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
（穆广仁集纳）
〖《红岩儿女》编者按〗全国解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指导地下党斗争有一个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是在国民党强化法西斯统治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引导地下党绕过暗礁走向胜利的方针。实行这个方针，保护、培育了大批地下党员，积蓄了民主力量，开展了爱国民主运动，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走进革命队伍。当时和以后几十年，我们都没有想到，全国解放前夕，最高领导还提出了另一个针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清除知识分子地下党员的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2004年秋天，收到友人寄给我的一封信，此信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
反复查证，确有其事
后来，一位曾从事南京党史工作的同志告诉我，上个世纪90年代，江苏省安全厅的一位负责人C君在查阅全国性大案的档案的时候，发现确有这么一份电报，那是在南京解放后不久，中央某领导人向毛泽东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置方针的时候，毛泽东批示了这十六个字。这个批示当时只发给了几个大区的负责人。
我曾就此事向新闻界老前辈李普同志请教。他说，从这十六个字的文风、气势看，与毛泽东一贯的文笔是一致的。从他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偏见，从解放后他发动的历次矛头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来看，这也只能是他的手笔。他是有远谋大略的，是从全局的大政策考虑的。别人没有这个资格、也没有这个胆略发出这样的指示。
我请李普同志问过一些健在的老一代革命家，希望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实证。杜老润生对他说，解放初期，他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的时候，曾经看到过这个关于对待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的文件。2006年2月，李普再请杜老谈谈有关这个文件的具体情况。杜老说，这个文件确实是他自己看到的，一点不假。但是对于文件上的十六字批示以外的细节，93岁的杜老已经记不起来了。
至此，我的寻根问底算是到了头。能不能再进一步从中央档案馆找到这份文件的原件，或者其他可以引证的文字材料呢？由于文件本身的敏感性，在当前我国的保密制度下，还不能作这样的奢望。本文只能暂时“立此存照”，留待日后的史学工作者在有条件的时候加以查证。
从南京地下党说起
实践是最雄辩的历史见证。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就在解放不久的南京对地下党进行整党。整党的根据是：地下党组织不纯，反革命混进来了；许多新党员是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时候入党的，“动机不一，成分复杂”。邓小平1949年9月17日在南京市党的支部书记和排级以上党员大会上做题为《忠诚与老实》的报告，就是这样讲的。邓说，华东局指示必须对南京地下党进行整顿，而南京市委组织部门不同意，不认真执行，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他一再强调，革命胜利一是靠党中央毛主席，二是靠解放军；地下党有功劳，但是第三位的。他严厉地批评了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对军队干部不服气的情绪。
看来，对于所谓南京地下党“组织不纯、成分复杂”的情况，是由南京解放之初重新组建的市委的领导人报告了华东局的，也转呈了党中央、毛主席，并请示对地下党的处理方针。其他新解放地区也会有类似的报告和请示。毛泽东批示的这十六字方针，应该就是对于这类请示的回应。南京解放后，市委组织部的一位老同志就曾对原地下党学委负责人说，党组织在一次会上传达了中央精神，点明全国有四个地区地下党组织严重不纯：南京，福建，广西，云南。实际上，未被点名的地区的地下党也逃不出劫数。
南京从1949年9月开始进行解放后的第一次整党。其他新解放地区也先后进行了整党。整党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地下党的。
无论当时南京地下党的某些党员是否有什么严重问题，但对作为在国民党心脏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一级组织，应该做出怎样的总的评价呢？对于那些在解放前夕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候坚持斗争，不怕杀头、坐牢的革命者（包括那些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又该怎样评价呢？
先从南京地下党领导层说起。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是一位早在1927年参加党的老资格的女革命家。南京解放后，解放军二野、三野的部队和南京地下党会师，成立了以刘伯承、宋任穷（之后是粟裕、唐亮）为首的南京市委。陈修良在市委中被安排了个组织部长的位置。她在上述整党问题和对待解放军和地下党的关系上吃了批评，被调离南京到上海、杭州工作，“降级使用”。到了“反右派”运动中，她和她的丈夫沙文汉（当时任浙江省省长）都被划为“极右”，时为党内职位最高的“大右派”。
再看看青年团南京市委的情况。从1949年夏开始建团起，一直都是由地下党员担任领导骨干的。整党一来，团市委的书记、副书记均被撤换、调离，书记改由三野的一位团政委担任，组织部长也换成部队调来的团级干部。此后还曾从南京军区政治部青年部调来一位长于唱歌跳舞的女干部担任团市委副书记。整党完成后，那位团政委调往上海高就。到1956年我离开南京时，团市委书记还是由一位从苏北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原营级干部担任的。当然，这些从部队来的干部也都是很好的党员。但是，难道地下党员就都是不堪担当重任的好党员了吗？
据南京一位从事党史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南京这次整党从1949年9月到1950年，并没有查出一个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而在2000多名地下党员当中，却有300多名受到开除党籍、取消候补党员资格、退党、“停止党籍待审”等等各式各样的处分。整党之后，又经过不止一次的政治运动，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原任团市委副书记、团市委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以及被“降级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是解放前参加地下党的），几乎被一网打尽；少数“漏网”未戴右派帽子者，也落得个或明或暗的“控制使用”。
全国各地大体都是这样
只是南京团市委是这样的么？不，南京其他机关大体如此。只是南京一地么？不，全国各大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说“大体如此”，是因为各地情况总有某些差别。但也就是某些差别而已。原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刘晴波（地下党员、原中大学生运动领导骨干），因对肃反工作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在北京，原昆明西南联大地下党骨干，如袁永熙、李凌等，一大批优秀的地下党员被划为“右派”。
四川也是地下党的一个重灾区。据四川老党员张文澄生前在一次报告中说，全四川解放的时候有地下党员约12000名，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批大批受到错误处理，到80年代初，剩下不过2000人。
对广东（包括海南）地下党的整肃也是以“反对地方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到了“文革”期间，广东地下党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
其他地方的地下党的命运也大体如此。广西在抗战期间建立的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学生军”的冤案，陕西西北大学地下党的冤案，都是到80年代才昭雪的。
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举不胜举。从镇反、肃反扩大化，从潘汉年案、胡风案等顶级大案到横扫全国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更不必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地下党员已经被“消化”、“淘汰”得干干净净了。“文革”期间，一位军区司令员竟公然说：“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江青曾说：四川地下党都是叛徒。
对于地下党的歧视和迫害，并不始于全国解放之后。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把国民党统治区若干个省的地下党说成是国民党特务制造的“红旗党”。冒着千难万险从国民党统治区到了延安的许多地下党员就曾被诬为“红旗党”分子。以四川地下党为例，当时省工委主要负责人邹风平就被打成“红旗党”特务，整得死去活来，最后留下一首绝命诗：“冤死慈亲手，泪眼望飞雪；委屈并无怨，忍痛护高节。”愤而自尽。原成都地下党市委书记韩天石也曾被打成“红旗党”特务（解放后又曾被列入“高饶反党集团”）。原成都地下党员胡绩伟当时在延安也险些“入围”，由于西北局组织部长李卓然作保，才成为“漏网之鱼”。
针对的主要是知识分子
