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古代西亚地区，存在着大量的民事活动和民事法典
据考古学家考证，古代西亚地区最早出现的楔形文字，本来就是和印欧语系属于一个大系统的{6}。这种楔形文字最初是由象形符号演变而来的。早在公元前5000年时，在西亚地区就已经有300多个记号，它们不断地被使用在贸易上，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打磨，约公元前3500年，楔形文字终于由苏美尔人所创造，并最终定型。随着楔形文字的产生，苏美尔人的心灵也因此变得愈加开豁，民事交往以及商业活动中法律制度的创设也有了可能。公元前2500年左右，楔形文字日趋成熟，它是由用芦苇做成的带有三角形笔尖的笔在湿泥板上刻画而成的楔形符号组成。这些楔形符号的意义在于使真实的生活和固定的制度（如圣书、法典和诗歌）永久流传，也使各种独特的民事规范和商业惯例变得更加鲜明。楔形文字，成了古代西亚地区人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流的主要手段，也成为记载古代西亚各种民事规范的惟一工具，并推动了民事规范的法典化。
最后，宗教的状况对民法的起源也有影响。在古代罗马，虽然早期的法律受到宗教的影响，但后来就与宗教分开了，成为一个世俗的社会领域和完整的体系。其表现为：公元前5世纪中叶制定的《十二表法》，虽有关于宗教的一些规定（如第十表），但整个法典，已是一个比较彻底的世俗性法典，基本上摆脱了宗教的影响；公元前4世纪后，平民出身的人也开始能够担任神官。这样，就冲破了贵族—神官—神法与人法的媒介者这种传统体系。公元前198年，执政官阿埃利乌斯进一步以世俗官吏的身份，对法律进行解释、论述，并著书立说，从而，使罗马法最终成为一门世俗的学问而摆脱了神学体系。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法律包括民法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与罗马的情况相似，在古代西亚地区，虽然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有很大影响，立法者（如汉穆拉比国王等）在法典的序言中，也都宣称自己是神的人，受神的委托颁布法律，统治人民。但我们研读古代西亚地区留下来的各大法典，从最早的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乌尔纳姆法典》，到公元前1930年前后的《李必特·伊丝达法典》、公元前1770年前后的《俾拉拉马法典》、公元前1750年的《汉穆拉比法典》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世俗法典。虽然，我们不能说法律与宗教的分离是民法起源的必须条件，但至少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我们看古代希腊和罗马，看近代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民法发达史，应该清楚这一点。因为民商事活动摆脱宗教的束缚，民事规范（法典）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和成果，有利于民法的进步和发达，已经为世界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法律发展的历史所证明。[3]
三、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是古代罗马民法的渊源之一
据考证，公元前6500年，就有来自古代西亚地区的居民大量迁移到爱琴海诸岛和希腊大陆，带来了发达的西亚农业文化，这些移民仍积极地保持着家乡习俗{7}。至苏美尔人初创文明时期，古代西亚居民已经开始与希腊人建立起了进一步的联系。譬如，克里特岛出土了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时代的赤铁矿圆筒印章表明：古代西亚地区的苏美尔人、古巴比伦人在民事交往中契约订立、财产转让等法律效力的重要凭证之一—印章，其具体的效用已为古希腊人所认识，并有可能已适用于当时希腊社会商业贸易活动之中。
除了苏美尔、古巴比伦文明的影响之外，古亚述王国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商业殖民点，拥有完善的组织网络和完备的民事习惯法。古亚述发达的民事规则同样适用于其商业殖民地。而且，大批希腊人很早即从半岛来到西亚，或者定居做工，或者从军，譬如，新亚述帝国军队中就有不少希腊人。正是两地边贸和战争加强了古代西亚法律文明对外传播的力度，因此波及到了稍远的古希腊。这个离欧洲本土最近的东方国家，其法律文明直接影响了古希腊民族。公元前15世纪前后，赫梯王国颁行的《赫梯法典》是这一时期楔形文字成文法典的代表，该法典中的婚姻及家庭、财产及继承、经商及契约等规则，对古希腊的通商、文字以及法律等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古希腊早期文明。
另一方面，通商是古代西亚地区和古希腊文明的共同特征之一，与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产生相仿，作为希腊字母的始祖，古老的腓尼基文字就源自商业。而腓尼基文字和楔形文字同属于苏美尔人的祖先闪米特民族的语言。公元前1000年，腓尼基字母传人希腊后，希腊人借此创造了希腊字母，因此成为希腊、罗马（拉丁）以及后世西方文字的渊源。有了文字才有了西方历史的黎明曙光。从此，西方文明开始学习并赶超了古老的东方文明。
