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从最大程度上平衡好国家公权力和公民正当私权的关系，规制有强制性特点的刑事搜查权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公权力规范运作的必然，而国际通常的做法就是运用法律[4]严格规定出刑事搜查的基本条件、审批权限、执行要求、禁止性规定等主要内容，搜查是对物的强制处分的一种，因此法治国家在对搜查程序进行设计时，都将保障公民财产权作为其重要内容。我国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第134条至138条对搜查进行了规定，与旧《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至113条比较并没有内容修改，与法治国家相比较，规定仍极为粗陋，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搜查的启动条件不明确
《搜查证》是侦查人员行使搜查权的必要凭证，是规范搜查行为的法律依据，保障公民正当权利的重要体现。所以，为避免侦查人员利用搜查证内容不具体为由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正当权益的不良现象发生，《搜查证》记载事项必须特定、清楚、具体。域外法治国家通常对搜查证的内容设计都做了明确的要求。内容均包括搜查权的行使范围、搜查对象的特定性描述。为防止公民误解侦查人员的执法工作，或是因为搜查行为导致对公民合法利益不必要的侵害，应当对搜查对象的特定特征做出具体描述，方便侦查人员的准确识别。同时这样做也在于限定搜查范围，防止侦查人员超越范围恣意搜查。在我国，《搜查证》是由存根和正本构成的多联式填充型司法文书，记载的内容相当简单，没有写明具体的搜查案由，也没有限定搜查的具体时限和范围，侦查人员只要提出申请，并在搜查证上填充侦查人员的基本信息，就可以启动搜查的执法程序。仅凭一张搜查证，就搜查多处、多物、多人的一证多用、超范围搜查等不良现象屡屡发生，搜查证对搜查的指引及限制作用无从体现，这种搜查权被滥用的情形与法治国家一证一查的情况截然不同。
（三）缺乏现代法治搜查原则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为了实施侦查谋略，凭借搜查证记载内容不具体不明确进行不良搜查的现象屡屡发生。常见的有：第一类是凭借搜查证无具体的搜查理由进行另案搜查。即可以以甲罪名申请搜查，而搜查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取证实乙罪名的证据；第二类是利用搜查证中没有记载具体的搜查范围，进行全面搜查和探查性搜查。第三类是由于搜查证中没有期限规定，侦查机关利用“库存”搜查证对所有可疑的场所、物品进行多次搜查。可见我国搜查制度设计上存在的缺陷，导致侦查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非常大，这为搜查的恣意实施大开方便之门，实践中容易诱发违法搜查行为。
（四）未区分“同意搜查”和“强制搜查”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司法审查机制”或“令状主义”，搜查的决定权和实施权集中于同一侦查机关，没有对“同意搜查”[5]和“强制搜查”做出区分。“同意搜查‘，和”强制搜查“的目的在于将”强制搜查“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而”同意搜查“则能够提高侦查效率。未对”同意搜查“和”强制搜查“做出区分的做法不符合以强制侦查法定为例外和以任意侦查为原则的规定。
（五）空白搜查证使用普遍
司法实践中，由于侦查机关集搜查的决定权和执行权于一身，出于侦查效率的考虑，侦查人员经常手持空白搜查证，按照需要随时填写、随时搜查，然后事后补办审批手续，根本上虚置了”司法审查原则“或”令状主义“。
（六）违法搜查救济措施不到位
解析我国当前的搜查制度，公民是既无权利亦无救济途径。倘若公民没有明确可靠的救济措施，就算是被赋予了再大的权利，那行使权利也只能是如履薄冰。我国公民获得实体性救济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刑法取得。刑法规定侦查人员搜查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构成非法搜查罪和非法入侵住宅罪。然而根据实践中具体的司法调查，搜查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现象并不多见，公民想通过追究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微乎其微。
以上便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出来的资料。显而易见，我国搜查制度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此，刑诉法关于搜查的规定应该在严谨一些，否则可能会对侦查机关的搜查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会对人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