对于“文革”期间原地下党员普遍遭到诬陷和残酷迫害，人们有一种解释，说目标是对着周恩来总理的。这话有道理，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包括以后的南京局、上海局）领导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斗争。把地下党统统抹黑了，总账就要算到周恩来头上。现在看来，事情还不仅如此，还有更远的源头，更深刻的背景。把“文革”中迫害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的现象，用全国解放之初就提出的对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来审视，人们就会大彻大悟，甚至大吃一惊。原来在毛泽东的建设新中国的大战略中，原地下党员和其他从事地下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最终是要被“淘汰”干净的。“文革”可说是毛泽东“淘汰”这些人的总策划中的最后一章。
在同友人们交换意见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针对地下党的方针，实质上主要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知识分子是地下党的主要构成。（也许，只有像上海那样的少数大城市里，地下党队伍里才有一些产业工人，而工人入党的初始媒介也大多是知识分子。）
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在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大量积极分子参加了地下党，并且辐射到蒋管区的各个阶层，包括打入国民党的机要情报机关中的革命者；再就是一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他们或者是早期就参加了共产党、长期从事新文化新思潮传播的老党员，或者是从革命的同情者到走进党的队伍，成为文化战线、统一战线中的战士。一般说来，他们的出身成份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这正成为被整肃的一个重要理由。
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毛泽东主要依靠农民武装，但也还需要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地下党“配合”。政权到手后，在接管大城市的时候也还用得着他们，因为他们熟悉城市情况。此后为确保“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再需要他们了。即使有时候还得用一下，也只是用他们的知识，而不让他们参与重要的政治任务。（极少数被认为“改造好了的”除外。）在依靠农民武装起家、又用列宁和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装备起来的他看来，知识分子是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的“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宣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是此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对他来讲，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喜爱发表独立的见解，是最有能量对个人权威、专制独裁提出挑战的危险分子。
知识分子出身的地下党员解放后被压制、被整肃的现象，我曾和解放前曾任上海地下党学委领导人的吴学谦讨论过。80年代时任外交部长的吴学谦访问埃及，在他下榻的饭店里，我单独同他作了一次与访问无关的谈话。我们都对上个世纪40年代参加革命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党员的命运感叹不已。他们在抗日救亡和反独裁的民主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建设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干部。新中国的建设宏图正是他们施展才智的预定舞台。但是解放后，他们却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品。比较而言，一二九运动中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到延安的比较多，虽也遭受了“整风、抢救”的磨难，但毕竟还有屈指可数的被认为“改造好了”的党员得以在较为重要的岗位上尽其所能。此后的一代知识分子就再没有过他们的春天。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地下党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时代的全部，又是革命力量发展直到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了，地下党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不少原地下党员和某些地方地下党组织被歪曲、被伪造的历史，在内部已经改正。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大有改善。但是，至今，已经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史册并没有完整地如实地公正地记述地下党的历史。但愿有一天能有这样一部党史问世，能够引人思考，能够给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使人们能够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真实地，而不是歪曲地，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和他们的命运，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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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白日一百年
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照例是要纪念的。所谓纪念，照例有两类，一是借点被纪念者的仙气以收认祖归宗、脸上贴金之功效；另一类是记住往昔以开辟未来。
但这仙气绝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借的。比如你我不具备“继承者”资质之辈，既没有花二百亿烧点纸钱换点真钱的本事，也没有请来云门舞开一个嘉年华的手面，那就借不到仙气，贴不了真金。
这样，我们这些普通人正好可以干干净净的纪念一百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
辛亥革命是什么？肯定不只是武昌城头的枪声，也不只是惠州、钦州、广州等地的十几次起义，甚至也不只是陆皓东、秋瑾和黄花岗诸君子的鲜血。
青天白日，奴隶亦知其清明。
几千年来，我们中国除皇帝之外的所有人都是奴隶。每次改朝换代，不过是求为奴隶而不可得的时候，奴隶们揭竿而起，拥立一个新的奴隶主。而奴隶们换来的只是安心做奴隶的权利。
一部二十五史，密密记下的不过是奴隶主和高级奴隶的行止。而历代奴隶们向往的最高境界不过是做一个高级奴隶，如同谢安。“谢公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风流而风雅，不知令后世多少奴隶们倾倒。一直到一个了不起的人说了一句人话：“东山妓即苍生”。那些被人家傲然携带的歌妓也是、才是苍生。龚自珍懂得，陆皓东也懂得。所以光绪十九年的那个秋天，陆皓东在听涛阁为苍生们绘制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告诉世世代代的奴隶们，在晴天白日下，无论男女老幼，无论高低贵贱，都是自由的，都是平等的，都有为自己做主的权利，而且这些权利是天生不可剥夺的。从此之后，为了这个不言而喻的真理。自陆皓东始，义无反顾的先烈们前赴后继，一路鲜血，一路追逐。到如今，已117年了。
这是辛亥革命的真谛，是先烈们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
检点辛亥革命的遗产，其实寥寥可数。说是推翻了帝制，其实不过是推翻了一个穿黄袍的宣统。其后，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那些没穿龙袍的皇帝们的刻薄寡恩、暴虐残忍较之不辨菽麦的光绪宣统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孙中山弥留之际，依然清醒的认识到革命尚未成功。在他之前，那些大小霸王们的命远未革完，在他身后，更是群魔乱舞。
比较重要的，辛亥遗产还有一个中华民国。感谢十八岁的邹容和饱学的愤青章太炎，创造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在之前，所有的国号从未有过民的概念。尽管两千年前，孟子就说民为贵，可实际上正如后来的一位局长所说的那样，民只是个屁。
尽管如此，邹容还是给后来的那些霸王们套上了一个紧箍咒，国号无论怎样改，总要嵌入一个民字作为装饰。更重要的，民字深入了人心。哪怕我们仍然是屁的时候，我们仍然没放弃我们做民，做人的信念。
这份遗产可归入青天白日所代表的自由，平等，民主的信念和原则。
不仅对我们这些屁民至关重要,我想说的是，青天白日所代表的广义民主理念，对那些权贵更为珍贵。这样说似乎有些矫情，被压迫者向高高在上的压迫者谈论自由平等不只是多余，似乎连资格都没有。
是的，也许是的。那些日夜宣淫的权贵们习惯了京城众多王府改成的会馆里的奢靡，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注视过这些王府的沧桑。一百多年前，这些王府的主人在一样的地方曾一样的纸醉金迷。只是辛亥年之后，这些门庭迅速的该换了主人，比如曾权倾朝野的庆王奕劻的承泽园落入张伯驹之手；荣禄官邸成了黎元洪的私宅。而那些爱新觉罗、叶赫那拉、瓜尔佳们也大都寥落并归于沉寂。
饶是如此，我仍然觉得那些满清亲王贝勒们应该感激袁世凯。如果不是老袁和平而体面的结束大清，而是等革命军来革的话，这些统治阶层的贵族们绝不会从容的落魄而死。别忘了，元朝的统治者们在朱元璋的屠刀驱赶下，从元大都一路死到捕鱼儿海。
现在依然笙歌不断的北京金鱼胡同那家花园已经历百年，这座宅子原是晚清重臣那桐所有。那桐，字琴轩，是立山之后最显赫最会摆阔的内务府大臣，讲究夏天的扇子冬天的裘袍常年的朝珠每日一换，绝无重复。并且喜逛胡同，因人漂亮，手面宽，素为胡同姑娘喜欢，昵称之为“小那”。这样的人后来官至军机大臣。当弄臣成为重臣，这样的政权不亡什么样的政权该亡？
自那桐之后，那家花园就几乎未曾间断过莺歌燕舞。不同的是里面的欢客一茬换了一茬，从晚清到民国北洋，再到日伪，再到光复，再到敏感词。总是前一茬贵客被后一茬革掉，而后一茬复被再后茬革掉，一茬复一茬，从无例外。贵人们似乎也看到了忘掉了难免被革的命运，所以总是歇斯底里的在可以宣淫的时候歇斯底里的宣泄。总是等到被革的时候再哀叹或留恋金鱼胡同的岁月，缺少有人想到为何被革。