与此同时，约公元前5世纪左右，希伯来的重要典籍《圣经》被译为希腊文，预示着一神教在地中海世界的兴起，也意味着古代西亚法的集大成者希伯来法有了一个传入希腊社会的直通桥梁。公元前4世纪中叶，马其顿王国征服古希腊后，又将古老的巴比伦作为帝国的首都，使得巴比伦城成为东西文明融合的中心，由此拉开了古代西亚地区“希腊化时代”的序幕。在社会生活和民事交往中，亚历山大大帝及此后的塞琉古王朝的君主均专门采取措施奖励征服者们与当地人的通婚及其他交往，长久以来根植于古代西亚民众生活之中的民事规范也因此愈加融入到异族征服者的社会生活。可以说，希腊化时代是架接起古代西亚地区和古希腊、古罗马等西欧国家的法律文明重要枢纽{8}。古希腊法、古罗马法中包含的不少东方法元素大多来自这一希腊化时代的文明碰撞。
这一重要的时期，尽管外来征服者的战争不断蹂躏着西亚地区和古希腊的民众，但地区间抑或民众中的商业往来始终未曾中断。[5]古代西亚地区楔形文字法典所遗存的民商事规范汲取了楔形文字法文明成就的希伯来法等开始为西方世界所认知与践行。这可以从一些记载有契约、申请书、诉讼案件记录的羊皮纸和碑文中窥见一斑。诸多的希腊化国家（如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小亚细亚的帕拉马王国等）私法方面均适用当地居民的成文法和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促进了古希腊与古代西亚地区法律制度更实质性地融合。
公元前266年，罗马对居住有部分希腊人的泛希腊地区的征服，使罗马同希腊文化发生了更为密切的接触，为此后西方民法在古罗马的兴盛奠定了文明基础。尤其是至公元前30年共和国时期，罗马人不仅逐一征服了迦太基、马其顿、希腊半岛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而且还迫使古代西亚地区、安纳托利亚等地实际上沦为罗马的附庸。罗马进入帝国时代后，在帝国疆域东部，沦为行省的各地区其法律文明的交流有了更为具体的载体—用东方文字（叙利亚文、阿拉伯文和亚美尼亚文）编辑而成的法学典籍，在帝国东部广泛地流传。这些教科书不仅“注意到一些最新谕令所做的修改，有时还考虑到行省法中的规范”{9}，并在公元6世纪发展为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为此，当代美国学者博厄兹·科恩（boazco-hen)将这一时期形成的古希伯来口传律法与古希腊-罗马法（graeco-romanlegal）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了在各自的民法中有许多对应的术语和相似的法律制度{10}。要言之，古罗马法与希伯来法发生密切联系主要反映在《耶路撒冷塔木德》之中，在这一典籍中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犹太教圣经注释家们对《圣经法典》的编辑与校正而形成的《密西拿》，反映了在古罗马人统治下，两地法律之间的直接交流{11}。诸如，古罗马法中的特有产（peculium)、抵押（hypotheca)、动产遗嘱（will/testament)、买卖文契或账单（bill/billofsale)等，在希伯来口传律法中均可一一找到。而“庭审备忘录”(bench)、“裁决文书”（table)、“换币官”(moneychanger)、“银行业者”(banker）等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中常见的称谓则出现在古罗马民法之中{12}。
通过以上的论述，笔者认为，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不仅是先于古代罗马的人类最早的民法渊源，而且也同时是（希腊）罗马民法的历史渊源之一。我们开展对这一地区民事规范的研究，并质疑古代罗马民法的最早渊源地位，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世界民法之起源、发展、演变的线索和途径，并探索其发展的内在的规律，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代民法的内涵与本质。但这一宏大的工作，仅靠少数学者是无法胜任的，需要我们更多的民法学者和法律史学者的共同努力。本文仅仅是一块引玉之砖，抛出来是为了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以便大家一起来开垦这块处女地。
注释:
[2]迄今考古出土文献业已证明，在这些古代西亚地区的文献中，属于民法范畴的内容特别多。可以说，是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以及希伯来人共同缔造了古代西亚地区的民事规范。它对后世的影响力在《圣经》中还可以找寻得到。时至今日，古代西亚地区民事规范甚至借助于希腊法、罗马法以及教会法等，仍间接地影响着西方社会。
[3]至于古代西亚地区的最后一个法律体系希伯来法，虽然是宗教法，但它对该地区民法规范的贡献，主要是继承，而非具体条文和制度的创造。如果说它有一点创造，则主要是在民法（契约）理念方面，而这又对希腊和罗马的民法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因此，说法律与宗教的分离有助于民法的起源和发展，在总体上是说得通的。
