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由独立完成走向协同合作。学生面临的作业更多的将是探究性作业，作业过程需要学生密切合作。要向学生提供充分活动的机会，帮助他们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知识与技能，真正实现师生的“同心、同行、同乐”。
4.综合性原则
要加强课程的横向联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将作业内容与形式和其他各科的学习活动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学习整体，以此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协作交往的个性。
三、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作业设计，实现课堂的高效
1.分层作业
教学实践告诉我们，作业“一刀切”，过难或过易，缺少层次，不利于不同类型的学生尤其是学困生与优秀生的发展。因此，教师布置作业时要注意照顾到好、中、差三方面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分层布置作业，把过去同样内容、同样标准、同样模式、同样分量的作业改为A、B、C三种难度，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选择不同层次的作业。分层作业让不同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业水平完成作业，有利于因材施教，既让学困生跳一跳能摘到“桃子”，又能保证优秀生免受“饥饿”之苦。
2.自主型作业
在布置作业时，除了老师有意识地设计作业，供学生针对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外，还可以让学生给自己布置作业，即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参与作业内容的设计。这样做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态度和创新精神，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少了让老师逼着做作业的不情愿，多了一份主动和热情，能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师生关系也会更融洽。
3.实践型作业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意在通过示范校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引领全国1100多所高等职业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带动整体质量的全面提高。高职教育作为教育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建设必须符合教育经济学中的某些规律，而且国家对其规划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现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好地发挥高职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因此，其建设理论也是源于经济学中某些理论。
(一)高职示范校建设目的——“扩散效应”
“扩散效应”源于发展经济学。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在地域上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最终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的地区称为“增长极”。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周边更多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增长极”的正面效应，也称之为“扩散效应”。高职示范校建设就是要先建立一批示范校，让他们成为区域高职教育和经济的“增长极”，然后通过对这些院校成功经验的推广、资源的共享来提高我国高职教育水平，同时通过示范院校的建设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进而拉动其他高职院校的发展，正如周济部长所说的要“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这就是示范校建设过程中的“扩散效应”。
(二)高职人才培养模式主要特征——工学结合
(三)示范校建设过程中的“专业群建设”
二、从经济学角度认识“高职示范校建设”计划的意义
经济学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教育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其目的最终也是降低办学成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产出最大化”。所以从经济学角度来认识“高职示范校建设”计划的核心思想，有利于我们在建设过程中准确把握示范校建设标准与要求，从而实现国家推行这项计划的目的。具体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深刻理解示范校建设计划的目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国家推行这项计划最根本的目的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以此推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高质量的人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样经济的发展能拉动人才的需求。所以高职示范校建设，不是投资的示范，而是理念、改革和管理的示范。
(二)深刻理解示范校建设的标准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一种优化分析的方法，包括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示范校建设标准的问题，我们可以牢牢把握示范校的核心思想——“教育资源配置与人才培养模式”的示范。并且通过会计以及管理的方法来评价示范校建设前后的资源配置效率。
(三)有利于正确处理“示范校”与“非示范校”建设问题
正如前面所提出的，示范校的建设关键在于形成高职教育的“增长极”，进而通过这些“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来带动非示范校的发展。但是“增长极”理论明确指出“增长极”尚未达到规模之前，它主要是吸引其他地方的资本、人才和技术，这就削弱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实力，加大了区域间的差距，这是“增长极”的负面效应，即“回浪效应”。在示范校建设过程刚开始的时候，国家的教育资源肯定会偏向于这些学校，“增长极”理论告诉我们在强调示范校建设的“扩散效应”的同时，还应妥善处理这个过程中的“回浪效应”。