胡同花园里的盛宴大都是民脂民膏，而贵人们赖以挥霍的资格权力也并非人民所赋，大都是巧取豪夺而来。这注定了他们盛宴难再。从云端跌下的反差，不止尴尬，甚至连起码的体面都难以为继。
华盛顿连任两届总统之后，坚决求去，体面的回到弗农山庄。在最后的时刻，华盛顿吩咐养子：“把我的葬礼办得体面些”。他的葬礼隆重而体面，从他死到现在，他一直体面而光荣。
我们以华盛顿来幻想正在体面的贵人显然是一厢情愿，贵人们总是在被革之后才会幻想平等、自由，才会叫嚷民主。
晴天白日诞生一百一十年来有一百年都是暗淡无光的，只是在近十年来在中国东南一隅发出微弱的光芒。
武汉要树立一座纪念辛亥革命的碑，我写了一段不会写上去的碑文：
我中华数千年来，每遇暴政，迭有陈吴。然千年以来陈吴辈，败则弃尸荒野，胜则王侯将相。不出数代，暴虐如初。陈吴不过为陈吴。满清末季，当局外媚内敛，恶贯已盈。民怨所激，星火遍地，豪杰之士遂并起揭竿。
辛亥年，孙黄起。孙黄之异于陈吴者，反满非为反满，在于造共和，在于倡民主。青天白日之下，热血男儿，前者死，后者继。百年以降，每令末学后进有泪如倾。
辛亥之义，在于昭告天下：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非一家一姓一党之私产；潮流浩荡，中夏之民，与暴政永不两立；民贼不死，革命不止。所谓纪念，如此而已，非此不已。
盐铁论：二千年前“国进民退”大辩论
2010-1-10盛洪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贤良文学们所说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提出了一个至今仍非常适用的宪政原则，即政府只能以适当的税率收税的形式，而不是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获得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政府一旦从公共物品提供者及收税者变为市场中的竞争者，就会有与其他竞争者相冲突的利益，就可能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对市场的干预，甚至对其竞争对手的侵害。这样一来，政府就违背了自己得以成立的基本性质，即提供“义”这种公共物品。一旦社会上一些人或企业的产权受到侵犯，整个产权体系就受到破坏；一旦一些企业可以不遵循市场规则，整个市场制度就会崩塌；“义”就可能荡然无存。政府也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合理性，从而失去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令人惊奇的盐铁大辩论
不过，陈教授的邀请还是促使我通读了一遍《盐铁论》。使我感叹的是，这样一部千古文献，却一直束之高阁。第一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是，这个关于是否要废止朝廷对盐铁酒专卖的会议记录，能够如此细致完整地经历两千多年保存下来，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极为罕见，记录中甚至还包含了论者的语气和表情。第二个令人惊奇的地方是，辩论双方的一方是握有重权的“御史大夫”，另一方是民间的“贤良文学”，却能就一个正在实施着的重要制度进行辩论，这在今天也难以想象。第三个令人称奇的地方是，尽管论辩双方的主张相当对立，但自始至终都不失风度，既没有人让对方“住口”，也没有人进行人身攻击；即使在理屈词穷之时，也只是“默然不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总是客客气气，其中也少不了讥讽和机智的反唇相讥。最令我赞赏的是，当御史大夫讥“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时，后者当即反讥“文学窃周公之服，有司窃周公之位”。这场辩论不仅有思想的交锋，还显得分外生动。实际上，即使是在激烈的辩论中，双方还是给后人留下不少千古名句。
然而，最为令人称奇的，还是这个两千多年前辩论的主题竟与今天的一场争论极为相像。这就是所谓“国进民退”的争论。在汉武帝时期，因进击匈奴的需要，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实行了盐、铁和酒的国家专卖制度。后来汉武帝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对超出反击匈奴范围的过度的军事征伐有所悔悟，转为更为和平的政策。但直到汉昭帝时期，仍没有取消的盐铁专卖制度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才导致了《盐铁论》记载的大辩论。这就是在辩论“国”要不要退的问题。而在今天，在计划经济时期为重工业奠定基础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逐渐退出，但在近几年又不退反进，大举进入竞争性产业领域，引起了社会上的争论。
主张盐铁专卖和主张“国进”的相似理由
政府获得公共物品资源的宪政原则
盐铁会议召开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是在辅政大臣、大将军霍光支持下召开的。据《汉书》记载，到了“秋七月，罢榷酤官”，即很快废止了政府对酒业的垄断，并部分取消了盐铁专卖。然而，盐铁会议最为重要的贡献，是更为清晰地重申和强调了儒家有关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贤良文学们所说的“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这句话的意思可用《大学》中的话更为精炼地表达，就是“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在这里，前一个“利”字与后一个“利”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前一个“利”是指一般的商业利益，而后一个“利”则是指政府与社会的整体的和长远的利益。“义”则是指公正与正义，在今天可具体指提供公共物品，首先包括保护产权、维护秩序和公正裁决。“以义为利”的意思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自然可以收取合理的适当的税收，也可以保证社会和自己的长远利益。总体而言，这句话提出了一个至今仍非常适用的宪政原则，即政府只能以适当的税率收税的形式、而不是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获得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
这一宪政原则不仅是说，以适当的税率收税足以支撑包括国防开支在内的财政支出，甚至收税能比经营一般性商业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如同前述钢铁业的例子一样；它还包含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含义，即税收的形式是一种对所有人和所有企业都公平的形式，而经营一般性商业的形式则是要与其他人竞争，这就会产生不公平。政府一旦从公共物品提供者及收税者变为市场中的竞争者，就会有与其他竞争者相冲突的利益，就可能利用手中的公权力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对市场的干预，甚至对其竞争对手的侵害。这样一来，政府就违背了自己得以成立的基本性质，即提供“义”这种公共物品。一旦社会上一些人或企业的产权受到侵犯，整个产权体系就受到破坏；一旦一些企业可以不遵循市场规则，整个市场制度就会崩塌；“义”就可能荡然无存。政府也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合理性，从而失去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盐铁专卖”与“国进”的危害
贤良文学们在反驳御史大夫时经常举的例子是秦朝。他们当然不知道，在他们之后还有一个隋朝也是二世而亡。其实秦朝和隋朝的例子说明，一个坏的治理往往有一个好的理由。秦朝和隋朝当时都在修建一个对中国有着重大作用并且造福于后世的工程，长城和大运河。秦隋统治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为此征用了过多的民众和资源，包括征税和劳役。但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只是被“好的理由”蛊惑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会因政府直接介入市场而获利。在贤良文学眼中，这就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僚垄断集团。桑弘羊本是“洛阳贾人之子”，实行盐铁专卖后，“尽管天下盐铁”。这些人“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利益集团的存在，夸张了“好的理由”，却有着巨大的利益刚性，所以在汉武帝改弦更张以后，仍然要维持盐铁专卖。
也许桑弘羊们在设立盐铁专卖之初还是真诚的，当时对匈奴的大规模进击也可能暂时超出了财政能力。然而一旦获得了垄断之利，他们就不愿再放弃。在这时，他们变成了一个与汉王朝有着不同利益的自觉的利益集团。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没有一点自主权，因而改革初期的任务是放权让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难题则是如何安置下岗职工，所以才会出台那个国有企业暂不上交利润的文件。然而从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国有企业无偿占用的国有自然资源因稀缺程度的上升而价格大涨，一是国企改革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它们获得了完全的自主权，包括可以决定自己的工资和奖金。国有企业在冗员很多的情况下，其管理层和职工的工资和非货币福利大幅度增长。
