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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边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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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辖与开发治理研究
（一）经营与管辖
1.夏商周时期：夏商对边疆民族或方国实行的是“羁縻政策”，包括封爵赏赐、联姻和掠夺奴隶和财产而兴兵讨伐的政策；周则在边疆地区“封土建侯”和因俗而治，实行“以蕃屏周”的政策，同时“以周法、戎法处理当地的民事纠纷乃至暴力事件”，即所谓“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并对国内诸侯及方国规定了朝贡制度。
2.秦汉时期：在北部、西部、东北、东南、西南边疆均实行扩大领土的“开地广境”政策；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以下政策：“根据各种不同情况，分别设立政权机构，实行统一的行政管辖”，“提高少数民族在多民族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密切华夏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支援边疆民族发展生产，加强边疆建设，密切中原与边疆之间的经济联系”。
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设官置守上选任边疆官吏，在行政管辖上继续实行州、郡、县三级制，在边疆地区或设军职或设军事机构以为震慑和控制，同时采取了边疆开发政策。
4.隋唐时期：其边疆政策有继承有独创，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设置边疆羁縻府州县；其二，为便于防御和征讨，在边疆实行军事部署，重兵戍守；其三，对边疆民族实行怀柔招抚政策；其四，积极开发边疆经济；其五，加强边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同时认为“怀柔、羁縻是唐代边疆政策的核心”，“唐代的政治家们在示之以威，怀之以惠，把握‘威’、‘惠’之间的微妙关系方面，确有超越前人之处”。
5.辽时期（对北疆）：一是推行管辖北部边疆的“政区双轨制”即“中原传统模式的州县制政区和具有北部边疆少数民族特色的部族制政区”，并认为上述“特辖性政区，即属国属部政区，在管辖程度上”“比唐代的羁縻州进了一步”。二是加强对东北、北方、西北地区的管辖，“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各部族，均有一套系统的管理机构”，“变汉、唐以来松散的北部边疆地区为具有更强内向功能的正式政区”。
6.宋时期：北宋时对辽初期以军事攻取和政治交往相配合，中期对辽修睦，密切政治上的交聘，军事上以安守三关为要务；宋对西夏进行军事控制与政治抚绥；对金初以联合击辽，导致被金所灭。对回鹘、吐蕃政权及大理国采取怀柔抚绥政策，“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对周边民族政权的首领进行敕封，建立密切程度不一的朝贡关系，并互派使节”，在经济上“沟通物资往来”，军事上采取了某些合作的政策。宋对南方一些地区和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对东南沿海一些城市实行开放政策，同时还击交趾的侵略。
7.元时期：在大一统基础上，对边疆民族实行因俗而治，包括抚绥的政策，将边疆诸民族统一在中央政权管辖之下。
8.明时期：以北疆为战略防御体系的重点，使用战争或怀柔手段，意在解除蒙古的实力，统一大漠南北；未果后，以封王、通贡、互市等政治、经济手段牵制蒙古地区；后金兴起后采取联蒙抗金政策；在藏族地区，建立军政机构，多封众建、尚用僧徒，规定了僧俗官员朝贡和朝廷赏赐制度并实行茶马互市；在南方实行建立卫所、屯田和开发政策，实行土司制度和土流合治，改土归流；沿海建立卫所、巡检司，采取造战船、水师出巡及捕倭措施加强海防和抗倭斗争。
9.清时期：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反对外来侵略、特别是在反击沙俄侵略的过程中，在以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屏藩的思想指导下，制定和推行一系列边疆政策：“反对外来侵略，签订边界条约；克服分裂势力，加强对边疆的统一；设置理藩院，派往重臣管理边疆事务；设置卡伦，安设驿部；‘众建分其势’，改革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行政管理缺席推行‘因俗习为治’的民族统治政策；‘恩威并用’，抚绥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加强海防，严守海疆；发展边疆地区经济。”
从以上可见该著作的最显著特点或某些环节和价值在于：各代王朝边疆政策的研究都摆脱了某个点或某些环节的局限，较有立体感，为撰写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研究的专著奠定了基础；对以往较薄弱的环节及先秦时期的边疆政策等都有所弥补。但书名既称《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而不称《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研究》则内容应包括地方民族政权的边疆政策，而后一方面，始终是研究的薄弱环节。
《清代的边疆政策》可视为《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的延伸与深入。全书就国内学者对清代边疆政策的研究进行了详尽评述，系统论述了有清一代边疆政策中一些具有共性的重大问题，诸如治边方针与边疆政策评价、宗教政策，清季的“移民实边”、海疆政策、理藩院等，并分别阐述了清政府治理蒙古、东北、新疆、云南、广西、西藏、台湾、海南等边疆地区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该著是1987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该著以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其对当代边疆开发和建设有重要借鉴作用而得到学界高度重视，标志着中国历代王朝边政政策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具体。
该著由“导论”“总论”“分论”三篇组成。“导论”包括“基本资料”和“研究综述”。前者介绍了研究清代边疆政策的资料；后者介绍了1911年至1990年间跨度达80余年有关中国疆域、边疆管理机构和制度、治边和边防研究的概况。因而可以说这两部分既为学者研究清代边疆政策提供了信息资源，也为学者跟踪和接续研究上述问题指明了路径。这种独辟蹊径的构思值得提倡。
第二篇“总论”中，有关“清代边疆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一节概述了清代边疆政策经历关外时期为产生阶段”“乾隆朝中期为完备阶段”、“嘉、道时期为松弛阶段”等四个阶段中的不同特点，提示了这些特点与清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衰落过程的内在联系，从中可以看出边疆政策是积极向上、开拓进取，还是抱残守缺、无所建树，无不取决于国势的盛衰和封建统治者的明昏。就此而言，这一节不是简单的阶段划分，其理论意义不可低估。
该篇另一节“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概述有六：“设立主管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理藩院，并颁布律令，以加强民族地区的统治”；“根据不同边疆地区的情况，不同的行政机构，加强中央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管辖，即所谓‘因俗设官’、‘因其俗以治之’”；“笼络民族上层，加强边疆统治”；“利用喇嘛教作为精神统治工具”；“开发边疆的经济措施”；“边防建设措施”，皆以丰富的史料为据，许多问题阐述得十分绵密。可以视为该著的主旨。上述政策，其积极作用在于“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统一”，“增加了各族之间的联系，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加速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其消极方面是“具有鲜明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的性质”，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采取“封禁、隔离与分而治之的措施”，“利用喇嘛教麻痹、削弱了蒙藏民族”。“综述篇”四、五、六大节分别论述的“移民实边”“统治蒙藏民族的宗教政策”“理藩院”，都是以“边疆政策的基本内容”展开的，是其深化和细化。
第三篇“分论”以九大节分别阐述了清政府对蒙古、东北、新疆、西南、西藏和台湾、海南等边疆地区的管辖、治理等问题，其中包括制度、政策、措施及其渊源、演变、过程、性质和作用等。其中于新疆、西藏更侧重于政策、制度的沿袭与变异，从中可以摸清清代边疆政策的演变规律。
该书的不足，诚如主编在前言中所指出：“唯感欠缺的是，鉴于我们课题研究范围所限，全书对清代边疆政策的论述，详于清代前期，而略于近代以降。对此，只能在今后研究中另予弥补。”
除以上专门著述外，也有一些其他著述涉及中国历代边疆政策问题。车明怀等《边疆忧患录》第一章第二节“历史上的治边政策一瞥”阐述了清朝特别是清朝后期一些朝臣提出的一些治边、安边之策：其一是“选派练达、进取、刚强、精明、富有责任感、使命感的强臣镇守边疆”，如林则徐、左宗棠、张荫棠等；其二是“移民实边，屯边垦荒”；其三是“强化统治，改土归流，筹建行省”；其四是“发展边疆经济、兴办工商实业和文化教育”，包括交通邮电、工商矿业、新式教育等。同时指出有些时期在边疆治理上呈消极防御或弃边卖权之势态，其原因在于：“王朝内部个别人因一己之私而牺牲国家利益”，“朝中混乱无序、贿赂成风，所选大吏非庸即贪，无法胜任镇边治边之责而勉强为之”，“统治者最高层有意割边疆之地做投虎之食，以熄战火或缓和敌国之压力”，“国力不足，国家收入又被挪用挥霍玩乐，疏于军事防务而战败失地”[※注]。这些具体原因导致积极的边疆政策不再的后果，应当重视。
刘宏煊《中国疆域史》论述了清时期的边疆政策。唐朝：“华夷一家”“爱之如一”的民族观，对待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汉人一视同仁；“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边防观，表现为设置羁縻州县、内徙边疆少数民族并予妥善安置、和亲即唐朝公主下嫁边疆少数民族首领，以加强友好往来、加速民族融合、促进文化交流；对周边汗国的首领实行封册；“积极开发边疆，重视屯田互市的经济观”；“强调内地与边疆相互交流的文化观”[※注]。清朝：以“‘华夷一家’的民族观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采取比较平等的民族政策，例如用人不分民族、任人唯贤，重视发展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特别是以军屯、民屯、商屯为开发边疆的重要措施；以“守备为本的边防思想”，主张“张兵足食，反对动辄诉诸武力，依靠边疆少数民族治理边疆”；采取“睦邻自固的周边政策”；“加强海防，保卫海疆”，在沿海设立卫所、建筑城堡、墩台、驿堠，派兵戍守，并大力造船，建立水师[※注]。
杜文忠《王者无外：中国王朝治边法律史》[※注]，全书70余万言，分两篇：上篇，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治边法制思想，计四章；下篇，古代中央王朝对于边疆的法律治理，计十四章，以“中国古代边疆治法的历史意义”作为结束语标题，应视之为古代治边研究的最新学术力著。王元红《清代流放制度研究》[※注]，以有关档案、官书、律例为基本资料，采取以史为经，以法为纬的分析方法，力图从史的视角考察清代流放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规范及其实施情况，从中窥见清朝政府边疆治理的又一种特殊的举措。
有关中国边疆治理近年出版的如下五本学术专著值得重视：
第一，周平《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注]，从我国边疆面积广大、边疆问题突出和边疆治理意义重大，但目前还缺乏系统研究的实际出发，既突出了重大的现实问题研究，又注意理论构建和理论上的概括；既注重该项研究对我国边疆治理的实际意义，又注意学术观点创新和体系创新；既把重心确定在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研究，又回溯了历史并注重挖掘边疆治理的历史资源，从而构建了一个边疆治理研究的完整体系。全书共十二章，基本上是三个部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即第一部分，构建了一个边疆治理研究的理论平台；第二部分，具体考察了当代边疆治理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第三部分，提出并论证了改善我国边疆治理的基本设想，对边疆治理研究进行了提升和拓展。