高职国家示范校建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同时也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改进的过程。正像新古典派经济学家熊彼特(Schumpeter)所定义的创新——“创造性的毁灭”一样，高职示范校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大胆地改革，同时更需要建设者深刻理解与把握这项工程的核心思想与精髓，严格把握教育经济学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建设规则，从而实现国家提出这项计划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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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Simvastatin；Aspirin；Cerebralthrombosis；Carotidplaque
脑血栓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脑血管疾病，其病理基础为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好发于中老年人群，发病急，死亡率和后遗症率较高，病情严重时伴不同程度的脑出血发生，对人类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1-3]。临床对其治疗主要以延缓动脉硬化为主，目前临床最常见的治疗方法是通过口服药物进行治疗，其中对药物阿司匹林的使用非常广泛，其在抗动脉硬化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作用[4]。辛伐他汀属于他汀类药物，在降低胆固醇含量及调节血脂方面已经得到了临床的证实，在稳定斑块方面亦具有一定的作用[5-6]。为此本研究选择脑血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组试验，旨在观察两种药物合用在脑血栓治疗中的效果，为临床更好地治疗该病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5月～2015年2月武警浙江总队嘉兴医院神经内科收治的118例脑血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病例纳入标准[7-8]：①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经头颅CT扫描、脑血管造影、血尿常规、血糖、心电图等证实；②均为24h内出现颈内动脉系统脑梗死发病患者；③患者临床资料完整，积极配合治疗，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所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9例。观察组男35例，女24例；年龄45～79岁，平均（54.8±7.4）岁；其中12例合并血脂血糖升高，13例合并高血压，7例合并冠心病。对照组男36例，女23例；年龄46～76岁，平均（55.1±5.9）岁；其中15例合并血脂血糖升高，12例合并高血压，6例合并冠心病。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分布、合并疾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3观察指标
随访半年，通过颈动脉超声检测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及颈动脉斑块面积的差异；采用酶法[8]测定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水平；采用肝素-MnCl2法测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并用Friedewald公式进行LDL-C水平的计算[9]，此外采用1965年由美国人设计并制订的Barthel指数[10]评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日常生活能力，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定治疗前后的神经缺损功能[11]。
1.4统计学方法
本文所得全部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9.0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治疗前后IMT及斑块面积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IMT及斑块面积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两组治疗后比较，观察组患者IMT及斑块面积均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P<0.05）。见表1。
2.2两组治疗前后TG、TC、HDL-C、LDL-C检测结果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TG、TC、LDL-C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两组治疗后比较，观察组患者TG、TC、LDL-C均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P<0.05）。两组治疗前后HDL-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两组治疗前后NISHH评分及Barthel指数评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NIHSS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Barthel指数评分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05），且观察组治疗后NIHSS评分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Barthel指数评分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P<0.05）。见表3。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IMT、斑块面积、TG、TC、LDL-C、NIHSS评分均明显降低（P<0.05），Barthel指数评分显著升高（P<0.05），说明两种方法对于治疗脑血栓患者均有一定的作用，改善了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了神经功能的损伤，提高了生活质量，此外对两组治疗后的情况比较，发现观察组治疗后症状改善更明显，观察组治疗后IMT、斑块面积、TG、TC、LDL-C、NIHSS评分均明显低于同期对照组（P<0.05），Barthel指数评分明显高于同期对照组（P<0.05），说明联合用药效果更为理想，这与郑侨克等[11]的研究结果较为相似，提示辛伐他汀对抑制粥样动脉硬化形成和保持已有斑块稳定更具针对性，联合用药效果更好。
总之，采用辛伐他汀联合阿司匹林治疗脑血栓患者临床效果显著，缩小了颈动脉斑块面积及厚度，降低了血脂，减轻了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提高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值得在临床推广使用。不过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不大、所选指标的合理性、合并症等均可能对研究结果的准确性造成一定的影响，后期研究需对此进一步通过试验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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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法学的最基本特征是将经济学的看法运用于分析
