历代律例条文逐条进行了探源溯流似的考证，并附按语以抒己见。日本明法博士惟宗直本的《令集解》，也充分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不仅全面吸收和发扬了之前《令义解》的注释学成果，还对中国历代注释律令的作品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第三，阐发法理，凸显法的精神。美国学者考文(CorwinE.S.)在《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一书的首页，引用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Holmes,1841-1935年)的话：“理论之于法律的教条，犹如建筑师之于建房的工匠，乃其最重要的一部分”，以强调法理的重要性。[46]每一部律学作品都是以一定的法理为基础的。《唐律疏议》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正统法学世界观全面渗入律学，达到了全部律文“一准乎礼”的境界，强调“德礼为本，政教为用”。[47]明以后律学作品如雷梦麟的《读律琐言》等也处处渗透着中国古代正统法学的精神。而在日本的律学作品中，这一点也为统治者和律学家们所极力倡导。比如，上述日本古代最系统的私人法律注释书《令集解》在注释《户令·国遣行条》“有不孝悌悖礼，乱常不率法令”中“悖礼”和“乱常”两个词时，就是这么阐述的：“悖，逆也。乱常者，紊乱五常之教也。不率法令者，率，循也，不遵律令格式也。”“古记云，悖礼，孝经，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谓之悖礼。”[48]该条集解在解释“悖礼”时还说：“注云，尽爱敬之道，以事其亲，然后施之于人，孝之本也。”[49]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之外，穷尽各种著述种类，着力宣传法律知识；比较各朝律条得失，提升当朝立法水平等，也是中国古代律学和日本明法道的重要内容。
(二)日本明法道与中国律学的差异
古代中日法律学术发展简表[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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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年│唐律疏议│长孙无忌等│对唐律的精密注释，为中华法系学术的发展奠定│影响了之后中华法系学术的发展│官撰│
││││了基础│││
│7世纪末│龙筋凤髓判│张鷟│四卷，总计79条判例案由，含呈报审理复核裁决│迄今完整传世的最早的一部官定判│官撰│
││││之全过程│例集[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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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718年间│古答│大和长冈[63]│《大宝律》的注释书│保留了《大宝律》的史料，为各家│日本│
│││││律注释书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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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年前后│新令私记│不详│《养老令》的注释│保留了《养老令》的史料，为后世│日本│
│││││律学所引││
│725年前后│令释│不详│《大宝令》和《养老令》的注释│保留了日本令的史料，为后世律学│日本│
│││││所引││
│8世纪中叶│贞记│贞江连继[64]│日本律令注释书│为令抄等律学著作所引用│日本│
│780年前后│春记│春日户足[65]│《大宝律》的注释书│为《令集解》、政事要│日本│
│││││略等律令注释书所引用││
│787—795年间│律释│不详│大宝和养老律的注释书，逸文涉及名例、户婚、│为政事要略、法曹至要抄等引用│日本│
││││厩库等六篇│││
│791—795年│跡记│阿刀氏│大宝、养老律令的注释书│为《令集解》等律令注释书所广泛│日本│
│││││引用││
│793—798年│穴记│穴太内人│大宝、养老律令的注释书│为《令集解》等律令注释书所广泛│日本│
│798—812年间│律书残篇│不详│对五刑的内容及运作进行了研究│保存了《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日本│
│││││》中没有的史料││
│800年前后│新删定明法述义│不详│对大宝、养老律令在实施时遇到的问题进行解释│对基层司法官员执法影响很大│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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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纪初│政事要略│惟宗允亮│奈良时期、平安前期法律事件和律令格式内│通过日记记录，保存了律令格式的史料[66]│日本│