第二，周平主编《国家的疆域与边疆》[※注]，是一本有很高学术含量的专题性论集，全书40余万字，收集论文29篇，其中周平署名的就有16篇。均是周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第三，方盛举主编《当代中国陆地边疆治理》[※注]，是周平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理论研究”子课题之一。全书设九章：第一章中国陆地边疆；第二章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第三章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的环境分析；第四章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的价值追求；第五章中国陆地边疆治理的制度设计；第六章当代陆地边疆治理的公共政策规划；第七章中国陆地边疆的规制型治理与情感型治理；第八章中国陆地边疆的文化型治理与合作型治理；第九章中国陆地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计34万字。
第四，程妮娜等著《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注]，是以中国古代王朝整体区域的边疆为出发点，选取历代边疆治理中最为重要的六个领域，即：历代治边思想研究、历代边疆民族地区建置与边疆治理研究、历代边疆人口迁移与边疆治理研究、历代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研究、历代边疆民族文教举措与边疆治理研究，进行贯通或专题研究，同时注重同一时代统一王朝或各割据王朝关于不同边疆地区与民族治理的差异性进行通盘考察，探讨其原因，论述其得与失，进而宏观把握历代边疆治理总体发展的脉络，探索我国古代多民族王朝边疆形成与稳固的历史轨迹。
第五，杨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边疆民族地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注]，以边疆民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多文化民族宗教信仰、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为分析因子，运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框架，阐释边疆民族地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问题、困境以及与内地的差异，提出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些特殊路径，深化了如何针对边疆民族地区特殊性，积极有效地开展边疆民族地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的研究，拓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的新视野。
历史上中国的周边虽时有扩大、时有收缩，但其基本格局即今日之西北、东北、北方、西南、南方各省、自治区的辖地，因此，研究历代王朝对这些地区的经营与管辖成为研究者注目的课题。
马大正等著《新疆史鉴》[※注]，全书定位于史鉴，以治理、民族、宗教、演变、文化交融、屯垦戍边为题分设五篇，篇首以新疆历史纵论为题设导论，阐论了1.站在历史的脊梁上观察历史；2.认识新疆历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3.新疆历史发展中的五个基本问题；4.研究新疆历史应面对现实与未来。全书35万字，2006年出版后颇受学界和广大读者重视，至2009年7月已第三次印刷，累计印数达11000册。
齐清顺、田卫疆《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治理新疆政策研究》[※注]和方英楷主编《中国历代治理新疆国策研究》[※注]两书系统地阐述了自西汉王朝以来至1949年历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地区的基本政策，全面总结了两千余年历代中央政府巩固国家统一和开发新疆的经验和教训。
台湾学者陈旺城《那彦成与回疆》[※注]，那彦成是盛清经略新疆有成的阿克敦，阿桂后代，嘉道年间数度任职回疆，在19世纪上半叶，回疆内外形势剧变，那彦成坚持强硬、积极的治边理念，适与长龄等妥协一派成强烈对比。尽管时人或后人对那彦成治疆功过争辩殊异，但那彦成治疆对清代回疆政局具有关键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杨军《清代新疆地区法律制度及其变迁研究》[※注]，全书分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律渊源、行政法律制度、刑事法律、民事法律、经济法律法规、司法制度、法制变迁，以及法制变迁的动因为题分设八章，对有清一代新疆地区的法制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考察，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有关西域的和卓研究有两部专著，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注]，作者充分利用新刊布的穆斯林史料和新发掘的汉文史料，广泛吸收国内外前人研究的成果，进行严密的考证和理论概括，揭示了所谓“伊斯兰神圣国家”或“和卓时代”完全是一个后来层累制造出来的历史幻影，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的专著，填补了研究空缺，把我国对西域和卓家族史的研究推进到世界的前沿。潘向明《清代新疆和卓叛乱研究》[※注]根据档案文献，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清代新疆的历次和卓叛乱事件，特别是对每次叛乱事件产生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清朝统治者在防范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方面的政策失误，以及当时喀什噶尔一带一些人对和卓家族的狂热迷信，以至被利用，成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是为叛乱事件之所以屡次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书中对乾隆、嘉庆两朝治疆政策进行比较，对松筠治疆政绩的分析、对“七和卓”名称及阿古柏死因等问题进行的考证，均有独到之创见。同题材论文还有王希隆《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注]。
王力《清代治理回疆政策研究》[※注]，本书对有清一代政府治理回疆的政策进行了系统、深入研讨，既有对不同历史时期政策演进历程纵向阐论，也有对诸如边防政策、经济政策、教育政策、伊斯兰教政策的横向分析，全书30万字。
屯垦戍边是历代治疆的千古之策，近年石河子大学主持“新疆屯垦研究丛书”，在深入新疆屯垦研究上多有建树。张安福《历代新疆屯垦管理制度发展研究》[※注]和《清代以来新疆屯垦与国家安全研究》[※注]开启了新疆屯垦研究的新的视角。
潘志平、耶斯尔《西域新疆的战略地位：地缘政治的视角》[※注]从地缘政治角度阐论了新疆战略地位长盛不衰的原因，开启了认识新疆战略重要性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论文方面：金殿士《试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经略辽东》[※注]、王崇时《论金代对东北的经营开发》[※注]，分别对辽、金两朝，经营东北的业绩做了论述，王文指出：“从整体来看，金王朝对东北经营开发的成就，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代”，“金代的经营开发，毕竟给后来东北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的良好的基础”。
郑维宽《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注]复原了广西高层政区与广西边疆的形成过程，自此中央王朝对岭南边疆的治理主要围绕广西而展开，厘清了历代广西地缘结构变动与中央王朝治边策略调整的关系，指出王朝治理边疆的策略经历了从古代固守封疆理念下“制内为主，御外为辅”向近代领土观念下“御外保边”的大转变，系统探讨了影响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各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的结构及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作者以地缘政治为视角，运用地缘政治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重建历史上广西在岭南西部内、外地缘结构，从地缘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去解读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地缘的特殊性，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策略的特点和影响因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归纳出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郑一省、王国平《西南地区海外移民史研究——以广西、云南为例》[※注]在借鉴中国古籍、地方史料，以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融入作者对西南少数民族移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成果，并综合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移民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为东南亚地区及中国广西和云南移民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研究成果。
（二）开发治理研究
中国历代各朝的边疆开发论者颇多，但缺乏宏观研究的力作。方铁、方慧著《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是较有分量的地区开发史专著，阐述先秦时期至清前期云南、广西两省以及历代曾进入中国版图的滇、桂以南一些地区的开发过程。内容包括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生产的各部门如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矿冶业、交通业以及动植物的开发、利用；边疆各族人民包括进入边疆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移民在开发边疆过程中的贡献和发明创造；内地封建王朝和边疆地方政权对边疆统治和经营等。值得注意的是该著详述了南越国、南诏、大理国等地方政权西南边疆的开发和经营，如论述大理国对云南及云南腹地外围新开发地区的经营[※注]等。
王双怀《中国西部开发史研究》[※注]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研究新著，本书探讨了我国西部开发的历程，着重研究了西部政区沿革、民族发展、城市盛衰、交通演进、水利开发、产业发展、文化传承和环境变迁等问题，分析了西部开发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破解西部开发瓶颈的对策，全书43万字。
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上述不足。该书中编“经济开发”系统阐论了辽朝对北部、西北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全面评价了其社会历史意义并认为辽朝在开发北疆过程中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既区别蕃、汉又无避蕃、汉之嫌”，因而能使“内地汉族士人和对经邦治国、经济开发、文化发展等方面之有专长者，被大量吸收，参加辽朝和北部边疆的各项建设事业”[※注]。该著所论辽朝对北疆的经营和开发以辽统一并辖有北疆并逐步扩大管辖地区这一背景展开，尤其是置于整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考察，立论起点较高，别具见地。
马汝珩、马大正主编的《清代边疆开发研究》，收论文15篇，内容十分丰富，按编排顺序包括：清代内地人口迁居边疆的原因、地域以及迁居后的开发实况和影响；清政府在北疆实施新政的概况、新政时期蒙古的官垦和屯垦以及工商实业和文化教育的开发；清开垦东北土地的实况和政策；晚清时期东北地区的近代工业和矿业情况；清代前期蒙古地区农业发展及政策和政策评述；清前期对内蒙古、喀尔喀蒙古的赈济及其作用；清代新疆屯田的概况、形式及性质；清中叶新疆与内地开展贸易往来的方式、渠道、贸易类别和产品及贸易往来的作用；清代的茶法与川茶业的发展、川茶业以藏区社会经济的推动；清代云南矿业开发由盛转衰及其原因、矿业开发对云南经济开发的影响；清代云南交通的实况、“铜络”的开凿、三迤地区主要道路的开发、交通工具及设施、邮电和铁路的兴起；清代台湾与海南经济开发比较研究，包括经济开发的地理环境、开发方式和成果的比较[※注]。由于该论文集内容包括清前期、中期和晚期涉及许多边疆地区的开发，又有对整个清代边疆开发的带有共同性问题的综合阐述，因而可以从中窥见清代边疆开发的一般情况。
