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东西是有私心的，因为我就在当年的三线地区。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带离地球，立场是逃不掉的。
我不是三线子弟，但在一个重要的三线建设城市周边的乡村长大，这个城市现在最主要的工业、最重要的公司，依然是当年三线的遗产。那些三线企业历经沉浮，皮糙肉厚地活了下来，竟然还是这城市的“大厂”，穿着蓝色的大厂工装走街上，可以双腿带风。
我高中同学有很多父母是北方人，他们普通话标准，身材明显是北方人的大个。我那时常去的一个书摊老板，经常和我聊天，也是一个地道的东北人，我当时还不理解，为什么这个城市有这么多东北人。网上喜欢开东北人的地图炮，我一般不好意思参与，当你生活中有与你有实际联系的东北人，你就下不了口。
这也是我的一个观点，参军、上大学，让广大青年与全国不同地方的人融合接触，是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机制。当你和不同地区的人真的有了现实中的接触，建立了不说深层次，至少是握过手拍过肩的身体链接，国家才真的变得具象，山东河南东北甘肃，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地理名词，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
而三线建设在这一点上，无疑起到了融合国家的作用。千千万万的东部地区的人，来到西部，来到三线，播下工业的火种，这是一次国家的融合，更是国家的塑造。
而三线建设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1、鸦片、酒精、槟榔、流民——逆差地区的报复
关于欧债危机，已经有很多的研究，都直指欧盟本身的缺陷：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最终可能造成欧盟的分崩离析。
德法作为欧陆强国，享受了欧盟统一的大市场，以优势的工业能力、资本能力在欧盟境内享受无摩擦的自由贸易，积累大量的顺差。这些顺差越拉越大，最后都变成了欧猪几国的债务，不管是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
由图：自由贸易最终的结局，都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但这些债务不会凭空消失，公共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表现为债务危机政府破产，私人债务则表现为人民流离失所，远赴他乡打工还债。德国开放的卖淫业，有近40万的妓女，80%来自外国，何尝不是弱势地区用劳务输出的形式回补逆差。对，面对强国的优势工业品，买买买一时爽，但你能卖给别人什么呢？没有什么可卖的了，就只能卖自己。债务就像阎王的勾魂索一样逃不掉。
更明显则是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墨西哥，巨大的生产能力代差，墨西哥农业被美国工业化大农场冲击得七零八落。墨西哥如何找补？毒品与流民。农村种粮食破产，只能换个作物种罂粟，与毒贩沆瀣一气，用毒品回馈美国，把外贸逆差找补回来。或者非法移民至美国，正当职业容不下，正好去做毒品分销链的一员。美国可以通过强大的生产能力输出债务与破产，但破产的墨西哥农民会用另一种方式报复。
中国之大，2020年GDP15.96万亿美元，已经超过欧盟15.2万亿美元的GDP总量，用中国一国去对标欧盟，或者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完全没问题的。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很少统计，但逆差制造债务，债务逼迫落后地区用其他途径找补，在中国一样明显。
中国有20万家白酒企业，云贵川就有8万多家，差不多占了40%。如果算产值，这个比重会更大，因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头部企业，都在这个地区：茅五泸三家销售额就高达1700多亿。
经常有人说，这些地区之所以出名酒，是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我认为这不是决定性因素，更多时候这都是营销说辞。中国白酒的格局都是建国后才建立的，诗与酒，在中国文学里有很大的比重，但作为国酒的茅台从未出现在古诗里。而且酿酒需要粮食，在古代酿酒业发达的地方，必然是粮食有足够富裕的富庶地区，说川黔，尤其是黔有厚重的酿酒历史，不合逻辑。茅台最早见于史册仅在嘉庆年间，红军路过茅台镇，作为胜利酒，从新中国高层开始风靡，茅台才得以成为国酒。
