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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孔子对当时出现的僭礼行为极为不满，他意识到，要使自己的国家鲁国强大起来，首先要澄清、规顺各种礼制和级别关系，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以礼正心、以礼修身、以礼治国、以礼为教等思想。在孔子看来“礼莫严于名分，罪莫大于僭窃”。“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对于“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八佾》）的情景，是既不能容忍也不可纵容的，孔子多次进行了批评指正。孔子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各安其职，处处呈现出和谐、安定、有序的局面。
一、孔子之礼的形成背景
孔子对周礼是辩证对待的，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有了更加人性化的创新。周礼在刑罚方面是坚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礼记》），而孔子则有了新的调整，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将平民与贵族身上固有的阶层之礼进行了德行改进;周礼中对于教育处处体现出阶层之别，规定学在官府，而孔子认为“有教无类”，为当时的社会底层人士打开求知之门，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是一项创造性的、十分惠民的好政策。
二、孔子礼思想的内涵
虽然之前学术界对于孔子思想核心到底是“仁”还是“礼”依然存有一定的争论，但大多已达成共识，“仁”属于内在的本源，“礼”属于外在的表征，孔子思想系统是仁礼合一。孔子从传统的礼乐文化中发现仁或曰提萃仁，引仁入礼，仁礼互释。发现和萃取传统礼乐文化的内在价值和真实意义，是孔子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也是孔子思想精华所在。对于孔子来说，仁是内在的，绝对的;礼是外在，是相对的，但它们是互为补充的。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恭、敬、忠”看似是“礼”的内容，但是却包含着仁德、爱人之心，所以它们也是“仁”的内容;君臣父子各执己事，也看似是“礼”，实则表现了君贤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道德，所以亦是“仁”的内容。又如：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三年之丧”虽为礼，但是孔子说“予之不仁也”，意指人要是没有仁德之心，那么礼又能起到多少作用呢？乐又能干什么呢？其实，孔子的隐含意思是说，若没有仁的内心修养来规范的话，礼是发挥不了它本身作用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x。因此我们可以说，“礼”的基本精神内核是“仁”，且“礼”只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孔子还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从中可以看出，礼不仅局限于外在的形式，如果仅有外在形式的“礼”也不能称其为“礼”，孔子特别批判这种只表现为形式的“礼”。他认为，“礼”是通过调节、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和内心情感，继而让人实现仁德的。于是，蒙培元先生总结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对“仁”和“礼”关系的最好表达。以“文”比“礼”，以“质”比“仁”，即礼是人文的外在表现，而仁是质朴的内在情感表达，两者合而为一，便是真正的仁人君子。所以在孔子的意识里，礼是很必要的。《论语》记载：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
告朔之礼在孔子当时生活的年代已然名存实亡，子贡认为只为其名而杀羊，觉得不值，所以想要去掉“饩羊”。然而孔子依然认为应该每月朔杀羊送到祖庙祭祀，即使此礼在当时已不太流行。之所以这样做，孔子仅是想使人们勿要忘却此理。若取消这一仪式，那么再往后谁还记得有此告朔之礼？他觉得此种状况会使人甚觉惋惜。为了说明“礼”存在的必要性，孔子在此强调“惜礼”而胜过“惜羊”，而礼存在的价值也正是这种必要性。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林放问“礼之本源”，孔子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却明确地摆明自己对于“礼”实质的态度。并以丧礼举例说明，他认为丧礼置办奢华，就未免只流于形式，从而忽视对本质内容的思考，而简朴虽然在形式上或许欠缺，但体现礼的本质意义，即心之仁德，丧礼也是此理，所以宁可舍“奢”取“俭”。这段话通过实例说明了礼的本质。而子夏以“绘事后素”来类比“先仁后礼”，这使子夏得到孔子的大力赞赏。子夏以绘画要在空白之后才能凸显他的色彩，联系到先有仁心而后有礼乐。正好进一步说明，“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修养，而“礼”则是调节人和人及人和社会的行为规范，首先要从思想上来体会到“礼”的存在价值，才能从行为上更好的实行“礼”。
总而言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礼”则是帮助具体实践这种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外在形式，“仁”支撑着“礼”，而“礼”又规范着“仁”，“仁”是“礼”的本源，“礼”是“仁”的表现形式，恪守“礼”即是践行“仁”，是仁的具体释放和施行，两者相互支撑，在有利的传承和突破的创新中获得融洽结合。
三、孔子礼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培养礼让尊重的文明素养
在当前科技、通讯极其发达的年代，各种思想与文化产生的激烈碰撞，使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经常会在各种多元的思想观念里徘徊、犹疑不定。而孔子礼思想中传达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礼仪，做人为人处世的理念和度的把握，都给我们在迷茫的时候指明一条希望之路。孔子礼思想透显出的君臣父子朋友之间的基本的相处之道，虽然已经隔空穿越了两千年，但是在现在依然是中国优秀传统美德的基本标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基本礼仪，显示的不仅是一种礼貌，更是一种相互尊重的文明素养。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境况，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心理需求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每个人都希望被别人尊重，由此而产生的自尊感，会增强每个人的自信，而成为将来走向成功的必要基石。而这种文明素养的养成，就依赖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渗透，由里而外地认识到“礼”的重要性。对于礼的尊崇，孔子并不流于形式，而是更注重各种礼仪在执行过程中所体现的本质理念，如“三年之丧”、“告朔之礼”，等等。在孔子看来，各种礼仪形式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中所传达的核心思想，才是礼存在的本质，这是我们现代人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孔子礼思想的精华所在。
（二）奠定崇善向德的慈爱之心
参考文献：
[1]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关键词孔子思想教学目的治学态度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z.2017.01.002