从以上综述可见，有关中国历代王朝边疆政策和边疆开发治理的研究成果显著，相对来说专著较多，质量都较高。各种成果均重视对边疆政策和开发治理的评述，且有深度。但上述两方面都缺乏整体研究的成果；有关历代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权的边疆政策和其对边疆的开发、治理方面的论述较为薄弱。
二历代王朝边疆管理机构研究
（一）清以前诸朝的边疆管理机构研究
护乌桓校尉是西汉王朝管辖北方民族事务的重要机构。林幹《西汉时期“护乌桓校尉”略考》[※注]对其设置职责、等级、权限、管领范围等方面做了论述。何天明《西汉皇朝解决北方民族事务的统治机构——“护乌桓校尉”》[※注]认为，“设立‘护乌桓校尉’这种机构，因时、因地、因俗地解决国内多民族活动地区的有关问题，有益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发展”。
（二）清王朝的边疆管理机构研究
清朝政府统一了多民族国家疆域版图之后，根据“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方针，针对各边疆地区的不同情况，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制定了管理措施。自清初开始，其在边疆地区的管理机构与管理措施，随着对边疆地区的逐步统一，也在不断补充、完善与加强，因而形成了一整套管理边疆的措施与制度。
关于清代边疆管理制度与措施的研究，早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已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当时就有荆三林《近代中国经营边疆史》[※注]、陈炳光《清代边政通考》[※注]等著作出版，与此同时先后发表了力保汉《近代边疆政制述略》[※注]、佘贻泽《清代之土司制度》[※注]、王文萱《清代边疆行政》[※注]、玄默《清代边政通考》[※注]、楚明善《清代之治边制度与政策》[※注]、凌纯声《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注]、陈芳芝《清代边制述略》[※注]等论文。1949年以来，发表了不少有关清朝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经营管辖的研究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清代边疆管理机构——理藩院研究
清代的理藩院是主管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区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三四十年代发表何建民《蒙古概观》[※注]、郭冠杰《清代中央官制之略述》[※注]、王文萱《清代蒙古政制研究》[※注]、郑鹤声《前清康乾时代之理藩院政策》[※注]、罗应荣《中俄蒙的接触与清代的理藩政策》[※注]等论文和论著，分别对理藩院的创设、性质、沿革、职掌作了论述。这个时期对理藩院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
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陶克涛《内蒙古发展概述》[※注]、佘元安《内蒙古历史概要》[※注]、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注]等著述。这一时期的理藩院研究，一方面较前一时期有所深入，出现了研究理藩院的专题论文。但此时研究，资料使用上仍很不充分、完备，因而其研究中所提出的某些观点，难免有些失之于偏颇。
2.清代边疆管理制度研究
政治体制及其有关行政管理制度的设立，是维护与实现统治权力的主要方式与工具，因而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除了加强对中原地区广大汉族的统治外，随着对边疆地区的逐步统一，疆域版图不断扩大，而所辖民族地区也日益增多，为了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统治，清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行政管理制度，从中央来讲由皇帝通过理藩院直接管辖，此外，又根据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采取区别对待、因俗而治的多种不同制度进行统治。大体而言，在东北地区，主要实行军府制度，即由中央派将军分驻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管理军政与民政，实行军府制下的旗、民分治。在蒙古族聚居的北疆和西北部分地区实行盟旗制度。新疆地区，主要采取军府制度，地方行政方面，因民族成分复杂，社会习俗各异，又分别采取郡县制、盟旗制和伯克制。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度，雍正朝开始，设立驻藏大臣，逐渐形成驻藏大臣制度。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到雍正年间，清政府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土司制度发生了变化。对上述清代边疆的政治体制与管理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总论方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了台湾学者张兴唐《中国近代边政制度沿革及其革新刍议》[※注]、李绍盛《我国历代边机构简述》[※注]、周昆田《中国边疆政治制度的沿革》[※注]、田炯锦《边疆政治概述》[※注]等论文。田炯锦论述中国边疆政治制度的产生时说：“一般国家均有‘边疆’的存在，但并不一定均有其‘边疆政治’的存在；原因是一般国家的‘边疆’，仅指所谓‘边界’（Boundary）而言，其内涵并无特殊的意义；换言之，即‘边界’仅指与邻国接壤的境界而言，在外交与国防上，容或有其突出之点，但在内政上，则与内地无异。至于我国，因为幅员的广阔，民族的复杂，社会传统的不同，人口的稀少，交通的阻塞等等关系，边疆乃形成了一种特殊地带，它有它的纵深的幅度，而非边界（Boundary）一词所能概括。因此在同一的统一政府之下，而各边疆地区多年来沿习下来的政治制度，仍然保持着旧有的，没有太多的变化。所以在中国，‘边疆政治’的产生，是有其事实需要的。对于清代边政制度他划分为三种，蒙古的盟旗例、西藏的政教合一制、西南及西北各省的土司制。”
80年代，清代边疆政治制度总论方面的研究，主要反映在近年国内出版的几部清史专著中。如戴逸主编《简明清史》[※注]、郑天挺《清史》[※注]等著作中都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在专题论文方面，赵希鼎《清代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注]一文作了有益的研究，该文对西南、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台湾等民族地区的政治建置与政治制度，都作了全面的论述和介绍。
（2）盟旗制
（3）政教合一与驻藏大臣制度
（4）新疆军府制和伊犁将军
军府制，是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新疆地区实施管辖的主要方式。18世纪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于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军政事务，并管理归附清朝的中亚地区诸部族。管守新《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研究》[※注]一书对清代新疆军府制度的始末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论。阿拉腾奥其尔《清代伊犁将军论稿》[※注]本书导论对军府制是清王朝统治新疆的有效方式，伊犁将军是军府制的核心，以及伊犁将军研究基本史料和研究概况诸问题做了专论。并对明瑞、阿桂、永贵、舒赫德、松筠、长龄、奕山、布彦泰、金顺、志锐等十位伊犁将军撰写了传稿。管守新《清代伊犁将军职掌考述》[※注]指出，伊犁将军的职掌与权限是本着边疆地区“因俗而治”原则而设置的，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伊犁将军的实际治政权比法定治政权要小，这是由清朝政府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及在边疆地区实行“因俗而治”政策决定的。
周卫平《清代新疆官制边吏研究》[※注]全书以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地方官制的建立与发展，新疆建省后地方官制的演变，清代新疆地方职官的群体特征，官制、边吏与清代新疆之变乱为题立章，前二章纵论清代新疆军府制时期和建行省后的官制及其演变，后二章则分论了有关新疆边吏的两大命题，在余论对军府制下伊犁将军与行省制下甘肃新疆巡抚等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视野颇有新意。书末参考文献中收录有关新疆官制和边吏的研究书目、论文和博士、硕士论文，是一份有用的参考资料。本书是国内首部将清代新疆官制与边吏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
张燕等《伊犁将军治疆方略借鉴研究》[※注]，对伊犁将军的设置及其历史演变（设置、发展、完善、衰落、重建、废止）进行了阐论，高度评价了伊犁将军设置的意义及其在边疆治理中的贡献，梳理了伊犁将军治疆方略中的保障措施与制度安排，总结了清代伊犁将军治理新疆的思想、功过及其对当代的借鉴意义。
（5）伯克制度
“伯克制”是我国维吾尔族等突厥语系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官制。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以后，因俗而治，在维吾尔地区继续沿用，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之成为清朝边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近代中国的边疆管理研究
（一）综论方面
新世纪以来有关近代边疆治理综论性的学术著作值得重视。
王宏斌《晚清边防：思想、政策与制度》上、下册[※注]，该书专门研究晚清七十年（1841—1911年）中国陆地边疆防务，系统考察了各个时期朝野人士对于边防问题的思考和建议，以及清廷对于边防政策的不断调适，并对清末军制改革在边疆地区的实施情况与巡边制度的沿革进行了细致梳理。作者认为，清廷对边防思想、政策和制度进行的调适和探索尽管充满着困惑和屈辱，但它对于我们今天建立现代化的国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阿地力·艾尼《清末边疆建省研究》，该书力图把始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统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探讨清政府是如何将边疆地区纳入同质性、排他性的“中国”秩序中的，即以清末边疆地区建省为三轴，分析探讨清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性措施将其版图逐渐整合到一元化的国家之中，如何将传统前近代国家改变为近代主权国家以及这种转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注]
赵云田《清末新政研究——20世纪初的中国边疆》[※注]，该书以档案史料为基础，充分吸收了国内外研究成果，对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新政的实施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对众多复杂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既肯定了新政的历史作用，又剖析了其最终失败的原因，书中特别强调了边疆地区新政实施者的爱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对当今中国社会改革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冯建勇《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注]。该书选择辛亥革命这一具有传承意义的历史时点，从民族国家构筑的视角，考察晚清民初时期边疆地区的政治实态和民族心理，乃至该地区对中国国家的认同状况。将具有诸多共同点的外蒙古、新疆、西藏，置于同时代的位置上予以探究，同时还从民族国家构筑的角度对辛亥革命前后边疆地区政治变迁的整体状况进行了阐论。
欧阳湘《清末边疆省份司法改革的特殊政策述论》[※注]论述了清政府在边疆省区所推行的特殊政策：在普设法院问题上力求减少应设厅数、降低编制标准和展缓筹设期限，在司法人才培养方面施行灵活措施，以便不拘文法选拔官员并吸引省外人才，法政教育则以速成为特色；在法官考试和作用方面，法部在西部六省专设考场，录取标准也较京师考场为宽松。进而指出：这种特殊政策有助于推进边疆省份的司法改革。
（二）对不同边疆地区的管理研究
由于边疆地区情况各异，更多的研究是侧重于具体地区的具体变化。
乌力吉陶格套《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法制研究——以中央政府对蒙古的立法及其演变为线索》[※注]，该书主要以中央政府对蒙古的立法及其演变为线索，研究与清至民国时期蒙古法制演变有关诸问题。
晚清时期清政府的治疆还有四部著作值得一读。