经济分析法学的与我国的实践还有一定的差距
经济分析法学是继法学、分析法学、社会法学三足鼎立之后有广泛社会的第四大法学流派，其最响亮的口号是效益最大化。在传统观念中，人们普遍认为，法学所要解决的基本是“公平”和“正义”问题，或者说是“合法性”问题，即法律所面临的是如何在社会成员中合理合情地分配权利和义务问题；而经济学所要解决的是“经济效益”问题，即如何才能充分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由于两个学科各自独立的领域，所以一直无人将法学与经济学联系起来，但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反复爆发，使得国家和法律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到资源和产品的分配和配置中去，而经济活动在进行过程中又需要依靠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其所需要的市场经济大环境，因此便产生了经济分析法学。
一、换角度看待会计学的定义
1.价值
价值是人类对于自我本质维系与发展，是人类一切实践要素本体，它包括任意的物质形态。价值在不同的区域内都有特定的形态。在不同的领域中国其具体的分类也不相同。我们最常见的便是根据作用的空间范围的不同，价值可以分为宏观或者微观的价值。
2.经济学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各个不同的经济行为及发展手段，对于整体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的作用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也就是说，经济学在社会中相对独立，着重研究利用有限的稀缺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有价值的物品，并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适当的搭配。经济学的中心目标就是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3.会计的价值
二、会计价值——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对于利益的需求
1.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会计的价值
2.从会计的实际行为来考察具体价值
3.从会计的两大职能来考虑会计的价值
会计有“监督”、“核算”两大职能，在这两大职能中，“核算”是对具体经济行为的记录，处理，并对企业管理者提供真实有效并且可靠的会计信息，为保证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避免因错误信息的误导而出现一些可避免的损失，保证会计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监督”职能则是利用已经拥有的一些会计信息，对经济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与合理的调节，使之按照之前既定的方向发展，达到预期的目标。由此，会计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核算的真实有效性，以及监督职能的控制调节的程度。
三、会计政策——会计行为取向的不确定
像这种在实际的会计政策面前会计人员会有摇摆不定的现象也并非是中国独有的。在以规范的会计行为著称的美国，也会有很多企业的会计行为与会计政策相违背，其他的国家也一样。形成这种行为的主要原因就是政策的核心思想与其适用主体的目标不一致。会计政策的核心应该是以公众的利益为主，尽可能的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实施会计行为，最大限度的追求客观公正，为社会大众提供更多的正确有效的信息。
四、结论
会计是经济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对于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经济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也是会计价值的核心。会计的价值在宏观与微观经济中，更倾向与微观的利益；在主体与其他利益中更倾向于与主体的利益；在政策的主观思想与客观思想中摇摆不定；会计的两大职能中更着重于核算职能的实现。明确了这些就为我们以后制定会计政策，进一步完善会计准则奠定了基础，并且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研究表明，糖尿病为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子，糖尿病患者常伴有动脉粥样硬化，由此导致心肌梗死。临床上发现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较心肌梗死非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发生心力衰竭的可能性更大。本研究选取2014年2月～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36例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旨于探讨在β-体阻滞剂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的作用下，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心室重构和血浆内分泌激素水平的变化。现报道如下。
选取2014年2月～2015年2月我院收治的36例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其中男23例，女13例，年龄54～72岁，平均年龄（62.3±7.2）岁，病程2～8年，平均（4.7±2.4）年。患者符合1999年wHO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经心电图、病史这诊断为心肌梗死。患者梗死部位位于前壁10例，下壁13例，其他部位13例。排除对β-受体阻滞剂过敏与心动过缓、Ⅱ～Ⅲ度房室传导阻滞的患者。
1.2给药方法
患者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抗血小板、扩张冠状动脉、抗凝血酶一调整血脂与降糖治疗，再给予β-受体阻滞剂（倍他乐克，50mg，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H32025390）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卡托普利片，25mg，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H31022816）联合治疗，倍他乐克一般一次50～100mg，一日2次；卡托普利片初剂量25mg，一日3次，剂量增至50mg，一日3次后，宜连服2周观察疗效。一般50～100mg，一日3次，治疗疗程为6个月。
患者入院后与随访满6个月时，检查肾素（PRA）、醛固酮（ALD）、血管紧张素Ⅱ（AngⅡ）、肾上腺素（E）、去甲肾上腺素（NE）水平与左心室收缩期末内径（LVESD）、左心室舒张期末内径（LVEDD）、左心室收缩末期容积（LVESV）、左心室舒张期末容积（LVEDV）和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使用t检验，以P
