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材料从“空口无凭”到“有理有据”
“以前以为劳动仲裁离自己很远，没想到第一份工作就闹上了仲裁院。”来自安徽农村的新江北人小张刚提交完申请材料，主张前单位补足欠发的绩效薪资及年假折合工资共计九千多元。
对小张而言，劳动仲裁既像脑筋急转弯，又像数学题，光“单位欠了你什么”这个问题就让小张算得头昏脑胀。除了欠发的绩效最明确，其他几笔账算起来都有很多小细节，比如年假如何折算？能否申请双倍乃至三倍赔偿？
“最怕的不是算账，而是连单位欠了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劳动者都不知还有应休未休的年假工资、医疗期工资、年终奖、高温补贴等，本应放在账本上的条目、应当拥有的权益，劳动者却在不知不觉中“弃权”。
在心中有了账本之后，又要如何证明单位欠了账呢？这对于劳动者来说是最难的部分，也是决定劳动仲裁能否胜诉的核心。提交哪些材料因人、因案件而异，唯一的标准和指向就是逻辑链清晰、前后相合，直指账本的靶心，证据越充分、越能说明问题，赢面就越大。
但即便是最基础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社保参保缴费证明等材料，要收集起来也要多方奔忙。擅长掌握网络的年轻人穿行在各个网站、App上寻找查询入口并下载、打印，“银行流水在手机银行中查找，社保参保缴费证明在‘我的南京’App及‘江苏智慧人社’查询，企业工商登记材料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就能下载……”小张表示别看她现在说起来行云流水，当时翻找下载也是费了一番功夫。
劳动仲裁部分基础材料
以上都是官方可查的基础材料，难的是从用人单位的口中“夺食”，尤其是在加班认定、浮动性绩效的认定等方面，在这些非理想情况下，以上基础材料并不够，想要维护权益还需要更多能穿透靶心的“子弹”，包括但不限于工资条、加班证据以及与用人单位交涉的录音、录像，要从中挖出证明单位欠账、具体欠多少的有力证据，而录音录像分别要整理出文字版、刻成光碟。法律逻辑很严谨、仲裁程序很严谨，申报的材料也需要严谨，但从“空口无凭”到“有理有据”的路很难走。
在仲裁院现场，也并不都是善于搜索信息、整理材料的职场“白领”，还有很多工人，对于这道要素过多的数学题，他们似乎并不善于解答，需要什么材料、在哪弄、这笔账怎么算，有时同一个问题都需要问很多遍，不善于找网站下载相应材料的他们也要不止一次地求助于打印店，或者直接线下在银行、社保机构等单位间穿梭奔忙。不想在休假、社保等细枝末节处斤斤计较，他们只一心想要回“大头”。
劳动仲裁是披荆斩棘的“中点”
“不到万不得已，没谁想仲裁。”这是不少劳动者的心声。大多数人在下定决心仲裁前，一般都经历过两步：第一步和企业多次协商，尝试在内部解决问题，软硬兼施、博弈无效后走向第二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两道“筛查网”过完后问题无法解决，劳动者才会想到走向劳动仲裁。因此劳动仲裁并不是劳动者主张权益的第一站，从协商无果、收集整理材料到求助仲裁手段，这场点断式的拉锯战能持续半年乃至更久。
在与单位的博弈中，能胜出的劳动者不多。“离职之后才开始和单位清算这些，但是工资条没有、有力的录音录像也没有，手里没有筹码就只能任凭摆布。”后知后觉、错过有利时机的小张无奈表示。必须在离职前、单位毫无戒备的时候提早下手，搜集证据，这样才能获得主动权，但并非每一位劳动者都精通劳动法和孙子兵法，像小张这样事后懊悔的人很多。这些私下与单位的交涉是解决复杂纠纷的“前菜”，毕竟仲裁程序还没开始。
法律援助部分申请人的“救命稻草”
“非常荣幸您能做我的律师，对我们农民工的帮助和指导，帮我们讨回来工资。”身为农民工的齐先生在胜诉后，对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李律师表达了诚挚感谢。如果仲裁申请人为农村户籍，或存在经济困难等符合法定条件的状况，即可在仲裁部门现场寻求免费的法律援助服务。
寻求法律援助的劳动者
法律援助律师对绝大多数劳动者来说是“及时雨”，也是“救命稻草”。在六合做保洁工作的林阿姨于今年一月份被突然辞退，单位未签合同，也没有为她缴纳社保，在进行法律维权时，法律援助律师俞媛媛帮助她填写仲裁申请书，并开展仲裁各项流程，帮了林阿姨的大忙。同样接受了法律援助的劳动者莹莹也表示：“对仲裁流程不熟悉，提交申请后仍然需要配合仲裁员走流程，还有开庭的一些准备，能有专业人员的帮助心里自然是更有底的，律师也会帮助梳理分析，从专业角度给出现有状态下的最优解。”
但法律援助并非“万能药”，仲裁中的风险仍然不可杜绝，决定案件成败的不是律师，而是案情及材料。跑过秦淮区、建邺区及江北新区三处仲裁部门，与多位援助律师交涉过的小张表示：“每位律师对案件的理解不同、做事方法不同，因此对证据材料的要求以及给出的建议都不一样，能遇到负责而又强硬的律师会比较幸福，但决不是说案件就一定胜。”
在劳动纠纷的泥泞中，无论是劳动者还是用人单位都不好过。大企业可能会担心劳动者进一步上诉至法院，会影响企业信用、融资上市及员工招聘等，想尽量低调处理，对于小企业，这些威胁则微乎其微，唯余部分负责人员头疼，“不想闹太大，遇到这种问题能协商或者调解完是最好，我们也倾向于大事化小。”在企业负责人事工作的唐女士表示，但事与愿违，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下，这笔账太难清算。“前几年疫情影响，很多企业的确也很困难，效益不好就会影响到员工，劳动纠纷也就随之水涨船高。”记者在探访中，从江北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值班律师处了解到。
江北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总之，在劳动仲裁的道路上，大家各有各的难。“就我所知，我们单位有7个人在解决纠纷，隔壁部门的三位员工思路清晰、态度强硬、材料也比较充分，坚持仲裁，最终拿到了几万块的赔付，我们部门的四个人，一位选择接受调解、成功拿到钱但诉求打了折扣，一位身在外地不方便回来走程序，一位嫌麻烦放弃了，剩下的就是我才开始仲裁。”最终究竟能否拿到钱呢？小张不确定，但只要拿起了法律武器，希望总还是有的。
新江北报记者张玉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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