[4]而古希腊民法对古罗马民法的影响则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譬如，古希腊法对民事主体的规定奠定了后来罗马法的人法制度，有关质押及抵押的应用也为后来的罗马法所吸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罗马法渊源-《十二表法》表明，古希腊对于罗马文化和文明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西塞罗和盖尤斯的著述都暗示：他们确信，罗马法起草之时，一个立法委员会曾被派往雅典学习希腊法和法律制度，这是一段不争的历史。"（参见peterdecruz,comparativelaw:inachangingworld,2nded.，cavendishpublishinglimited,1999,p.11)。古罗马私法的发达应该有着古希腊民法的贡献。
[5]早在193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翰·弗雷德里克·刘易斯(johnfredericklewis,1885-1932)夫妇就整理和破译了大量出土于这一时期西亚地区的楔形文字商业文献，它们多是古波斯统治时期的民商事文献，其中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之君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的文献最多，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具体包括有关某房屋所有权的、某交易中个人义务的、20只小羊羔买卖事宜的、有关某债务奴隶买卖价格条款、在某阿卡德人法庭上所发生的一次寄存关系、某一项个人的委托、某一房屋的买卖、20名奴隶的租借，等等。其他波斯国王加冈比西斯（cambyses，-前522年，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薛西斯一世（xerxes，公元前519-前465年，公元前485-前465年在位）、阿塔泽克西兹一世（artaxerxes，-前424年，公元前464-前424年在位）等统治时期的民商事文献也有不少。seehar-oldg.stigers,neo-andlatebabylonianbusinessdocumentsfromthejohnfredericklewiscollection,journalofcuneiformstudies,vol.28,no.1.(jan.,1976)，pp.3-59.
罗马法作为大陆法系民法的源头，对近代欧洲大陆国家及继受大陆法系的地区的法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其中罗马法学教育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欧洲大陆的罗马法学教育发展较早，最早的起源于十一世纪左右意大利博伦亚大学的罗马法学教育，当时随着罗马法《学说汇纂》被重新发现，博伦亚大学成了当时世界罗马法学教育乃至法学教育的中心，据记载当时德国派去意大利学习罗马法的学生就达到千人，这也直接为世界罗马法学教育及法学教育中心之后向德国转移奠定了基础。从西方法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特别是大陆法系的法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罗马法学的教育。
一、我国近代罗马法教育的发展概况
二、当下我国罗马法学教育的反思
(一)学科建设上重视不够
目前，在我国法学学科体系中，罗马法学一直是依附于民法学，作为二级学科民法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存在，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的16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民法作为专业必修核心课程存在，像物权法、债法这些重要课程也只是作为一般法学专业课程开设，罗马法只能沦为一门法学专业选修课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沦为一门专业选修课，这和罗马法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性和影响是极不相称的，这从侧面反映出了我国在学科建设上对罗马法学教育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定位不准。罗马法学作为大陆法系民法的理论和制度源头，应该在法学教育中处于应有的地位。
(二)缺乏相对专业的师资队伍
罗马法学教育中的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是，专业的罗马法教师匮乏，除了一些设有罗马法研究中心的名牌大学外，其他高校鲜有专研罗马法的，即使像中国政法大学的费安玲、丁玫，厦门大学的徐国栋，北京师范大学的黄风，也都是以民法为主要研究方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罗马法学家，真正像安徽大学的周枏这样的罗马法学家是凤毛麟角。罗马法学专门人才为何奇缺究其原因，不外乎罗马法学对学者的外语要求较高，需要熟练运用拉丁文、意大利文或德语、法语，毕竟国内的罗马法学资料少之又少，而我国法学家中既擅长民法，有能熟练运用外语的人有限，无形中限制了罗马法学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教师尚且如何，学生更不必说，自是避难就易，少有人以罗马法为学习研究方向。
(三)教学资源匮乏。