││││容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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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年前后│物私记│物部敏久│大宝和养老律令的注释书，内容既涉及律，│为后来的律令注释书所广泛引用│日本│
││││也包含了令│││
│834年│令义解│兴原敏久、讚岐永直等│作为《养老令》的官方注释书，对日本令做│对日本中世的令注释学发生了重要影响│官撰，日本│
││││了系统完整权威的解释│││
│9世纪前期│讚记│讚岐永直[67]│大宝、养老律令的注释书│为《令集解》等律令注释书所广泛引用│日本│
│840年前后│额记│额田国造今足│大宝、养老律令的注释书│为后来的律令注释书所广泛引用│日本│
│850年前后│律附释│不详│共10卷，是对名例、卫禁、职制、户婚等12│对《律集解》《令集解》的编纂有重要影响│日本│
││││篇的注释│││
│850年前后│五记[68]│不详│《大宝律》的注释书│为《律集解》《令集解》等律令注释书所广│日本│
│││││泛引用││
│868年│《令集解》│惟宗直本│《养老令》的私家注释，也是对9世纪前期│保存了《养老令》及《令义解》的珍贵史│日本│
││││各家令注释成果的汇集│料││
│9世纪末│《律集解》│惟宗直本│借鉴《唐律疏议》的注律方法，对日本的律│保存了《大宝律》《养老律》的若干珍贵史│日本│
││││进行了汇集注释│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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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年│宋刑统│窦仪等│宋代刑律的规定，传承了《唐律疏议》的律学成│对宋元的法律和律学影响很大│官撰│
││││果│││
│约989年│疑狱集│和凝、和│对唐末五代时期判例的汇编、分析和评述│对宋代以后判例汇编评述具有开创││
│││││意义││
│11世纪初[69]│刑法叙略│刘筠│对刑官等制度的设置及历史沿革作了研究│保存了中国古代刑法方面的史料││
│1029年│律附音义│孙奭│保存了唐律原文，对唐律做了解读音释│成为后世传承唐代律学的作品之一││
│11世纪│刑统赋解│傅霖[70]│以歌、赋的形式，对《宋刑统》│保存了《宋刑统》的法条，开创了││
││││中的一些重要规定进行通俗诵唱│普法的新方式││
│12世纪初│折狱龟鉴│郑克│分20门，评述了春秋战国至北宋政和年间的600│对宋以后司法部门具有重要的指导││
││││多案例故事│意义││
│1150年前后│法曹类林│藤原通宪│收录了讃岐永直等数十位明法博士出具的明法勘│保留了这些明法博士的法律意见，│日本│
││││文，内容涉及官制和行政公务事项│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12世纪[71]│刑书释名│王键│解释历代刑书及用刑方法│保存了中国古代刑法的史料││
│12世纪末│唐律释文│此山贳冶子、王元亮│对《唐律疏议》疏文中的字、词做出音读释义│保存了唐、宋的法律史料[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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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末│法曹至要抄│坂上明兼、坂上明基│收录各类法条180余项，并予以解读│保留了日本中世的律、令、格、式等法│日本│
│││││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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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年│棠阴比事│桂万荣│汇集评述了刑法中的一些典型案例，涉及法│为宋以后判例研究和法医学提供了基础││
││││医鉴定的内容│││
│1247年│洗冤集录│宋慈│对法医检验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开了中国古│为宋以后的法医检验、研究奠定了基础││
││││代法医学的先河│││
│1261年│名公书判清明集│幔亭曾孙│收集了49名士大夫的473│保存了珍贵的古代书判，传承了判例文││
││││篇书判，对案例的解读十分深刻│化││
│1301年│吏学指南│徐元瑞│为官吏学习法律而编写的关于法律知识和为│保留了古代法律和官吏治理的知识和经││
││││政品质的读物│验││
│1308年│无冤录│王与│在《洗冤集录》的基础上，丰│为后世法医检验提供了理论和实务的指││
