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冯象先生的箴言“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或者是时常需要写真的新衣服。”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法律只是政治的“装点”？我们生活在法律帝国当中，从出生到死亡，都不可避免地与法律发生关联。或许没有人会否认，法律对于我们自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却很少思考，究竟“法律”为何物。
如果将法律纳入动态的政治现实，难免具有党派争竞的色彩。具体而言，政党将其推崇的主张，经由议会程序，变成一个又一个要求民众服从的权威性命令。然而，对于法律，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却有一种美好的道德直觉。同样对于法律，人们的看法却相当极端。其中一种典型看法是，法律不过是政治的遮羞布，而另一种则认为，法律是公平与正义的化身。究竟法律具有怎样的性质，我们应该如何恰当地理解法律？
两种法律模式
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Waldron）是当代重要的法理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在《法律》（TheLaw）一书中，他将法律体系视为政治系统的一部分，提出“两种法律模式”的分析框架，为将法律纳入政治的视野下加以观察与分析，做出了重要贡献。
“两种法律模式”，分别是“偏私模式”（thepartisanmodeloflaw）和“中立模式”（theneutralmodeloflaw）。简而言之，偏私模式是指，法律具有完全的偏私性。法律不过就是政党政策的立法表达，充满党派意志与意识形态。中立模式是指，法律在党派与阶级利益之间保持中立，超越了政党政治。一旦“法律”成为“法律”，就普遍性地适用于所有人，要求每个人服从并给予尊重。
偏私性：如实反映现实处境
在偏私模式看来，只有“偏私性”才如实地反映了法律的现实。正是政党，通过议会角力将其意志体现为法律，而政党的态度就此成为立法态度。
沃尔德伦以英国这个“代表制民主”国家为例，展开他对偏私模式的论述。在英国议会选举中，赢得公众支持的政党，会因为拥有多数议席而控制议会，进而有权进行组阁。由于制定法律是议会的职能之一，政党就可以通过议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反映到法律当中。
因此，当我们将法律纳入政治的视野下观察，如果说“法律脱离政治”或者“法律高于政治”，恐怕只能是“自欺欺人”。虽然我们承认，无论人们具有怎样的意识形态，任何国家还是存在一些基于人们普遍赞同而订立的法律。比如，禁止故意杀人、需要制定交通法规等等。但是，当我们将视野转向更广泛的领域，触及一些基本议题与具体立场，或是深入到具体的法律条文与细节当中，分歧无处不在。比如，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角色与权责划分、国家安全与政府机密议题、国家的住房政策等等。再比如，法律应当如何待“同性恋婚姻”、堕胎与安乐死等等。
真实而动态的政治现实，或许可以从英国的情形窥见一斑。一方面，政党会千方百计，将自身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另一方面，对于需要法律关涉的一系列问题，任何党派或是公众都存在广泛的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往往是“不可通约”的。按照英国法理学家约瑟夫·拉兹（JosephRaz）的定义，如果存在A和B两个价值，没有一个价值优先于另一个价值，而且它们也不是同等的价值时，这两种价值就是“不可通约”的。
事实上，各政党之间意志的差异，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个共同体当中，人们不同的价值选择与利益诉求。在一个多元社会，想要在涉及公共事务上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实际上是极为困难的。然而，共同体必须做出决策，成员之间必须寻求合作。法律，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拥有不同诉求的人们，投票给自己支持的政党，借由它们在议会中的相互竞争，得出一套制度安排。在一定的时期之内，更受到欢迎的意见，可以成为共同体的决策，进而影响共同体成员的生活。
因此，在偏私模式看来：首先，法律具有偏私性，我们应该将法律看作是意识形态或政党政策的立法表达。只有这样理解法律，才可以如实地反映法律在政治视野下的真实面貌。其次，偏私模式的理解，可以更好地揭示，在多元社会中，法律的处境与作用。既然共同体需要做出决策，而人们对于公共事务又具有广泛而难以调和的分歧，那么政党在议会的争竞，恰好反映与表达了人们的差异化诉求。
偏私性的限度：回应批判法学的质疑
我们每个人对于法律都会具有自己的理解，并且形成自己的“法律观”。然而，怎样一种对于法律的理解，才是更为恰当的理解呢？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严肃面对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行动，会受到观念的影响与支配。综观历史，人类因为缺乏对于观念的深刻反思，而强行推动过分天真的想法所导致的灾难，其实数不胜数。
