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貌是指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表示敬重友好的行为规范。礼貌属于社会公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比较侧重于内在修养。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要求尊重对方、承认肯定对方并尊重对方的人格。基本要求是诚恳、谦恭、和善和有分寸，做到待人“诚于中而形于外”。主要内容包括：遵守秩序、言必有信、敬老尊贤、待人和气、讲究卫生。
二、财产保险公司会计行为异化的具体类型与外部表现进行认知
（一）内生性会计行为异化及其形式
（二）外激性会计行为异化与其形式
（三）规则性会计行为异化及其形式
三、基于会计行为异化的财产保险公司处理行为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许多单行商事法规，对于确保交易安全，维护主义市场的健康有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还没有制定的商法典，没有统一的关于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标准，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对商主体的界定处于一种无层次的、分散的状态。这种情况不利于我国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易使市场出现混乱。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明确我国商主体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商主体法定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我国并未对此作出规定。在市场经济中，绝大多数主体以的形式出现，传统商法所表述的商主体体系已意义不大，我国应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商主体体系。
关键词：商主体企业资合
提纲
一、各国商法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
(一)法国
(二)德国
(三)日本
(四)美国
二、一些传统理论对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及其不足
三、我国的商主体表现形式体系应以企业为核心
(一)公司
(二)独资企业
(三)合伙企业
(四)股份合作制企业
四、不具备企业形态的商主体表现形式
(一)个体工商户
(二)承包经营户
商主体又称商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参与商事法律关系，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行为，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在传统商法中，有的国家称其为商人。
商主体是一种特殊的法律人格体，它既关系到商法的调整范围和法律的适用，又关系到商主体的专门保护和商法的价值取向，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因此，商主体法定成为了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即对商主体的表现形式以相应的商法规定为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颁布了许多单行商事法规，对于确保交易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制定的商法典，法律没有统一的关于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标准，各种单行法律法规对商主体的界定处于一种无层次的、分散的状态。这种情况不利于我国经济生活的正常发展，易使市场出现混乱。因此，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明确我国商主体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各国由于立法理念的不同，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也不同，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一）法国。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商法典，该法典第一条明确规定：商人者，以商行为为业者。这一规定强调了商主体资格对商行为的依存，创立了通常所说的规制商主体的客观主义原则。
（二）德国。德国旧商法仍以商行为来界定商人，1900年的德国新商法典则确立了“商人中心”原则，其第1条第1款规定：“本法典意义上的商人是指从事商事经营的人。”它以商人构成要件来界定商主体，而不管商主体以何种类型出现，将商人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同一行为，商人为之适用商法，其他人为之则适用其他法律。这确立了规制商主体的主观主义原则。
（三）日本。日本现行商法典第四条规定：“本法所谓商人是指用自己的名义，以从事商行为为职业的人。”它以行为标准为核心，兼顾名义标准和职业标准，一方面从一定的行为自身性质将其视为商行为，另一方面又列举出另外一些行为，仅在特定条件下视为商行为，并将行为人视为商人。比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被监护人进行以从事商行为为职业的营业活动时，经过登记的，可以认为是商人。这种做法融合了客观主义原则和主观主义原则，因而被称之为折衷主义原则。
（四）美国。美国《统一商法典》对商主体没有严格限定，范围很广，第2-104条规定：“商人是指从事某类货物交易业务或因职业关系以其他方式表现其对交易所涉及的货物或做法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也指雇佣因职业关系表明其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经纪人或其他中介人的人。”
上述界定标准中，以日本商法典为代表的折衷主义原则将概括主义与限制列举主义有机结合，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较为合理，为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我国在制定商法典时也应以折衷主义为界定商主体概念的原则。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提法已不适合现实需要，因此我国在立法时应统一使用“商主体”这一概念。
商主体如采用不同的标准，其表现形式的划分也有不同，传统上对商主体划分的理论有：依商主体是人还是组织体以及组织形态为标准，可以将众多的商主体分为商个人、商法人和商合伙；依据商主体是否以注册登记为其条件，可以将商主体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依商主体的规模为标准，商主体可以分为大商人和小商人等等。这些分类标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将商主体分为商法人、商个人和商事合伙与现实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冲突。比如独资企业属于商个人的一种，又因其以组织体形态出现而成为企业类型之一，这就使该种划分与企业在外延上形成一种交叉关系，不尽合理。
将商主体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的典型是德国商法典，由于采取主观主义原则，德国商法对上述三类商人具体从事的行业作了规定，这使法律具有了保守性，难以涵盖新兴行业，也增大了规范的复杂性。而且按经营范围来划分商主体也使得某些企业和经济领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德国也已着手修改商法，试图增加商主体表现形式划分的简明性和可操作性。
