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强化法治观念，善用法治手段推进工作。法治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也是我们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保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健康深入开展的举措，是实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的基石。作为一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牢固树立依法治理宣传思想文化事务的理念，努力提升运用法律应对、处理和解决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在工作中，进一步增强依法意识，严格依法依规办事。进一步增强守法意识，要把自觉守法贯穿于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不超越程序，不，不触碰法律，始终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永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的优良品质。
四是强化方式创新，以更新更多的方法手段推进工作。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外部环境、社会条件、工作对象与过去相比已经大不一样，有些做法过去有效，现在未必有效。有些做法过去不合时宜，现在却很有作用。有些做法过去无法逾越，现在则急需突破。所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处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创新的关键时期。唯有因时、应事、顺势而变，才能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大胆创新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方式方法，改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认真总结经验，科学分析研判，正确把握规律，不断的寻求工作理念的新突破；要努力探索，大胆尝试更加有效的工作途径、渠道，把新的载体和平台，把强有力的引导、平等的交流、真诚的服务结合起来，把管控、渗透、熏陶结合起来，用新的更丰富的手段、办法去拓展工作的新空间，才能增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关键词]经济社会；成本；化解
一、问题和意义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
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用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从动态看，成本化解链是无限循环的。很容易看出，上述从静态角度所给出的成本化解链，其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成本。这就表明其动态过程是这条成本化解链的循环周转。在前面，我们已论证过，机器取代人类组织可保存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尽管生产机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经是新的生产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链条的始点，开始了新的循环。这样，每一
的结果将生成新的一代机器；继而人们又将在新一代机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工协作，因而将生成新的交易组织，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成本化解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链每循环一次都将一劳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这条链无穷次循环周转就将化解无穷大的成本!
(三)组织生态及其竞争
摘要：本文提出，科学道德是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生产力的体现，属于经济基础范畴。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制度、组织等。科学道德与科学技术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科学道德可以约束、规范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向对社会发展有利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可以推进科学道德的建设，两者相辅相成，但又相互独立。
关键词：科学道德科学技术意义
课题：本文系2011年河南中医学院科研苗圃工程项目成果，项目编号：MP2011-49。
一、科学道德的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道德的定义为：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道德通过社会或一定阶级的舆论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一书对道德的定义为：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科学道德能够规范人们在从事科技工作过程中的行为，实现科学工作者的人生价值，展现人格魅力，体现综合素质，是道德的一种形式。它可以纠正人们的错误行为，指导人们在社会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科学精神是科学道德的思想内核，科研伦理是科学道德在伦理层面的反映，科研规范是科学道德在科研活动中的具体要求和行为指南。没有崇高的科学道德，科学技术的发展将会给社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灾难。
三、科技工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四、科学道德和科学工作的辩证关系
在快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中，新的科学分支和前沿领域不断出现，对现有的科学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加强上层建筑才能有力地统筹管理社会的正常运行。科学道德和科学技术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科学技术要向前发展，在某些方面就要打破现有的落后的科学道德，从而建立新的科学道德体系。新的科学道德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对现实情况的否定和对自身发展中的问题的否定后，形成一套符合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先进的道德规范，从而更好地指导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两者是在运动中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制约的。
五、恪守科学道德对科技工作的意义
首先，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提高科学工作者的自律。道德自律是科技工作者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素质,也是在科学研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科学工作者自律性的提高有利于科学精神的发扬光大。科学精神激励科学工作者发扬求真务实，做人与做学问杜绝弄虚作假的科学工作作风。
其次，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工作者确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地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坚决反对伪科学和封建迷信。
再次，恪守科学道德建设，有利于科学工作者遵守职业道德,坚持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觉纠正科研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和不良行为,有利于维护科技工作的神圣性与崇高性。