││││富发展了法医检验的理论和知识│导││
│1340年前后│刑统赋疏│沈仲纬│对傅霖的《刑统赋解》的逐句疏解│扩大了对刑法条文通俗化解释的路径││
│1386年│律解辩疑│何广│通过列举律文，再提出议曰、问曰、答曰、│保留了洪武年间[73]制定的《大明律》││
││││讲曰、解曰、又曰等形式，逐条注释、讲解│原文，特别珍贵││
││││大明律│││
│1487年│大学衍义补│丘濬│分16个部分，或围绕一个专题，或针对史上│不仅比较历朝法律，阐述律意，而且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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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上半叶│祥刑要览│吴讷│涉及经典大训、先哲议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作者的编选、阐述，对││
││││等四大部分内容│当时的统治者和士大夫阶层，有指││
│││││导意义││
│1543年│大明律释义│应槚│没有引用其他注释书，通篇都是以“释义”对大│本书虽简略，但它对律文的解释比││
││││明律律文的阐述。只引《大诰》，没有附条例│较清楚、准确和明白易懂││
│1549年│法家裒集│陈永│涉及宗服歌、六赃课法、诬告折杖歌、律难引用│“律难引用”部分，举了46种情形││
││││、招议指南、律颐断法、法家秘诀等│，对律的适用意义重大││
││││，执行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等│保存了法律史料││
│1600年前后│律学集议渊海│佚名│先是引用律文，接着以“谨详律意……疏议曰…│保存了博答、裒集、集解、管见、││
││││…答曰……”等展开论述，集各家之长│辩疑、琐言等著作文献││
│1610年前后│律例笺释│王肯堂│对《大明律》的律文、例文等做出了权威解释│在明清时期被律学家奉为圭臬，广││
│││││为流传││
│1610年│明律集解附例│高举│是地方官府刊刻的律例注释书，汇集了《大明律│由于系统、完整，解释权威，故而││
│1638年前后│折狱新语│李清│分十卷，收判词210篇，涉及婚姻、诈伪、淫奸│我国现存唯一的一部明代判词专集││
││││、贼情等，附│，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疑狱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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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6年│读律佩觿│王明德│将律文的次序全部打乱，放在各章之中，按│该书既是对律文、条例的注释书，又是论说││
││││照专题的性质分类，并与图表、注解、刑罚│性质的专著。是明清律学发展过程中的高潮││
││││、罪条、法医检验等内容糅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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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9年│问拟│黄六鸿│通过“问其所犯之由而拟其罪”的形式，解│其八字之义、释十六字、释看语等，对律││
││││释律例以及用语的基本含义│学理论和实务有价值││
│1713年│大明律例谚解│榊原篁洲│德川幕府时期最早的律例注释书。以汉字和│引用中国古代政治│日本│
││││日文假名混合进行注释│法律文献达117部，受到时人赞扬││
│1716年│大清律辑注│沈之奇│通过上、下栏的方式，对458条律文、448条│与读律佩觿一起，成为清代律学的经典，系││
││││条例作了融理论与实务为一体的诠释│后世律例注释之楷模││
│18世纪初│明律国字解│荻生徂徕│用日语诠释《大明律》，注解律460条，例3│对日本近世律例注释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日本│
││││82条│││
│18世纪初│类聚三代格考│荷田春满│对类聚三代格(弘仁格、贞观格和延喜格的│梳理了日本格的渊源，保存了史料│日本│
││││汇编)作的研究│││
│1720年│大明律例译义│高濑喜朴│受德川吉宗之命翻译的《大明律》和问刑条│对当时日本各藩的刑事立法有重大影响│日本│
││││例等的注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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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9年│合例判庆云集│周梦熊│按照法律名词的字数，将法律内容归纳总结│对司法实务部门理解││
││││阐述，如盐法、夜禁、告状不受理、造作不│执行律例有指导意义││