2.1患者治疗前后的超声心电图结果比较
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患者LVESD、LVEDD、LVESV、LVEDV均有所改善，小于治疗前，LVESD治疗前后具有统计学差异（P
2.2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浆内分泌激素水平
心肌梗死合并糖尿病患者治疗后PRA、AngⅡ水平低于治疗前，ALD水平高于治疗前，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2。
在古典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宏观概念，它基于经济再生产的必要条件。斯密在《国富论》中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经济体系可以通过价格体系这只“看不见的手”得到有效地协调，并实现有序的运转，这一思想被后来的经济理论进一步发挥得淋漓尽致。斯密通过“经济人”假设、自由市场机制和劳动价值论构筑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基础。斯密从“经济人”这一基石性假设出发，进而提出了以“看不见的手”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斯密认为，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理性经济人的自利选择行为就能够自动地调节整个社会经济，并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者的利润目标。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里，整个经济是沿着均衡的轨道稳步发展，人们各得其所，经济行为人得以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是基于个体行为人的满足和与计划相互一致的一个微观概念。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新古典范式是在假定最大化行为的前提下，集中研究机制均衡问题。主流经济学都提倡建立经济体系的形式化分析，并采用均衡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运用数学模型来表现一个封闭系统。在马歇尔的微观经济体系里，均衡观念是贯穿始终的基本概念，并与边际分析和连续性原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物理学概念和新古典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些熟悉或相似的地方。例如，将新古典经济学当作牛顿力学，这两种理论都是基于“原子主义”的，且都借助摩擦力和均衡概念，体现着机械论的色彩。
二、宏观经济分析中非均衡观与均衡观的争论
按照新古典主义正统的经济理论范式，整个经济中的总产出和就业都是由个体最优化行为下微观层次上的均衡状态决定的，可见，新古典主义的诸多限制性假设大大削弱了其对现实经济活动的解释力。凯恩斯以非均衡分析为起点，通过论述其有效需求原理来构造宏观经济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信奉的自由市场经济及其自动出清或均衡的否定。凯恩斯及其以后的追随者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的扬弃建立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基础、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并借助上述范式转换开创了宏观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突出的反叛，不在于它的理论，而在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冲击。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把新古典经济学可接受的那部分理论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对接起来，形成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组成的所谓新古典综合学派，并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该学派在方法论上坚持了新古典学派的均衡分析方法：在微观理论方面承袭了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学里抽掉了凯恩斯关于预期的非理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的主要论断，从而将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理论纳入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中。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截然不同的范式基础使这种对接或综合必将面临困惑和矛盾。
现代货币主义则致力于将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拉回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思想上去，无论是在分析个人消费行为还是在论证货币需求上，也无论是在讨论失业问题还是在讨论通货膨胀时，货币主义者们的研究也始终遵循着正统微观经济的思维范式，即个体优化决策基础上的供求均衡。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通过吸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并增添理性预期等新的假设形成其范式基础，并以此建立了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该学派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地、连续地和迅速地出清，因而是均衡的；经济主体不但是理性的最大化追求者，而且他们对经济变量的预期也是理性的，即经济主体的预期不存系统性的误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范式基础完整地坚持和发展了新古典理论的范式基础和理论体系，并且以更精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它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宏观经济变量与正常值的偏离是各种货币、技术等冲击的结果，并最终得出了其所谓“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命题”。
