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一位中国法官肩负着民族重任，在东京审判中以专业的法律知识、坚定的法制立场，实现了对日本公平正义地审判，不仅维护了国际司法的权威，更保障了祖国正当权益，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个人就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法学家、爱国主义人士梅汝璈。
内外忧患艰难赴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打算用法律手段惩处日本战争罪犯。1946年，盟军最高统帅部照会11个同盟国政府各遴选一位熟谙英美法系的法官参与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梅汝璈曾留学美国，并长期从事英美法系教学工作，头脑冷静又善于雄辩，因此脱颖而出，成为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彼时，国内外局势十分复杂，内外忧患。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国民党政府正忙于内战，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昭然若揭，而且又是战胜国审判战败国，因而未给派驻的中国审判团提供必要支持，如在证据的搜集与提供、国际沟通与交流等方面表现得十分消极；尽管抗日战争胜利提升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地位，但综合国力的羸弱让中国法官在国际审判的舞台上没有过多的话语权，相对被动；国际力量在东京审判中的角力相对复杂，美国政府企图扶持日本成为其在远东地区对抗苏联的势力，因而在审判中尽力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行，实行无罪辩解。
在这种情况下，梅汝璈承载着中国同胞的热切期盼走向了东京审判法庭，维护中华民族正当权益与尊严。他曾在日本媒体上指出：“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以此深刻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
座次之争维护尊严
1946年2月，盟军最高统帅部任命了11名来自澳大利亚、中国、美国、苏联、英国、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的大法官，正式组建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团，而法庭庭长则由盟军最高统帅美国人麦克阿瑟亲自指定为澳大利亚法官韦伯。在庭审预备会议上，一场座次之争拉开了国际角力的序幕。居于主位的法庭庭长韦伯希望英国与美国两国法官分居左右，提出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进行安排，此举遭到反对，因为常任理事国是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并不能保证英美坐在两侧。随后，他又提出按照国名排序，结果把苏联与加拿大排在中间；甚至还有人提出按照法官资历排座，但计算资历的标准又拿不出来。
量刑定罪惩处战犯
在书写审判书阶段，有的法官提倡采取统一书写形式。对此，梅汝璈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审判书的日军侵华部分应由中国人来书写，因为中国人受害最深。法庭最后采纳了梅汝璈的意见，决定让梅汝璈负责起草东京审判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为了能翔实书写日本侵华行径，描绘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创伤，梅汝璈几乎夜以继日地埋在资料室里收集证据。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那些日子，我就像钻进成千上万件证据和国际法典的虫子，每天在里面爬来爬去，生怕遗漏了重要的东西。”在梅汝璈与助手努力下，一篇长达10万余字的判决材料呈现在国际社会面前。在判决书中，梅汝璈详细列举了日本战犯的犯罪事实，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的野蛮行径，为后人追溯提供了翔实材料。
尽己所能报效国家
1948年底，东京审判工作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曾多次电催梅汝璈回国，并委以重任。在高官厚禄面前，他多以身体不适、工作未完成等借口婉拒国民党，并开始规划另一条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大道。
晚年的梅汝璈潜心培养法律人才，并通过著书等形式为中国法律事业作贡献。为了让法学界后辈真实地了解东京审判，他打算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参考。后因为种种原因，该书写作过程中多次中断，直至1988年由其子梅小璈完成，才得以文字形式还原当年东京审判的正义故事。梅汝璈的同事、我国著名法学家厉声教这样评价他：“梅先生就像陆游意象中的梅花，中华民族无数文人骚客顶礼膜拜的梅花，即便粉身碎骨化作了滋养新芽的尘土，那凌寒的傲骨，那经霜的芬芳，终将永垂不朽。”中肯地概括了梅汝璈高贵的品格与爱国主义情怀。
（作者熊未未单位：江西服装学院；作者熊杰单位：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