││││如法等│，对读律人有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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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年前后│明律译│荻生北溪│对《大明律》的日文翻译，试│为日本学界进一步研│日本│
││││图用明刑慎罚的思想来影响司法官吏│究《大明律》提供了││
│││││基础││
│1743年│大明律例详解│高濑喜朴│吸收前人研究注释《大明律》的成果，包含│呈给和歌山藩主之后│日本│
││││律例详解21卷，问刑条例详解9卷，比较系│，就被其作为座右铭││
││││统│而珍藏、遵循││
│1774年│律例图说正编│万维翰│共10卷，分吏、户、礼、兵、│是清代律学通俗化作││
││││刑、工六个部分，对大清律例的条文进行画│品的代表之一，对司││
││││图解说│法实务部门有指导意││
│││││义││
│1784年│刑名一得│白如珍│共二卷，收录论命案、论强窃盗、论抢夺等│对律学研究和司法实││
││││15篇专题论文│务有参考价值││
│1785年│佐治药言│汪辉祖│论述了尽心、尽言、息讼等40项心得，强调│作者任刑幕20多年的││
││││要提升司法官吏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经验总结，对司法实││
│││││务和律学教育有参考││
│1795年前后│驳案新编│全士潮等│32卷，收录驳案319宗，精心挑选，详尽评│对司法实务部门具有││
││││述，深入分析│重要的指导意义││
│1798年│祥刑经解│汪生│对原刑象天地、立刑豫禁戒、致刑慎听断、│对律学研究和司法实││
││││丽刑戒滥私、明刑弼教化等进行了专题论述│务部门办案有参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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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年│刑台法律│沈应文、萧近高等│首卷、附卷和副卷关于刑罚、│具有律学百科全书的性质││
││││行政司法公文程式等的阐述，正文16卷是对│，对律学的理论与实务发││
││││律的释文│展贡献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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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折狱巵言│陈士鑛│通过引经据典(如《周易》《吕刑》等)阐述│对律学研究、司法实务以││
││││对刑狱的看法，强调慎刑恤罚的主旨│及司法官员品德修养有启││
│││││迪意义││
│1831年│续刑法叙略│谭瑄│接续宋刘筠的《刑法叙略》,│对司法实务有参考，为刑││
││││继续梳理论述宋以后刑法的变迁│法史研究积累史料││
│1834年│刑案汇览│祝庆祺、鲍书芸等│清代规模最为庞大的判例集，共收判例4045│为律学研究和司法部门广││
││││个。│泛引用，影响巨大││
│19世纪上半叶│新释令义解│薗田守良│共48册，对《养老令》进行了逐条注释│为整理和保留日本令做出│日本│
│││││了贡献││
│1834-1845年│刑部比照加减成案│许梿、熊莪│共64卷，收录嘉庆、道光年间比照加减成案│为司法实务部门办案提供││
││││2992个│一套参考标准││
│1841年│琴堂必读│白元峰│收录论命案、论抢夺、论批呈词、论叙供等│对当时的律学研究和司法││
││││20篇作品│实务有参考价值││
│1858年│刑名│徐栋│共三卷，对律令、律本经术、刑名总论、审│为司法实务部门办案提供││
││││理杂案等进行了论述│了思路││
│1864年│大清刑律择要浅说│志和│对犯上、亲告乃坐、纵容妻妾│对律学研究和司法实务部││
││││与人通奸等律例内规定进行逐项讲解，阐述│门均有参考价值││
││││很详尽│││
│1870年前后│重修名法指掌图│沈辛田著、徐灏重修│以图表的方式演绎解说律例文义│对司法实务部门有指导意││
│1883年│律法须知│吕芝田│收录论叙供、论命案、论窃盗贼等十大│对律学理论和司法实务均││
││││类420则律例解说，对律例内涵的阐述比较│有参考指导价值││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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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大清律例略记│江峰│分436门，对律例“按条发挥、逐句解释”│对习律例者是入门书，对司法实务者有││
│││││参考││
│1884年│办案要略│王又槐│清乾隆中期重要的律学文集，收有论命案、│是重点研究罪与罚的论文集，对律学界││
││││论犯奸及因奸致命案、论强窃盗案等论文14│影响很大││
││││篇│││