最后，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树立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信念，这是对科学工作者的最高伦理道德要求。这种高标准的要求有利于敦促科学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防止科技成果的滥用、误用和恶用，从而避免科技、经济、社会、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协调发展机制的不平衡性，有利于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等。同时，恪守科学道德有利于科学技术工作者树立生态伦理观念,有利于科学工作者按照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总规律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促进生态农业和生态工业的和谐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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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将胡蜂巢穴的周围铺设一圈松果，由于胡蜂的习性是利用地形地物去定位巢穴的地点，后来在巢穴旁边另外挖一个假洞，把松果移设至假洞，胡蜂回来后只认得有松果的假洞，近在眼前的巢穴，居然一点也不认得。
乌鸦则对人为环境的调适能力很强。乌鸦飞到高速公路内侧分隔树，看见美味的动物尸体躺在路旁，来往的车辆既快又多，但是他逐步实验，慢慢算准了两辆车间隔的频率，一步步啄食他的食物。乌鸦置身人为环境，以创新的技能调适觅食习惯，过程虽惊险，但效果甚好，还吸引同伴的注意，教导了同伴填饱肚子的方法。
传统达尔文“物竞天择”的意识形态，假设竞争是生命进化的基本动力，也是驱动个体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主要能量。现代组织应用“混沌理论”却改变了这种观点，认为生物从“互助合作”与“共同进化”的过程，更能解释优胜劣败的生命历程，因为胡蜂只能在它习惯的领域生存，乌鸦却能不断创新，让生命因合作而不断进化，因此延续后代的可能性就大增。
努力为何与目的相异？
充满竞争的组织环境下，现代人工作会觉得和自己越来越疏离，发现越来越不想和别人合作。为什么上司一直要求加快工作效率但效率却增加不了？为什么把自己的能量全部献给工作，目的是为了使将来生活富裕快乐，让人生更充满活力，但结果呢？
企业和人一样，对于拼命努力想达到目的却适得其反的现实，古老的部落中有些决策的方式对我们有所启示。北美印第安伊洛克族传统的酋长议会里，发现任何决策必须完全达到全体出席者的同意，不然会议会进行几天或几个礼拜，直到全体同意达成团体协议。这显然违反了现代组织追求效率的原则。但一旦全体同意后，那就是每位出席者“自己的主意”，而且意识到有义务做到，也就是个人的承诺。
现代人开会时，经常受限于习惯的议事规则，或是有效的开会技巧等意识形态的引导，常常持不同意见的双方，只想听到自己的声音，不愿也不想知道对方的用意，但是常常有擅于谈判者容易跳脱既有思维的框架，能够欣赏双方解决方案的优点，但也存疑并非最佳方案，尝试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帮助争执不下的双方，能够缓和一下情绪，避免仓促间做出不理性的零和决策，因为在和缓气氛中，总有灵光乍现的双赢方案。
异中求同的跨文化融合
组织适应环境复杂变化，应该主动拣选、解释和创造自己的环境。卓皮那斯文化报告指出，在组织文化中，即使是跨文化管理的专家，都承认我们的思维、行为习惯都是来自文化的产物，而且拥有自我的习惯领域，组织文化必须超越这些惯性才有机会融合。困难的是如何学习跨越自我模式，而且不惧怕我们长期拥有的确定感会因此崩溃，卓皮那斯提供了几个不错的达成融合的观念：
一、认识文化差异。了解文化就是了解心理状态，包括自己及所遇对手的心理状态。跨文化管理必须跨出自我模式的障碍，不惧怕长期建立的习惯可能因此崩溃。例如日本商社总裁与美国执行长的会面，前者重视交换名片，以名片象征个人身分地位，因为日本商社总喜欢先建立关系，不直接进入谈判；后者并不喜欢日式传统欢迎仪式，不耐烦谈判只是停留在关系上打转。等到执行长手头无意识间揉烂交换来的名片，商社总裁也愤而离席，这些都是源自于文化差异，双方在初次不自觉的情况下，犯了对方禁忌而不自知。
二、尊重文化差异。培养尊重文化差异，可以从生活中找到一些自身行为与外来行为相类似的情境。虽然行为不同，有时只是角度的不同，了解对方意图后，需要表现出已经了解的态度与谅解，才能培养合作默契。因为协调差异、做自己的过程中，才能看出别人观点，并有助于我们拥有正确的观点。例如：德国工程师酬谢南非女佣，发给她圣诞奖金，结果女佣却消失两个月，直到奖金花完后才返回工作岗位，显然双方对于“金钱与责任”文化认知有差异，后来德国工程师了解事件起因来自文化差异，就会调整他对南非女佣的想法。
艾佛德·舒兹指出我们终究会遇上一些非我族类的人们，他们的组织文化早已自我定义、自我决定要如何生活、拥有一套世界观。我们可以为他们贴卷标，但却不能期待他们能了解或接受我们的定义，除非我们的定义可以和他们的定义相通。我们也无法剥夺他们的常识架构，或对日常事务的理解方式，他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方式，是一套早已定型的意义和理解。我们只能试着去了解，在试着了解的同时，你也会开始以他们的方式建构你的思考。
反省组织迷思
40年来，VISA创始人狄伊·哈克一直问自己3个问题：为什么任何地方的机构，不管是政治性、商业性或社会性的，都越来越难管理好自身的事务？为什么到处都看到个人与所属的机构越来越对立或疏离？为什么社会与生物圈越来越紊乱？他以一个提问来解决上述3个问题：如果梦想都能成真，如果没有任何限制，那么一个理想的组织该有怎样的特质？
狄伊·哈克体会到，组织常常将所有系统价值货币化，但是测量价值本身难免有误差，接着又想透过人为设计的方式消除误差。他认为管理者有极大可能摧毁原本就属有效、但价值无法衡量的系统，反而以一个无效但可以计算效率的系统取代之。
ABSTRACT：Lightisawave,thehumaneyeisnature'sallbiologicalgrow,evolutionofreproduction.Humansensesofthetotalinformationreceivedtheexternalworld,atleast90%throughtheeyes,theenvironmentaldesignoflightandcolordesignproblems,notonlyinvolvesthecolorandtextureobjectitself,inmanysituationsinthelightofthefoil,andfarmoreappealingwordsofvocabulary.Whenweputlightandenvironmentaldesignthatwouldneedtolight,lightenvironmentandculturalAngleofart.Thispaperfromtheperspectiveofpublicspacedesign,stylistdesignedinthelightofculturalproblemsneedingattention.
关键词：光文化公共空间景观规划研究植物
KEYWORDS:lightculturallandscapeplanningpublicspaceresearchplants
1.光文化的特征
光文化与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种具象的文化。对“文化”的解释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上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了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了文化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根据上述释义,对于光文化必然具有如下特征：
其三,光文化应该具有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从简单的光明向往、圣火崇拜,发展到对照明情趣和品位的需求;从简单的火把到具有装饰作用的灯笼,再到如今灯饰城里林林总总的灯具产品,这个演变发展过程的本身就是文化的体现,同时也给照明设计和研究者一个启示———只有了解设计或研究对象历史才能更好地完成实际工作。对于设计者而言创新必须是在原有历史基础上的,如果与现有条件相脱节,天马行空般地创新同样不可取。一个城市或地区都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目标,设计者应尊重光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充分了解原有的照明情况,对原有光文化进行大量的学习和调研，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地结合其发展目标,做好照明的延续和沟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