将商主体分为大商人和小商人是以商主体规模为标准，姑且不论单纯以资本金额来判别商主体的规模是否合理，这一划分也很难跟上发展，因为资本金额的实际价值会随着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变动。况且所谓“大商人”这个概念的提出只是为了与小商人相对而言，并不具有法律意义。这显然不符合建立商主体表现形式体系的要求。
在我国，由于商法典或其他形式意义上商法缺失，关于商主体的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只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并无法律的明确界定。并且，由于商主体的内涵远未成为定论，基于商主体内涵而构建的商主体的外延，事实上也就无从定论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对此加强，以期从理论层面上形成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而进一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立法架构，为我国商法建设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我们认为，应当根据商主体的内涵，各国商法的一般规定及其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对我国商主体范围予以的界定。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虽存在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但严格来说，他们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商主体。对照上述商主体的要件与要素，以及我国从事商事营业必须经过注册登记的法律实践，我们认为可以将我国商主体界定为企业，而在我国企业均指商事企业，故具体可包括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等形态。但鉴于商主体由抽象人格向具体人格发展的时代趋势，我们认为应当进一步具体到对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他变态形式等商主体具体形态予以研究。
三、我国的商主体表现形式体系应以为核心
企业是出自学、经营学上的概念，是指“经营性的从事生产、流通或服务的某种主体，作为概括的资产或者资本和人员集合之经营体，企业也可以作为交易的客体”。企业这个概念被引入是为了弥补传统商主体概念的不足，“商事个人的概念显然不同于作为团体的商业组织，而商事法人的概念也无法涵盖非法人形态的商事组织”，于是企业便与商法联体，增添了商法的活力。
随着的进步，经济的，以人个人名义或以“家庭”、“户”的名义所进行的商事活动，无论是在商事交易的数量上，或是总的数额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在大量涌现的商事交易中，以主体身份参与其中的主要是企业，企业已成为商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按企业的组织形式，以是否具备企业形式来划分商主体是划分的趋势。由于典型意义上的企业的本质与商主体的本质，其存在价值是一致的，所以在划分我国商主体的表现形式时，应该以企业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企业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显现出不同的发展变化轨迹。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主要以公司、合伙、独资的形式存在，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司逐渐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我国，过去由于受所有制观念的束缚，将企业划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这种划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符合要求的。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划分企业类型，首先应当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模式是资本结合，而非人合或劳合。企业设立时的出资数额是企业对外交往信用度的衡量标准，并最终成为企业承担责任的基石；企业于经营中所积累的财产亦是企业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作为独立主体的重要基础。资合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减少投资风险，吸纳资金，增强竞争力，更大程度地提高资本利用率；另一方面，资合能使企业吸收的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域、血缘的限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活动所要求的稳定性特征。
以资合为目标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度。当然企业采取一个目标模式，总体上朝资合这一目标发展，并不是说企业只能有一种类型。相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当允许存在、也必然会存在其他的企业类型。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时期，更是需要不同类型的企业共生共存，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企业可以分为公司、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股份合作制企业。
（一）公司。公司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泛化的现象，甚至成为了企业的同义语，产生了负面作用。本文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由股东投资而设立的企业法人。在我国，公司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形式。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或所持有的股份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已成为现代企业的主要形态，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
（四）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企业形式，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在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企业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职工出资参股，共担风险。在坚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有制的同时，有步骤、有选择地放开国有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
以上是以企业的组织形态为前提所进行的划分。在国内还有一种分类是把企业分成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与上述类型并不是一种意义上的提法。中外合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企业中，法人型合作经营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非法人型的实质上是合伙企业；外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因此，三资企业也属于我国商主体的范围，但并不是独立于上述类型之外的企业。