苏德比力格《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注]，该书以边疆内地政治一体化作为中心论题，研究晚清政府在新疆、蒙古和西藏等边疆地区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并对其利弊得失，力求做出客观的分析和总结。
童远忠《近代新疆防务建设研究》[※注]，该书以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为线索，着眼于“防务”这一独特的视角，以19世纪七八十年代新疆防务形势和防务建设为重点，从清朝统治当局治边理念、边防政策、边防制度和边防效果等方面，对近代新疆防务进行系统考察，概述其兴衰历程，揭示近代新疆防务建设的特点、规律和成败得失，总结其历史启示和经验教训。
徐中煜《交通态势与明清经略新疆研究》[※注]，该书通过深入研究交通运输与中央政府经略新疆之间的关系，探寻交通运输形势与治理模式之间蕴含的逻辑关系，进一步厘清“交通运输”的概念、内涵，并对研究历史时期的交通运输提供一定的参考维度。
云南地区。秦和平《清末民初对滇西北地区的治理与开发》[※注]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毗邻西藏和四川，界连缅甸、邻通印度的今云南怒江州和保山市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有益研究后指出，面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末民初孱弱的国力与动荡的政局，对滇西北治理开发行动的继续多有制约，但云南地方当局对此已尽最大努力，并取得相应的积极后果”。陈元惠《从国防与外交机构到特别行政区——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对汛督办的设立与演变》[※注]指出，云南对汛督办的作用和影响除稳定边疆、巩固国防外，还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河口、麻栗坡对汛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王文成《解放初期的云南边政与边疆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注]虽研究内容已属当代史范围，但以此视角论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边疆管辖及其成就的研究之作尚鲜见。以期引起更多研究者对当代边政研究的重视。许新民《清代后期云南封疆大吏的省情认知与国家治理研究》[※注]，从新的视角对清代后期封疆大吏群体认知云南省情与国家治理实践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论著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构建、治理危机应对、治理模式近代转型等重要问题的分析讨论上富有新意。
海南岛是我国海疆的第二大岛，何瑜《近代海南开发》[※注]重点论述了光绪年间以来海南岛各族人民开发海南的各个方面，特别对以琼籍华侨为主的海外华人在海南开发中的贡献进行了分析。一些学者还通过海南和台湾开发的对比研究，透视了清政府对海南的治理和开发，如司徒尚纪《海南岛历史开发对比刍议》[※注]、何瑜《清代台湾与海南经济开发之异同》[※注]和《清代海南开发述略》[※注]。
石光明主编，国家图书馆分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边疆史料稿抄本汇编》全50册，收入的史籍内容包括：1.沿革官制（机构设置、地理沿革等）；2.军事（防御、团练、兵营设置等）；3.经济（地方财政、户口赋税、地方土物产等）；4.文化（地方艺文、金石志、游记等）；5.民族民俗（民族风情、地方志等）；6.大事记（对外交涉、各类案件等）。史料的重要性如马大正在为该书所著序中所指出：“这批珍贵史料早日揭开‘面纱’，走出‘深闺’，为众多研究者所渴望，广大读者所企盼。”“必将推动中国边疆史、清史诸研究领域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实是学术界喜事，更是清史研究界的盛事！”[※注]
四民国时期的边疆治理研究
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是近年出版的一部力作。该书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与民族观，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边理念与边防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边疆的策略与实践，南京国民政府边政之总结为题分设四章，近27万字。马大正在为该书所撰写的序言中认为：该书“是目前学术界明确以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首部较系统的学术专著”[※注]。段金生、董继梅《试论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注]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治边理念和实践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于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边政机构与边疆观念。杨作山《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政策刍议》[※注]考察了民国时期的边政机构沿革与边疆民族政策的实施，认为当时的边疆民族政策对于协调民族关系、稳定边疆、维护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具有局限性。周竞红《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注]分析了国民政府初期10年的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政策，认为国民政府的管理体制事权分散，管理活动缺乏统筹性和系统性，民族政策内容庞杂而缺乏持续性，政策的执行效果有限，但从长时期来看，这些政策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整合仍然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注]认为“九一八”事变之前，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才相对明确。
马玉华《国民政府的边疆民族政策初探》[※注]探讨了民国时期的民族观及国民政府边疆民族政策的内容及价值，认为其边疆民族政策大致包括民族平等、扶植边疆民族自治能力、民族边疆文化、经济事业等内容，对改善边疆人民生活，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张双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以蒙藏问题为中心》[※注]以蒙藏问题为中心，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思想与民族政策，认为这些思想与政策有一部分符合国情和边疆地区的情况，但民族理论背弃了孙中山的对外反帝民族思想，并否认少数民族的存在，其政策仅注重蒙藏地区，而忽视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孙懿《抗战时期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注]探讨了国民政府“边疆教育”概念的提出、边疆教育政策的内容及其施行等问题，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有较详细的阐述。
李国栋《民国时期的民族问题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研究》[※注]一书研究和总结了国民政府民族政策的发展过程，民族事务管理机构与制度，少数民族政治政策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边疆民族经济政策以及西北开发，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与少数民族宗教政策等，认为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有整体系统性，并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其民族平等虽凸显历史进步，但流于形式，使之具有欺骗性与虚伪性。郑汕主编《中国边防史》[※注]对中国历代边防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其中对国民政府各个时期边防的历史背景、对边疆的经营、边防举措等进行了研究。李鸣《中国近代民族自治的历史演进》[※注]论述了近代中国民族自治的历史过程，研究了国民政府在民族立法上采取的措施，认为国民政府往往将民族问题作为边疆问题来考虑，国家主权观念浓郁，民族自治收效甚微。
赵云田《近代我国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制演变》[※注]考察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及其功能，认为蒙藏委员会的设立，促使国民政府颁布一些有利于民族关系的法令及采取一些安定边疆少数民族的措施，并兴办教育以培养蒙藏青年。但由于现实政治环境等方面的影响，许多良好的措施并未得到施行。同作者《中国治边机构史》[※注]一书，对国民政府的治边机构及其职能等做了阐述。
（二）民国政府的西藏治理研究
还有研究者从国民参政会、政府财政预算方面入手，对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进行研究。孙宏年《国民参政会与国民政府的治藏政策——以治藏议案为中心》[※注]与《国民参政会中的藏族参议员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注]两文，前文归纳了国民参政会有关西藏或藏区治策的议案，认为议案对推动藏区的社会进步，维护边疆稳定和国家统一起到重要作用；后文论述了国民参政会中藏族参议员的组成及其所提议案的内容，指出议案虽未全部得到实行，但有利于中央政府制订和实施更为全面的治藏政策。陈崇凯、刘淼《从国家预算看民国政府对西藏的财政收入与管理——兼驳“民国西藏独立论”》[※注]利用民国时期国家预算、西藏的岁入岁出等报表及其他档案资料等，分析了民国中央政府对西藏财政投入的种类、数量和性质，并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战前后开发建设西藏的主要举措。
徐中林、王希隆论述了国民政府对藏文化教育政策。[※注]刘琳琳、王立艳从法律的角度，研究了国民政府治理西藏的措施。[※注]唐景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维护西藏主权的措施》、喜饶尼玛《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刍议》两文，均论及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注]丁玲辉《清末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在西藏办学始末》[※注]认为国民政府较注意西藏的教育，先颁布《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蒙藏教育》《边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实施纲领》等文件，并采取制定边疆民族教育计划、编译教材、在藏区推行国民教育制度等措施。
刘国武《南京政府对康藏纠纷的定性及解决措施》和《三十年代初的川藏战争》、王燕《浅析第三次康藏纠纷》、周伟洲《1930—1933年西藏与康、青战争之研究》等文，分别对康藏纠纷、川藏战争、康青战争等的起因和经过，以及国民政府的处理措施等进行了论述。[※注]吴彦勤《清末民国时期川藏关系研究》[※注]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清末民国时期西藏与四川之间的关系演变，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川总督鹿传霖提议将瞻对重新划归四川为缘起，论述了巴塘事件，赵尔丰的川边改革，清末入藏川军始末，民元四川军政府的“缓藏”，1917年和1930年两次川藏战争，1942年国民政府未实现的“征藏”计划等重大历史事件。
总体而言，学者们的研究涉及国民政府治藏政策的诸多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仍存在研究重复、整体性研究不足及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视角过窄等问题。
（三）民国政府对新疆治理研究
1.综论方面
白振声和日本鲤渊信一主编《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注]和陈慧生、陈超《民国新疆史》[※注]是两部断代史的通论之作。李洁《民国时期新疆汉族移民探析》[※注]和娜拉《民国新疆地方政府对游牧民族的统治政策》[※注]分别对民国政府的政策作了有意义的分论。
李芸《国民政府时期新疆基层行政体系研究》[※注]指出，国民政府时期新疆省基层行政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即由旧式行政体系渐次迈入近代行政之中。纵观新疆基层行政体系的演进历程，呈现出一定轨迹：多元行政体制改进为一元化的近代县制；行政层级下延至乡镇一级；行政机构趋于科学化；行政人员训练日益系统化。同时，新疆省基层行政的革新也展现出了其特点，即因人兴政；因地制宜；因俗施治。