从自然条件，从历史底蕴，解释中国白酒格局都很牵强。实际上，这个白酒产业分布，和民国鸦片种植高度重合。
首先，种植面积极广：
“贵州产烟之处，约占全省三分之二”；
“光绪三十二年，国际鸦片委员会的报告书中称四川为中国第一产烟大省。1901年，四川全省的鸦片产量为15万担，1906年则增至23.8万担，四川一省的产量约占全国鸦片总量的40.6%。鸦片用地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6.4%，大大高于全国罂粟用地平均比重。”
第二，是当地出口的支柱：
鸦片也成为四川地区重要的出口商品。“光绪七年，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共出烟土26.5万担，三处土人所食，仅需15.5万担，余皆分运各省。”
“据日本人根岸佶估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出口商品价值约为3000万海关两，其中出口鸦片价值约占40%。”
第三，更是当地财政支柱：
“贵州军阀刘显世‘指使纵容黔军随军携带大量烟土入湘、入川变卖，以充军晌’，并于川黔要道设立“护商事务所”，公开从事和支持鸦片贸易。”
“20年代初，驻广西百色的马晓军模范营的主要任务就是护运烟土，按鸦片价值收护运费30%，经广西运销的鸦片每年近3000万两，鸦片税占广西全省收入之半。”
茅台2020年总共纳税300亿，而整个贵州财政收入只有1786亿，可见茅台对贵州一省的重要性。五粮液，2020年纳税总额为232亿元，而四川全省财政收入4258亿，而五粮液所在的宜宾，城市财政收入2020年仅200亿，而税收收入仅128亿。
用鸦片对标白酒很不合适，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愤怒，但这两种商品，其高成瘾性，低消费弹性，可以实现超高利润，是类似的。直到现在，云南依然生产了全国45%的烟叶。最近几年，海南和湖南的槟榔产业蓬勃发展，种植面积已达180万亩，产值千亿。一样是贸易逆差地区通过高成瘾性商品的回补。
什么叫比较优势？千万不要狭隘的理解比较优势，比较优势不只是先天禀赋。如果一个地区倾注所有资源来做大一个产业，这种资源与政策的聚焦，一样构成了这个产业的比较优势。对东部地区来说，烟酒可能只是一项普通的产业，而对西南地区来说，这是身家所系，能没有竞争力？
除了输出高成瘾性的商品，还有中西部地区上亿的打工人、农民工，他们抛家舍业，留下老人与留守儿童，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在最有生产力的年龄段成为GDP的燃料，烧光之后回乡养老，东部地区不仅不用承担劳动力培养的成本，也不用承担养老的成本，这是多好的生意。
很多包邮区的人对转移支付颇有微词，如果没有转移支付，东部包邮区与西部，则构成了类似帝国与附庸国家一样的关系。帝国提供资本，附庸国家贡献精英劳动力与倾销市场，以喂养帝国。当然，糟糕关系中，附庸国家还会输出毒品和流民。
中国内部，不应该是上述这种关系。
2、直到今天，三线地区的工业依然在吃老本
查西部各省的百强企业榜单，真的让人唏嘘不已。比如甘肃，要么是能源、电力、通信等公共事业，要么是矿藏资源类，比如金昌金川、酒泉钢铁，要么是各地的烟草公司。
滑到第43名，出现了天水星火机床，原沈阳机床厂，1967年搬迁到天水的三线企业。
滑到第54名，天水华天科技，前身是1969年成立的永红器材厂（749厂）与天光集成电路厂（871厂）两个工厂，都是当年的三线军工企业。很难想象，在中国奋力攻下芯片这个最后产业高地的大潮中，竟然在甘肃天水藏着中国最大的芯片测试与封装企业，与兰州北大众志、天水天光、天水华洋等一起，生产了中国18%的芯片，也让甘肃成为中国第二大的芯片产业基地。
陕西，榜单要好得多，除了能源类、资源类、公共事业类，滑到第八名就有了陕汽集团，1968年成立的三线军工企业，世界500强，一年销售重卡20多万辆，全国三甲。
然后是22名的西安飞机工业，飞豹战机、轰六、空中加油机的生产厂，C919的重要供应商，西飞是当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但很多飞机产业链上的配套，都是当年的三线建设的成果。
27名的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旗下有23家企业，很多都是当年的三线军工企业，比如凌云电器（765厂）烽火通信（769厂）长岭电气（782厂）等等。
可以这么说，陕西的制造业基本盘，飞机、军工、汽车，依然以当年三线搭下的框架为主。
四川，制造业十强里面，除了新希望、通威、五粮液、科伦药业等，就是绵阳的长虹、攀枝花钢铁、德阳的东方电气、成飞工业，都是当年非常著名的三线企业。三线遗产，组成了四川工业的内核精华。
