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贫困安全风险的类型与防范
刘佳曹景林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的差异化治理及其测度
□新时代思想理论研究
何伟杨新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基本逻辑与经验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常延廷
从《道德资本论》的国际传播看中国学术“走出去”
□时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张一兵
激情与计划的革命辩证法
——瓦纳格姆《日常生活的革命》的解读
□文化哲学研究
邹广文
中华民族精神所彰显的自然与生命
□西方哲学前沿问题
李文杰
戴维森解释理论的社会性、私人性与客观性
刘文勇
发展型消费的制度嵌入研究
——基于部分发达国家20世纪下半期经济改革的分析
许梦博陈楠楠
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深层矛盾、转型契机与改革取向
□理论法学新动向
刘宇
基于法律思维的法理学知识体系重构
宋保振
智能裁判的价值填补
——以法律解释的认知研究为突破口
□社会发展与法律多元
邹龙妹李春双
老年人近亲属探望权的正当性和基本原则
□古代文学研究新视界
马大勇
“绝调更有人和”：纳兰词影响史之检视及其词史坐标之重估
李淑岩马铭明
洪亮吉的京师之行与都下文学生态
□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
高云球
梅娘文学创作的生命经验与写作姿态
□欧美问题研究
李莉
19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住房治理研究
本期论文速读
摘要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得中国贫困治理事业由扶贫向后扶贫时代转型，贫困安全风险在反贫困风险体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步成为反贫困风险治理的主要对象，应当予以重点防范。综合考量贫困治理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国家反贫困系统失灵状况以及反贫困风险治理任务等因素，贫困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空间安全风险、经济安全风险、道德安全风险、制度安全风险和政治安全风险等五种类型。应当在分类施策、协同治理基础上，以安全风险为中心来构建并完善国家反贫困风险治理体系；强化贫困风险防范人人有责观念，努力开创人人防范贫困安全风险的社会风险治理格局；积极推进并逐步实现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的法律化、法治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刘佳，曹景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演进的基本逻辑与经。
何伟，杨新铭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政策—实践—制度—理论”的渐进式演进，已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宏观调控和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要任务。
作为法国情境主义国际的重要成员，瓦纳格姆在《日常生活的革命》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导致的异化不再局限于生产活动，而是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资本主义景观社会中，人不再是具有创造性的主体，不再是参与性的一员，而是苟生的大众。为此，瓦纳格姆提出通过想象力的发挥打破景观的统治，通过爱的激情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通过游戏恢复人的参与性，从而实现日常生活的革命。然而，瓦纳格姆并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也缺少明确的目标。
一场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凸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文化意义。而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所表达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所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观，对于我们合理求解人与自然关系仍然具有重要启示。顺应自然作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重要原则，其所彰显的中国智慧是不言而喻的。它启示我们要摈弃功利态度，与自然之间互养相成；要自觉培养一种节俭、自律、富有人文情怀的生命观；要居安思危，增强环境忧患意识，优化人类的现代生存观念。
戴维森在《彻底解释》一文中提出一种从零开始的解释理论原则，并在其后的研究中不断丰富其设想和解说。他的工作沿两条线索展开：其一是信念与意义的整体性关系。信念和意义这二者都是不可观察的，但结成整体后，就能够生成可观察持真态度。信念和意义两个私人性的分量，结合在一起能产生戴维森意义上社会性的矢量，这也是戴维森对语言社会性不同角度解读的体现。其二是三角测量。在语言交流过程中，两个人共享外部世界，共享环境刺激，构成了保证客观性的第三个点。戴维森这两条线索都是以语言的社会性、私人性和客观性为核心展开的。