我国很早就提出了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已经进行了公司制改组，或采取了股份合作制模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无疑都属于商主体的范围。那些在短期内不能改组的、没有条件改组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只要它们在市场交易中以经营体的身份出现，都应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并在条件或时机成熟时使其真正商主体化。
商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企业，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不具备企业形态的个体经营者也应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在我国，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和承包经营户。
（一）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是指“公民以个人财产或家庭财产作为经营资本，依法核准登记并在法定的范围内从事非农业性经营活动的个人或家庭。”个体工商户经营规模小，其经营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经营者个人或家庭的需要，对于活跃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求有积极意义。我国目前对个体工商户的法律规制仍很严格，而且在执法上也存在着对个体工商户的歧视，这种状况应当加以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个人合伙在领取营业执照时使用的是个体工商户的名义。
（二）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农村承包合同的规定，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独立从事商事经营活动的，由一人或多人组成的农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创举，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有几千年“以农为本”的社会理念，商业发展在农村一直阻碍重重。而农村承包经营制度将商业文明的种种观念引入农村，加速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也从客观上开阔了广大农民的眼界，提高了农民素质。
另外，我国还存在着一些从事小商品买卖活动的人，如摊商、流动商以及手艺匠人等，有时无需经过工商登记也可进行买卖活动，对于他们是否属于商主体还有争论。笔者认为，只要他们具备了最起码的经营形态，或相对固定的经营场所，或一定的字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都可以被视为市场交易主体而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国家在对他们进行管理时应当尽量宽松，管理手段、管理等也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由各地管理机关自主决定。
：
①范健：《商法》，第2版，北京，高等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9页。
②赵中孚：《商法总论》，第1版，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78—79页。
一、何谓宪法规范
在我国，学界对宪法规范的界定，宪法规范界定为具有宪法效力的法律规范。也是不尽相同，如许崇德先生就将这一定义侧重于从效力的角度来解读宪法规范的含义。而武汉大学的周叶中教授将它界定为“调整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各种规范的总和。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韩大元教授也认为，宪法规范是指调整宪法关系的各种规范的总和。他们的侧重点无疑是宪法所调整的对象和内容。而另一位来自人民大学的胡锦光教授则将两方面相结合认为，虽然这几种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宪法规范有这样两个特点是毋庸质疑的，第一，它调整的是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第二，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胡锦光教授的界定就显得更为全面一些。
具体看来，首先，宪法规范也是法律规范的一种，法律规范所具有的要素和特征，宪法规范也同样具有。其次，宪法规范的调整对象是宪法关系。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宪法规范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中一类比较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宪法关系。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包括: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内各民族、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关系，国家机关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同一体系国家机关内部的关系。第三，调整上述宪法关系的规范既有宪法中确定的规范，也有普通法律中确定的规范，如选举法、组织法等也调整宪法关系，宪法规范是指宪法所确定的规范。第四，正是由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独特关系，使得宪法规范具有根本性的特征，其外在的表现形式为宪法规范的最高性，即宪法规范的最高效力。
二、宪法规范的原则性
对于宪法规范是否具有原则性的探讨，学界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过，但在众多的争议声中，宪法应该具有原则性特点一直是主流的声音。但在同意宪法规范具有原则性特点的学者阵营中，又分化出一种表现说和两种表现说，一种表现说认为宪法规范原则性的具体表现只有一种，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这也是我国宪法学界的通说。而两种表现说的支持者认为，宪法规范原则性的具体表现有两种。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宪法规范的原则性除上述表现外，还表现在，宪法规范的构成要素通常都不能规定法律后果部分。
宪法规范原则性的实然表现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规范层面上的表现，一是实践层次上的表现。前者就是说，宪法是根本法，根本法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原则的数量远多于一般法律，但并没有多到超过规则的地步，宪法中仍然充满了规则，只是这些宪法规则与一般的法律规则有所不同罢了。宪法和其它法律相比，其原则的数量较多;但宪法规则和宪法原则相比，仍然是规则多于原则。但这些规则的构成也即宪法规范的构成都是原则性的。而后者就是说，原则性是宪法稳定与宪法解释实践的基础，但原则的限度一定要掌握，该原则的东西必须原则，尤其是带有时代色彩的内容应该尽量少做绝对规范。
三、宪法规范的效力
“没有宪法能够保障其自身的存在”，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要探讨宪法如何发挥其规范效力的问题，首先应该理清两个概念，亦即宪法与规范效力。本文所使用的宪法概念乃是规范性宪法，尤其是具有法律形式的宪法。其次是，此处所称的规范效力乃是效力概念的实效，而非其法效性层面。