当然，并不是国企管理层个人的道德水平，而是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制度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扩张冲动。国有企业既然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就是天经地义的。追求的手段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市场竞争，一种是利用公权力改变产权边界、利益边界和市场规则。相对于市场竞争，他们在利用公权力方面更有优势。因为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与政府官员同属一个群体，处于同一个晋升系列，经常交叉任职。例如某部的部级官员约有一半曾在国企任过职。这些官员对国企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很容易接受国企管理层进行“院内活动”时的游说。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国企管理层这样做并不违法；反而会受到本企业或本集团员工的称赞和爱戴。而在另一方面，由于实际上的“行政立法”，即行政部门通过一纸条例决定着本该由立法机关决定的重大事项；即使是立法，草案也多出自行政部门；这自然导致对垄断国企管理层的倾斜。
也正是国企管理层对国家利益的侵夺，才是问题的要害。14年不交利润和租金，这部分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和自然资源稀缺性带来的租金，已经被他们看作是“既得利益”了。用这些属于全国人民的钱，他们使自己员工的工资水平数倍于全国平均水平，给管理层自己发放高额奖金(如2003年上半年中石化管理层分红12亿元)，借工作的名义进行奢侈的消费(如陈同海每月120万元和中石化价值156万元的吊灯)，甚至肆意挥霍(如一研究指出，对澳门赌场99个大陆客的统计中，国企高管占19人，出纳占9人)和私下侵吞(如陈同海贪污近2亿元)，长期享有的巨额利益使得这个集团从自在走向了自觉。垄断国企管理层已经变成了一个其利益与国家和社会利益严重冲突的利益集团。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他们就更加主动地和系统性地利用公权力，包括设立、维护和扩张人为的垄断权，如38号文件僭越法律创立的石油垄断权；提高垄断程度，如电信寡头违反《反垄断法》而实施的合并；侵夺稀缺资源的开发权，如山西省政府强行收回小煤矿的采矿权；以及直接吞并民营企业，如山钢吞并日钢等等；推动着“国进民退”。
然而，在钱财上大占便宜还不是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的最大危害。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打着“国”的旗号做着损害“国”的事情，造成对国家的双重损害。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汉昭帝在盐铁会议之后废止榷酒制度和部分取消盐铁专卖的举措，历来受到高度评价。班固说，“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尊号曰‘昭’，不亦宜乎！”这一重大转折，挽救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命运。正如司马光所说，因汉武帝晚而改过和顾托得人，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官进民退”，则关乎共和国的命运。只有通过体制改革逐渐限制、压缩和消除垄断国企管理层利益集团，才能使我们这个国家免于被个别利益集团蛀空之厄运。更进一步，如果要保证这个社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要重建有关政府和国企的宪政框架，让它们在自己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中活动，永远遵奉那个光照千古的伟大原则：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资料：
《盐铁论》是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撰写的重要史书，作者是西汉的桓宽，桓宽字次公，在汉宣帝时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下诏将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人士聚集京城，调查民间疾苦。这次聚会上，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
中国大陆一夜之间消失的重大新闻
——韩寒：中国官员必修课之第一讲
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但是，在道德下降之余，他们的判断力，决策力，眼光，公关能力，口语表达，个人魅力，危机处理能力也在不断的下降，经过我多年的观察，我发现其实很多事，本来没事，但经过一些官员出面处理以后，小事化大，大事化炸,最后成为焦点新闻。在这里，我将讲述一些在我国如何正确处理一些危机和政府事物的技巧和常识，以帮助各个领导更快的升官发财。今天的是第一讲。我们从一条新闻说起:
这条新闻起先是由甘肃省自己的内部新闻网发布，甘肃省本想将此当做重大的政绩工程来宣传，本意是想向上级政府邀功请赏。甘肃的政府各部门特地在兰州开会，省宣传部部长特地讲话，最后作为新闻对外发布。
在互联网上，我们经常看到有人说，兰州悲剧了。当然，甘肃省的领导们肯定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如今我们真正看到兰州悲剧了。在这个新闻发布以后，被各大网站转载，但是今天打开这些网站，发现所有的新闻链接都已经失效，没有一条能够打开。是谁能和谐省宣传部呢，当然是宣传总部。甘肃省的领导们对圣旨的领悟能力极差。他们犯下了重大的错误。马屁拍在老虎屁股上。
通过这场兰州悲剧，各位领导们也知道了领会上级精神和误会上级精神之间其实只有一念之差，各省市宣传部领导们应该引以为戒。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
前阵子就见到了刘涛先生的新书《头等强国》，看了之后一直想说点什么，但不知该如何说，如鲠在喉，很不舒服。听说如今有很多人在做“头等强国”的梦，我没有见过，只是耳闻。有梦想当然是好事，总比浑浑噩噩好。我虽然没这样的梦想，但也不会反对别人有梦想。
直到看到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一个报告，我才有了一点发言的欲望。这个新闻透露的是个喜讯，标题叫“我国已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我揉揉眼睛，说的果然是我国在2008年底终于从长期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但显然和“头等强国”的梦想还很遥远。
报告中另外两个数据，却又似乎显示出一些“头等强国”的气派。一个是2008年的财政收入有6.13万亿元，60年间增长985倍；另一个是外汇储备60年增长了近14000倍。财政收入也就是政府的收入，政府收入中还有一大笔非财政收入(各种费、罚款)，数量也与财政收入不相上下。一个政府收入和外汇储备有如此天量增幅的国家，难道还不算“头等强国”吗？当然不算，因为还有另外的数据制约着，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60年间仅增长了18.5倍（98600%÷1950%=51，就是说这60年里政府收入的增长率至少比群众收入的增长率高5100%、5100个百分点，或者说“快51倍”。——楼主批注），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目前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
比较这两组数据，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头等强大的政府，大致是没错的。这个政府，可能比年年巨额财政赤字的美国政府都要强大，但头等强大的政府，并不意味着背后就能成长出一个“头等强国”。近几十年来，有句口号一直很流行，叫“国富才能民强”，大家天然认同这个逻辑，很少有人辨析。然而，细究当下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可能都与这个逻辑有关。
国富民强这个概念，最早出自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原句是“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从“民富国强”到“国富民强”，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下次序，但因果与逻辑关系完全不同。汉语的模糊性，使一个中国古代的常识性理念，就这么悄悄地被改头换面了。
财富如何在国与民之间分配，是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从春秋之后，民富才能国强就成了政治家治国的一个常识。管仲曾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论语》有子对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还对国富民弱这种状况做过结论：“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意思是这种国家是要溃败的。到北宋，王安石明确指出两者的逻辑关系：“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也。”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8世纪也曾问道：“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结论是：“只有个人的富裕才能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
人们常言康乾盛世，岂不知“家天下”的康熙和乾隆在如何“藏富于民”上也动足了脑筋。有学者作过统计，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过天下的租赋有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当时4年多的全年财政收入。而乾隆更厉害，曾先后5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亿两。据黄仁宇计算，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可见盛世之名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政治学和经济学在今天表达得越来越复杂，不过是权力隔绝民众的一种技巧。人们研究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模糊事实，或者分散民众的注意力，而是为了呈现一个社会的真相和对未来的远见。但学者们却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样的学问又怎能配得上政治、经济这样美妙的词语呢？