国内目前的罗马法资料由译著、专著、教材、论文、期刊等组成，其中译著以《民法大全选译》系列，《法学阶梯》，《学说汇纂》各卷，意大利P.彭梵得著的《罗马法教科书》，意大利G.格罗索著的《罗马法史》和尼古拉著的《罗马法概论》等;国内专著主要以民国时期罗马法著作为主，如陈朝璧的《罗马法》、丘汉平的《罗马法》、黄右昌的《罗马法与现代》、陈允、应时的《罗马法》，近期的有江平、米健合著的《罗马法基础》黄风的《罗马私法导论》，周枏的《罗马法原论》等，期刊主要有各罗马法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出版的《学说汇纂》、《罗马法与共同法》和《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等。虽然种类已经比较齐全，但是数量上和我国罗马法学教育研究的需求相差甚远。
三、当下我国罗马法学教育的改革路径
(一)设置罗马法学为法学专业必修课
为使罗马法学教育在我国法学教育中处于应有地位，笔者认为教育部应该修改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目录，将罗马法学列为和法理学、民法并列的一门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退而求其次，至少也应该将罗马法学列为一门法学专业必修课。首先，这是罗马法作为整个私法及部分诉讼法的理论和制度源泉的重要性决定的，作为以大陆法系民法为蓝本建设的法治，我们的法学教育不能舍本逐末，其次，纵观西方法律发达国家的法学教育，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罗马法都是作为一门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开设的，及时在我国罗马法学研究兴盛的民国时期，罗马法学也是作为一门与法理学、民法学并列的学科开设的。
(二)培养罗马法学方面的专职教师
(三)翻译引进最新的罗马法学研究成果，加强国内罗马法学研究成果的转化
[关键词]让与担保担保物权物权法草案
一、让与担保的历史起源及演变
1、罗马法上的信托制度
首先，在观念层面，基督教在西方人的灵魂中普遍植入了信仰精神和宗教情怀，为西方法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几乎完全统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教会法的效力甚至高于世俗法。人们普遍信仰上帝，而信仰是一种发自人们心灵深处的神秘的感情，它源于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敬畏，不会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对上帝、对教会的法律的这种恒稳的信仰，使人们容易以一种宁静而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神圣的权威，当法律站到这个圣坛上时，法治大厦就有坚实的基础了。从现代西方法庭的布局和法官的服饰（假发、法袍）中的强烈的宗教色彩，从西方法官、律师以及诉讼当事人或证人宣誓的那种宗教气息，我们可以宗教的深深印记。另外，基督教教义中倡导的一系列理念，也为现代法治社会成长的土壤增加了肥力。比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重视生命的价值，弘扬博爱和人道主义，讲究信义与诚实信用，等等。教义中蕴涵的伦理道德和善良习俗也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发挥作用，成为软化法制的刚性的剂。
其次，在制度和法技术层面，由于教会法是一个达到系统化和较完备状态的法律体系，它的一些制度和法技术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教会法的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在西方一直发挥着作用，至今仍为各国所承受；在刑法和方面，教会法对感化、矫正罪犯的充分注意给后世刑事法律以有益启示；在诉讼法方面，教会法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以国家追诉原则取代私力报复，废止神明裁判而采证据裁判原则，较原来的弹劾式诉讼是一个进步，为后世刑事诉讼制度奠定基础。由于中世纪各国天主教的联合，罗马教廷位居各国之上而可以充当仲裁者的角色，教会的一些教义也往往成了调整国际关系的准则，呼唤和平和以协商解决国际纠纷的做法对后世国际法产生了影响。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基督教在西方中世纪的强势存在，造成了宗教势力与世俗政治势力之间的制衡，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尽管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这两种势力或此消彼长，各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或势均力敌，而且互有渗透，但总体而言，基本上形成了两相匹敌的政治法律权威，即精神的权威和世俗的权威，达到“恺撒的归恺撒，耶稣的归耶稣”所言的状态。既然不存在绝对、唯一的权威，也就不容易产生钳制一切的专制。“一个追求自由的人可以两边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会；得罪了教会，可以请求国王的庇护，”教会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张力给人们带来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