宪法作为法律系统的一部份，发挥规范效力的方式就如同其它的法律程序,只能运作于法的象征层面，亦即宪法无法直接改变其所欲规制的社会现实，而是仅能够间接的发挥影响力，宪法对于现实的影响力表现在合法化或不法化政治权力关系的可能性上，透过这种象征层面的运作,就有可能强化或弱化现存的政治权力关系，当一个社会越重视合宪性，政治决策被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取决于其与宪法的兼容性因此宪法规范效力表现在为集体拘束性决策设定其有效条件，并进而迫使这些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宪法规定的形式与程序，以及必须根据宪法所设定的目标来获得正当性，换言之，宪法如果具有规范效力的话，越是欠缺合宪性的政治权力行使，越是无法要求人民或其它被课予义务者的服从
四、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
社会现实是制定一部宪法的历史事实、社会背景以及与宪法有关的政治和社会的实际情况。社会现实是制定和实施宪法的基础。宪法规范要正确反映社会现实，同时要及时地调整相互关系，保证其内在的统一性。宪法现实实际上反映宪法的运用过程，即宪法规范的动态性。
关键词：会计信息失真监督对策
切实解决好会计信息失真问题，是一项关系到企业乃至国民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社会能否稳定的重要问题。
所谓会计信息失真是指会计信息没有真实地反映企业客观的经营活动,通过编制虚假的信息,给投资决策者及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带来误导性影响的一种现象。会计信息失真直接影响了投资者、债权人等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微观决策及政府的宏观经济决策,减少了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等税金的清缴,严重危害了国家、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因而解决会计信息失真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会计信息失真的危害性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表现形式
会计信息失真即会计信息不能准确完整及时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会计实务中，有两类表现形式，即“假账真算”和“真账假算”。所谓“假账真算”即经济业务，本身是虚假的，而会计处理是真实的，造成了会计信息失真，如虚开发票、编制虚假预算等。所谓“真账假算”即经济业务本身是真实的，会计处理方法是违规的，以致提供的会计信息失真，如不合理地利用会计政策等。
三、具体表现形式
1.会计凭证失真。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是记录经济活动，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据。也是登记帐簿、进行会计监督的重要依据。其失真主要表现形式为：某几个单位或某几个人相互串通，违反票据法虚开发票金额，甚至无中生有，谋取私利。对自制凭证失真而言，主要在于生产成本和产品销售成本结算等方面虚报假报。会计人员依据此类原始凭证处理会计业务，就会使会计信息失真。
2.会计账簿失真。会计账簿简称账簿，是由具有一定格式、相互联系的账页所组成，用来序时、分类地全面记录一个企业、单位经济业务事项的会计簿籍。会计账薄是反应每天发生的各种经济业务。主要表现是为了完成某项经济效益指标，或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失真的表现是不按真实性原则或权责发生制原则处理业务。主要方式有：把本应当记入当期间费用转入待摊费用或递延资产科目，把应当记入当期损益的支出不入帐或少入账，把应当处理的待处理财产损益长期挂帐，把已经销售的商品或产品成本高留低转形成潜亏等通过改变会计科目来改变资金的流动。
3.会计报表失真。会计报表是根据日常会计核算资料定期编制的，综合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的总结性书面文件。它是企业财务报告的主要部分，是企业向外传递会计信息的主要手段。就资产负债表而言，一些单位将预收（付）账款归入应收（付）账款科目反映，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资产和长期负债不单独列表示等。对利润表而言，主要表现为实现利润指标失真。对现金流量表而言，由于其是一个新生事物，编制有一定的难度，加上我国会计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常常凑几个数字来应付差事，因而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的获现能力和现金流量情况。
四、产生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
1.会计从业人员的个人综合素质
2.会计规则的发展落后于会计本身的发展
会计的发展是迅速的，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烈的发展也带动了会计本身的迅速的发展。而有些会计的制度并没有随着会计本身迅速发展而迅速发展。这样有的会计从业人员就还是按着原有处理方法来处理账目。出现了不相符的情况，这样就产生了会计信息的失真。
3.会计监督机构的落后
财政、审计、税务等部门都有权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企业的财务情况进行监督。对企业的经济进行外部监督。而这些部门本身的体系落后于本生的发展。这样在实施外部监督时就产生的局限性。不能在内部缺失后有一个积极的有效的外部监督，也就失去了监督的意义。从而产生了会计信息的失真。
4.利益的驱使
某些会计从业人员为了谋取个人利益或者受他人的驱使，未能按照事实依据，制作虚假的会计账薄，从而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带来经济损失。
5.法律体系的不健全性
6.社会体经济系发展的不均衡
当今社会经济体系迅速发展，但是总体来看经济的发展不均衡，这就使那些越是发展蓬勃的体系就越健全的发展，相对而言那些在一定时期内没有能迅速发展的经济体系就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长期这样就形成畸形，给那些处于畸形发展中企业里的会计行业带来负面的影响，给会计行业带来错误信息从而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五、防范会计信息失真的对策
1.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个人素质
3.会计监督机构的的完善
4.加强完善法律意识
5.加强企业财务的会计信息化网络建设
随着信息化网络建设，将传统的企业会计业务融入到现代科技当中去，大力开辟计算机在企业会计业务中的应用领域。选用最新应用软件，将信息网络应用触角伸入到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领域，同规范、严密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紧密相连，消除在会计基础信息取得方面人为因素造成的随意性，力争将不确定的人为因素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中。
六、总结