2009年中国十大新闻回眸点评
百草止水
NO.1从躲猫猫游戏到纸币开手铐
云南网2月13日报道24岁的云南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在看守所度过11天后却因重伤入院，因“重度颅脑损伤”于昨日凌晨6时57分不治身亡。李乔明到底是怎么死的呢？晋宁县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是，当天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玩游戏居然能让一个大活人玩死，而且是在云南警察掌管的看守所，这个说法怎么也无法让人相信，于是乎“躲猫猫”风云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网友们拼命地与云南警察玩起了质疑游戏。云南有关部门不得不组织了一个民间调查团，最后的结论于是变成牢头狱霸以玩游戏为名将李乔明殴打致死。即便这样，警方也脱不了干系，连犯人都看不好，任他们打仗斗殴出人命，人民养着他们是专门玩游戏的？
年头躲猫猫，年尾纸币开手铐，中间贯穿的是一场漫长的疑似卖淫案戏剧（这个案件接下来专门介绍），不能不佩服今年云南警察的牛市行情，恐怕将2009年的中国司法称为云南警察年也毫不为过。
NO.2邓玉娇事件
2009年5月10日晚8时许，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对当时在该处做服务员的邓玉娇主动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一人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邓玉娇当即拨打110报警。次日，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对邓玉娇采取强制措施。
围绕邓玉娇，网民与官方展开对垒。公众对官方以“故意杀人”罪名起诉邓玉娇非常不满，坚持认为邓玉娇属于正当防卫。可是巴东的检察部门可不是这样，案情通报接二连三，案情介绍一再变换，措辞使用一次比一次严厉，似乎就是志在置邓玉娇于死地。再加上警方对邓玉娇看管非常严厉，连家属都在严密监视之下，致使公众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消息一再变更。于是公众的质疑变得更为强烈，正义心强烈的部分网民便结伴前往现场支援，却遭到了巴东警方的严密封锁与驱逐，然而坚强之士仍络绎不绝而至。
最终，在官民双方角力一月有余之后，6月16日湖北巴东县法院一审开庭，官方终于屈服于民众的压力，以判邓玉娇构成故意伤害罪却免于刑事处罚的方式了结此案。这样的判罚在法律上非常不合逻辑，既然是故意伤害罪，为何要免于刑事处罚？原因就是，依照真实的案情，邓玉娇的行为完全符合正当防卫的法律条文。可是，官方不敢这样宣判，他们害怕会因此鼓动民间更多的正当防卫行为施之于那些无法无天惯了的官员，从而让他们丧失无所欲为时的安全感。如果没有公众的强力声援，按照官家的本意是要杀一儆百，坚决打掉那些敢于针对官员进行正当防卫者的嚣张气焰。既然现实是众怒难违，那就只好判她有罪却免予处罚以保全官家的脸面。至于这样符不符合法律精神，他们可是从不会在乎的。
NO.3湖北石首群体事件
6月17日，湖北石首市永隆大酒店一名叫“涂远高”的厨师被发现在门前死亡，死者生前留有一份备受争议的遗书。由于家人对公安的鉴定结论存疑并不满，于是将尸体停放酒店大厅，并引来众多围观群众。很不幸的是，有关政府部门领导下令武警出动，强行抢夺尸首，于是一下子激起民愤，警民大战的群体事件于是迅速出现。这场事件，酒店被纵火焚烧，警车被掀翻或被烧毁，许多民众受伤或被捕。
NO.4昆明疑似卖淫案
当辛苦获得的口供被刘仕华一家推翻时，警察就曾经多方搜罗旁证将疑似卖淫案做成铁案。于是各种莫名其妙的嫖客就曾被警方拉出了一大群，可是这些嫖客不仅为刘仕华一家所否认，他们所提供的的证词也丝毫经不起明眼人的推敲。最让人忧虑的是，用所谓的嫖客出面指证某个女人卖淫，这在法律上行得通吗？如果能行得通，是否只要有一个男人出面指称某个女人向他卖淫了，就可以将这个女人钉牢在卖淫耻辱柱上？如果这样的话，岂非每个女人都有卖淫嫌疑？每个女人都有条件被警方认定为卖淫女？
NO.5重庆重拳打黑
可是，重庆打黑都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官场的腐败之深远远超出公众的想象，警察与黑社会相互勾结已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顽疾。然而，放眼中国，能够暴露这一顽疾的只有重庆。这难道说只有重庆才有这样的顽疾？当然不是，天下的乌鸦一般黑，重庆的现状其实就是全国面貌的写照。问题是，重庆已经打黑，其他地方打不打？怎样打？
NO.6乌鲁木齐事件
NO.7甲流来袭
甲型H1N1流感最初发现于墨西哥，由于那儿暴发了“人感染猪流感”疫情，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世界卫生组织(WHO)初始将此型流感称为“人感染猪流感”，后将其更名为“甲型H1N1流感”。6月11日，WHO宣布将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为6级，全球进入流感大流行阶段。中国卫生部于5月11日上午确诊了中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由于中国吸取了非典的教训，所以对甲流输入传播控制得很严，所以最初的甲流患者极少，基本上都是输入型的，而且不容易造成大规模传播。然而，10月份以后，甲流的传播就在中国失控。截止11月底，大陆共发现甲流确诊病例92904例，治愈72093例，死亡326例。更可怕的是，卫生部官员说，今冬流感患者中，91%的是甲流感染者。事情败坏到如此地步，到底是为什么？
中国甲流大爆发恰逢国庆六十周年之机，最大的爆发源也恰恰是首都，这难道会有什么关联？六十周年大庆之后，甲流已全面失控，以首都为中心向全国辐射扩散已成定局。此后首都的疫情通报是非常正常的，这得益于非典时期积累的血的教训。可是到了地方就不行了，不仅疫情通报非常保守，网友上网讨论地方疫情不是惨遭删帖就是以散步谣言罪名予以抓捕，这不是重复非典时期的荒唐之举吗？所幸，甲流的危害没有起非典那么大，非典时期积累的教训和培养的人才还能发挥些作用，中央的主管部门和官员也不再那么糊涂，就这样甲流的防治与控制最终又走上了正轨。
NO.8楼脆脆、楼倒倒、楼歪歪
其实，无论楼倒倒、楼歪歪还是楼脆脆、楼薄薄，归根结底都是建筑质量不规范所致。上海的楼倒倒，明眼人一眼就能从图片上发现，这是典型的“头重脚轻根底浅”。偌大楼房其地基居然只有区区的几根细小的水泥柱，别说一个土堆就能轻易把他剪倒，一阵狂风产生的推力恐怕也能轻松把它吹倒。重庆石马宿舍的“楼裂裂”和程度校园春天小区的“楼歪歪”，固然是由于施工方擅自在楼基附近挖土坑所致，但这种情况其实同上海的“楼倒倒”是一致的，也是大楼的地基浅薄不固的缘故。试想，如果楼基打得足够结实，又何以会出现一个土堆或土坑就能导致楼倒楼歪楼裂的惨剧？而那些远低于设计标准的楼板厚度，只不过是开发商更加明目张胆地偷工减料而已。
中国楼市的暴利众所周知，以至于连联想、海尔、华为这样的知名制造业企业也投身到房地产行业。人们疑惑的是，暴利已经暴得不成样了，开发商还要偷工减料，这是为何？第一，利润最大化是商人的本性，偷工减料能为他们赚取更多的利润；第二，政府监管缺位或不作为让开发商有恃无恐，而对问题开发商的包庇和维护就更加剧了中国楼房的质量问题；第三，层层转包削薄了最终建筑商的利润，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铤而走险偷工减料就成了他们最可能的选择。
NO.9拆迁战争
2009年11月13日早晨，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fen”于楼顶天台，烧得面目全非。随后，唐福珍家人数人被拘，数人受伤住院，政府部门将其定性为暴力抗法，被拆户控诉政府暴力“拆迁”。11月29日晚，唐福珍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
这很多年来的许许多多的暴力血腥拆迁说明，一个长期的非典型的内战在神州大地上展开，它的名字就叫“拆迁战争”。在中国，一旦涉及到拆迁，没有不发生冲突的。但是一般的结局是，政府和开发商联手，调动军警或聘用地痞流氓黑社会，利用血腥暴力手段，强迫那些对拆迁补偿方案不满意的居民离开自己的住宅。为什么会这样呢？土地说是全民的，其实是政府的，政府垄断着土地，依靠着向开发商出售土地挣钱。你老百姓通过拆迁补偿拿多了，落入政府口袋里的就少了，开发商赚取的钱自然也会相应减少。所以“拆迁战争”的背后就是“利益”二字，它所体现的就是“官与民争利”的奇怪现象！
NO.10中国房地产泡沫
其实福布斯对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认识还非常保守，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并非只是达到美国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已，而是很早就达到了，而且早就大大超越。君不见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早在十几年前就远远超过了美国？君不见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早就买不起房？君不见中国楼市超过一半的买房者是炒房族？美国的金融危机，也仅仅是部分不具信用资质的购房者加入买房大军并在楼市价格下调时导致银行坏账而出现流动性短缺而已。如果中国房地产业的状况完全搬到美国，美国的金融恐怕早就危机过十几回了，并且美国经济早就崩盘且美利坚早就不复存在了。
2.5万美元震惊美国人民却笑翻中国百姓
日前，美国新泽西州两名市长和一名副市长因为涉嫌受贿和洗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这条新闻，不光在美国本土引发轰动，也震惊了大洋彼岸一个不同体制下的中国网友，纷纷称美国的市长没有见过世面，不及中国的一个村长。
经过10年卧底调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等日前在新泽西州同步展开大规模拘捕行动，逮捕三名市长，两位州议员，44犹太教士等人，怀疑涉及贪污和国际洗黑钱活动。
据美联社报导，霍博肯市市长卡马拉诺被控收受两万五千美元的贿赂。新泽西州州长约恩柯赞说:"随着真相水落石出，我们正目睹的这桩腐败案的规模简直令人震惊，也是不能被容忍的。"
美国人的震惊却把中国大陆网友给逗乐了。网友说:"楼主打错字吧是不是少了两个0这点小钱我们村长都看不上。"中国贪官笑了，25000美元，还不够我打牙祭的。"这点钱，在中国还不够省委书记一餐饭钱，房产局长一条烟钱。"
有网友幽默的表示:"我揉了揉眼睛，反覆的数了几遍，确实是25000美元"
"我也数了几遍，只有3个零，零后面还没有万，亿等字眼。"
"眼花了，还以为是25000万美元呢!"