2.国民政府的新疆治策
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注]上篇研究国民政府控制新疆的政策与目标的实现，下篇论述国民政府统治新疆的政策，并分析国民政府新疆政策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同作者的《国民政府从金树仁手中谋取新疆的设想与失败》[※注]与《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注]对国民政府企图从金树仁手中夺取新疆控制权的过程进行了论述，并认为国民政府首次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失败，主要是由于无军事实力做后盾及黄慕松举止失当；第二次失败的原因是苏联出兵帮助盛世才。侯风云《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新疆的斗争》[※注]从建立省党部与金树仁争夺控制、两派宣慰使入新与盛世才争夺控制权、国民党势力入新疆三个方面切入，对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新疆的过程做了论述。王晓峰《民国时期新疆地方宪政研究》[※注]从历史的维度出发，在宪法的语境下对新疆的治理机制进行了研究，一方面从宏观上考察了民国时期新疆地方宪政的走向，并梳理、评价了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另一方面从微观上探讨了由传统社会迈向近代化过程中，新疆地方宪政建设的具体实践活动。本书弥补了学界对近代新疆法律制度研究的不足，填补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
3.“三区革命”研究
1944年11月，在我国抗日战争大后方的新疆伊宁市爆发了以维吾尔、哈萨克族民众为主体的武装暴动，后扩展至整个伊犁地区、塔城及阿山（今阿勒泰）三个行政区，当时的国民政府官方及社会舆论将其称为“伊宁事变”，这即是后来的“三区革命”。此后，随着国内外局势发展，这次武装斗争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因此，这成为新疆现代史及中国边疆历史上一个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该武装爆发地是我国新疆靠近苏联的地区，加之新疆在亚洲大陆腹地的重要战略地位，该事件还引起了国际学界的注意。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此事件的研究较为稀少。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此研究日渐增多。此外，我国台湾学界与欧美学界也出版一批特色鲜明的学术成果。目前学界对已有三篇研究综述，[※注]纵观国内外学界研究，大致可以从史观与史料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史观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历史研究是在史观指导下的具体展开。“三区革命”研究在不同的史观指导下而呈现出别样的研究成果。总体观之，指导“三区革命”研究的史观主要是“事变”史观、“革命”史观、“苏联阴谋”史观及反分裂史观四大类型。
①“事变”史观
从上面论述可见，国民党政府及当时的军政人员和国统区对“三区革命”的态度经历“匪患”或“匪乱”到“事变”或“事件”的用语转变。这反映出国民党政府对待“三区革命”的态度从剿灭镇压到客观承认的重大转变，这既是对“三区革命”认识的改变，也是对“三区革命”政策的转变。
齐清顺在《论三区革命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处理新疆问题之对策——读唐纵“处理新疆问题之意见具申”》一文中[※注]对此文件进行细致解读。他指出当时国民党政府认为“三区革命”爆发的原因有三：一是苏联从中策动，以报复盛世才之反苏，并将新疆置于中苏缓冲地带；二是新疆民族复杂，宗教倾向近东，其内部亦欲脱离中央统治而求民族自决；三是新疆政府军镇压失败。对策是三点：一是加强新疆内向化，划分新疆为六部，分别动员汉族人与当地人士联合治理；二是领导伊斯兰教内向化；三是强化装备与机动能力，完成交通通信设备。齐清顺对“具申”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大体比较符合当时新疆实际情况，肯定了其强调新疆治理内地化的建议。与此同时，特别指出“具申”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存在明显不足或错误之处。
国外研究方面，美国学者欧文·拉提摩尔于1950年在《大西洋月刊》出版了其主编的《亚洲的枢纽：新疆和中俄的内亚边疆》（PivotofAsia：Sinkiangandth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andRussia），是西方学界第一部全面研究当代新疆问题的英文著述，影响较大。该书认为，从19世纪初到1917年以前，新疆一直是英俄两国争夺的焦点，随着1918年日本的加入，新疆便成了“世界新的重心”。该书的第三章“中国政府在新疆的政策”第四节主要讲述了1944—1949年间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政策及其失败的原因。
②“革命”史观
大陆学界较早运用“革命史观”研究“三区革命”，是杜荣坤在1986年发表《新疆三区革命是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一文[※注]。他认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维、哈、柯、蒙、汉及锡伯等十来个民族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发动起义。在该文中，杜荣坤细致论述了国民党在新疆的民族压迫和残暴统治，以此论证“三区革命”爆发的必然性和正义性。他认为“三区革命”的直接起因，是国民党省政府向牧民征集军马，敲诈勒索。
1988年，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了《新疆简史》第三卷，[※注]对新疆历史研究具有开创意义。该书在“三区革命”的记述和评价上，限于当时的环境与认识分歧，对“三区革命”的一些史事采取回避态度，[※注]对其论述遵循着“革命”的范畴。
此后，三区革命史编写组编写的《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注]和徐玉圻主编的《新疆三区革命史》[※注]对此段历史的论述也一如《新疆简史》。虽然也有诸多错误，但相对于《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徐玉圻主编的《新疆三区革命史》在涉及论述三区革命有关重大问题时，有许多超越前人而值得一读的地方。如：“三区革命”爆发的原因及苏联在“三区革命”中的作用、“三区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三区革命”的性质、“三区革命”的作用、“三区革命”的经验教训等。他特别指出，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争取民族平等和解放应是“三区革命”的主流。
2000年后，国内关于“三区革命”的专题论著不多见，但仍将其列入新疆历史的重要内容。陈慧生、陈超合著《民国新疆史》[※注]在第十六章中专列节目论述“三区革命”。认为“三区革命”爆发的原因是国内与国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国内因素主要是盛世才的恐怖统治、国民党的压迫与剥削、中国共产党对三区进步人士的影响。国际因素是苏联改变对新疆政策，从人力、武力等各方面支持三区的武装斗争。在第三节中，细致论述“三区革命”的发展势态。
白振声与日本学者鲤渊信一主编的《新疆现代政治社会史略（1912—1949年）》[※注]也遵循“革命”史观，以翔实的史料，在第七章“国民党入新与三区革命”中论述了“三区革命”爆发、发展状况，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分别论述了新疆联合政府成立、破裂及新疆和平解放。苗普生、田卫疆主编《新疆史纲》[※注]是继《新疆简史》之后，对新疆历史进行贯通式研究的重要著作。陈超在第八章“民国时期的新疆”第4节“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中依然采用的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革命”论述。此外，《三区革命运动与新疆和平解放》[※注]一书也以“革命史观”为指导，分别论述了“三区革命”运动的初期阶段、“三区革命”运动的二次革命、新疆和平解放三部分内容。
在强调“三区革命”的“革命性内涵”的大环境中，无论是新疆和平解放后的官方话语，还是学界研究，均强调了“三区革命”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或是从侧面指出“三区革命”其本身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动倾向性。1949年11月12日，在伊宁举办的“纪念三区革命爆发五周年”的讲话上，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指出“三区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一开始便成为了全国人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他强调：“这一成果的取得，一方面是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进疆，另一方面是靠三区的军队和英勇的三区人民坚持不懈的斗争。”[※注]
1984年1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祁果在“纪念三区革命4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三区革命虽然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爆发的，但它深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注]1989年11月，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在《纪念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5位同志殉难40周年的祭词》中阐明：“（三区革命）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鼓舞下，由新疆各民族进步分子率领，在苏联人民的支持下爆发的。”[※注]
此外，阎殿卿论述了“三区”的法制建设，具体分析了司法机构、法律法规等内容。他认为“三区”法制建设的主要特点有审判机关与宗教法庭并存、以苏联的刑事法律制度为蓝本。[※注]杜翰分析了三区方面军事取得胜利的原因和应当吸取的教训，但在苏联支持伊犁地区军事力量的原因上仍需进一步探索。[※注]学界关于“三区革命”军事问题的研究总体上比较薄弱，需要加强。
③“苏联阴谋”史观
无论是从当时国民党新疆政府的官员汇报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鉴定，均认为苏联始终参与“三区革命”，并向苏联提出抗议。事实上，苏联与“三区革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学界较早对苏联与“三区革命”关系进行研究的是安宁和孙福坤。1952年，他在新加坡出版《新疆内幕》一书。该书主要对“三区革命”的国际背景进行了研究，认为苏联策划并最终结束了伊犁事件。同年，孙福坤主编的《苏联掠夺新疆纪实》在香港出版，此书使用了大量政府档案，对苏联介入伊犁事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记述。
由于受到“革命史观”影响，我国官方对苏联与“三区革命”关系，多是在“苏联帮助中国革命”的语境下论述。赛福鼎·艾则孜在“庆祝三区革命爆发5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就表示：“我们不能不感谢在革命取得胜利过程中给予我们很大帮助的友好邻邦苏联和它的人民。”[※注]邓力群在此次大会上也表示：“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胜利的鼓舞者，给我们的解放运动提供了物质和精神援助的苏联政府、苏联人民和苏联人民的英明领袖、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导师斯大林同志。”[※注]包尔汉·沙赫德拉在此次大会上也表示：“同时，也是苏联共产党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援我们的结果。”[※注]1989年8月27日，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发布《纪念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5位同志殉难40周年的祭词》中正式把苏联与“三区革命”的联系直接表述出来：“三区革命是新疆近代史上一次规模较大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鼓舞下，由新疆各民族进步分子率领，在苏联人民的支持下爆发的。”[※注]