会计信息失真严重影响了会计的监督职能。导致决策者做出错误的决策从而使企业公司乃至国家经济不能健康有效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现在我们全社会都在关心会计信息的的质量、努力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防止会计信息失真，需要我们社会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会计信息失真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我们不断完善会计法律法规，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加强对会计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会计信息失真是可以有效抑制和避免的。只有从全局着手，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完善经济监督体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为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会计监督机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财政部门，要通过各种形式，将会计从业人员培训落实到位，提高他们的从业水平和职业道德，为会计监督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加强对会计监督队伍的培训。除业务知识外，还要注重培养他们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严格遵守监督人员职业道德，树立财政人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陈文辉，陈琪，刘星：《关于国有企业会计信息失真与审计监督的思考》[J].审计与理财，2003（12）
2.尹勤英:《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及解决对策》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
一、确定非制定法法源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是严格遵守依法裁判的国家，《民法通则》第六条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可是“依法裁判”的前提是“有法可依”，但此处的“法”的外延包括什么，没有明确的法规时又该依据什么做出判决？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社会各种关系的变迁日益加剧。仅凭制定法是不可能平衡经济发展与民事纠纷间的矛盾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在实际案例中，更多是在现行制定法之外，通过习惯、法理、条约等等非制定法寻求最为恰当的行为准则，达到最终的公平和正义。在这个充斥着各种利益群体的对立与冲突的社会中，概念法学的陈固看法受到绝对的冲击，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要求法官发挥司法主观能动性，客观地解释法律，造法以填补漏洞。
法具有普遍效力，最普遍的表现形式就是成文法。然而制定法天然具有僵硬性、滞后性且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因此需要在除了制定法之外存在大量的其他法律表现形式，这些可以称作法律渊源的表现形式，对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我国民法非制定法法源的具体表现形式
就我国民事法律的规定来看，习惯法、法理、学说、判例等都作为制定法之外的重要的法律渊源，是作为制定法漏洞的重要补充。在大陆法系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和条约，往往是被称作法律的唯一渊源。格雷认为，“法律渊源”，应当从法官在制定那些构成法律的规则时通常所诉诸的某些法律资料与非法律资料中去寻找，并列举了五种这样的渊源：立法机关颁布的命令；司法先例；专家意见；习惯；道德原则。①在我国，学者们通常将非制定法法源分为习惯法、法理、判例、契约、条约等。
（一）习惯法
法律既未设规定，应依“习惯”。台湾学者将其第一条中的“习惯”视为习惯法，要以多年惯行之事实及普通一般人之确信心为其成立基础。②
就世界范围来看，习惯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法源地位。古罗马法中，梅因就认为：“罗马法典只是罗马人的现存习惯表示于文字。”③在英美法系，“先例的背后……是生活习惯、社会制度”。英国的习惯法就是普通法。大陆法系则一直都重视习惯法的地位，至少在法典化运动之后，人们又开始重新认识到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人类社会开始之初，就是通过建立规则达到目的的动物。在国家机构无法及时的提供规则的时候，公民就会依靠长久以来的习惯组织和安排自己的生活，从而形成秩序。此处有必要将习惯与习惯法加以区别。事实上的习惯，仅属于一种惯行，欠缺法的确信，即一般人尚未具有此种惯行必须遵从，倘不遵从其共同生活秩序势将不能维持的确信。此种事实上的习惯不具有法源性，无补充法律的效力。④而立法者或人们对于规范之“法德确信”，或人民对于规范之“承认”，在此，其“法的确信”，或“承认”为规范内容之所以汇成社会行为标准的共识基础，具有社会伦理上之“实质的意义”。在此，可将此惯行视为法源。
习惯之所以能成为习惯法，要具备以下要素：第一，前提是法无明文规定；其二，民间经久惯行，具有一般人的确信力；其三，需要法确认习惯的法律效力；最后，习惯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如何认定习惯具有法的效力，黄茂荣教授认为，经由法院在裁判中的引用，由此，习惯法借裁判的途径，裁判借习惯法之名，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取得实质上的法源地位。⑤
（二）法理与学说
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赋予正义标准、理性原则、公共政策、道德信念、社会思潮和习惯等非制定法法源的地位。“法理”以及其学说作为法源是具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台湾民法第一条规定：“民事活动，......没有习惯的，依照法理。”德、奥、瑞民法亦认为，法理是法规之精神所生之原则。
与立法上长期否认法理的法律渊源地位相适应，理论学说也漠视这一问题。许多法理学和民法学的教科书都避而不谈，至多浅尝辄止，而其观点值得多加思考。可是在实务中，可以说，法理潜移默化的贯穿其中，但是对于法理应当如何定位，学说应当如何引据为证，仍有很多空白的区域需要去填补。
将法理明确规定为非制定法法源，需要严格的条件。在法律存在漏洞的时候，或者是适用现有法律规则或习惯将导师既不公正的后果的时候，方适用法理可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填补法律漏洞，纠正法律不公。
（三）判例
判例作为一种主要的法律渊源是在英美法系的国家。高它是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对先例的分析、归纳和解释，从现在先前的案例中归纳和抽象出来的能作为解决后来的同类型案件的法律规范。⑥但在我国，由于因循的是成文法，判案依据从制定法中去寻找，因而没有将判例作为法源加以确认。虽然因循先例有促进司法认同、提高司法效率、稳定社会关系等优点，但由于英美法系的法官的素质普遍高于我国法官的业务素质水平，现实的条件对于我国先例制度的施行无法提供基础，因此在我国确立判例制度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四）契约
民事法律是私法，而私法强调的就是意思自治。民事法律也强调法律上平等地位的主体之间，其事务的处理需要用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来进行规范，即为契约。
一、文化制度和法制
二、我国文化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和完善法律体系的新形势新要求来看，我国文化法制建设面临着许多需要及时回答的新课题，存在着不少需要着力解决的新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现行文化法制偏重于行政管理，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不断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存在不足；
