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律师执业技艺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律师执业技艺培养模式有待完善。笔者组织调研团队，对“法学院（校、系）—律师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三个环节的律师知识建构具体机制的分析研究发现，当下，传统律师知识构建模式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既有培养模式无法有效回答究竟由谁来主导律师培养的问题，法学院（校、系）作为律师知识建构的“原点”，更多供给的是理论性知识，相对而言，赋予其实践性技能较少。目前，法学院（校、系）与律师行业尚未形成全方位的知识生产合作格局。律所基于单一的利润目标和弱组织性没有动力强化对青年律师的培养。另一方面，诸如点睛网、iCourt等针对青年律师的培训力量迅速崛起。过去几年，律师培训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但由于律师培训机构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仅靠市场力量还难以真正满足青年律师技艺培养的现实需求。
法律服务市场知识话语分化加剧。过去十余年间律师队伍快速扩张，和法官队伍相比，数量巨大，且这种趋势还可能继续保持下去。这种变化给律师行业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挑战：首先，数量庞大的法学本科生加入律师行业，使整个行业竞争呈现白热化。相对而言，青年律师社会资源有限，更多比拼的是其业务能力。业务能力直接决定了青年律师能否立足生根。其次，小型律所的组织性弱化。由于小型律所的组织架构相对松散，彼此之间业务竞争激烈，很难在知识和资源上给青年律师更多支持。这使得部分青年律师一旦掌握相应资本和渠道，就会想方设法跳槽，或依托已掌握的资源、知识、技能独立创业。但由于其精力和资源依然不足，又容易陷入执业技艺不足困境。最后，案源稀释。目前，法律服务市场资源分配极不均衡，实践中，大量案源集中在少数“老律师”手中，要摆脱这种案源垄断，青年律师只能不断提高自身知识储备，以积极表现从“老律师”手中分走“一杯羹”，进而形成执业上的依附性关系。
青年律师组织培养松散化。当前律师行业还普遍存在执业不规范等问题，如果从组织内部管理的角度看，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法律服务队伍的组织松散化。2023年6月，司法部发布《2022年度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统计分析》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共有律所3.86多万家，其中，65.5%的律所为10人以下的小所，11—20人的律所占20.74%。这意味着86.24%的律师事务所规模都在20人以下。虽然人数少不代表组织必然松散，但数量较大的小型律所通常在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缺陷，比如，对难以从组织维度对执业不规范问题加以规制等。这种组织松散化如果不加以特定政策调控，则类似于“律所负责提供摊位，律师负责摆摊”，很难有效适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法律服务的需求。
现行律师知识技艺培养模式引发的问题
商业资本相对容易嵌入法律培训市场。域外一些国家和地区，律师培训主要由律所、律师协会或律师公会组织。这种培训模式或多或少与法学院（校、系）有一定联系，律师的知识生产具有内嵌性，即，主要在律师协会管理的组织体系内运转，知识生产具有较好的秩序。当下，我国律师知识技艺的培养则主要通过市场手段进行，且发展迅猛，甚至在有的地方已成为律师知识建构的主要方式。这种模式存在一定弊端：首先，该模式中知识购买力起到主导性作用，会对资本相对匮乏的青年律师产生排斥效应。其次，当前市场供给良莠不齐。除相对高端的定制化律师知识技艺培训业务外，大部分律师培训机构的培训模式比较传统，主要停留在对法律法规的讲解上，难以完全适应律师执业实践需求。这实际意味着律师培训市场不仅需要高品质的内容供给，还要充分考量知识服务的公平性问题。
律师职业公共性关照缺失。当前，我国实行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相结合的律师管理体制，国家对律师行业发展仍保持较强的政策调控能力，但“两结合”管理体制的组织效能未能得到充分释放。这种情况下，律师培训市场的迅速兴起有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律师培训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青年律师整体执业技能不足问题。但是，市场化的律师培训模式受法律商业观念影响，侵蚀律师职业的公共性，衍生出诸多问题。实际上，当前市场化律师培训模式已出现了一些弊端，比如：培训机构夸大其词、律师过度“炫技”等，这使得律师职业培训市场模式很难从整体上提升律师的知识建构水平。
应对律师执业技艺培养实践困境的对策建议
当前，要有效完成律师职业知识建构，有必要重新回到公共视角思考问题，重新理顺律师职业的知识生产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律师培训的义务和权利体系进行整体化设计。
第一，必须进一步加强律协的组织建设。要从立法、行业组织、律所联合等多方面，强化对青年律师的培训工作。有必要将这一问题放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高度进行整体性考量，而不是简单地以市场放权的方式去处理。这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律师的定位，在此基础上，通过抓好律所主任这一关键角色，强化律所的组织性，使之成为有效培训青年律师的平台。
第二，对市场化供给模式保持一定警惕。当前，整个律师培训行业依然遵循传统培训行业的基本逻辑：通过不断扩大培训组织名气，邀请法学名家开展讲座等方式，提高要价能力。这套市场运作方式存在知识建构的偏差和功能性不足，应适时探索建立律师培训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方式对其进行适当规制。
第三，要把青年律师的培养当作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整体性义务，整体上打通律师职业知识建构的组织体系。当前，一些地方推行检察官、法官、律师“同堂”培训的试点做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可以通过建立法治工作队伍人才统筹使用机制，将青年律师吸纳到更多公检法部门的法律实践中去，一方面为法院、检察院节约一定人力成本，另一方面也为青年律师技艺提升提供实践平台。当然，最根本的或许还是要回到职业伦理重构上来，把青年律师培养作为一项伦理义务落实到各个律所、律师身上去。唯有这样，方能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青年律师技艺培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