ComparisonbetweenConfucius'sEducationalThoughtsand
ModernEducationalThoughts
ZHAOXi
（LuoyangPolytechnic，Luoyang，Henan471000）
AbstractConfuciusthoughtisbroadandprofound，far-reaching，intheeraofscienceandtechnology，cultureisnotdeveloped，theideaofteaching，especiallytheideaofteachingandeducatingpeopleatthetimewaswidelyrecognizedintheconceptofConfucius.ItnowappearsthatConfucius'seducationalpurposes，attitudesandmethodsarestillof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itisworthlearningfrommoderneducators.
KeywordsConfucius'sThoughts；teachingtarget；attitude；teachingmethods
孔子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许多思想理念被后人传承并发扬光大，可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影响着了我国的教育史。而在现代教育发展如火如荼的今天，很多人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已经落后了，但笔者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
1孔子教学目的和现代教学目的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战乱频繁，奴隶制度趋于崩溃，而封建制度刚刚萌芽和发展。换句话说，孔子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在此时，孔子兴办私学，提倡“有教无类”。《论语》中这样记载孔子收学生的条件：“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悔焉。”“束修”指的是一条腊肉干，也就是说孔子教育学生的学费就是一条腊肉干，与其说是学费，不如说是一种仪式。一般情况下，只要行束之礼，孔子就会收他为学徒并认真教授他各种礼仪和文识。所以孔子弟子来自各个行业，冉雍因为其父亲“贱而恶”在当时的社会中备受歧视，但是孔子并没有放弃对其教育。可见孔子是希望让能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希望把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阶级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这种教育思想与现代的大众化教育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孔子对学生的教育是以“修身”为出发点，正如现代教育中的“做人”教育为始，也主要围绕着这一根本培养学生。冯友兰在《论孔子》一文中曾谈到：“孔子的教育主要是使学生通晓古代的典籍（文），熟悉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社会制度及贵族的威仪（礼），有艺术修养并特别注重贵族的道德实践。”他在强调“文”的同时，重视道德规范，德乃立身之本。他在主观上认为文化知识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占据不甚重要的地信。
曾子受孔子的影响很大，尤其是礼仪之道方面。孟敬之看望生病的曾子时，曾子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豆之事”指行礼之仪式，“有司”类似于现代的司仪，掌管行礼仪式的专家。曾子认为行礼仪之事有专门的技能，而君子所贵在“道”，故而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时受到冷落。而君子所贵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孔子主张“诗”“书”，认为“文”是立言的根本；“礼乐”主于“礼”，孔子一直以周公为典范，推崇周公的“礼”，并认为“礼”是立身、行事乃至“成人”的根本。正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在教育他的儿子时就强调要学诗、学礼，否则无以立言立行。从现代教育观念来看，这是“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而“兼济天下”是孔子对弟子入仕方面的要求，是以“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为基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之，孔子的教育思想宗旨主于“成人”，而孔子弟子资质不同，学业各有侧重，但孔子最重视的还是他们的“德行”。孔子曾评价以“言行”闻名的子贡不如以“德行”著称的颜渊，称赞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仲弓虽然不一定称得上“仁”，但“佞”却是绝对不会去做的。这足以证明孔子之教育重心在“成人”“成德”之上。
现在再来看孔子的教育目的，我们不得不思及当代教育思想。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趋向多样化、专业化。当代教育在适应这种变化的同时，似乎忽视了“人”与“德”的教育。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犯罪问题等令人担忧。古人云：“欲正其行，先正其身。”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是否应该重新考虑教育中“成人”“成德”的分量呢？
2孔子的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方法的比较
“因材施教”是孔子所提倡的一大教W方法。《论语》中：子路与冉有同时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问：在知道了一件事情后，是不是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有父兄在，不可以如此。”但是却对冉有说“可以去做”。针对这两个不同的答案，一旁的公西华备感疑惑，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可见孔子知其弟子之长短，因其材而施其教。孔子的弟子各有所长也概因如此。
同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启发式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所重。孔子注重启发，注重思考。《礼记学记》中说：“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就是要求教师给学生留有思考的余地。在《孔子游春》中，有这样一个情景：孔子带领弟子到泗水河畔游玩。当时，泗水正涨春潮，生机勃勃。孔子全神贯注地凝视泗水，而弟子们都感到困惑。这时颜回在旁边解释说：“老师每次遇水必观之，想必其中有一定的道理，可否讲给我们听？”可见弟子们此时已经达到一种“愤”的状态，也就是激起了学生们的好奇之心。“悱”的状态，就是孔子看到学生如饥似渴的眼神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便开始一场关于“水是真君子”的引导和辩论。弟子听后备感震惊，都没有想到老师从这司空见惯的河水中看出如此深奥的道理！可见弟子受教育之深刻。由此又为孔子引导弟子在言行上做一名“真君子”埋下伏笔，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正如《孟子尽心下》文中所云：“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这种以激发兴趣、适时引导的教育方法，远胜于呆板的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