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其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脱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理论。为此，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针锋相对，它通过引入粘性价格这一重要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着重考察市场的不完善性，即把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等作为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几乎所有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赞成均衡理论，他们力图寻找市场非均衡变动的证据，并发展了具有一致微观基础的一系列模型。在这些模型中，他们从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非对称信息和异质性劳动等方面来论证市场非出清及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工资调整只是逐渐缓慢的调整。他们通过把理性预期思想和自然率假设结合进模型中，体现了名义总需求的波动是如何产生意义深刻的影响的。因此，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根本的对立，就是各自坚持不同的范式基础，在范式层次上对于自由市场机制的不同观点。
当然，同均衡理论一样，非均衡经济理论的框架仍深深植根于传统的均衡分析，它还依赖于很多均衡分析方法，在分析经济现象时，仍没有跳出均衡经济的框架之外寻找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及体制等因素的影响。
三、经济演化观的形成与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虽然是在新古典分析范式内发展起来的，并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方法和工具，如理性经济人假定、稳定偏好、均衡和最大化分析等，但是它的某些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不自觉地突破了新古典范式。诺思对制度变迁的研究，经历了对新古典范式怀疑和修正的过程，展示了自我否定的勇气。诺思用新古典框架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源于他对新古典方法论的坚定信奉；随着他对历史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进而开始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修正：“长期变化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和组织的企业家所进行的学习。为了建设性地探讨人类的学习性质，有必要废除作为经济理论基础的理性假设。”[5]最终使他背离了居于主流经济学核心地位的自动均衡标准，走上了一条将制度变迁看作是进化的、非最优的、路径依赖的反叛之路。
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
四、结语
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总是被认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经济学也把自己极力类比成物理学：马歇尔深受牛顿力学的影响，建立起均衡分析经济学，它与经典力学共用的是一个范式，都广泛认同以机械论和决定性为硬核的思维范式。新古典主义机械地将经济主体的行为仅仅与过去和现在的某种激励力量相联系，理性的、遵循最大化行为的主体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在均衡世界里，所有预期必定通过发生的事情而实现。凯恩斯自称受爱因斯坦影响，将预期和不确定性引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主张发展一个广义的经济学，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变革，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被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机械论、还原论所同化。
经济演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演化是根据一般的行为经验、习惯等日常惯例进行选择的，它们形成人类行为选择的价值体系。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假说，不仅成为经济演化理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依据，也是整个经济演化理论的一个基石。由于新古典经济学仅仅关心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的选择，而忽略了人们对制度本身的选择问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均衡对于理解经济演化没有多大意义。基于惯例和选择环境为基础的演化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体系存在着很大差异，如何把经济演化思想和传统经济理论框架有机整合，用超越静态均衡分析的眼光审视和认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变历程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孕育着某种新经济理论框架体系的形成。
收稿日期：20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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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G.Dosi.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10]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全面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学派在结实资本主义这一痼疾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就使一贯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学说遭受重大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渴望自由市场的回归，并把目光纷纷投向崇尚经济自由化和个人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但是由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暴露无遗，如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零交易费用”假设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不符合实际；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不尽科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等等。此外，新古典主义理论还倾向于把个别范畴一般化，绝对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掀起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
2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2.1关于交易费用的一般化。
