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文显教授，现为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浙江大学法理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4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的40年，也是中国法治发展波澜壮阔的40年。40年间，中国法治建设历经法制建设新时期、依法治国新阶段、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三个历史阶段，发生三次历史性飞跃。在4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法治留下了辉煌的历史轨迹，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鲜明特征和规律。40年的法治建设不仅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实现法治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理论。
[关键词]
法治；中国法治；法治历程；法治轨迹；法治经验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也是中国厉行法治40年。回顾40年法治历程、分析40年法治轨迹、总结40年法治经验并进行理论概括，对于保持法治定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实现法治强国的伟大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中国法治40年的历程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次全会作出两项最为重要的决定：一是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发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号召并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工作方针。从此，中国开始修改宪法和制定新的法律，法治建设步入恢复重建、持续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的光明大道。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经历了三大历史阶段，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
（一）法制创建新时期（1978—1997）
这一时期，我国的法制建设以恢复重建、全面修宪和大规模立法为引领，主要有以下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事件：
1．“一日七法”
2．“九·九指示”
3．世纪审判
4．全面修宪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历史中，就有过新民主主义的立宪实践。1931年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41年颁布实行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6年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政权机构的建立提供了临时宪法依据，为新中国宪法的诞生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5．全民普法
（二）依法治国新阶段（1997—2012）
在中国法治的历史上，1997年是一个难忘的国家记忆。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划时代地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开启了依法治国新阶段，使中国法制建设发生了质的变革。在这个阶段，主要有以下历史节点和重大事件。
1．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精辟地指出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这是中共首次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首次深刻阐述依法治国的本质特征和重大意义。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12—17条），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纳入宪法，使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标志着我国迈向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阶段。此后，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上升到政治文明的范畴。2007年，中共十七大号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2年，中共十八大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实行依法治国，必然要推进司法改革。中共十五大首次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根据十五大的决策部署，在党中央领导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维护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为目标，从人民最不满意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入手，以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为重点，积极稳妥地进行了司法改革。2002年，中共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司法体制改革”命题，要求“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2007年，中共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2．确立依法执政基本方式
在正式提出依法执政基本方式之前，中共已经采取一系列举措实践着依法执政的理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全党必须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正确认识和处理与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支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从中央到基层，所有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法律相抵触，都只有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而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通知》对于提高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的法治观念、依法规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行为、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政治基础和工作基础。
3．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三）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2012）
以中共十八大为历史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法治也跨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立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理论风格和实践特色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为坚持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引。
1．明确定位“法治小康”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实现全面小康。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不断明晰和丰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各项要求，其中就包括“法治小康”的目标和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法治领域就是要达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完善，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明显提高，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目标的首次精准定位。
2．提出法治新十六字方针
2012年，由习近平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法学界称之为“法治新十六字方针”，以区别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十六字方针”。新十六字方针体现依法治国新布局，为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在新十六字方针中，科学立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严格执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公正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全民守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
3．建设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是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之后不久发出的伟大号召。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向着建设法治中国不断前进”、“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的号召。“法治中国”概念是我们党在法治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也是对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科学定位，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实践经验基础和强大的导向定位功能，构成我国新时代法治建设的时代主题。“法治中国”以其无可比拟的包容性、凝聚力、感召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领性概念。在实践上，“建设法治中国”，其要义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4．全面依法治国