许梦博，陈楠楠
当前，我国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供需失衡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化解，市场失灵和政策偏差问题依然并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新环境新变化为农业保险市场功能的修复提供了全新条件，为破解农业保险市场供需失衡的深层矛盾提供了新契机，但必要的制度与政策供给仍然十分重要。政府应当运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协同推进等手段加大对农业保险领域的支持力度，发挥好政策的“指挥棒”和“导航仪”作用，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来矫正市场自发无法解决的问题，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双轨驱动，共同推动我国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对于缓解法理学的“无用化”危机，以法律思维为线索重构法理学知识体系尤为必要。其重点在于通过“反思”梳理法理学的四个知识层次，将不同层次的法理学知识与法律思维的步骤相对应，揭示法理学知识在法律思维中被用于解决何种问题，进而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法律渊源和法律关系都属于“法律规范”层次，分别可以解决规范的寻找和分析问题；法律解释属于“非理想性规范理论”层次，可以解决事实性的大前提构建问题；法律价值属于“理想性的规范理论”层次，可以解决价值性的大前提构建问题；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法律与社会理论、行为规范性理论都属于“法是什么”的元理论层次，分别可以解决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冲突问题、超越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大前提构建问题、大前提构建的基础平台问题。
当下智能裁判问题的争议焦点在于我们能否通过数据和算法进行法官情感计算，有效还原司法中的价值判断。智能裁判价值判断重在对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过程进行法律解释模拟，这也是人工智能法律系统研发的关键。面对智能时代传统教义学理论中经验要素缺失的事实，以多学科为基础的认知科学为智能裁判的解释模拟提供了研究新思路。该认知研究主张运用心理学和人工神经网络等方法探究和模仿裁判者思维模式，将法官裁判中的“解释规则”作为解释模型建构的基本要素。智能裁判解释模拟的核心任务有三：第一，基于认知立场确立法律解释认知逻辑；第二，发掘认知层面的解释规则并转化为算法规则；第三，借助认知要素检验所构建智能推理模型的可行性以保证通过图灵测试。结合此模拟过程及裁判实践来看，司法领域的人工智能运用虽未来可期，但当前从辅助层面来定位更为妥当。
邹龙妹，李春双
近年来，由于近亲属之间的利益冲突，老年人同居亲属拒绝别居近亲属探望的法律纠纷日益增多。成年子女或孙子女对其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是否具有探望权在法律上并无明确规定。老年人近亲属的探望权在理论上和实务中也存在很大争议，但从价值功能考量，确定成年子女对其父母的探望权或隔代探望权具有内在的正当性和外在现实需要性。在具体探望权行使时，应当恪守以老年人利益为中心、尊重老年人意愿和同居近亲属协助原则。在维护老年人健康安全利益前提下，保障别居亲属对老年人的探望权，不仅可以促进家庭亲情弥合，还能实现家庭团结和睦之目的。
在近三百年词史运程中，纳兰词引起了无数词人的追摹与呼应。在这一接受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影响史维度值得充分梳理与检视。“纳兰风”自雍乾到晚清经历了乍寒乍暖的过程，到况周颐、王国维始正式撩开“纳兰热”的面纱，自此，杨圻、黄侃、女性词界乃至网络词坛皆热衷于对纳兰情性与笔意的接受。基于上述多棱面的检视，我们得以重估纳兰性德的“词史坐标”：他完全可以被认定为清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并进而成为千年词史的一个主坐标。
李淑岩，马铭明
乾嘉时期，文人流动极为普遍，流动态势颇为多元，而由家乡到京师的流动当为文人最常态的选择。常州诗人洪亮吉，一生舟车南北，游历四方，曾七入京师，前后寓京八载余，帝都既成就了其人生的巅峰，也将他的仕宦生涯抛到了谷底，京师岁月成为其一生最难忘却的记忆。寓京期间，洪亮吉的创作主要收在《卷施阁诗》与《卷施阁文甲集》《卷施阁文乙集》以及部分《更生斋诗》集中，这些创作犹如一组特写镜头，刻录下诗人帝都生活的焦虑、诗酒唱酬的日常以及颂圣纪恩的燃情岁月。此一内容的揭示，在丰富洪亮吉个体研究之同时，亦不失为冰山之一角，由此略可窥见乾嘉时期都下文学生态之一隅。
梅娘是东北沦陷时期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文学写作以“赴日旅居”为节点，经过了由“内视角”向“外视角”的转变过程，展现出梅娘作为现代女性鲜明的“本质身份”特质。究其原因，与梅娘的童年成长环境、生命经验及写作姿态等有着密切关联，同时也是她在文学写作中把握世界与塑造人物的精神资源。她的文学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女性意识与悲悯的平民立场，通过不断挖掘自我生命经验与精神感悟，有效而深刻地揭示出东北沦陷时期家族的没落衰败、女性的精神挣扎与民众的生存境遇，为东北文坛呈现出“崭新的前进的意识”与鲜活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