二、罗马法的占有概念和罗马私法的其他理论和制度一样，对后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甚至罗马法学家对占有概念的认识分歧，也直接反映到了后世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中。需要指出的是，占有虽在现代西方各国法律体系中都有一席之地，但其地位和作用则多有差异，几无相同之制。正如澳大利亚学者瑞安所指出的那样：“在有关占有的法律中，各种构成现代民法本质的线索如此紧密和错综地交织在一起，恐怕法律的任何其他领域都无法与之相比。罗马法理论、古老的日耳曼惯例和封建观念，以及法院改革和黑格尔学派的形而上学都曾影响占有法律，并使这个论题特别有趣和复杂”。〔3〕
大陆法系是随着罗马法的传播和继受而形成的，罗马私法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在大陆法系各国的民法理论和立法中几乎都得到了体现，占有也不例外。近代法国、德国、日本和瑞士的民法典，均设有占有的章节或条款，学者们也重视对占有的研究。这些国家的占有立法和理论尽管都以罗马法（法学）为基础，但却各取其一端，反映了不同的立法（理论）取向。这种分歧，集中地表现在对于占有的本质和成立条件的认识方面。
以上分析表明，起源于罗马法的占有概念，无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普通法系国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并且，从表面上看，两大法系对占有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似乎颇为接近-都承认占有这一法律现象，并赋予一定的法律效果。然而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两大法系的占有观念是存在深刻差异的。
其次，在占有的具体规则方面，两大法系也存在差异。例如，依普通法规则，就同一物而言，只能存在一项占有权，当受托人享有占有权时，委托人即无此权利，若标的物遭受他人非法侵害，唯有受托人有权提起非法侵占之诉，委托人只有在标的物受到持久性损害从而侵害其未来利益时才能得到救济。而在德国、瑞士民法中，占有有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之分，质权人、承租人、保管人与出质人、出租人、寄托人同时受到占有规范保护。再如，在占有的具体归属上，大陆法只承认抵押权人、质权人、永久或长期租佃人和赌款保存人等几种占有，而普通法则将占有保护扩大到一切受托人。此外，在占有的保护手段方面，两大法系也存在差别。
尽管两大法系在占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把占有作为物权法（财产法）中的一个特殊问题加以规制，以完善物权法（财产法）的调节功能。无论是强调财产的归属还是注重财产的利用，都借助了占有制度这样一个有效的工具。例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民法都通过只有事实推定所有人，并对合法占有人加以保护；英美法也确立了保护占有的一系列方法；占有时效在两大法系都被作为所有权的一种取得方法。
三、在我国民法中，占有和“占有权”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占有”在民法理论中被解释为“主体对物的实际管领和控制”，并被区分为所有人占有与非所有人占有、合法占有与非法占有、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18〕“占有权”是所有权的一项权能，或者是非所有人基于对物的合法占有而产生的权利。如《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80条规定：“国家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确定由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国家保护它的使用、收益的权利；第82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受法律保护（学理上认为，上述“使用、收益的权利”和“经营权”即包含占有权在内）。这就表明，在中国民法中，“占有权”只是所有权或他物权的一项内容，并非一类独立的权利；而占有的概念则至今未见诸立法，独立的占有制度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国现行立法对占有的定位，固然有其历史原因（如前苏联民法的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国家财产运行模式的僵化理解等），但在今天却面临着现实的挑战。
首先，人们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已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有所有权人的占有，也不经营权、承包权、土地使用权等他物权意义上的占有，还有保管人、承租人、承揽人及无因管理人等债权意义上的占有。故此，仅从所有权或他物权意义上对占有关系加以调整，而不确立占有的一般调整原则和方法，在立法上是不完备的。