贵州，大多数人无法想象，制造业前十榜单上，除了茅台，还有营收188亿的贵州航空工业集团，营收67亿的做军用芯片的振华电子。在中美互卡脖子的年代，落在贵州群山的军工企业，依然担负着“三线战略备份”的使命。
重庆，占据第一的长安集团，历史可以远溯洋务运动时期，但三线建设才是重庆重工业突飞猛进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66年，涉及中央15个部的企事业单位从内迁到重庆地区，内迁职工达4.3万人。通过“三线建设”，重庆建立了门类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改开后，这些在“三线建设”时期建立的工业体系，形成了诸如摩托车、微型车、小轿车等具有全国竞争力的产品，直到现在，这些产品依然是重庆的城市名片。
湖北，当年十堰的二汽，最著名的三线企业之一，现在东风汽车集团，牢牢占据湖北企业榜单的第一。
湖南，湘西地区也属于三线建设的范围，当前湖南排名第一的企业，华菱钢铁，即为当年鞍钢在三线建设期间援建的湘钢。当前湖南产业新名片，工程机械全球TOP5的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与三线建设没有直接关系，但三一的创始人梁稳根，第一份工作就在三线厅级军工企业湘西涟源的洪源机械厂，做到了体改委副主任。梁文根辞职创立三一，发展壮大之后，还收购了洪源机械厂。工业就是这样，种子播下了，它就会发芽，技术与人才，以及发展工业的雄心，不会凭空消失。
总结当年的三线建设，常有的批评是，没有遵守经济规律，选址不合适。它是国家意志强力推进下的，逆市场的行为，这些企业只能在国家统购统销下才能生存，缺乏市场竞争力，市场化之后，很多会被淘汰。这种论调实际上贯穿了改开后的几十年，几成定论。
的确，改开之后，很多三线企业遭遇经营的困难，要么破产，要么搬迁，但我们现在看当年三线的成果，实际上和市场派的悲观预期相反。三线的种子，播下了工业的星星之火，成长起来，成为很多三线地区的产业支柱。
而改开40年，三线地区的工业依然在吃三线建设的老本。
3、比较优势不仅仅是发现的，也是可以被构建的
比较优势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也是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洞见，由此延伸出的贸易与分工的理论，堪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之一。
它的确是一个深刻的洞见，但现实使用过程中，出于各种利益上的动机，比较优势被严重的歪曲、狭隘化、静态眼光刻舟求剑化，过于强调自然禀赋，而忽略动态发展的市场、社会与文化，最后沦为既得利益集团与帝国主义的工具。
比如苏联当年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社会主义阵营的内循环，中国负责资源供应地、材料粗加工，以及初级产品生产供应基地等，按照静态的比较优势，中国这个分工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中国人肯定是不干的，一直强调立足本土、独立自主的毛，更不会干。苏联这种类帝国主义的要求，无疑是希望把中国锁死在低端产业链上，做一颗人畜无害的社会主义螺丝钉。中美告别了蜜月期，原因也是中国的产业明显“僭越”了，爬升到了西方传统的高利润、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不再满足于织袜子做包包。
实际上，比较优势不是经济学家可以发现的、确认的。2017年林毅夫给东北振兴开出药方，认为东北应该发展纺织业，理由是后进地区发展工业都应该先从劳动密集性产业开始，因为后进地区劳动力相比于资本更为丰裕。经过这么多年现实发展演绎，我们可以说，这个建议这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剑，是对东北自身自然禀赋、工业基础、社会资本的漠视、忽视甚至无知。
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广西柳州不应该生产汽车，中国已经有长春的一汽、长三角的上汽吉利、环渤海的北汽长城、珠三角的广汽、湖北的东风、重庆的长安等大型汽车集团，柳州有什么优势？有产业链配套的优势吗？广西的制造业在中国排不上号，谁能和长三角珠三角的汽配产业比？有运输物流的优势吗？柳州不靠海，也不是铁路、公路的枢纽。追溯柳州的汽车工业史，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李宗仁让人造的柳州第一辆汽车，竟然是烧木炭的车。我恍然大悟，这不就是上汽通用销量最大的旗下品牌五菱的比较优势吗？另辟蹊径，脑洞大开，低成本造车的能力与文化，以及一个地区对工业化的强烈渴望。