有网友戏称，"堂堂一个市长只贪污2.5万，你以后出去还怎么做人"
还有网友认为"两万五千，你要去纪委举报，没准人家还不搭理你。"
网友说:"这如果发生在中国，那同样是大新闻啊!多么廉洁的好官啊!!!";"请把他们送到中国来，清官啊!不是有人悬赏征清官吗这下终于找到了。"
中国人口不多借口多
在中国经常听到这种说法：中国之所以穷是因为人口太多。我一直觉得会这样想的人其实挺弱智的，所以我就请教别人，你们这个逻辑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对方大惊：“妈呀，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你想想看，只有一个馒头，一个人吃可以吃整份，两个人就吃就只能吃半份，当然是人越多越穷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馒头不是人生产出来的，而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本来应该是人越多创造的财富就越多，而他就觉得人多了，社会总财富还不变，那请问多出来的那些人到底是干吗的，难道都是饭桶？还有另一种说法：“1个人管3个人和1个人管300个人，你说哪个容易？”你看这傻B还会用反问句，他说得好象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人数一样多。实际上，中国是每25个人里就有一个政府官员，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么样，但一个官员总不会连25个人都管不过来吧，除非他的智商低于25。
这两种说法追根结底，其本质都是一样的：缺乏公民意识。这些人从来就意识不到这个国家的财富其实是他们自己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经常有如下的弱智说法：“党白养你这么多年”；“祖国就像一个人的母亲”。事实上明明是我纳税养活一些傻B，而且地球上是先有人才有国家的，怎么国家反过来变成人的母亲了？至于一些人会说出“一个人管三个、一个人管300个”这种话，那是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一个国家只有一个真正的管理者，那就是皇帝老子。人多难管，那把中国拆成几块不就行了吗？我这么一说，那边更是大怒：“你竟敢分裂祖国！”小国他说分裂，大国他又嫌人多难管，真是难伺候。
还有人说是“人越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就越少”。相对而言，这种说法要靠谱得多，看起来好象挺有道理的，但你一作横向对比，发现又不是那么回事。单说人口密度，中国为每平方公里136人，在世界上也不过排名第54位，前面还有印度328人，日本337人，比利时339人，荷兰395人，韩国491人，台湾636人。而美国的人口密度为30人，世界排位143，往下数有委内瑞拉27人，老挝26人，苏丹16人，土库曼17人，蒙古1人。一个人占一平方公里，够得上地广人稀了吧？还不是穷光蛋。有人说“中国有大片没人住的沙漠和草原”，搞得好象全世界的沙漠草原全都集中在中国一样了，其实你把中国四分之三的国土割掉，把人口全部集中在剩下那一小块里，咱们的人口密度还是赶不上台湾。还嫌割得不够多？那就把领土割掉90%，这样中国的人口密度一跃成为1360人，够大了吧？结果往上数还有香港6317人，新加坡6389人，至于澳门每平方公里就有17684人，你就是把中国的领土割掉99%，还是比不过人家。
这么一对比下来你就发现，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跟人口密度根本就没什么关系，但就中国人的直观感受来看，中国的人口好象确实是多得不像样，而且严重影响到了日常生活。比如说过年时你到火车上去看看，车厢里叠着的全是些软体动物，那会儿你就压根感受不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其实都不用上火车，站在火车站外面瞄一眼就知道了，但这时候你为什么光想到人多，没想到是铁路的运营能力太差呢？中国的铁路长度虽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三，但实际上就只比我们的邻国印度多了一丁点，而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国土面积跟中国相当，人口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铁路长度却是中国的三倍。把中国的铁路全拆了发给中国人，每个人只能分到5.5厘米那么长，卖废铁都不值几块钱，世界排名接近两百。中国的公路长度甚至还不如印度，但是——全世界70%的收费公路都在中国。
事实上，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高达5万亿人民币，其中公款消费、公车消费、公费旅游这“三公”就要耗掉9000亿，行政支出比例高达19%，是美国的2倍，英国的4.5倍，日本的8倍。这还都是官方数字，具体是多少，“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我们的政府哪怕稍微节俭那么一丁点，医疗、教育，哪个问题解决不了？咱们的政府哪怕清廉那么一丁点，中国人民还会买不起房吗？“人口论”只不过是政府的借口，是政府做得太差，找这么个借口推脱自己的责任而已。阿拉伯人穷，他们说是因为以色列。朝鲜人穷，他们说是因为美帝的制裁。那么大一个国家，就算真被制裁了，难道连粮食自给自足都做不到？明显是扯淡。咱们中国则喜欢说人多，然后再搞个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工作又能养活一大票人。50年前，中国的人口只有6亿，这样总够少了吧——结果某人一时兴起，还不是一下就饿死了百分之五。
(吴虹飞)众说纷纭的昆明小学生"卖淫”案
众说纷纭的昆明小学生"卖淫”案,实际上是由三个案子组成。这里面的当事人我想强调的是：所谓“陈艳”是16岁未成年人，警方在通报里只字未提。刘仕华，张安芬，是不识字的农民，他们甚至一开始分不清律师，警察，和记者，志愿者。这使得诱供变得很容易。
这三个案子分别是：
一.”3.16”两名小学生”卖淫”案子
刘娜娜,刘婷婷,一个15岁，一个13岁，在自家门口被警察抓住，同时还抓走了父母亲，普恩父,还有一个姓王的”嫖客”.
