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奉贤南桥镇六墩村的个别村民快把“12345热线”打爆了。数量最多时，村书记瞿东一天处理了近80条投诉案件。引发矛盾的，是村口新设的一处道闸。
若不装道闸，村域内的马路上、草坪里，经常沦为集卡和社会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还频现装车偷倒垃圾等违法行为，严重影响村民正常出行与村容村貌；但若装上，设备成本与后期管理费用由谁承担、村内原住民与外来租客间的停车需求该如何平衡，经过多轮村民意见征询，均没有定论。
类似棘手事，考验农村精细化治理水平。在过去数年间，经过美丽乡村、乡村振兴示范村的评选建设，上海大多数农村面貌得到改善。“变靓”的村容村貌，能长期维护吗？地广人稀的农村，如何做细管理的“颗粒度”？
乡村治理难点多
各环节颗粒度仍需做细
“你看，这家人用彩钢板把家门口的场地搭得密不透风，严重影响隔壁的采光。那家人又在菜地里用破门窗搭了工具间，还在林地里建棚养鸡鸭，把田地和旁边的小河弄得乱糟糟。”在奉贤庄行镇的一个村子里，村民王奶奶拉着记者抱怨道。
行走在农村，总能与田间地头的窝棚和宅前屋后的违章搭建不期而遇。即便前几年拆违力度大，但碍于农民们传统的生活和生产习惯，零星返潮的现象仍不间断。
王奶奶告诉记者，村委会并非没有处置过这些情况，但仍有村民会以“窝棚搭建在自家宅基地范围内、窝棚里没有住人、不存在安全隐患”等理由搪塞，也有村民拆了又建，如此反复，问题得不到根治。
对村书记而言，乡村要实现精细化治理，并非易事。
南桥镇光明村地处城郊接合部，村域面积超过1.8平方公里，村内人口集中，还有养老院、工厂等，进出人员情况复杂，村子与外部的交通网络交错纵横，使其成为偷倒垃圾、集卡占道停车的“重灾区”。
“我们尝试过增加监控，但村域面积大，难以全覆盖；也尝试过在路上装限高杆，但防不住小货车、黄鱼车等小车。”光明村书记阮伟鸿坦言，只能增加村干部和网格志愿者的巡逻频次，尽早发现被偷倒的垃圾，防止产生异味，影响环境，“大部分情况都抓不到肇事者，最终由村集体经济承担垃圾清运的费用，每次都要大几千。”
在乡村治理中，两方为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近期，各地都在加强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管理，柘林镇迎龙村村书记李天舒却面临着来自村民的“灵魂拷问”：既要求电瓶车不能停放在家中充电，又不许在宅前屋后违章搭建停车棚，刮风下雨时电瓶车该如何充电？
李天舒告诉记者，为缓解这个矛盾，迎龙村计划在村内统一安装一批电动车充电棚，但农村地广、民宅点状分布、电动车量大，要合理布局充电棚点位难度大，“既要排除安全隐患，又要给村民提供便利，着实很难平衡。”
“人防+技防”
改变“重建轻管”现象
过去几年里，依托美丽乡村建设，上海不少农村整体面貌由干净整洁逐步向优化美化转变，在传统田林路宅的基础上，完善了绿化带、景观区、生活服务驿站等配套设施，引入民宿、餐饮等业态。尽管乡村面貌得以重塑，但后继的维护成本也随之攀高。
因此，在建设后期，有的乡村开始出现“重建轻管”的现象，如绿化带荒芜、花坛里杂草丛生、配套设施破损失修等。要提升农村精细化管理水平，亟须建立一套常态化长效管护机制。
在这方面，迎龙村和六墩村有着积极的探索。自2019年建成美丽乡村起，迎龙村便建立了农村公益社会组织“公益服务社”，根据迎龙村后期管护的实际需要，为65岁以下身体健康的、愿意投身劳动的村民创造公益岗位。将河道清理、绿化养护等工作，交由本村村民自愿承接完成。既让村民增收，又减轻了村集体经济的支出成本。
六墩村则深谙“做大朋友圈”好处，借助党建结对平台，将占地4.6平方公里的村域面积中相当一部分进行划片包干，由政府机关单位、银行、企业等共建单位承担起各自负责片区的绿化河道养护、垃圾分类等工作。有了强大的“外包”团队，即便六墩村将每年100多万的养护经费硬生生砍少了一半，也丝毫不影响村容村貌，后续养护反而更有活力了。