科斯最早将风险因素、信息因素、垄断因素和政府管制囊括起来考虑并转为交易费用概念，此概念现在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讨价还价订立交易合同的费用、执行交易与监督违约行为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即制度运行费用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组织出发，把现实世界中远不为零的交易费用与转换费用(transformationcosts)一块计入，纳入经济分析体系(诺斯，1992)。
2.2关于制度的起源与构成。
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是合作的前提和沉淀。从降低交易费用角度理解制度起源是科斯制度理论的一个特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规定了人的选择的维度，提供了具有经济价值的激励或限制。人类把非正式制度逐渐提升为正式制度，规则逐渐硬化(诺斯,1994)。
2.3国家与产权理论。
诺斯把国家当作一种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它处于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国家有充当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使统治集团收入最大化的两面性，其授订的产权安排就可能偏离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
2.4制度变迁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资源、技术、偏好与制度的配置是一个联动的体系，制度变迁意在实现更高的制度效率，表现为制度均衡的动态寻找。初始制度既限定了当期资源、技术与偏好，又使制度变迁产生某种依赖性，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发生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
2.5制度供需及均衡。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典供需分析可拓展到制度分析领域。制度需求受制于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宪法秩序、技术和市场规模等;制度供给受制于现有知识积累、制度设计实施成本、制度存量和宪法秩序及意识形态等因素。
3结论
参考文献:
［1］孙绪娜，《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概述》，《资料通讯》，2007年第7期。
［2］胡泓，《新制度经济学简介》，《党政论坛》，2006年4月。
1962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人类首次真正结合社会经济问题开展生态学研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人类经济迅猛发展，可是用著名经济学家布朗的话来形容，这是“自我毁灭的经济”[1]，因为伴随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众多环境问题，已严重的影响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一、不容乐观的地球生态环境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给人类经济带来飞速发展，可是这也给环境带来的巨大的破坏。经济理论和经济指标并不能解释经济是如何影响地球的生态环境的。为什么中国西北部的沙漠化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南太平洋珊瑚礁大批死亡，为什么从南极冰原到北极冰盖冰雪融化无处不在，为什么人类已处在自恐龙灭绝后最大一次物种灭绝的早期阶段？以及日常报道的森林缩减、牧场退化、土地风化、渔业崩溃等诸多问题都在表明着经济发展与地球生态环境的激烈冲突。我们将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是产生经济衰退的结果。
（一）全球气候变化
气候，即某一地区多年间大气的一般状况。[2]它包括大气的平均状况，也包括多种可能的统计特征及其极端状况。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述，“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虽然其本质为环境问题，但却给地球上所有物种的生存带来影响。它会影响经济增长、人口扩张、可持续发展和资源管理等全球性的问题，同时也会受他们影响。”[3]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致命的。如上面提到的冰川融化，气象灾害频发，中国98洪水造成2.23亿人受灾，以及2005年的三场超级大西洋飓风，现在想起仍让人不寒而栗。
（二）物种多样性减少
地球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物种共同构成了地球的生态系统。然而，近年来人类出于发展经济的需要，大量侵占动植物栖息地，这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生物多样性锐减。在我国，上海的淡水河流、湖泊的河面率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1.10%减少到21世纪初的8.40%，减少了2.7%。[4]森林是巨大的基因库，地球上20%-40%的物种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森林里，可在1969-1975年，巴西中西部和亚马逊地区的森林被毁掉了11万多平方千米，巴西的森林面积同400年前相比，整整减少了一半。[5]20世纪80年代，热带雨林国家的人口从15%增加到36%，而森林毁灭的速度几乎加快了90%。[6]面对如此现状，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在环境恶化并带来长期经济衰退之前扭转局势，避免重蹈覆辙。
二、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一）国外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科学家麦肯齐（Mekenzie）首次在研究人类群落和社会时融入了植物和动物生态学，第一次将经济研究与生态学结合了起来。而在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人类觉醒了，因此大批拥有生态意识的经济思想家如雨后春笋班出现。最终，在1966年，肯尼斯·鲍尔丁正式提出了“生态经济学”这个概念。迄今为止，西方理论界关于生态经济的多种思潮学派，大体可基本分为以下三类。
悲观派：这一学派的代表是美国的米都斯及其于20世纪60年代末所著的《增长的极限》；英国生态学家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悲观派学者认为，如果任由现在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趋势发展下去，在今后的100年内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极有可能被消耗殆尽，导致人类的灭绝。他们认为经济和人口的增长是造成现今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所以只有“零速增长”，即停止经济人口增长，停止工业技术的发展，才有可能解救人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人类应该回归到18世纪的田园式农耕生活来解决现今的危机。