（二）缺乏对文化事业、产业的准确功能定位和相应的权利义务规范，难以体现推动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
（三）一些重要制度规范层次不高，如在文化产品服务规范方面，多为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权威性、系统性、针对性不够；
（四）有的重要方面还没有必要的法律法规，主要依靠政策性文件和自律性文件：第一，部分项目还没有法规文件来规范。第二，缺乏有力而合理的法规条文，现有的法规条文与世贸规则有较大的差距。第三，政策界限难以把握，有的法规文件只是一些原则性的政策规定，由于其内容不够具体，致使执法把握尺度不准，操作性不强。
（五）互联网、手机、微博的广泛运用，在表现形式、传播内容和影响力等方面都提出了新课题，现行有关制度规范亟待整合提高。
（六）执法混乱，在管理中存在着条块分割，分兵把守的弊端。如娱乐市场、图书市场、音像市场、演出市场等分别由政府几个部门分开管理，人为地割裂了统一的市场，造成政出多门，相互掣肘，妨碍了政府执法的力度和管理职能的实施。
（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比较严重。如中央和各省市三令五申禁止音像制品的非法制作和发行，但是，充斥文化市场的非法书刊、音像制品大都是国家出版社及地区期刊社发行的。
三、加强文化法制建设的建议
（一）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方面。文化权利主要体现在：享受文化发展成果、参与文化活动、开展文化创造和拥有文化创造成果知识产权的权利；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保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健全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为主要内容，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法律制度；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的法律制度。明确公益性文化单位的功能属性、权利义务、支持政策和运行管理机制，依法保障公民享受文化发展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和拥有文化创造成果知识产权的权利。文化建设的过程和成果，只有通过一定的法律制度，才能够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具体权益；只有在法律的框架内，才能够切实保障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
（二）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保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营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和法制环境。
（三）网络文化建设方面。互联网日益成为人们精神生活新空间、文化创作新平台。舆情分析显示，以网络为平台，微博、博客、论坛联动趋势明显，新媒体越过传统媒体、自媒体越过公众媒体引领舆情的能力愈益增强。保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认真贯彻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健全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等的引导和管理，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整治网络低俗信息，维护良好形象。
（四）文化管理方面。现行文化管理的制度规范主要是以文化产品服务、文化表现形式为调整对象确立的。保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当按照《决定》精神进行完善。其需要必要的整治和弥补缺项；增强法律法规的适用性、针对性和权威性；而在新闻活动规范中，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重要作用；及时研究规范新的文化产品服务和文化表现形式。
（五）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保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健全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法律法规。为他们搭建学习平台，给予扶持与鼓励等。如何依法制定实施基层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规划，设立城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岗位，形成专兼结合的基层文化工作队伍，保障他们的应有权益。
（六）体制机制方面。保障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立健全科学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深化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健全以现代企业为重点，培育合格市场主体，科学界定文化单位性质和功能的法律法规；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促进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合理流动，以重点发展图书报刊、电子音像制品、演出娱乐等产品市场的法律法规。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概念
民事执行监督，是指“具有监督权的机关认为受其监督的民事执行机关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决定、通知或具体执行行为不当或者存在错误，要求受监督的民事执行机关予以矫正的法律制度”。如上所述，民事执行的监督形式和内容十分广泛，但是，作为宪法规定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各界呼声最高也是最重要的方式。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简称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享有民事检察权的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执行实施行为或执行裁决行为进行监察与督促，依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执行错误的意见，从而规范民事执行权合法、合理运行的法律制度。
二、我国民事执行监督的运行现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事纠纷的数量也在与日俱增，而社会公众法治观念的提升、维权意识的加强，也使得更多的人愿意选择法院、仲裁委员会等权威机构来解决民事纠纷，生效裁判的数量自然也随之增长。在民事执行案件数量大爆炸的年代，“执行难”、“执行乱”现象愈演愈烈，其原因各有不同：“执行难”的原因包括当事人、法院、地方保护、部门保护、法律制度等多方面的原因；“执行乱”的原因相对单一，主要是因法院不按照正常程序执行或消极执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部分“执行乱”是在“执行难”的大环境中滋生的，反过来“执行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执行难”，二者紧密联系。
（一）民事“执行乱”的具体表现
“执行乱”涉及到执行权行使的正当性问题。“执行乱”案件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种情形：（1）执行指导理念错误导致的执行乱。由于法院工作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文明的司法观念和落后的执行环境之间存在落差。（2）消极违法执行。执行人员不遵守法律规定，以一种不作为的姿态对应当强制执行的案件消极拖沓、不予执行。（3）积极违法执行。执行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积极采取不当执行的行为。