我国学者在论述苏联与“三区革命”关系时，多采取隐晦笔法，对苏联出兵新疆的事实，做了“革命情结”式的描述。这在《新疆简史》《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和《新疆三区革命史》中表现尤为明显。此后，虽然描述了苏联对“三区革命”的影响，但仍不能客观论述苏联的行为。比如陈慧生与陈超合著的《民国新疆史》和苗普生、田卫疆主编的《新疆史纲》。陈超在第八章“民国时期的新疆”第4节“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三区革命”中论述“在苏联支持下，三区革命爆发了”[※注]。虽然文中提及“苏联军官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但在此后论述和平谈判中，则没有提及苏联官员在其中发挥重要的斡旋与协调作用。
厉声在《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注]一文中认为新疆“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运动初期形成的分裂政权只是少数封建宗教上层分子违背广大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反动行径。同时也利用大量俄国档案充分证明了苏联在“三区革命”中的全面主导和支撑作用。作者强调在研究“三区革命”时要把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与少数封建上层的分裂活动、把革命运动与寄生其中的分裂政权严格区分开来。厉声这种双线式的论述必然导致无法弥合的内在矛盾，并不能合理阐释苏联与伊宁政权之间的关系。“三区斗争”远非革命与反动、统一与分裂所能完全涵盖，当地复杂的民族主义没有被提及，该文对“二次革命”的解释也过于牵强，虽特地拔高了地方民族人士的“革命作用”，但也并不能掩盖苏联政府的态度。他认为阿合买提江等人掌握三区领导权力是“20世纪新疆历史上第一次由民族领袖带领民族群众反对分裂新疆的重大政治斗争”的提法尚需进一步细致考证和阐述。
王登欣在《苏新关系与“三区革命”新论》[※注]一文中，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对现行新疆史著及学校教材把自伊宁事变以来的暴动通称为“三区革命”的定论，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绝不能把苏联的军事入侵说成是援助、把伊宁事变说成是人民起义，把“东突国”说成是革命政权；绝不容许用主流、支流，既有、也有，主观、客观来进行辩解。他明确表示：苏联策动伊宁事变，制造“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在国内外诸多因素影响下，苏联被迫改变对新疆的侵略方针。
曹国芳就此问题发表一系列论文，他在《苏联与新疆三区革命的兴起》[※注]一文中也对苏联与“三区革命”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新疆“三区革命”是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各族人民为反抗盛世才和国民党政府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而掀起的一场争取民族平等和阶级解放的民族革命运动，这场运动是在苏联的直接策动、组织和支持下发生和发展的，苏联利用各种有利因素，使“三区革命”一经发动就迅速演变为摇撼新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巨浪。
邵玮楠认为“三区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二战”前后十多年间，新疆是一个中苏美新三国四方势力角逐的舞台；苏联不甘心失去在新疆的利益，不愿意看到国民政府、美国挺进新疆，成功地利用新疆的民族和宗教矛盾，促成了“三区革命”的爆发。[※注]
在调停“三区革命”与国民政府过程中，苏联发挥着重要且微妙的作用。薛衔天在《是推进新疆革命还是维护自身安全？——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注]一文中指出，苏联之所以推动的“三区革命”割据势力与国民政府达成和解，其最大原因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
随着苏联解体导致国际局势的大变动，以及大量苏联解密档案的公布，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研究逐渐开阔了视野。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利用解密的苏联档案研究苏联与新疆问题。
1999年，俄罗斯学者巴尔明出版《苏中关系中的新疆（1941—1949）》一书。该书将20世纪40年代的新疆历史放置于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大背景中，重点考察了“北疆三区起义运动”和“苏联对待‘三区革命’的立场”。该书利用了俄罗斯的解密档案，得出了关于苏联与“三区革命”关系的结论：我们可以肯定地说，1944—1945年北疆三区起义运动的成功在很多方面取决于苏联全方位的积极援助。
此后，沈志华在专著《中苏关系史纲》一书中认为，苏联为“打击盛世才，并给蒋介石制造麻烦”，于1943年5月通过决议，决定推翻盛世才政权，代之以忠于苏联的新疆土著居民代表组成的政府。具体由一个特别行动小组执行此任务。该特别行动小组是苏联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内部成立，并受其直接领导的。苏联向伊犁“民族军”提供支持，“不仅全面负责提供枪支、大炮、弹药、重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而且在关键时刻还派苏联红军化装越界，以飞机、重炮和装甲车等重武器，直接参加对国民党军的作战”。因此，“在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民族军几乎是百战百胜”[※注]。
曹伟和杨恕依据1947年6月哈共（布）中央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探求了苏联对中国新疆政策的变化。两位学者认为，1944年伊宁暴动之前，苏联是先策动成立了“伊宁解放组织”，随之将其扩大到各个领域，再以其为基础发动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苏联在1945年8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后，基本停止了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援助，并迫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与新疆省政府达成了和平协议，组建了新疆联合政府。此后，苏联也一度减少了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撤回了派往“三区”的人员和武器装备。但仅过一年，“北塔山事件”爆发后，新疆联合政府濒临解体，苏联准备再次干涉新疆，成立了“新疆人民党”。其目的是想长期控制“三区”并扩大在新疆的利益，甚至企图以“三区”为根据地将苏联势力渗透到新疆其他地区。该文还明确指出，苏联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新疆一系列变故的幕后策划者和支持者。无论是苏联策划指挥伊宁暴动、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还是迫使该“共和国”解散、促成新疆联合政府的成立，其出发点都是苏联在新疆的利益，体现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注]
较之我国学界研究，外国学界较早展开了苏联与我国新疆“三区革命”关系的研究。1953年，由美国学者M.贝洛夫撰写的《1944—1951年苏联的远东政策》专门研究了40年代的新疆历史以及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迁。1958年出版的由美国人艾伦·惠廷与盛世才合著的《新疆：小卒还是轴兵？》一书是研究1933—1949年新疆历史的重要著作，主要叙述了伊宁事变爆发的背景以及与苏联的关系。此书1944—1949年的中苏关系，特别是中、美、俄三角关系的角度进行了论述。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艾伦·惠廷的《苏联对新疆的战略1933—949》，下编是盛世才回忆录的英文节译本，题为《新疆赤化的失败》。
杰克·陈《新疆故事》[※注]的第三部分探讨了1911—1970年的新疆历史，阐述了20世纪40年代新疆的政局变化以及新疆事变的国际背景，分析了苏联对新疆局势的影响。1979年美国出版D.H.麦克米伦所著的《1949—1977年：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权力和政策》一书论述了1949年之后新疆历史。该书对20世纪40年代新疆事变进行了简要分析，指出了“伊宁事变”的苏联背景。G.N.杰克梅兹在密歇根大学1981年的硕士论文《俄国和苏联（1851—1955年）对新疆经济—政治政策阐述》具体阐述了“三区革命”时期“三区”政府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并论述了早期英俄在新疆争霸的背景。
英国学者安德鲁·D.W.福布斯在《新疆军阀与穆斯林：1911—1949年民国新疆政治史》[※注]一书中也分析了“三区革命”爆发的背景及国民党政府的应对举措。该书使用了大量英国解密档案，详细论述了民国时期新疆军阀的政治活动，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英国对新疆的政策。该书作者肯定了苏联对于“伊宁事变”的作用，但对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成因及其对国民党治新政策的影响未作论述，对张治中新疆政策的亲苏色彩亦未提及。
美国学者琳达·本森的专著《1944—1949年的伊犁事变：穆斯林在新疆挑战中国当局》（1998年在纽约出版）。本书以大量篇幅研究了“三区革命”，共7章，其中的第三章论述伊犁事变爆发的地理与历史背景，第四章论述“东突厥斯坦”政府的建立，第五章论述1946年联合省政府的成立，第六章论述了1947年1—7月的新疆联合政府，第七章论述1947—1949年联合政府破裂后的新疆，第八章为总结。琳达·本森认为，因为高估了苏联对“三区革命”的影响，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因而在1945年的对苏谈判中作出了让步，希望以此阻止苏联对新疆问题的干涉，从而完全解决问题，她把“纯粹的国内政策”转变为“复杂的谈判”。琳达·本森将“伊宁事变”爆发的原因解释为国民党政府新疆政策的失当以及不合理的民族政策。美中不足的是，因为不熟悉新疆少数民族语言，作者没有利用在英国档案馆中新疆当时的报纸杂志作为第一手资料。
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斯塔尔主编的《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一书的第三章论及了“三区革命”问题，但对事变的性质未作结论。它重点叙述了“三区革命”与苏联援助的关系，以及苏联对于新疆停战以及和平谈判的作用。在琳达·本森、王大刚和福布斯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美国学者詹姆斯·米尔沃德（中文名字为米华健）在其《欧亚大陆桥：新疆历史》（2007年伦敦出版）一书的第五章“中国和苏联之间的新疆（1910年至40年代后期）”里专门研究了民国新疆历史。在关于“三区革命”的方面，他重点叙述了苏联对“三区革命”的支持与帮助，及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中止“三区革命”等内容，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当时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内部的派系之争。
第四章为“伊宁事变爆发的原因”。该章中作者详细分析了引起“伊宁事变”爆发的种种因素，在对爆发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分析后，他认为外部因素更重要。王大刚认为，苏联是新疆“伊宁事变”的策划者。引起事变的关键性因素是苏联的外部策动。
第五章名为“‘伊宁事变’和‘伊犁临时政府’的诞生”。该章中作者先就“伊宁事变”爆发前伊宁的形势、苏联军事人员和顾问在伊宁的活动、国民党军队在北疆地区的驻扎情况等做了介绍与剖析，之后阐述了苏联与“伊宁事变”的关系。作者认为，苏联用武力参与了“伊宁事变”。“伊宁事变”是苏联人在他国参与的战争。作者对“伊犁临时政府”领导成员、纲领、对伊犁的作战计划、参加伊犁战争的民族成分、苏联军事人员和顾问等内容进行了细致描述，得出“苏联以武力形式直接参加了双方的武装冲突”（第138页）这一结论。
第七章的题目是“伊犁政府向国民党挑战：是民族主义还是权力斗争”，作者叙述了苏联政府控制的“三区”和国民党控制的“七区”的大体情况，描述了美、苏在上述地区的竞争。作者以1830年第一批俄国移民至新疆为起点，分析了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执政时期新疆地方政府与俄国及其之后的苏联之间的关系，作者对“伊犁革命”时期新疆的俄国（苏联）侨民人数进行了估算，分析了他们在革命期间对新疆局势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三区”政府中的亲苏派势力全面控制了领导权后，在伊斯兰教旗帜下“伊犁政府”完全变成了一个苏联控制下的政权。