批判法学，运用“与左翼政治相连的观点”来研究法律理论。它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作为意识形态的法律”。它声称，法律“促进了强权者的利益”。
如果我们相信“法律就是政党的意志或阶级的意志”，那么在什么情形下，法律才可以用来维持政党统治或阶级权力？答案似乎是，只有法律自身具备一定程度的道德吸引力之时，法律才可能被用来维持政党统治或阶级权力。
在当代社会，只有法律才可以赋予某种统治以合法性，而任何党派的活动都必须置于法律之下。无论一个人属于哪个阶级，法律都要求同等地适用于每个人。如果我们将统治的方式，区分为“法律的统治”与“暴力的统治”，那么很显然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统治方式，而不同的统治方式，就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后果，带来不同的影响。
将法律等同于政党意志的问题还在于，很多现象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比如，如果法律果真如批判法学所言，只是政党或阶级的产物，“法律就是政治”，那么古往今来的法律理论家，为什么不仅仅研究政治，而是花费巨大的精力，去研究法律本身的议题？“法治”在大多数人心中，都是一个值得追求的政治理想，难道“法治”就如批判法学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其次，如果将党派的意志和意识形态，仅仅看作是统治者的“假仁假义”，未免也过于草率。因为，这种“假仁假义论”无法解释，统治者自身在一定程度上也需要让其权力的获得与行使变得“合法化”，让法律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感召力，让每个人感到法律有益与公正。
因此，秉持“法律就是政治”的“批判法学”，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对于法律的恰当理解。当代重要的思想家德沃金（RonaldDworkin）曾这样论断，批判法学的主要论点“迄今为止一直蔚为壮观，但却避免不了尴尬的失败”。
总而言之，将法律完全理解为“偏私”，无法合理解释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党派或者统治阶级，为什么需要通过“法律”维护自身统治，而不是赤裸裸的意志斗争？这两者必然具有不同的性质，带来不同的结果。第二，如果接受这样一个对于法律性质的论断，那么为什么人们还会拥有对于法律的美好直觉？
从政治视野下观察法律的性质，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具有偏私性质。但是，法律并不是完全偏私的产物。完全的偏私论，忽视了法律的特定品格以及隐含在这些品格之间的、发自人们内心的渴望与道德直觉。
中立性：真相，虚相？
事实上，中立模式并不否认，法律会受到政治现实的影响、可能包涵各种偏见、在价值上富有广泛而巨大的争议。中立模式强调的是，不论现实政治如何发展变化，政党又如何在立法的议题上彼此竞争、法律在多大程度上体现政党意志，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只要最终成为“法律”，那么它就对受其管辖的所有人具有约束力。因此，法律会主张具有约束所有人的权威，要求人们给予普遍性的尊重。
在中立模式看来，其“中立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法律并不必然涉及到立法动机。法律是一套由规则与原则组成的框架，它试图让身处共同体当中的每个人，过上一种文明的生活。法律，具有某些社会功能，比如形成良好的秩序、实现正义等等。中立模式，希望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从“法律的社会功能”而不是“法律的政治出处”这一视角，来理解法律的性质。
第二，法律具备一些“特殊的非偏私的责任”（specialnon-partisanresponsibilities）。首先，在立法阶段，即便一项立法动议是偏私的，它的主张者、支持者也有责任确保这部法律不会处于“政治极端”，从而赢得包括反对者在内的多数共同体成员的尊重。其次，在法律实施阶段，除非遭到废除或修改，在立法阶段的支持者或反对者，都需要尊重现行的法律，按照它的规范行事。
然而，如果我们仅将法律的性质认定为“中立”，其最大的问题之处在于，它混淆了理想与现实。我们对于超越政治的、秉持完全中立的法律，有着发自内心的渴望，然而，回归到动态而真实的政治现实，我们不免沮丧，因为我们并未真正拥有这样的法律。
因此，或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偏私模式与中立模式，都抓住了关于法律的“部分真相”。
对于法律的这种看法，有助于我们恰当地理解政治视野下法律的性质。这并不是概念的游戏或者无益的思辨。如果我们缺乏对于法律的恰当理解，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法律在当代社会的处境与作用，无法理解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更会在不经意之间夸大或贬损法律所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