根据全国打击卖淫嫖娼的治安意见,抓卖淫，必须是现行,必须有妓女,嫖客,同时存在，当时有避孕套，并且有现金交易;对于”还在谈”或者是”性交易完成很久以后”,都不作为”卖淫”处理。
不管是否卖淫，3月16日，警方并没有抓到卖淫的”现行”。他们哪一次都没有抓到现行，却领取了罚金，这是颠簸不变的事实。
刘娜娜、刘婷婷已经确认没有卖淫，这个是由警方通报里说的。警方为此还让六名民警停职，并做了通告。刘仕华的“过失”在于，这2个女孩子虽然是养女，他还是要为她们的名誉争取赔偿。
因为这个赔偿，警方和刘仕华协商几次，没有搞定倔强的刘仕华，他作为农民实在是”太狡诈”了,他不肯接受警方带来的西瓜和荔枝,执意要高额的赔偿.他为此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他低估了国家机器的无耻.
于是引发了下面的两个案子。其动机最有可能是“警察报复”。
这个案子里，警方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女孩叫“陈艳”，16岁，是他们家的大女儿，也是刘仕华的亲生女。正是因为不知道警察会对陈艳下手，刘仕华等人才会索要赔偿，这反而证明了，刘仕华并不知道陈艳会被警察说是“卖淫”，更谈不上“容留”。
第二个案子：陈艳是否涉嫌卖淫
6月6日起，也就是云南信息报报于6月3日报道了第一个“处女卖淫”案之后的几天里，刘仕华索要赔偿，激怒警方，硬派生出来的一个案子。3月16日，警察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个女尔，而后来他们竟然发现了还有一个大女儿！他们在6月6日把一家人全部抓进派出所，包括2岁的小女儿，在里面逼供，诱供长达一个星期，最后得出陈艳卖淫的结论。
那么，在第一个案子错判时，警察也曾经十分自信地告诉说，刘娜娜,刘婷婷,确实卖淫了。这一次，我们怎么能够相信，相同的案例，同样的一个警察，却没有错判呢？
必须强调的是：陈艳是否卖淫，根本也没抓到现形！
警察的证据是：3.16里，存在一个姓王的嫖客。其二，去年11月份，陈艳被普吉派出所罚款1300元。这个罚款根据我们的调查，很象是一次敲诈勒索，因为其中的500元，竟然是在派出所外给的。并且，那一次，他们声称陈艳卖淫，却还是没抓到现行。陈艳和一名男子在自己家里聊天，那时陈艳还不满16岁。那一次的口供，陈艳被打，出了鼻血，并且是被威胁了。“不承认卖淫就把你关2年。”当时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陈艳承认卖淫。
那么，6月6日，在没有抓到现行，甚至嫖客不存在的情况下，陈艳被警方认定卖淫。9月9日，通报就出来了。但其实，陈艳那时甚至可能还没承认卖淫，她是被关了几乎一周后才承认的。也就是说，警方通报是先于嫌疑人口供出来的。这点非常令人起疑。
我在后面详细说说陈艳是否卖淫。
第三个案子：刘仕华涉嫌“容留”卖淫
为受三鹿奶粉之害的孩子们维权发起人之一，常伯阳律师和许兴华律师多次强调，不管陈艳是否卖淫，其父亲是否容留卖淫，却是另一个法律事实。
更何况，陈艳卖淫的证据是非法获得，很多证据，是为了证明她卖淫而警方强行去取证的。并且是警方涉嫌对未成年人进行诱供。警方对刘仕华说，你承认你家闺女卖淫，你容留卖淫，你们一家人都放出来。刘仕华不得不承认了。
警察没有证据完全的情况下，先根据口供，在6月9日通报他容留卖淫，一直到7月4日，还到他家去“收集证据”，并且还要逼他承认，他租了一个屋子给女儿住，让女儿卖淫，还有一个帐本，是记录他收卖淫的钱等等——警察的脑袋是不是被驴踢过了？
前几天，刘仕华被公安局五华分局逮捕。而陈艳，作为未成年人，她三番四次，被派出所叫去，在没有监护人在场的情况下做笔录。同时，从前天开始，她无故地被五华分局抓去，要拘留5天。
从3月16日开始，隔了4个月，才进行“处罚”，就算陈艳卖淫，隔了4个月，按理说，不应该把人还当成卖淫来处理了。很显然，警方明显是补充证据。
这三个案子里，警察都可能做了违法执法,逼供诱供,对未成年人进行逼供等等不合法的取证。
第一个案子是错案，因为2个女孩子是处女。虽然张安芬做的处女鉴定被检察院认为是“假”的，但是作假的有医院的责任，而且这个处女膜并不能作为司法证据，而6月9日的通报里说张安芬等人“做假”，是混淆视听，移花接木的说法。张安芬的所谓作假，是为了证明2个女儿的清白。并不作为司法诉讼的一部分。通报明显得很不专业，并且是一个不懂法的人写的。
通报写了许多旁支末节的细节，却对重要的证据只字不提，比如是否抓到现行，嫖客是谁，一无所知，相反，通报说了很多无关的细节，比如“刘仕华”在十几年前，有过偷盗（通报故意没说，他其实只是在乡下偷了马），比如张安芬的“做假”，其实无关于司法程序的一次个人行为；还有，故意没有提到陈艳其实是未成年人。
这个通报在云南所有媒体里一起刊登，影响了大量的媒体。《新京报》很快来张安芬家，当时，刘仕华依然被拘留，张安分把《新京报》记者当成了警方这边来的人，就承认了陈艳卖淫。
等到《新京报》延迟了几天，7月5日第二次报道出警方涉嫌逼供诱供未成年人，云南警方次日立刻又全国通报，在只有一个外地记者在场的情况下，唱了一出独角戏，声称没有逼供诱供，声称是检察院调查的结果，其实在那一天里他们根本没有调查到当事人。最可笑的是，警方在公告里声称，不说出嫖客的信息，是为了保护嫖客隐私！嫖客是不是警方的亲爹？——他们对他那么好？保护隐私。他们虽然没有5号大人学历那么高，却真能想理由。
目前，大女儿被五华分局拘留，这其实也是非法的。因为不可能隔了4个月，才对没有抓到现行的卖淫，进行“处罚”。
关于刘仕华容留，许律师说，怎么可能他让自己的两个非亲生女儿去读书，却让亲生女儿去卖淫呢？
如果警方真的那么自信，为什么会对云南本地记者施压那么大，每一个社会新闻记者都对此兴趣浓厚，但是无人敢报，为什么？检察院无休止地盘查，并且被“放假”。一个记者是云南信息报的编委，已经被放假40多天了！警方既然这么有信心，为什么不让当地媒体报道呢？大概是5号大人教会了他们如何和媒体打交道。禁止当地媒体报道，然后用通报搞臭一家人，卖淫，盗窃，让公众暂时对这家人失去同情，让大家把这个事情冷下来，然后慢慢收拾这一家人。我觉得这样非常阴险，狠毒，简直是失去了作为人的一个基本。
陈艳三岁时，住在乡下，父母全部被抓走，和爷爷奶奶一起。奶奶在父亲被抓之后很快去世，爷爷一个人把她拉扯大。家里自然是一贫如洗的。她12岁那年才能见到父亲。而母亲也失踪了。爷爷在几年前去世，陈艳才第一次来到昆明。
陈艳到了昆明，转学，年龄大，读不进书。很快退学，接着很快全家转去了老挝做土石方，因为那里赚钱相对容易些。陈艳从小缺乏父母亲的爱，很早熟，甚至14岁就开始谈恋爱。老挝的环境自然和国内不大同，那里的民风相对更加随意，朴实，人和人的关系不那么紧张，放松，界限不那么多，她的交往范围大约都是农民工，无产者，陈艳在当时是一名可爱的、早熟的少女，她有些内向，性格却很温顺，随和，大方，她在工地上帮人做饭。特别容易讨人喜欢，从乡下到昆明，再到老挝，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她变成一个对陌生人毫无戒心的女孩子。大家都非常喜欢她，甚至“男朋友”的婶婶还亲自上刘家提了亲。