（二）民事“执行难”的具体表现
“执行难”涉及到被执行文书的实践性问题。具体表现形式有：（1）被执行人久拖硬抗。这是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常用方式。（2）委托执行难。当被执行人或者执行标的在外地的时候，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委托执行的执结率普遍不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3）反执行的花样不断翻新。越来越多的企业法人成为反执行的主体，有的借改制之际转移资产，有的通过抽逃资金的方式转移资产等。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具体制度的构建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原则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本质上也就是监督对象，主要是执行瑕疵。执行瑕疵是执行程序或执行行为有违法律规定的情形。具体包括违法民事执行行为和不当民事执行行为两种形态。
1.违法民事执行行为。违法民事执行行为一般存在如下几种情形：（1）执行开始要件欠缺；（2）执行主体不合法。执行机关、执行债权人或者执行债务人任何一个主体不合法，（3）执行内容不合法；（4）执行标的错误，包括财产和行为。（5）存在执行障碍事由，主要是指存在执行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或者执行名义被变更、撤销等情形，执行机关应当及时终止、中止或变更执行措施却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2.不当民事执行行为。不当的执行行为是指执行机关在民事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形式上合法但不合理，从而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民事执行行为。这种标准在司法实践中比较难以把握，具体来看主要包括怠于执行、严重的不文明执法、违反法律职业道德的行为以及滥用执行权损害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在民事执行过程中，因执行瑕疵的违法程度存在差异，执行监督也应当根据执行瑕疵的具体情形确定有针对性的监督方式，从而确保监督的效果。在设计执行监督制度时应当明确规定如下几种监督方式：
1.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纠正意见等监督方式是人民检察院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监督方式，该种监督方式具有灵活性、快捷性的特点，也易于被法院所接受，且在近年检察机关对执行监督的试点中也取得了较好成效，因而应当继续保留，但是，检察机关在发出检察建议的同时，还应当制作检察监督意见书，说明有关的事实和理由，并附证据材料，以便法院及时纠正。部分学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该种监督方式缺乏刚性，检察机关提出的监督意见是否被采纳完全取决于法院的态度，因此监督效果会受到很大的限制，笔者认为这种质疑具有一定的道理，这种监督方式的适用范围应当进行一定的限制。具体到检察建议的监督范围，应当主要适用于不当执行行为，因其本身难以证明，且是否不当具有较大的主观性，也不易把握，而这种执行瑕疵又需要监督，结合检察建议的柔性特征，从而使得其对不当民事执行行为的监督较为适宜。违法执行行为的破坏力较大，其得到及时纠正需要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保障，不宜以检察建议对其进行监督。
2.纠正违法通知书。为了克服检察建议等检察监督方式刚性不足的弊端，需要创建纠正违法通知书这种具有较强约束力的监督方式，一旦检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执行机构必须及时纠正，除非经复议后上级检察机关认为法院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而撤销该纠正违法通知书的，但发出检察建议的前提是检察机关经过调查及询问当事人已确定执行行为违法。检察机关以抗诉作为民事执行监督的方式需慎重，因为涉及当事人实体利益的执行瑕疵，利害关系人可以通过执行救济制度和执行监督制度获得充分的救济保障。
（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保障性权力
“法律监督权不应是抽象的，而应是具体的、现实的和可操作的，必须有配套的具体手段，否则，监督权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无从操作，无从实现，最终只能是中看不中用的摆设”。要确保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有效实施必须配置相应的监督手段即保障性权力，主要是调查取证权。通过调查收集证据核实有关情况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的基本手段，同样也是确保人民检察院判断准确性的重要途径，是其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的根本保障。因此在此次民事诉讼立法修改引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同时，还应赋予人民检察院调查取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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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的促进作用
(二)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的限制
(一)我国行业协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具体表现
价值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审美价值、法的价值等，法的价值只是价值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那么，什么是宪法价值呢？这是研究宪法价值冲突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宪法价值作为法的价值的一部分或者特殊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应当从法的价值的角度去理解宪法价值。对法的价值，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日本学者川岛武宜认为：“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障的（存在着这种必要性）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律价值’……各种法律价值的总体，又被抽象为所谓的‘正义’。”[11]
英国《牛津法律大辞典》在解释“价值观”时指出，“价值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公民的自由，共同的或公共的利益，财产权利的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公平，道德标准的维护等”。[12]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是标志着法律与人关系的一个范畴，这种关系就是法律对人的意义、作用或效用和人对这种效用的评价。因此，法的价值这一概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含义：第一，法律对人的作用、效用、功能或意义。……第二，人对法律的要求和评价。”[13]