第八章名为“张治中的政策与联合政府的成立”。该章主要研究的问题是伊犁革命前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以及国民党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计划等问题。作者谈到了和平谈判中苏联的作用，通过剖析谈判过程中苏联采取的手段，作者认为，谈判实际上是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谈判，此时新疆的一切政治发展及导向，包括伊犁民族军进军玛纳斯但最终止步玛纳斯河边、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伊犁政府”之间的谈判、新疆联合省政府的成立等结果，都与中苏条约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十章“1946—1949年新疆的两个政权”中，概述张治中、麦斯武德、包尔汉执政时期新疆的情况，探讨了新疆现代史上这三位政治人物的治新政策。作者试图从“伊宁事变”各级领导人员的民族身份、政治思想来解释三区政府的性质。作者在梳理了“伊犁政府”的管理机构后认为，1944—1949年的新疆与1924—1945年的外蒙古的情况类似，二者都在名义上属于中华民国，却都享有实际意义上的独立，是“国中之国”，他认为“伊犁政府”和外蒙古都是苏联势力渗入最深的地区。
该书的“结论”，作者回答了“伊犁革命”的性质问题，认为“伊犁革命”既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也不是伊斯兰民族主义运动，更不是中国的国内事件，“它是完全为苏联利益服务的封建割据政权”。王大刚的研究结论是苏联从头至尾导演了“三区革命”，“三区革命”的爆发、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联合省政府的成立等事件，均是苏联新疆政策的产物，当时新疆局势的变化是由苏联的新疆政策所左右。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维克多·扎斯菲尼（VictorZatsepine）在《太平洋事务》杂志中的书评中说：“此书是有关新疆现代历史的一个非常可靠的论著。”法国学者尼古拉斯·别库林（NicolasBecquelin）在《亚洲研究学刊》上也对此书做了肯定评价：“很多问题有待解决，为什么苏联放弃了他们影响深远且具战略性地位的重要地区呢？为什么三区的领导几乎没有打仗就放弃了呢？……王大刚的这本书解决了这些遗留下来的诸多疑问。”
该书从“三区革命”爆发的国际背景以及身处中、英、美、苏等大国利益冲突中新疆的特殊处境出发去研究“三区革命”，是一个较好的研究视角，值得肯定。在此视角下，该书认为“伊宁事变”的研究必须放在苏联的亚洲政策中来分析，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该书过于强调苏联对“三区革命”干涉的论述，从而得出“完全与中共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偏颇的结论，这是不客观的。此外，该书也未能分析“三区革命”进展的阶段性，而这恰恰是“三区革命”的复杂性所在。
④反分裂史观
马大正与许建英合著的《“东突厥斯坦国”迷梦的幻灭》[※注]一书是国内较早专门研究“东突”问题的学术著作。该书分为六章，在分析“东突”分裂思想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东突”分裂势力发展演变的四个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是形成时期，最典型事件是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9—1989年是向国外蔓延时期，先是国内“东突”势力在严打下流窜境外，后是在80年代窜入境内，制造一系列事端；1990—2001年是急剧膨胀时期，国外分裂势力形成西亚、中亚、南亚和欧美四股，并出现向国际化演变的趋势；2001年以后进入新的整合阶段，世界各地的“东突”分裂遭到打击后重新进行调整，以图进一步发展。该书的最大特色是从理论高度深入系统分析了“东突”分裂理论的内涵，并从历史长时段视角，从国内与国际两大层面分析了“东突”分裂势力发展演变的各阶段及主要特征。在此宏大叙事背景中，去审视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新疆发展历史和中国反分裂斗争历史上的地位，可以更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三区革命”的历史意义。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潘志平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突厥斯坦”运动：背景及源流研究》（课题号：10BSS018）中从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国家观及国际政治背景等多维度剖析了“东突厥斯坦”运动的缘起、思想构建和在新疆历史上的“实践”，指明“东突厥斯坦”运动本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新疆外部植入新疆文化层中的一个政治怪胎。该课题较为全面论述了喀什“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历史，特别是较为深入论述了苏联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密切关系，分析了1945年苏联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策从全面支持到有所转变的国际背景和苏联策略。
齐清顺通过从当时暴动领导人自己、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三方面在不同时期对这次武装斗争不同的称呼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考察，从中既可以看出三方在不同时期对这次武装斗争的不同认识和态度，也可以看出这一武装斗争本身的发展变化，同时说明了这一武装斗争本身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注]
蔡锦松在《纪念阿合买提江·卡斯米》一文中详细梳理了阿合买提江·卡斯米同“三区革命”中的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人进行斗争的具体表现，充分肯定和颂扬了阿合买提江·卡斯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情怀。[※注]
贺萍分析了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指出“三区革命”初期，苏联为了自身的大国主义利益，不惜利用艾力汗·吐烈在新疆“三区”广泛进行“圣战”宣传，散布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思想毒素，煽动“东突厥斯坦”的“独立”，使“三区革命”一度发生分裂主义错误。[※注]
竹效民认为在“三区革命”期间，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利用少数民族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满，披着宗教的外衣，挑拨民族关系，使“三区革命”寄生了民族分裂主义的毒瘤。“三区革命”初步胜利后，“三区”临时政府甚至直接打出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旗号。但这一浊流遭到以阿合买提江·卡斯米、阿巴索夫等进步力量的坚决抵制，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苏联方面的压力下，最终挫败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使三区革命汇入中国民主革命的洪流。[※注]
一些中亚学界将“东突厥斯坦”运动定性为“土著维吾尔民族”问题及其自决权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此观点，哈萨克斯坦的中国学学者瑟罗耶日金泽予以驳斥。他在学术专著《中国民族分离主义的幻梦与现实及中亚地区安全》一书中，认为上述观点不仅在学术上经不起推敲，而且在政治上是有害的。他将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为旗帜的“东突厥斯坦”运动称为幻梦，认为不仅危害巨大，而且必将遭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反对。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大真主编的《〈维吾尔人〉等三本书问题讨论会论文集》和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杨发仁主编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研究论文集》，收录了新疆和内地一些学者的重要论文，是国内学术理论界对东突厥斯坦思想的集中清理。
作为“三区革命”的亲历者，他们的回忆录是研究“三区革命”的重要史料。《五军的革命历程》[※注]一书是“三区革命”民族军（后接受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主要领导人曹达诺夫·扎伊尔关于民族军的发源、发展及在新疆和平解放后改编的历史，内容丰富翔实，对研究“三区革命”军事发展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此外，曹达诺夫·扎伊尔还出版过《难忘的历程》[※注]一书，是对其参加“三区革命”历史的回忆录，也有重要史料价值。魏庄《光荣的民族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征战纪实》[※注]则是有关民族军征战的纪实文学之作。
上述各项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对推动“三区革命”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①具体史实的再考证
“三区革命”研究成果中，仍存在诸多史实不明或各方存在争议之处。比如杜荣坤认为维、哈、柯、蒙、汉及锡伯等十来个民族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发动起义。他还认为“三区革命”的直接起因，是国民党省政府向牧民征集军马，敲诈勒索。[※注]对于参加“三区革命”的群体，到底有多少个，仍需细致考证。汉族人有没有参加？俄罗斯人有没有参加？按照杜荣坤论述，“三区革命”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国民政府要求牧民“捐献”马匹，有马则交马，“无马者则政府规定的价格（即每匹马价值七百元新币，高于市价半倍）缴纳现金，若不按期缴纳者将要遭受监禁。”既然政府规定马匹价格是市场价格的两倍，为何牧民不可以在市场买马再上交？有学者研究认为，“三区革命”爆发时的新疆社会矛盾并没有特别激烈，换言之，当时并不具备爆发革命的充分条件。笔者认为，“三区革命”爆发的真实原因仍需要研究。
“三区革命”人物研究中也有很多历史细节需要深入探寻。“三区革命”的早期领导人艾力罕·吐烈早期在苏联散布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而被苏联逮捕，后逃至新疆，再次被逮捕，后又逃至伊犁活动。和平谈判后，苏联人将艾力罕·吐烈遣送回苏联。此间的历史细节是什么？苏联与艾力罕·吐烈的关系是什么？
20世纪30年代，分裂分子在喀什成立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在和田成立过“伊斯兰王国”。上述组织与“三区革命”早期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关系是什么？在上述三个组织中，苏联均有介入，苏联与上述组织的关系如何，由此可以研究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与我国新疆的关系。曹伟、杨恕曾利用俄方档案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红军两次出兵新疆及其原因进行有益探讨。[※注]但总体观之，对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较薄弱阶段。
另外，关于“三区”在“基本自治”阶段中，如何进行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建设，学术界虽然有零星研究，但仍未能有系统、全面的研究。
②各方力量视野下的多元分析
③“三区革命”性质问题
“三区革命”历史事件发展本身是复杂的，加之又因各方势力加入，所以学界对其性质的研判，是其研究的难点。事实上，大陆学界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研究，即便现已有很大进步，但还未能突破毛泽东当年对其是属于“民族革命”的定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杜荣坤等人合著的《新疆三区革命史鉴》[※注]一书虽然最近几年出版，但仍是作者于二十年前所撰写，不仅资料利用未有突破，研究内容也未能涉及“苏联与三区革命间关系”等所谓的敏感问题。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曾在2004年提出，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已成为境内外民族分裂分子的一面旗子，应开展并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但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则表示此问题太敏感，还是放一放。时至今日，国内学界有关这场“革命”的研究，还存在研究禁区。比如，与当年分裂活动相伴随的对汉族的仇杀活动，至今仍讳莫如深。不过，在学界的一些内部刊物中，已经开始正视这一问题，特别是认识到“三区革命”初期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负面性影响。
