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最高法明确要求，持续深化司法公开，加大裁判文书上网力度，妥善解决文书网使用效果不佳等问题，平衡好文书公开与当事人合法权利、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加强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更优更实为司法审判优质高效服务，为社会公众学法、专家学者科研、律师办案服务。
“我们已经接到通知，生效的裁判文书要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应公开尽公开’。”浙江法院系统一位法官在1月15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说。
在2023年底的时候，包括这位法官在内的多位法院系统人士曾告诉记者，他们所在法院对裁判文书上网已不作考核要求，上网率不再作为考核指标，是否上网由各级法院统筹安排。
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最近几年裁判文书上网量的骤降。
自2013年7月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以此为标志的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制度至今已经走过逾10年。
从2014年第一季度起，最高法建立了每季度通报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情况的制度，不断强化督促督查和调研指导。各高级人民法院也均建立了裁判文书公开督促通报制度。
裁判文书上网量从此陡增。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2013年裁判文书上网量比前一年增长245%至142.6万份，2014年继续增长386%到693.6万份。
依据2016年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犯罪、离婚诉讼等确实不宜公开的内容外，人民法院作出的所有裁判文书均应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这从制度层面确保了裁判文书公开工作不留死角。
在严格的公开制度之下，裁判文书上网量继续保持高增长。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2017年、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裁判文书上网量分别达1674万份、1936万份、2306万份和2339万份。
截至2020年8月30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文书总量突破1亿份，访问总量近480亿次。这被视为又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中国裁判文书网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书数据库。
三亚学院教授范伟红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说：“这是司法公开一个了不起的成绩，通过最大限度的司法公开，防止暗箱操作和司法腐败，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在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主任熊智看来，“最高法的这项司法改革措施，是推进阳光司法的具体表现。自裁判文书公开机制实施以来，对推进司法改革进程、促进公平正义，对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目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网量为何一段时期逐年下降
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针对上述问题，从2021年7月开始，最高法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整改措施。通过严格风险筛查、完善公开标准，每年上网文书数量从2021年开始逐年下降。与此同时，最高法于2023年7月决定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库将收录对类案具有参考示范价值，并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可的权威案例，未来将成为裁判文书网在应用和效能上的“升级版”。
最高法强调称，从未“叫停”过文书上网。二者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关系，并不是要以库代网、此开彼关。
与此同时，作为上网公开制度最重要依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也一直生效。
不过，因为上网数量的骤降，许多法学界人士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命运和上网公开制度的走向持有担忧。
裁判文书上网数量与结案数量有差距
过去多年，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情况被视为审判公开的重要标志之一，多省份高院也将此作为重要成绩予以宣传。例如，浙江省高院回顾2019年工作时称，全省累计上网裁判文书661万余份，居全国第一；辽宁省高院回顾2020年工作时称，上网裁判文书数量在全国法院排名第八位。
极少数法院还公开了更翔实的上网统计数据。
例如，广州市中院网站公布了2015年至2021年9月广州市所有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统计数据。公布的内容包括，依照规定不上网数量、结案数量和上网数量，还有依照规定不上网数的细分数据。以2021年8月和9月为例，根据“上网数/结案数”计算出来的广州市法院裁判文书上网率分别是63.4%和60%。
深圳市中院在2019年12月之前也逐月公布上网率，同样以“上网文书数量/结案数量”方法计算。深圳市法院2019年裁判文书的上网率是70.83%。
像广州、深圳这样公布裁判文书上网情况的是少数。而广州法院在2021年10月之后也没再发布文书上网统计数据，深圳则在2023年后不再公布。
各省份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率大约在什么水平？
在全国各省份法院中，《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仅查询到北京市高院公布了裁判文书上网率。据北京市高院的工作报告显示，2019年和2020年，北京市法院裁判文书上网率分别达99.6%和99.9%。在总结2018年至2022年工作时，北京高院表示，应公开裁判文书上网率达99.9％。
湖北、福建等少数省份高院向人大作工作报告时，公布了当年结案数量和上网裁判文书数量。从这些省份的情况看，2018年至2020年裁判文书上网数量增长超过结案数量增长。
以湖北省高院公布的数据为例，2018年至2020年，湖北省法院各年度结案数量分别是75.84万件、90.81万件和87.74万件，对应年度上网文书72.8万份、313.33万份和396.81万份。
据福建省高院公布的数据，2018年至2020年，福建省法院各年度结案数量分别是86.48万件、95.15万件和93.71万件，对应年度上网文书64.91万份、70.73万份和76.83万份。
从各年度裁判文书上网数量看，2021年是一个转折点。如前文所述，之前数年逐年上升的上网量在这一年陡然下降，而后两年再持续下降。
从可查询到的省份情况看，2021年之后，裁判文书上网数量与结案数量差距明显拉大。
湖北法院2021年结案数量比前一年增长36%，达119.48万件，而全年上网裁判文书数量减91.9%，至32.25万份；福建法院2021年结案数量比前一年增长5%，到98.45万件，上网裁判文书数量降45%，到41.96万份；广西法院2021年结案数量比前一年增长6.67%，上网裁判文书数量下降39.51%；河南法院2021年结案数量比前一年增长8.5%，上网裁判文书数量下降37.71%；河北法院2021年结案数量比前一年增长11.47%，上网裁判文书数量下降47.38%……
司法公开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当然，裁判文书上网不可避免地会给一些法官和法院带来压力。
“多数法官没有将裁判文书上网的主动性和自驱力，除了那些水平很高、业务能力很强、裁判文书写得很好的法官，他们可能有公开的意愿。”上述某省高院的法官说。
上述浙江法院系统法官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坦言，现在案多人少，裁判文书上网，的确给法官增加了工作量，也增加了压力。如果上传文书有瑕疵，可能引发舆情，并会对法官造成负面影响。法官对法律条文理解不同，同案不同判如果被一些人用来比较，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的确，因为裁判文书的质量和瑕疵问题，曾引发过不少舆情，甚至因此要面对尖锐的批判。最近的例子是，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错误表述“安徽省南京市”，这一低级错误被媒体指出，引发舆论哗然。
“裁判文书质量问题，特别是部分裁判文书经不起推敲、琢磨，这会给法官们带来压力，但不能因噎废食。”熊智说，过去10年，裁判文书上网制度倒逼法官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审判质效，卓有成效。直面批评和质疑，是我们推进司法改革进程必须经历的过程。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认为，裁判文书在网上公开之后的确暴露了当前较为突出的同案不同判现象，甚至一些明显经不起推敲的错案因此被曝光引发舆情。
“但这正是裁判文书上网的最大意义——在全社会监督下实现阳光审判、同案同判，从而实现公平正义。”检察官出身的北京合宏威宇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景峰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认为，过去10年，裁判文书上网公开，明显有利于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相反，不公开的判决则可能会增加同案不同判的风险。
熊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认为，普遍性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裁判文书，特别是审判层级更高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对统一裁判尺度、同案同判和体现公平正义有着良好的示范作用。“在某种程度也能起到定分止争的司法效能。”
最高法也回应了法学界的这一关切。如前所述，最高法要求具有法治引领、教育、警示作用的文书，都应当上网；最高法、高级法院的文书，要更多地上网；上网文书数量应当保持相当规模，并应当覆盖各审判领域、多种案件类型。
多位司法系统人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认为，尽管当前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但司法公开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孙庭阳｜北京报道《中国经济周刊》（2024年01月30日第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