│1885年│提牢备考│赵舒翘│整理清王朝建政以来有关监狱管理的条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监狱学的专著，││
││││章程以及重要狱务的处理方法│学术价值很高││
│1886年│大清律例通考│吴坛│通过按语方式，对律文以及所附条例进行详│对清代律文、例文变迁的精致考释，为││
││││细考释，说明其历史变迁以及渊源变化│学术界提供了厚实的史料││
│1887年│读律一得歌│宗继增│就律例内容作歌，举律例393条，律眼21条│在赋韵释律之上，创出歌诀释律例的形││
││││，六赃六杀2条│式││
│1899年│汉律辑证│杜贵墀│从中国古籍关于法律的规定中梳理出可能是│对沈家本、程树德等的汉律收集整理有││
││││汉律的内容│影响││
│19世纪末│唐明律合编│薛允升│对唐律和明律(例)做出比较、分析、阐释，│论述除了旁征博引外，还开创了对法典││
││││附以其他各家律学的观点，最后提出自己的│进行正式比较的传统││
││││意见│││
│1903年│读例存疑│薛允升│通过引律文、附条例和“谨按”的方式，对│对例的分析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对││
││││《大清律例》中例的历史和内涵做出深入的│司法实务部门影响巨大││
││││阐述│││
│1910年前后│历代刑法考│沈家本│四卷，涉及刑制、刑法、赦、律令、狱、刑│对中国法制史、刑法史的奠基产生了重││
││││具、刑官等的考证，含汉律摭遗、寄簃文存│大影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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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学(明法道)的基本特征
关于律学的基本特征，凡是研究律学的学者，如张晋藩、杨一凡、张伯元、俞荣根、王立民、怀效锋、朱勇、武树臣、张中秋、刘广安、王宏治、苏亦工、吕志兴、何敏等几乎都做了阐述。如归纳一下的话，大体包括多元、丰富的表现形式；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注释为基本形态；官学与私家注律相辅相成；以“律”“令”为主要研究对象，重刑事、重行政、轻民事；在整体风格上偏重实用，理论分析和阐述不突出；职业律学家群体地位不高，在中国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职业阶层；实行着特殊的律学教育体制；律学成果直接影响着法律的运作实践；律学研究的精致化等九个方面。详细分析这些特征，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深入地认识律学的本质。限于篇幅，以及避免与其他学者论述的重复，这里仅对多元、丰富的表现形式，官学与私家注律相辅相成，以及律学研究的精致化三个方面，并结合日本明法道的情况，进一步做些分析和探讨。
第一，律学的表现形式丰富多样。隋唐以后，随着律学的不断发展，其表现形式更为多元：①综合性的法典化的律注释书，如《宋刑统》等；②用音义解读法律条文和名词的著作，如孙奭著《律附音义》等；③体系性的律例注释书，如雷梦麟著《读律琐言》、王肯堂撰《律例笺释》、沈之奇的《大清律辑注》等；④歌赋类的律例解释书，如傅霖著《刑统赋解》、宗继增著《读律一得歌》等；⑤图解类的律学作品，如陈海云著《刑律图》、沈辛田编《名法指掌图》等；⑥专题论文集性质的著作，如蓝鼎元著《鹿洲公案》、王又槐著《办案要略》等；⑦充任幕府读律用律和律学教育的作品，如张廷骧著《刑幕要略》、汪辉祖著《佐治药言》、万维翰撰《幕学举要》等；⑧监狱管理的著作，如赵舒翘著《提牢备考》等：⑨解读判例的作品，如许梿和熊莪撰《刑部比照加减成案》、祝庆祺撰《刑案汇览》、全士潮等编《驳案新编》等；⑩普法读物类作品，如徐栋辑《牧令书》、包世臣著《齐民要术》等。[74]当然，这10个方面的分类，其实也是形式上的，只是为了便于分析。因为许多律学作品本身可能兼具多种类型的特征，如体系性的一般也都具有综合性著作之特征等。
在日本，通过学习、传承中国的各类律学作品，也发展起了多种注释、讲解、阐述律令和其他法律形式的明法作品。如《律集解》是注释、讲解《大宝律》《养老律》的律文，《令义解》《令集解》是注释解读《大宝令》《养老令》的令文，只是前者为官方，后者是私家注令。《额记》《穴记》等也都一样。而《政事要略》是对历史上所发生的法律事件和律令内容的记录，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各朝的刑法志。《类聚三代格考》则是专门对《弘仁格》《贞观格》《延喜格》之汇编的考证研究。由于在律学研究方面，日本是一个继受国家，所以在日本律学作品形态中，还多出了一种形式，即翻译、讲解中国的律学著作，如高濑喜朴的《大明律例译义》、荻生北溪的《明律译》，以及荻生徂徕的《明律国字解》、榊原篁洲的《大明律例谚解》等。