④多方资料的整理、出版与利用
因为很多资料是由多种语言记录的，学者们要全面利用上述资料必须能通晓多种语言，这就大大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比如，“三区革命”初期的领导人艾里汗·吐烈在返回苏联后撰写了回忆录《突厥斯坦的悲剧》，苏联方面曾予以出版，目前国内学界已经开始组织力量进行翻译工作，期待早日出版，惠及学林。如能全面整理和翻译多种语言的史料，必将为研究提供极大方便。综上，要深化和拓展“三区革命”研究，需要在资料的整理、出版与利用上下苦功夫。
4.人物研究
民国时期有关新疆的历史人物研究成果众多，仅以著作为选，略作举凡。
2015年段金生与董继梅合著《新疆都督：杨增新》[※注]一书是中共云南省宣传部主编“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选目之一。据作者自述：“将这些年来对杨增新人生轨迹的认知，进一步细化梳理，形成文稿。”全书计七章，22万字，述杨增新一生政绩、其治疆功绩，所论更为详述。杨镰《守望天山——杨增新与现代新疆》[※注]，是作者在重读《补过斋文献》与新疆现代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动笔撰写的一部纪实文学之作。
邓缵先研究。邓缵先是民国时期由广东“援疆”的官吏，历任南疆叶城、巴楚县令，1933年在巴楚殉难于分裂分子暴乱中。崔保新《沉默的胡杨——邓缵先戍边纪事（1915—1933）》[※注]将一幅民国初期新疆治世与乱世、广东客家与维吾尔族相片交融的历史画卷呈现于读者面前。苏全贵主编《光到天山，影独圆——邓缵先精神研讨会学术论文集》[※注]以定位研究、思想研究、史学研究、边政研究、诗词研究、综合研究、附录为题，收录参会学者提交论文48篇。马大正在题为《略论开民民国时期新疆边吏研究的几个问题》的代序中针对“目前民国时期边臣疆吏研究还很薄弱”，吁请“学术机构和民间学者彼此互动、共同努力”，使边吏研究“成为边疆研究百花园中一朵奇葩”！
与“三区革命”有关的历史人物的回忆录也多有面世。“三区革命”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的夫人玛依努尔·哈斯木《回忆阿合买提江（上下）》[※注]《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注]，以及《回忆包尔汉》[※注]《包尔汉选集》[※注]《包尔汉画传》[※注]，还有《赛福鼎回忆录》[※注]《买买提明·伊敏诺夫画传》[※注]都是历史研究难得的史料。
（四）民国政府对西南边疆治理研究
关于国民政府对云南的治理。谢本书等著《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注]论述了国民政府在云南地区设立的省级和县级行政机构及其运作的情况。张文芝《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注]利用云南省档案馆所藏资料，论述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云南省政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所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政策。
王明东等《民国时期云南土司及其边疆治理研究》[※注]，对民国时期云南沿边地区土司与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探讨民国时期云南的中缅沿边（中甸、维西一带）、怒江流域、腾龙沿边（腾冲、龙陵一带）、思普沿边（思茅、普洱、西双版纳一带）、河麻沿边（红河、文山一带）一线百余家土司对地方大权的控制以及他们与民国中央政府形成对抗、对话与合作的复杂关系。针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于提高当代云南边疆地区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云南省设置的边政机构。马玉华《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述论》[※注]研究了云南省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成立的历史背景、机构设置与工作内容。洪崇文《云南殖边督办公署治边能力剖析》考察了云南殖边督办公署设立的过程及机构的组织和管理，对云南殖边督办公署治边能力也进行了分析。作者还撰文论述了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管理机构的演变、机构功效与云南殖边督办公署与道的承袭问题。[※注]陈国宝《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注]论述了在龙云掌政后，云南省政府设立的第一、第二两个殖边督办公署的组织机构及其治边措施、历史作用。
王文成《滇西抗战与云南龙潞边区土司制度的延续》[※注]论述了滇西抗战对云南龙潞边区土司制度的影响。朱昭华《从班洪事件到中缅“1941年线”的划定》[※注]利用中、英文档案，研究了班洪事件发生的背景与过程，指出班洪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在中缅边界问题上进行了抗争，但最终让步，划定了中缅边界的“1941年线”。潘先林《龙云的民族思想及其统治时期的云南边政建设》[※注]对龙云统治时期云南的边政建设进行了考察。
林文勋主编：《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共收清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13篇，60万字。林文勋在题为《“新云南”建设中的边疆现代化蓝图》主编代前言中指出：清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可谓林林总总，异彩纷呈，代表了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土司等不同阶层对云南边疆开发的意见。既有简略、粗疏甚至纸上谈兵的应时应景之作，亦有洞悉边情、心系边疆安危、关心边民疾苦的经世之作。见仁见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勾画出了‘新云南’建设中边疆现代化的蓝图，为后来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历程所印证。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对于西部大开发建设、云南‘桥头堡’建设、东南亚南亚大通道建设等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注]。
马玉华主编：《西南边疆卷》四卷五册[※注]，收录了民国时期有关云南边地的论著和调查报告，重要者有：
柯树勋（1862—1926）：《普思治边志略》；
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成立，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云南农村调查》；
华企云：《云南问题》；
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1932年成立，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昆明市文化馆）1933年编：《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下卷；
姚文栋（1895—1929）：《云南勘界筹边记》（五种）；
徐益棠（1896—1953）：《非常时期之云南边疆》；
尹明德（1894—1971）：《滇缅界务比较调查报告》。
（五）国民政府对蒙古、东北边疆的治理研究
李玉伟《民国时期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及内蒙古的民族问题》[※注]指出，国民党制定边疆与民族政策虽强调边疆的重要性，但忽视内蒙古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在内蒙古以放垦盟旗土地和强行增设省县为中心的对蒙民族政策也具有局限性。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1928—1949年》[※注]考察了国民政府的对蒙治策。闫天灵《试论抗战前十年国民政府对内蒙古的政策定位》[※注]就国民政府对民族问题的理念和边疆民族地区在国民党政权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对国民政府的内蒙古政策做了考察定位。
金海《日本占领时期内蒙古历史研究》[※注]对本时期处于日本占领下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以及仍为国民政府管辖内蒙古本部地区的政治、社会状况做了全方位的阐论。
对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地区研究，“东北沦陷十四年丛书”汇集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其中苏崇民《满铁史》[※注]对日本政府在日俄战争后为推行其“经营满洲”即侵略中国东北政策而设立的执行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06—1945）（简称满铁）的历史做了全方面、深入的阐论，是国内首部本题材的学术专著。
李洪锡《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领带馆警察机构研究——以对东北地区朝鲜民族统治为中心》[※注]对本命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为国内首部本题材的学术专著。
此外，饶品良及汪振友分别撰文论及战后国民政府为控制东北所做的政策调整和外交努力。[※注]
（六）民国政府的台湾、南海诸岛治理研究
褚静涛《国民政府收复台湾考论》[※注]从孙中山在台湾问题上的策略、国民政府宣告收复台湾、通过外交途径实现美英苏承诺台湾归还中国、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台湾回到祖国怀抱五个部分，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具体过程进行了论述。该作者还撰文对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策略进行考察。[※注]左双文《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认为，国民政府在光复台湾的过程中尽管对民众力量认识不足、过度依靠外援等，但其立场积极、态度坚定，是对中华民族的重要贡献。[※注]郭学旺《开罗会议后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准备》[※注]对国民政府及其领导的台湾调查委员会在开罗会议后所进行的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做了论述。杨树标、王侃《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台政策》对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台政策进行了考察。[※注]
林金枝《1912—1949年中国政府行使和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注]阐述了国民政府在南海诸岛行使和维护主权的历史事实。吕一燃《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概论》[※注]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府和人民从外交斗争，政治、军事、经济建设等方面，采取很多措施来维护南海主权。李金明《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注]认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通过外交交涉、派军收复和确定南海疆线等方式，维护了我国在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吴士存对民国时期列强侵犯南海诸岛与中国政府的主权交涉、定名和设治管理、开发建设等问题做了较系统的论述。[※注]李国强《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注]和侯毅《中国传统疆域观视角下中国南海疆域的演变与形成》[※注]论及了民国政府对南沙群岛的有效管辖。还有论者简述了民国政府对西沙群岛鸟粪的开发。[※注]
侯毅《中美开罗会议上关于琉球问题的讨论及其影响》[※注]和王海滨《中国国民党与琉球问题》[※注]对琉球问题的由来及国民党处理琉球问题的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左双文则研究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澳门的策划及受挫经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