嵇文甫先生在谈论教育时曾言，“填鸭式”教学法“容易导致天才教育的歧途”。《礼记学记》中也曾说：“语之而不知，虽舍可也。”在现行教育中，提倡素质教育成为时代的主流，而素质教育提倡因材施教，提倡诱导学生发挥各方面才能，重视学生各方面能力的发展。然而在现行教育中，由于社会与个人各方面的原因，素质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对孩子求全责备的借口，他们错误地认为素质教育即是要求学生成为各门功课都能得高分的考试机器，从而忽视了孩子的个性与爱好，反而致使孩子、家长与社会都难以喘息。《论语季氏篇》中，孔子曾说学习者可以分为四类：“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然而“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篇》）“因材施教”则可让“布衣之子”成为一代圣贤。
3孔子的治学态度与现代治学态度的比较
金景芳先生在他的《孔子思想论述》中提到：“孔子所以在中国历史上以至于超越中国历史的界限，受到长期的尊重，首先在于他是伟大的教育家，而不是在于他的政治思想。”尽管现代一些专家对孔子的教育思想的评价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认孔子的教育目的、教学方法与治学态度是民主的、进步的、积极的，并且影响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因此在社会主x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使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得以传承，我们要发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让社会主义的新一代在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平上全面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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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孔子儒家思想和平与发展和谐社会
孔子是孺学的创始人，是人道的启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祟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根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据，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价值。
早在公元一世纪，孔子孺家思想就传人东亚地区，先后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到十七、十八世纪后，孔子及孺家思想又影响到欧洲，在十八世纪曾掀起一股“孔子热”，当时人们就尊称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为欧洲的孔夫子。
21世纪的今天，人类在经过了三次工业革命的大变革和二次世界大战血的洗礼以后，在思想上已经进人一个迷茫时期。在人类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的道德水准，西方学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论”。
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其价值取向更趋于复杂和多元。人在变得更加理性的同时，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这样就迫切需要一种理论指引我们重新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孺家讲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强不息，应该说对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诺贝尔物理学获奖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就说过：“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是孔子孺家思想的发祥地，近些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却出现了文化理想的失调和价值意识的丧失，而要唤醒这些人，孔子的孺家思想不失为一剂良药。尽管孺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但在学习孺家思想方面，我们反倒应该学习一下我们的邻国。
在韩国，孔子的名字家喻户晓。在韩国有将近80%的人曾奉孺教或受过孺教思想的熏陶。韩国把孔子尊为“万师之表”，并每年举行纪念孔子的“释典大祭”。时至今日，孺教在韩国仍占据主导地位，孔子“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忠孝为本”的思想已融人韩国人的血液。韩国借鉴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观，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同时，尽量摒弃西方文化中个人至上、金钱万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导孺教的敬业乐群等精神，创建了家庭和谐稳定、道德风气良好的社会。而时下“韩剧”在中国的热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韩两国人民在传统孺家思想文化上的相通和共融。
在日本，有实业界一代猫主之称的著名企业家涩择荣一则写了一本《论语加算盘》的著作，总结自己成功的经营之道，那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拿《论语.》，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孺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得益彰，才使事业得以不断发展。比如他吸取和践行了孔子儒家思想中的“天生万物，维人为贵”的人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交互式管理模式，’；“以义统利”、“见利思义”的诚信观，还有主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团队精神等等。“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儒家思想是我们民族世世代代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因为儒家思想至今还具有现代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仁学”与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不仅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解决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保护生态平衡，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实任何宗教和哲学家的终极理想境界，无论是佛教的西方极乐世界、道教的神仙世界、儒家的大同世界，基督教的天国，都是无杀人(战争)、无偷盗、无说谎、无奸的和平、幸福、快乐的世界。