5．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201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首次以法治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部就法治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和前瞻性问题作出全面部署的纲领性文献。该《决定》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总目标，又是总抓手。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贯穿《决定》全篇的一条主线，也是深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牛鼻子”，对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作用。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要继续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主题、主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6．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共产党召开的最为重要的会议。如果说十八大之后我们已经进入新时代，那么，以十九大为起点，我们踏上了新时代的新征程。十九大明确了从现在到2020年、从2020年到2035年、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一个时段、两个阶段的法治建设目标，为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基本任务、实践路径。对于法治建设意义非常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就是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大把法治明确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九大进一步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从国家治理的局部性方略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性方略，凸显了法治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提升了法治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的基础性、支撑性、引领性作用。
二、中国法治40年的轨迹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历史性决策为起点，在4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法治留下了辉煌的历史轨迹，显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鲜明特征和规律。
（一）从“法制”到“法治”
“法制”，就是法律和制度。董必武曾经说过：“现在世界上对于法制的定义，还没有统一的确切的解释。我们望文思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这一阐释简洁而明了，普遍而广泛。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对于“法制”的理解和运用都是在“法律制度”、“法律和制度”的意义上进行的。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法律几乎“荡然无存”的局面，法制建设的重心是加快立法，做到有法可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之后，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的情况下，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主要体现为：
从“法制”概念到“法治”概念。20世纪70年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法制领域和法学体系中，最流行的概念就是“法制”、“法制建设”。中共十五大之后，最流行的概念演进为“法治”、“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虽然“法治”与“法制”这两个概念表面上只有一字之差，其内涵和意义却大不相同：第一，“法治”突出了实行法治、摒弃人治的坚强意志和决心，针对性、目标性更强。第二，“法治”、“法治国家”意味着法律至上，依法而治、依法治权。第三，与“法制”比较，“法治”意味着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制度，而且要树立法律的权威，保证认真实施法律，切实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第四，法制是静态的，法治则是动态的，法治包容了法制，涵盖面更广泛，更丰富。
从“方针”到“方略”。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作为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中共十五大在社会主义法制基本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从建设法制的方针到依法治国的方略，显现出中国法治理论和实践发生了深刻变化。方针，指一种方向、一种目标，是具有全局意义和长远目标的指导思想，但比较抽象，如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方针、对敌斗争方针等。方略，则是指具有统领性、战略性、高层性的方式方法和策略，如文献中常提到的“建国方略”、“治国方略”、“基本方略”等。如果说“方针”是远景规划和奋斗目标，“方略”则是实现规划和目标的重要举措和基本抓手。把方针具体化，使法制建设有了抓手，促进理想成为现实，抽象变为具体。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1996年2月8日，在中共中央第三次法制讲座上，在听取专家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的讲解之后，江泽民同志在总结讲话中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并对依法治国和建设法制国家的重大意义进行了阐述。一个月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奋斗目标写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此次会议的其他文件，例如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等也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主要内容。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根据法学法律界的建议和依法治国的实践逻辑，十五大报告把此前的提法修改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这不仅仅是提法上的变化，而且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标志着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认识上的飞跃。
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到“健全社会主义法治”。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无法可依、制度残缺的局面，党中央作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决策，1982年修宪时沿用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提法。2018年，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将原序言中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这一字“千金”的修改，从宪法上完成了从法制到法治的根本转型，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历史性的跨越和进步。作出这样的修改，有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法治保障。
（二）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
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届四中全会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对新时代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全新部署。四中全会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内涵更为丰富、表述更为精致的“全面依法治国”概念。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把“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从“依法治国”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再到“全面依法治国”，命题的变化表明党依法治国的思路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精准。
（三）从建设“法治国家”到建设“法治中国”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法治中国”的科学命题和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历史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上升为党中央的正式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全党同志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依法治国、更加扎实地推进依法治国，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向着建设法治中国不断前进”，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伟大实践，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
法治中国是“法制国家”、“法治国家”概念的“升级版”。法治中国比法治国家的内涵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深刻，形态更加生动，意义更具时代性。建设法治中国，不仅要建设法治国家，还要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府；不仅要推进依法治国，还要推进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推进法治硬实力建设，还要推进法治软实力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法治国家到法治中国的转型，意味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拓展、深化和跨越。在“中国梦”这一雄壮的交响乐中加入法治中国乐章，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四）从建设“法律体系”到建设“法治体系”
在中共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之后，中共十五大进一步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庄严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法治建设如何推进？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习近平同志经过调研和论证，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抓手。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升级，体现了我们党对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
（五）从“以经济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历史性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此同步，中国的法制建设也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务经济发展大局，服务改革开放，服务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建设，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成为法制的核心价值，在法的价值体系中效率自然就居于优先位阶。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十七大之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新的发展方式归根结底是“以人为本”，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绝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扩大社会矛盾、增加历史欠账为代价求得快速发展。
