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科·庞德教授作为社会学法学的重要人物，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完整地阐述了其关于法律功能及运行原理的基本主张和展望。全书共四章，分别阐述了法律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本身及运作过程之剖析、利益保障之作为法律的根本任务，以及强力背后的价值秩序分析。
一、文明与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SocialControl）是一个专有名词，不可将其理解为动宾短语“控制社会”。回到人类文明，即一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出发点上。回顾人类史，文明的发展无外乎人类对物质自然界的不断理解和把握，但这只是一方面。为了使人类可以心无旁骛地探索自然，他们还需要预防并解决有可能出现的“内乱”：如果人们需要随时武装自己、保持警惕以防止受到其他人的故意侵害，那么文明的探索发展过程就停滞了。因此人们需要控制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以保障既有文明成果的传承。而这种控制力量就被称为“社会控制”，其目的在于阻止人们从事不符合社会秩序的行为，防止可能发生的破坏性结果。
社会控制的工具不止法律一种，家庭与家族、宗教组织和伦理道德都曾发挥过主导作用。在古希腊和我国的春秋时期，法律与伦理大抵等同：“以礼治国”的思想繁荣生长，城邦立法和各人、各行业的伦理习惯也被视为一个整体，共同促进集体发展。后来的宗教组织（主要在中世纪）发挥了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功能，并在部分时期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伦理道德一直在发挥作用，不过更多地是个体内在的拘束力，并没有过多的外在保障措施。但是如今，在一个倡导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家庭、学校和宗教都不再承担主要的社会控制功能，法律居于第一位并发挥着普遍的社会控制作用。
二、宏观意义上的法律及其局限性
庞德教授认为，法律这一概念可以从三个角度上理解，以实现其在社会控制观念下的统一：由社会组织强力保障的整体法律秩序、对司法行政活动有约束力的权威性资料，和行政活动的运作过程。在当前的法学教育中，大部分内容都属于第二个层次。老师们向我们讲授概念、规则以及原则，说明法律如何通过“事实被涵摄而产生法律效果”的过程产生效力。但在资料背后，法律适用技术与社会理想的影响因素同样需要被考虑。适用法律的技术区分出不同的法系，而不同的社会理想决定了法律背后的合理性标准。一个社会可以推崇绝对的自由主义，也可以选择走集体的、计划生活的路线，法律的标准就产生于社会理想的内涵。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总存在其局限性：
1.法律适用本身是困难的，对自然事实的认定总是无法达致精确。形式上的各种保障措施也无法完全杜绝事实认定的误差。
2.部分生活事实不适于用法律调整，例如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培养，就不能通过法律强制实施。
3.通常法律能提供的救济措施是有限的。
4.为了实施法律，必要的个人自发行为必不可少。但对于大部分标的额不大的民事纠纷，当事人会因为种种利益因素的考量而放弃寻求法律帮助。这在无形中会削弱法律的纠错能力。
三、法律的任务
让我们再次回到一个原始场景：一个部落打猎获得了一只羊，在分食的过程中无疑会产生一定的拥挤，甚至发生踩踏。这时社会控制要求所有人尽量地平均分，也就是“为最大多数人做最多的事情”。资源总是有限的，社会控制却希望尽可能地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人的要求和愿望包含了“想要做”和“不想做（不想被命令做）”，自耶林以来，它们被统称为利益。人的愿望先于法律产生，它们是自然状态的一部分。法律能做的，只是嗣后承认这些利益、确认它们的范围并给予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利益。
利益是一种先于法律的概念，它象征着人在文明社会的生活中提出的各种要求与愿望。利益之间存在竞争关系，而法律在多方权衡后，通过划定法律权利的方式对特定范围内的利益予以保障。大部分的法律权利都以自然权利（人在文明社会中的合理期望）为基础，而只要一项权利为法律所规定，那么无论其是否有别的东西支持，它都被称为法律权利。
四、价值判断
对于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法律依据其自身的价值判断划定保护范围。在任何法律中，这种价值判断都体现了一定时空中的社会理想。历史上，道德秩序、理性秩序、生活经验秩序和意志自由秩序都充当过价值判断的核心。如今并不存在一种普世的、没有争议的价值判断，因而庞德教授提出，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价值判断问题。
首先是经验反馈：从长期调整各方利益冲突的经验出发，寻找一种使得各方利益尽可能不受损的合理价值判断。从罗马法开始，法学家们一直在进行着这样的努力，如今相当一部分的法律条文正是经验调整冲突的产物，它们被证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次是法律假说证成：在文明社会中存在着基本性的利益衡量标准，它们通常表现为抽象的原则，例如“假定私有财产受到保护”“假定不受到他人的故意侵害”“假定他人在行为时会采取必要的注意义务以免造成损害”和“假定他人会合理遵守契约”。但是抽象的原则越来越不足以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部分重大的利益冲突得不到具体的调整。
最后是关于法律秩序的权威性观念。这里的“权威性观念”是由理想社会秩序的内容决定的。
回到本书出版的20世纪40年代，庞德教授已经意识到了个人经济要求地位的上升、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需求和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本书以这样的论调收尾：在接下来的社会中，合作应当成为价值尺度的核心。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冲击和形而上学的衰落后，我们已经摆脱了单一至上的观念，而合作恰恰是一种过程，不是价值本身。社会控制手段的合作、学科间的合作，以及司法行政部门间的合作，不同的合作象征人类的主动精神和有组织的努力。法律秩序无法停下来等待确定价值的出现，于是所有人只能在合作与不断的摸索中前行。
（作者：孙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2023级刑法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