乐观派：此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代表作是《世界经济的发展——令人兴奋的1978～2000年》。以及朱利安·西蒙，其代表作为《最后的资源》。他们认为，目前的粮食、能源、人口问题只不过是出于“伟大转折（1800～2000年）”的过渡时期带来的结果，即产业革命到后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时期，人类由贫困到富裕的过渡时期。而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资源的无竭性，生态环境会愈发好转，未来这些问题都会慢慢消失。
（二）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兴起
1984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会上再次强调了生态经济学研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7]
经过30余年的研究讨论，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理论上，有对生态经济平衡理论的研究，对生态经济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对人与生物圈、生物多样性经济评估等学术成果；在实践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生态经济预警研究，积极探索生态评价指标体系、自然保护区等方面的实践应用。
三、生态经济学的内涵
（一）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生态经济学”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KennethBoulding）在他的重要论文《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中首次正式提出来的。[8]作者在此篇论文中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指出自然生态系统是现代经济社会系统建立的基础，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经济活动都在大自然的生物圈中进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态经济系统，即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
（二）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跨领域科学，从广义的角度探讨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由这两个系统所组成的复杂系统的运动规律。它转变了人类传统的经济发展思想。事实上，生态学理论、经济学理论、系统理论及伦理理论都为生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石。接下来着重分析下生态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9]生物时刻改变着环境，环境为生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源，所以两者是共同进化的。因此人类必须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环境和资源的有限性，珍惜拥有的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理论中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即为生态因子。生态因子对生物生长发育具有限制作用，同理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也受限制因子的限制，这时如何进行有效资源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
四、生态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1989年，国际生态经济学会（ISEE）的成立以及《生态经济》杂志的创刊是生态经济学发展史上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而即便研究生态经济学变得越来越普遍和规范化，它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许多课题仍然尚处于摸索阶段，但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其发展史看出未来的发展趋势。如上所说，从西方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可持续发展理论已经成为主流，这其实就是生态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1990年首届国际生态经济学讨论会的题目与中心议题就是“生态经济学：可持续的科学与管理”，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讨论已经形成热潮。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已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过渡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鲍尔丁及许多科学家过去认为经济系统隶属于自然生态系统之下，人们应该努力寻找两者协调发展之道。但现在，生态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不仅仅是协调发展，如何通过经济法律等手段促进技术进步，使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资源利用都能可持续的进行下去，更为重要。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必将是未来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大方向。
参考文献：
[1]Lester.R.Brown.Eco-Economy[M].NYC：W.W.Norton&Co.，2001.7.
[4]成克武.唐山南湖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及生态规划[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15.
[5]张广明.环境科学知识[M].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01.
[6]唐建荣.生态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
[7]韩威.百卷本生态全书生态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
[8]唐建荣.生态经济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22.
[9]Frodin.D.G.GuidetoStandardFlorasoftheWorl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1.72.