其次，在当今世界各国民事立法中，财产归属的观念日渐淡化，对债权的保护则不断加强。大陆法系国家的“买卖不破租赁”原则和英美法中的“经济侵权行为”概念，都体现了对债权的排他性的肯认态度。我国有关法规也有类似规定。这种对债权的特殊保护，与其说是“债权的物权化”，不如说是对占有保护的强化，而这种占有是以债权为依据的。类似的现象，在保管、承揽及无因管理甚至不当得利等债的关系中也存在。从立法上对上述种种占有关系加以统一调整，对于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是十分必要的。
再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和流通处于高速运行之中，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日显重要。为了保障商品流通的安全有序，通过占有制度对非物权人的占有予以一定的保护，也是非常必要的。例如，通过赋予占有公信力，可使善意受让人免受无辜损害；规定遗失物拾得人、埋藏物发现人等依其对于物的事实占有而享有排除他人妨害其占有的权利，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占有制度的确立也是弥补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某些缺陷的需要。这突出地表现在时效制度方面。我国现行立法采取的是单一时效体例，只规定诉讼时效而无取得时效（占有时效）。依诉讼时效制度，权利人未行使请求权之事实状态持续法定期间，即丧失胜诉权，义务人之义务不受法律强制履行（依一般法理，此时双方关系转化为自然之债）；然而，在非法侵占动产、不当得利等涉及动产占有的情形下，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占有人对物的占有关系尚缺乏法律调整，这无疑是民事立法中的一处漏洞。在不规定取得时效的情况下，这一漏洞只有通过占有制度加以弥补。
基于上述理由，在我国民法中建立占有制度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然而在如何构建中国占有制度这一问题上，学者间存在不同见解，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占有概念和性质的理解及对占有制度与现行物权制度相互关系的认识等方面。对此问题，笔者也略陈管见。
其一，占有是一种事实而非权利。正如马克思所言：“占有，是一个事实，是不可解释的事实，而不是权利，只是由于法律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19〕法律意义上的“占有”与“占有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主体实际掌握财产的事实状态，后者则是主体得占有特定财产的法律上资格。就某一财产而言，占有人未必为占有权人，反之亦然。将占有界定为一种事实，意味着在立法上不承认德国、瑞士民法所认可的间接占有，也不存在日本民法所确认的独立意义上的占有权。
其二，占有主体可为物权人，也可为非物权人。物权人（所有权人、用盖物权人）对标的物的占有事属当然，但占有人并不以物权人为限。换言之，占有制度与物权制度之间并不存在包容关系，在立法上应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其三，占有以主体实际掌握财产的客观事实为要件。占有的成立，只要求主体掌握财产的外观，而不问其内心意思。“”主观说“在理论上虽有其价值，在实务上却难以操作，故我国立法宜采客观标准。
其四，赋予占有一定的法律效果。确立占有概念的立法目的，在于对占有进行科学的分类和定性，并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例如，将占有区分为合法占有与非法占有、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和平占有与占有、公然占有与隐秘占有、继续占有与不继续占有等等，并赋予权利的推定，权利的取得，占有人的自力救济和物上请求权及占有人的责任等法律效果。
注释：
〔1〕转引自冯卓慧：《罗马私法进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02页。
〔2〕〔4〕〔7〕〔8〕参见周枬：《罗马法原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6月版，第411页，408—409页、413页、414—415页。
〔3〕（澳）瑞安：《财产法中的占有和所有权》，载于《外国民法论文选》，第162页。
〔5〕（意）彼德罗。彭梵得著，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271—272页。
〔6〕〔9〕江平、朱健：《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87页，第49页。
〔10〕〔16〕〔17〕（英）W.W.Buckland、F.H.Lawson：RomanLawandCommonLawCambridgeVniversityPress1974p66.P.68.
〔11〕〔12〕（英）KenethSmith&DenisJkeenan：EnglishLaw，FiftheditionPitmanpress1975，P387.
〔13〕〔14〕（英）O.HoodPhiuips&A.H.Hudson：AFirstBookofEnglishLaw，Seventhedition，P288，Sweet&Maawell，1977.
〔15〕孟勤国：《占有概念的历史发展与我国占有制度》，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