第二，官方律学与私家注律相辅相成。在中国古代，律学从其产生到隋、唐、宋时期，虽然官学、私学均有发展，但总体上以官方注释(官方律学，以《唐律疏议》《宋刑统》为经典)为基本形式。然而，从元以后，由于官方律学(教育)被取消，私家注律进一步兴起。尤其是明清时，统治者开始鼓励官吏和刑名幕友私家注律，以利用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集思广益来弥补官方注律的狭隘和不足。此时，私家注律基本上成为了律学的主要部分，明清时期一批高水平的律学著作，都是私家注律的成果。[75]
在日本，虽然私家注律比官撰要更多一点，如在对日本律令的注释书中，除了《令义解》是官撰的以外，其他全部都是私家注律(令)。但这些私家注律，一方面，基本上都是对《令义解》的重复、补充和延伸；另一方面，即使是私家注律，也都是在《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框架之内。因此，日本律学(明法道)中的官撰、私家注释也是非常默契、相辅相成的。尤其是13世纪日本的国家政治体制与古代中国相异后，即在日本的幕藩体制下，有许多律学作品，实际上是藩一级政府或首长指示律学家编纂的，官、私属性很难分清。如18世纪和歌山藩高濑喜朴完成的两本律学名著《大明律例译义》(1720年)和《大明律例详解》(1743年)，就是接受藩主的要求而编撰的，然后由藩政府予以保管、组织实施。因此，这一法律学术，既有私家注律属性，也是官方组织编纂实施的结果。
四、律学的内在逻辑及其历史遗产
通过上述对律学的语源、诞生、发展演变、主要内容以及基本特征等的梳理，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律学的内在逻辑，也就是它的内在规律，这就是：一方面，律学是随着中国古代成文法律的产生以及职业法律家的崛起而兴起；另一方面，律学也是随着中华法系的衰落而趋于停止，乃至走向衰亡。因此，律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它是依附于其研究对象律(令、格、式以及例等)的生存与运行状态的。当统治者重视立法和司法，加强法律的运行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之重要部分时，律学的处境就好，乃至趋于繁荣。当其受到经济方式的转变、社会形态的变革而失去服务的对象，慢慢丧失自我时，其发展就受到阻碍，甚至趋于灭亡。日本明法道的发展情况也一样。当奈良、平安两个时代统治者对学习引进中国律令制兴趣昂然时，明法道就蓬勃地发展起来，形成了所谓“律令制时代”。然而，当源赖朝在镰仓建立起幕府，天皇大权旁落，幕府自己开始建设武家法制，从而律令制法律体系失去发展之根基时，明法道也开始走向衰落。而当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社会从小农经济转身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明法道就彻底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之旅，成为了一种法律文化遗产。
这样一个内在逻辑，使律学(明法道)成为一种与中华法系同呼吸共命运的法律学术，一旦中华法系之法律大厦倾覆，律学便成为了一种“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文化遗产，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中华法系之律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作为文化遗产的法律学术价值并没有完全丧失，它仍然是我国及东亚国家新时期法和法学进步、发展与繁荣的本土资源，而可以为我们所继承、吸收和利用。在这一法律遗产中具有当代文化传承意义者，可以举出许多，如律学作品通俗易懂，基层司法人员对其有很大的认同感；与司法实践的紧密联系，所探讨的问题都是法律实务中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不管是研究还是写作，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等等。但如下三个方面，则更是律学中的精华，对当代法和法学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传承、弘扬价值。
而日本的明法道，虽然在12世纪末镰仓幕府建立、律令制时代结束后，开始走向衰微，但其文化价值仍然存在。不仅其明法博士、明法道12世纪后继续存在(如中原章久之明法世家、坂上明盛之明法世家等)，明法学家的活动一直延续至1868年以后的明治维新时代(如荻生徂徕、荷田在满是18世纪，薗田守良是19世纪的明法学家，势多章甫的律学研究一直持续到1890年代的明治中叶)，而且明法道中包含的律令注释学中的一些精华，如对律条解释的精益求精，在解释法律条文时的历史方法、解释学方法、比较方法、音读和训读方法、文献学方法(如日本近代律学家榊原篁洲所著《大明律例谚解》一书，在阐述律例含义时，就引用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文献达117部)等，以及对司法正义的追求，也都为近代以后日本的法哲学和法律解释学所继承和发扬光大。[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