本世纪70年代以来，一门新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法学流派，开始跻身于传统法学流派之林，并因其视角之新颖，方法之独特和实际的运用价值，越来越引人注目，不断扩大，在法学界尤其在西方法界地位日益提高。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已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成为许多高等院校的重要课程，并且拥有自己的专门的学术刊物和有关的学术研究机构。本文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发展轨迹和当前研究状况方面对其作一个简单介绍，并予简略评析。
一、法律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所谓法律经济学，即用经济学的概念与方法去研究法律问题的一门学科。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一般将其称为“法学与经济学”。例如，该理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代表性的刊物就冠名为“法学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ofLawandEconomics）。著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称其为“法律的经济分析”；此外，该学科还有一些类似的称呼，如“法律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分析法学”等。概括而言之，它是一门由法学和经济学相互滲透相互融合而成的新兴学科。
法律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的成长、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其核心思想是“效益”。即要求任何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要有利于资源配置的效益并促使其最大化，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它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民法、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其研究目的在于建立解释法律现象与现实的全新的方法论结构体系，提供从法律的价值等基本理论到具体法律制度的分析工具，它可用来服务于整个法律制度，也包括经济法制的变革和完善。[1]
二、法律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和研究现状：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思想自始就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法律篇》，亚里士多德的《学》就有了用经济观念分析法律规则的思想。到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了唯物主义。马认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而已。”[2]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广泛地论及了法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因此，有人称的法学理论为“经济学研究的法理学”。
但直到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法律经济学仅局限于分析反托拉斯法等少数政府管制经济的成文法规，被人称为“旧的”法学与经济学。[4]到六十年代初，芝大法学院高级研究员科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社会成本问题》和卡莱布雷斯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行为法的若干思考》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才改变了这一局面，被认为是开辟了“新的”法学与经济学的广阔领域。到了七十年代，是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芝大法学院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A？posner）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的发表。该书后来多次再版，成为法律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性著作。在该书中，波对法律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几乎对所有的部门法领域进行了经济分析。至此，法律经济学作为一个新的法学流派，终于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臻于成熟，并为人们所接受。
学最早诞生于美国，但其迅速在各国传播，日益成为一种具有国际力的法学流派。在我国，近几年来，法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虽相对于美国等国家，我国法律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正如专家指出：“我国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通过政府与、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的分配与再分配，使权利与义务及其界限最优化，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的立法与执法应当适应这种改革，把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基本标准。为此，加强对西方经济法学的研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效益论来补充和改造我们的法律，是完全必要的。”[7]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以经济角度对既有的法律重新评价分析，同时设计出以效益优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对促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对法律经济学的几点认识：
法律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发展至今，一路上都伴随赞誉与诋毁，既有人为之喝彩，也有人不以为然。本文试图从价值观与论上对其作简略评析：
无疑，发展经济与弘扬法治是人类的共同目标。法与经济作为社会的两大主题，已构成的基调。如果用单纯的法学或经济学的原理去评价某种经济现象或社会现象，无论如何都是只窥一斑。法律经济学以其新颖的视角，独特的研究方法将两大目标关联在一起，成为本世纪法学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创新。正如西方学者指出：“在以往五十年中，法学思想方面发生了一种转向于强调经济的变化，把追求最大限度的需要作为重点。”[8]但另一方面，过分的法学泛经济化，抬高经济分析方法而贬低、排斥其它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法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是有害的。经济学理论在法律中的具体首先应体现在价值层次，亦即在公正、正义等基本价值名目中，为“效益”跻出一席之地，形成正义与效益双重标准的法律价值观；其次在立法、执法等层次上，应贯彻效益优先思想，突出法律的经济价值，并以此作为评判法律优劣、成败的一个客观标准。
在方法论上，法律经济学别具一格，它运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法律进行分析，具有明显的定量分析的优势，它使人们的思维更趋于准确。经济学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事前分析，而法律仅仅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法律经济学将事前分析的方法引入法学研究，可以对新法的制定或法律的修改后果进行事前分析，预防或避免法律制定的重大失误。这种方法大大开拓了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的视野，丰富了法学研究的内涵，是法学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革。但认为经济因素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以经济学概念将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法学概念取而代之，将法学泛经济化无疑也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实事求是地说，经济学方法只是研究法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片面强调其作用。要知道，任何一种法学流派，都有其缺陷和适用界限。但必须有一点明确，那就是运用经济学原理与方法分析法律不仅重要而且必要。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并将其运用于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对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的法学与法的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203页。
[2]《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3]《马恩列斯论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4]RichardAPosner：EconomicApproachToLaw，第21页[5]克拉克森和米勒：《产业组织：政府、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