要不是小女儿一岁时不停生病，这一家人恐怕都不会迁回昆明。陈艳和家人是去年8月才回到昆明，她在这里还住不到三个月就被说成是卖淫了。到了11月，就被普吉派出所罚款1300元了。那一次，陈艳第一次听到卖淫这个词，她一下子就哭了。
这短短的三个月陈艳发生了什么？
15岁的她认识了一群“混混”。她喜欢和他们玩，这对于90后，都是正常。偶尔，会有性行为，那是在彼此喜欢的情况下，而且并没有收费产生。她从乡下到老挝，确实是处在一种对外人毫无戒心的状况下，她习惯了大家“都很喜欢她”。所以她在交往朋友时，对陌生朋友一开始并不问姓名，这也是合乎她自己的情理逻辑的——作为一名底层的“不良少女”，她的交往模式就是如此。
而警方就钻了一个这样的空子（我真的不好意思说你们卑鄙了，警察大人）。即便是没有抓到现行，也两次认定她卖淫，而且去年11月第一次的罚款，和3月16日第二次的所谓神秘“嫖客”，也成为了证据之一。警方为了做成铁案，一直在补充证据链。
警方对媒体不再开口。因为他们有人已经被停职一次了，他们不能再停职一次，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将错就错，把错案继续办成铁案，不然，昆明警察的形象，向中央是无法交代的。
为了个人的面子，恼羞成怒，不惜动用国家机器，对大字不识的农民，对被冤枉过的人，对未成年少女，进行无休止地诬陷，泼脏水，这样的警方，还有没有人性？许多警察在办案的时候根本不问青红皂白，而上层新闻厅的所谓副部长5号，根本是中文系毕业，根本是党的喉舌出来的，几乎不属于做大量个案的经验型记者，竟然宣称自己是学者，太不要脸了，他还以为自己是季羡林呢。他没有参与办案，就完全相信了警方，家奴的措辞。他自己不亲自去过问，去调查，竟然也敢居高临下，大放厥词，并且弹压当地记者；在去年“躲猫猫”事件里，他竟然制造出一个“虚无”的网友调查团，在根本无法实施的情况下，炒作自我，他为人虚荣，好大喜功，而且在陈艳案里，非常虚伪，而这样的虚伪后面是什么：残忍。一个国家机器的残忍、昏庸、颐指气使，完全体现在一个小官僚身上。
（但是，我有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奢望，侥幸的想法，希望5号的发心是好的，我希望他是一个有点官僚气的书生，而不只是一个颐指气使的官僚，我希望他如他自己希望的那么开明，聪明，洞察人心与世情）。
关于陈艳是否卖淫并不是本案的关键，关键是，刘仕华是否容留？有多少确凿的证据证明容留的事实？
我和云南当地一个实证主义的记者讨论过陈艳，他说，如何证明陈艳没有卖淫呢？
我说，这个逻辑不对。应该是警方应该如何证明陈艳卖淫，而不是，陈艳作为可能被诬陷的一方，来证明自己没卖淫。
不存在的东西，怎么进行实证证明呢？
我们假设一个事实：假如现在我们记者，我们警方，认为5号部长的未成年亲生女儿卖淫了。并且嫖客也有姓氏，有供词，只是没有抓到现行，我想请问5号部长，您的女儿如何证明她没有卖淫呢？当5号被抓到西山看守所的时候。请您拿出证据来证明您的亲生女儿并没有卖淫。如果你胆敢去做处女膜检查，检察院可不管你是哪个学校中文系毕业的，他肯定要在通报里说你“造假”。如果你不幸拥有两三个女儿，对不起，你还“调包”了。你家不是还有铁锹之类，凳子之类的吗，你还“袭警”了。（我先向5号道歉一下，把他暂时作为说事的靶子，是因为我还暂时不认识其他的靶子）
这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当狼要吃羊的时候，狼说，你不但弄污了溪水，你卖淫了，而且你的羊爸爸，也容留你卖淫了。
羊说，我没卖淫，羊爸爸说，我没容留，我偷吃过隔壁5号那头猪的饲料。但是没有用，狼最终会不会吃掉羊呢？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逻辑。
不管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官员，警察，局长，副局长，刑侦中队长，是5号，还是6号，虽然是与虎谋皮，但我依然希望你们知道，刘仕华被捕，一个不识字，没有身份证的农村妇女，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16岁，15岁，13岁，3岁，2岁，在城市里是无法谋生的。这个家庭本来就是由残缺的，经历过痛苦的家庭在风雨飘摇中组建的，他们是农民工，是这个城市建设的基石，他们做过最累的建筑工作，才有官老爷们的房子。他们之间历尽磨难，不管真情假意，不管生活如何艰难，病痛和屈辱如何折磨他们，他们活着，相濡以沫，不离不弃，他们热爱家庭，珍惜家庭，这是最传统、最底层的、最朴素的中国的民间道德，这不是官老爷们所能体会的。
全国究竟有多少糊涂案，铁案，死案？我们是无从知道了。而此之前，“杜培武案”、“蒙自警察杀人案”、“公交爆炸案”，“躲猫猫”的事件，都是云南警方做的好事。只有警察不乱抓，诱供，逼供，我们国家的妇孺，儿童，底层的性工作者才不会这么痛苦，才会减少悲剧的发生，才会减少酷吏们对他们的盘剥。你知道，邓玉娇杀了人，杨佳杀了人，你们不会等到16岁的女孩子也杀了人，或者被杀了，才会翻然醒悟吧？
以下是一些和本案无关的题外话，我就多说几句吧。
陈艳的名字是警方取的。他们不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16岁的少女，而且把名字确实取得很象一个成年人的名字，“艳”字是多么扎眼，多么象一个卖淫的成年女子的名字，这样的有意无意的传播，机心又隐蔽又恶毒。刘仕华虽然没有上过北京大学中文系，虽然他不识字，不认识国学大师季羡林，但是这个盗马贼还是给自己的女儿取了一个非常清雅的名字——这是令我感到惊讶的。我们知道，有一个电影叫《少女小渔》，好象是刘若英演的。这个名字这么清雅，而大女儿的真名居然比这个还雅气。但是我们的5号大人，或者我们的高中毕业的警察们，却给我们的小女孩子取名叫“陈艳”了，我肯定，5号大人的中文系读的，他对传统的道义和廉耻的认知，还不如那个叫刘仕华的大字不识的农民呢。
我还想知道的是，中文系毕业生5号部长（这里的名字可以自由替换成任何一个弹压刘家的警察和官员），如果您的两个女儿，被人认为卖淫了，您会索赔多少钱？请告诉我，您认为您的女儿的名誉值多少钱？你会容忍你的家奴，去败坏三个未成年少女的名声呢？就因为他们是穷人家的孩子？就因为他们没上过你上的大学？你的诗书读到哪里去了？你到底有没有读过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的美德》？你至少读过《悲惨世界》吧？你不要令你那尊崇民主、自由，平等的母校继续蒙羞了。我多次采访了我所能接触的所有的当事人，你坐在你的官位上，你亲自过问过，调查过吗？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就是警察，你居然就只相信了警察的话，你的脑袋是不是被门夹过了？你曾经在一个无聊的口水帖子里信口说，不知道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想告诉你，最近在你们学校的去世的国学大师正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同时还有你最敬爱的胡锦涛，涛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