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是一定的社会主体需要与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现象的关系的一个范畴。这就是，法律的存在、属性、功能以及内在机制和一定人们对法律要求或需要的关系，这种关系正是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显示出来的。……法的价值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的内在要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第二，社会主体对法律的需求。如果主体没有法律需求，法的价值就是若有若无的，更谈不上评价法的价值问题。第三，要有法律实践这一重要环节。”[14]
有的学者认为：“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求的积极意义。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一定主体对这种法律制度的需要，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15]
有的学者认为：“严格意义的法的价值应该是指在法的功能与作用之上的，作为功能与作用之目的的之上目标与精神存在。只有法基于自身的客观实际而对于人所具有的精神意义或人关于法所设定的绝对超越指向，才是最严格的法的价值。法的价值是以法的物质存在为基础的精神存在，是以法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超知识范畴。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16]
对法的价值的描述与界定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因为法的价值问题是法哲学中的核心问题，涉及到人们的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因此对法的价值下一个完全精确的定义显然是不明智的。[17]不过，为了研究的方便，仍应对法的价值进行界定，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并加以采用，即认为法的价值是指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是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基于以上对法的价值的认识，结合宪法作为法的价值的特殊表现形式，笔者认为，宪法价值是指以宪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宪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宪法的绝对超越指向。具体而言，宪法价值这一范畴包含如下意义：
第一，同价值的概念一样，宪法价值也体现了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它是由人对作为客体的宪法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的价值不是以人受制于宪法，而是以人作为宪法的本体这一关系得以存在的。宪法无论其内容或是目的，都必须符合人的需要，这是宪法价值概念存在的基础。
第二，宪法价值表明了宪法对于人们而言所拥有的正面意义，它体现了其属性中为人们所重视、珍惜的部分。也就是说，宪法的价值意味着它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代表着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例如，在宪法中经常提到的自由、正义、秩序、人权等，都是人们为了生存、合作所必须确定的一种理想状态。
第三，宪法的价值既包括对实然的认识，更包括对应然的追求。宪法价值的研究不能只以现行的实在宪法为限，它还必须采用价值分析、价值判断的方法，来追寻什么样的宪法才是最符合人的需要的。这种追求就是所谓的“绝对超越指向”，是指宪法价值在主体处理主客体关系时对于主体始终具有的不可替代的指导和目标意义。“绝对”是指宪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其极致的性质；“超越”是指人总是无限地接近宪法价值，并在这种无限接近中得到发展，也是指宪法与宪法价值的实现状况总是无限地接近于理想的状态；“指向”是指宪法的价值具有目标、导向等含义。
二、宪法价值冲突
根据上述对宪法价值概念的分析，宪法价值系统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庞大体系。因为，宪法对于人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人对于宪法又有着不同的认识与追求，这些“不同的意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追求”造成了彼此的相互矛盾与冲突，这便是宪法价值的冲突。
宪法价值冲突或者是指宪法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或者是指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或者是指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
最后，宪法价值冲突也大量地存在于不同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不同的宪法制度之间会存在着某种价值冲突，这是难以避免的。市场经济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必然不同于计划经济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民主社会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必然不同于专制社会宪法规范与制度的价值。当不同性质的宪法规范与制度并存或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时候，宪法规范与宪法制度的价值冲突就会表现出来。从宪法制度意义上说，市场竞争的宪法规范与制度首要保障的是自由、效率等价值的实现，而社会保障的宪法规范与制度更侧重的是公平、秩序等价值。在宪法规范上，有些针对公民权利的规定侧重于保障公民权利及其实现，而有些针对社会管理的规定则侧重于公共秩序而对公民权利予以适当制约。在同一宪法制度中也会存在价值冲突。这是因为一个宪法制度，乃至一个宪法性文件中，所调整的都不是单一的社会关系，涉及的也不是单一的价值主体，所追求的都不是单一的价值目标。所以，在同一宪法制度之中也会有规则之间的价值冲突。宪法制度、规范等都蕴涵和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念，遵循和追求着特定的价值目标。从宪法自身的表述到对社会纠纷的解决，都有着价值上的取舍，价值冲突当然存在其间。
三、结语
本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从法的价值的角度来界定宪法价值的概念。笔者列举了国内外几种对法的价值的理解和表述，并采用了其中我国学者卓泽渊的观点，从而进一步得出了宪法价值的概念，即指以宪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宪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和人关于宪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宪法价值冲突的存在及其基本含义，即指宪法价值准则、观念之间固有的内在矛盾及其现实化；或指不同的价值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认识、选择等问题上的相互对立情形；或指宪法规范、宪法制度、宪法实施之间冲突所蕴涵的价值对立状态。从而理解宪法价值冲突这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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