柳州工业博物馆里的木炭车
是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往往聚焦静态的自然禀赋，却忽略持续变化的人与社会。
按照狭隘的比较优势理论，西安就不应该诞生隆基。无锡尚德破产，但在江苏留下了全球最完整的光伏产业链，但谁能想到，隆基会西安成长起来，一路逆袭，成为全球光伏的王者。
人的意志、政府的意志是重要的变量，是比较优势的重要组成，被工业文化充分熏陶的工业人口，他们的组织与社会，更是重要的变量。
另外，要素价格也是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也是动态变化的。贵州成为大数据的中心，和它们丰富的水电资源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大量基础设施的投入，很多新的比较优势，会慢慢浮现，并被市场挖掘。是的，比较优势是被市场挖掘出来的，是被市场的微观主体，不断的试错，试验出来的，而不是大明白们一眼就看出东北没有机会、西北没有机会。
比如大量的三线企业，经过市场化的阵痛之后，它们重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比较优势。在碳中和背景下，靠近绿电能源，靠近消费市场的地区，也会浮现全新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是发现的，强调的是比较优势植根的客观基础。比较优势是构建出来的，强调的是工业人的主观能动性。
4、中国需要新时期的三线建设
前面论述，一个自由贸易区之内，如果只有统一的货币，没有相应的财政政策，必然会造成强者越强，弱势地区持续坍塌的欧债危机式的结局。当然，弱势地区陷入危机，可以通过不断释放负外部性，完成对强者的报复，比如输出毒品、流民，这正是墨西哥报复美国的方式。
三线地区（川云贵青陕全部、晋甘宁大部分、豫西、鄂西、湘西、冀西、桂西北、粤北），仅云贵川渝陕甘湘人口总共就有3.3亿人，3.3亿人是什么概念？如果是一个国家，可以排在3.2亿人的美国前面，成为仅次于印度和中国的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如此广大的地区，本身具备各项发展工业的要素禀赋，不管是人口还是资源。
面临外部挑战，内循环是中国“先为不可胜，待敌之可胜”的根基。而做大做深国内市场，简单的转移支付是完全不够的，我常说的，要成为生产者，才有资格成为消费者。广大的中西部内陆，要成为具备磅礴消费力的市场，真正需要的是产业赋能。
人口压力下，三线建设更有必要，中国需要更多宜居宜业的中等城市，形成网状的点状城市带，而不是超级城市为绝对中心，大树吸干榨干，树下草都不长。大城市无节制的膨胀，成为吞噬人口的黑洞。
以中国之大，实际上中国人完全可以过上一种更宽松从容的生活。不用在小城市（清闲压力小、房价低、但是没工作机会发展空间、只能进体制内）和大城市（996、通勤2小时挤地铁，结不起婚买不起房、蜗居城中村50㎡、生存压力大、但有发展机会）之间二选一。拥挤在超级城市，只会养出日本东京都市圈一样的费拉文化，反婚反育反家庭，而这种费拉文化当前已呈星火燎原之势。
产业赋能并不是牺牲市场效率的用爱发电，而是通过更公平基础设施投资、资源与资本的下沉，促成市场格局、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最终构建全新的，具有市场逻辑的比较优势。
一带一路，东南亚的开发，完全可以给云南广西带来全新的产业机会。碳中和，云南甘肃青海陕西四川攀西地区，都是光伏资源的富集之地。云贵川广西的水电绿电，可以形成全新的要素价格优势，这些都是寻找与构建独特比较优势可以凭借的机会。
另外，我一直的强调的工业文化与工业人的主观能动性，三线的种子已经播下，它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更多时候取决于人的奋斗。尤其是甘肃竟然成了全国第二的芯片产业基地，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运输物流成本根本不重要，它是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当然，也是高耗能的能源密集型产品。有没有人，有没有技术与经验的沉淀，有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工业人的坚守，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