“‘重建轻管’的部分原因是目前没有建立相应的成本分担机制”，在上海财经大学城乡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锦华看来，农村要达到管理精细化、可持续化，成本问题同样关键。针对村集体经济难以负担后继维护成本的村落，应当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村集体支持、村民自主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常态化长效管护机制。
靠技术赋能，也是农村提升治理精细化水平的有效手段。
近两年，江海村建设了数字村居智慧平台，构建三维实景，集成人房信息管理、车辆管理、乡村资源管理等数字模块，实现村居治理“一屏统管”。依托该平台，江海村采用了无人机技术对村内重点片区进行定时定线巡查和视频采集。无人机一旦巡查到问题，便直接弹窗到村干部手里软件上。利用“技防”优势，弥补传统“人防”对厂区深处、河道林地等犄角旮旯处管理的疏漏。“比如，针对工厂偷排污水，过去很难找到证据，如今依靠无人机热成像画面，问题得以清晰辨别。”村干部徐志强说。
今年以来，江海村还在大大小小村道入口处装了近30个道闸。想要通过道闸，村民需扫描安装在家家户户的门牌码登记房屋和车辆信息。通过对本村村民和外来租客实行不同收费模式，既大幅减少集卡停车、偷倒垃圾等风险，又便于村委会利用平台上搜集的数据做好外来人口登记和宅基房租赁管理工作，实现停车管理与人房登记协同起效。
顺应人口变化
发挥新老村民自治积极性
“提升农村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仍需立足农村生活生产的实际，不能生硬照搬城市治理的标准细则。”在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马流辉看来，农村精细化治理要做到去城市中心主义，与村民“平视”是关键。
“如，不能用城市公园绿化草坪的修剪标准去要求农村道路两旁的杂草。又如，前些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求农民养的鸭子不能靠近河流水源，这不符合农村生产的实际，导致村民配合度低，最终执行不下去。”马流辉说。
张锦华提到，相比上海城区，当下乡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还不完善，网格化治理体系尚不健全，数字化治理服务供给能力存在不足，加之农村人口结构变化，成为制约乡村精细化治理能力水平的瓶颈。
专家提出，农村提高精细化治理水平，需要不断提高村民自治水平。例如，近些年上海不少农村都在实行“积分制”，通过积分奖励，提高村民参与乡村自治，维护人居环境的积极性。
但据记者走访了解，一些农村的“积分制”效用不如预期。有村干部直言：“参与积分制的总是长期以来就热心参与本村事务的本地老人。对其他村民和日益增多的年轻外来人口而言，传统‘米面粮油’等奖品的吸引力并不大。”
于是，同样是积分制，不少村尝试丰富积分兑换场景。比如，浦东大洪村与共建单位浦东人民医院达成合作，之后将在村内设点，由专科医生定时定点前来为村民问诊，村民可提前使用积分兑换服务，优先享受服务或享受上门服务。光明村开展了“七色堇”积分集市，村民们的积分不仅可以在传统积分超市兑换生活杂物，还可在每季度举办的集市上兑换文创礼品、美食、公益服务和村委组织的公益课程等。
除了积分制，沪郊各村也探索了多种治理模式。六墩村推出了“长凳夜话”和“墩墩集市”两个乡村治理品牌，通过打造村民喜闻乐见的活动，拉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距离，村民的诉求以及意见建议得以更快被听见，参与农村自治的积极性也逐年提高。针对外来人口多的特点，金山区漕泾镇阮巷村聘请原村党支部书记和来漕20余年的来沪人员担任调解员，为本地村民和外来新村民搭建桥梁，让乡村治理的触角延伸到更广泛的群众。
“近年，上海乡村发生了许多积极变化，有更多本地年轻人回到乡村发展，更多城市居民到乡村创业生活。因此，农村治理也要顺应形势变化而创新模式，应当更有包容性和张力，吸引如新农人等更多人参与，做到自治、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结合。”张锦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