（六）从“法律之治”到“良法善治”
（七）从“法制建设”到“法治改革”
从1978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在法治领域，总的提法是法制建设，而且总体上也是按照“建设”来规划部署的。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必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在十九大报告中又一次强调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这场革命的目标，就是要彻底实现从专制政治到民主政治、从人治到法治的革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完成而没有彻底完成的历史任务。
（八）从“常规建设”到“加快推进”
（九）法学教育从“恢复重建”到“繁荣发展”
法学教育是实施人才强法战略的基础，高校是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高校教师是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和法学理论体系、为依法治国提供学理支撑的主力军，因此，法学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法学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的“造律”和“治狱”活动中就产生了法律教育萌芽，经历了从兴起走向鼎盛，又从守成转而衰微的漫长演变过程。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的法学教育全面衰败，“文化大革命”期间，仅剩下北京大学法律系和吉林大学法律系，年招生规模在百人左右。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中国法治和中国高等教育前进的步伐，我国法学教育历经恢复重建、快速发展、改革创新，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结构比较合理、整体质量稳步提高的教育体系。截至2017年，我国开设法学本科专业的高校有627所。据2018年3月的数据，全国法学一级学科硕士点195个，23个单位设有27个法学二级学科硕士点，法学硕士单位共计218个；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49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个；法律硕士点242个。在校法学本科生31万余人，法学硕士生1万人左右，法律硕士生1万余人，法学博士生约1100人。无论是法学院校的规模，还是法学专业学生人数，均已位居世界首位。
在规模发展的同时，法学教育的质量稳步提高。经过40年的探索与实践以及对域外法学教育经验的借鉴，法学教育的“中国特色”已经形成，集中表现为：以法学本科教育为起点和基础，实行多元化研究生教育的高等法学教育体系；法学的素质教育、基本教育、特色教育、拓展教育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普通高校的法学专业教育与专门学校的法律职业教育相衔接；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原统一司法考试）与法学专业良性互动。中国的法学教育已经跻身世界法学教育之林，法学教育的中国模式与法学教育的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呈三足鼎立态势。一个基本适应我国法治人才需要和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体系初步形成。
（十）从人治到法治
40年的中国法治轨迹，总括而言，就是从人治到法治。法治与人治是两种互相对立的治国方略。这种对立在古代和近代，其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在古代中国，法治论强调把社会关系纳入法律的轨道，用带有权威性、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或严刑峻法治理社会；而人治论则强调“为政在人”（《论语·为政》），“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在古希腊，法治论强调法律的理性及其一般指引作用，人治论则强调圣贤的智慧及其对解决具体问题的个别指引作用。在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治的对立主要表现为民主与专制、主权在民与主权在君、法律与当权者个人独断意志的对立。20世纪中国各界关于法治与人治的历次讨论，已在理论上明确了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国方略的界限不在于是否承认法律运行中人的因素，而在于从主体上，法治是众人之治（民主政治），人治是一人（或几人）之治（君主专制或贵族政治）；法治依据的是反映人民大众意志的法律，人治则依据统治者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法治与人治的分界线是：当法律与当权者的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是法律高于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是“人依法”，还是“法依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极其惨痛的教训。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是高度重视法制的。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改变了，不再那么重视宪法和法律了，把法律作为办事的参考，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在这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我国宪法法律在全党全国全民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跌入低谷，宪法被虚置，成为一纸空文，法制的衰败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悲剧。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后来，他又尖锐地指出：要保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必须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搞人治危险得很，“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邓小平同志仍然关切地告诫全党“还是要靠法律制度”。在从人治到法治的革命进程中，江泽民同志十分鲜明地强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深刻地阐述了厉行法治、摒弃人治的历史规律和深远意义。他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他还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人类社会发展的事实证明，依法治理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基于对人治教训的深刻分析和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党、国家和社会告别人治传统而步入法治的光明大道。
三、中国法治40年的基本经验
40年的法治建设不仅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实现法治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理论。
（一）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自信、保持定力。”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法治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法治40年，始终贯穿一条红线，这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核心要义”是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个核心要义，集中反映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明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内容，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性质和根本要求，描绘了这条道路的鲜明特征和鲜明标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三个核心要义中，党的领导是根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指导思想和学理支撑。
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同时，还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不断丰富三个核心要义的具体内容，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法治中国建设，以新的理论和实践全面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使中国法治发生历史性变革，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新局面。
（二）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历来是治国理政的基本问题，是法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论题。中共十五大以来，党中央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明确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2001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中共十六大报告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确定为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之一，并把依法治国纳入政治文明的范畴，把以德治国纳入精神文明的范畴，表明依法治国属于政治建设和政治文明的范畴，以德治国属于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的范畴。党中央关于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深刻论述，突破了法治、德治水火不容的僵化思维定势，阐明了一种现代法治和新型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新思路。按照这种新思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不仅不是彼此对立、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促进的。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和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明确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强调“必须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同时，更加深入地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指出：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必须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可以通过强制性规范人们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来引领道德风尚。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