而儒家的“仁学”和“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可以为这方面提供十分有意义的资源。这便是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多年来常新不衰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凸显出孔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仁”是儒学最高的道德原则。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在第一位的。目前，人们在感受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更渴望人性的回归，得到精神的慰藉。因而注重仁爱之心的培养，对于善待他人、扶残助弱、扶危济困社会风尚的形成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中庸”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对于中庸，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意思是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仁德。孔子认为过与不及二者都偏离中道，都是“不贤”的表现，所谓“过犹不及”、“乐而不，哀而不伤”。由此可见，中庸作为君子的德行，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它有广泛的适用领域。在政治领域，它表现为宽猛相济、德刑并用的治国方略，一种“致中和”为政的最高境界。子思(孔子之孙)所作的《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仅实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类似《礼记·礼运》所设计的“大同”社会蓝图，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
中庸之道适用于法律领域，从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与整体利益出发，应当在立法上适当考虑民众的利益。孔子有言“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就强调了刑罚公正问题。用今天的标准看，一种以公正和人道精神为主宰的立法与司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
在文化领域，中庸之道则表现为一种理性与温和的文化发展观。它反对在文化问题上搞“不破不立”，反对横扫一切文化传统，提倡文化的“损益”式发展。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损益”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要有继承、有创新，批判地继承。而回首“五四”和十年“”中我们对大成至圣的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态度，不能不说是偏激或野蛮的，是数典忘祖的民族虚无主义。
中庸之道还适角于经济领域，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从“中庸之道”的立场出发，反对将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拉得过大，因为这将有碍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孔子是明确主张“富民”的，因此我们不能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简单地理解为财富分配上的一种平均主义，而是应该从建设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角度来理解。
关键词：“忠恕”思想；价值
一、儒家“忠恕”思想含义的探讨
关于“忠恕”思想的理解历来存在不同的观点，而在众多观点中把“忠恕”看成整体，或并列的两个概念，仍然是两大主流观点。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儒家“忠恕”思想及其价值，我们就需要先了解这两种主要观点。
朱熹是第一种提法的代表人物，尽管他也将二者分开来进行解释，但是其仍然是将“忠恕”作为统一的概念来理解的。
朱熹对“忠恕”最为大家熟知的便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仅管朱熹对其作了区别解释，但是在其思想中“忠恕”不可分离。他在《朱子语类》卷六三中曰“因问‘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将作忠恕说？’曰‘忠恕两个离不得，方忠时，未见得恕，及至恕时，忠行乎其间。’故曰‘无忠，做恕不出来。’”朱熹将“忠恕”作为“一件事”来解释，只是“忠恕”在层次上略有不同。“忠”为体，“恕”为用，其曾明确提出“忠是本根，恕是枝叶。非是别有枝叶，乃是本根中发出枝叶”的思想，“忠”中包含有“恕”，而“恕”只是“忠”的一个方面。“忠”是心之体，“恕”为心之有，二者共同统一于心这一理。
关于将“忠”与“恕”作为两个并列的概念来理解的代表人物便是冯友兰与杨伯峻。在他们的观点中，“忠”是仁的积极面，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仁的消极面，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曰：“‘恕’，孔子自己下了定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则是‘恕’的积极一面，用孔子的话，便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认为“忠”是积极的一面，“恕”是消极的一面，只是二者在所达到的道德层次上有所不同而已。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也写道：“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所谓的肯定与否定也就是积极与消极的意思。而他这一思想也与杨伯峻的思想不谋而合。
关于以上提到的对儒家“忠恕”思想的论述是两种主流的解释，也最为学者们所接受，但是这两种观点仍然有不足之处。首先是朱熹对于“忠”的解释“尽己”。关于“忠”《论语》中并未有过对其的明确定义，而且其对儒家“忠”的解释难免会带有理学特有的思想，其以理学来解释“忠恕”，显然不妥。其次关于将“忠恕”作为两个并列的概念来理解，对“忠”与“恕”的解释笔者是赞同的，关键在于“忠恕”是否可以分开，因为“忠”与“恕”作为达到仁的方法，尽管其本身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是其二者又是统一在“仁”这一终极道之下。
关于儒家的“忠恕”思想现在仍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而且我们也并不要求所有的学者都形成一定的范式，笔者认为只要各学者在自己的框架内能够自圆其说，我们就可以认可他的思想。
二、儒家“忠恕”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忠恕”思想本身所具有的精神文化价值
儒家思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作为主流文化受到人们的尊重，它为人们人际关系的处理、人们的道德修养、以及日常生活的各方面都提出了道德标准，而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份的“忠恕”思想，也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其对于维护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尽管人们在很多方面没有达到共识，但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其所具有的重大的文化价值。
在现代社会，我们提出了回归传统文化的号召，儒家文化的首要地位再次被广大学者所提起，尤其是世界宗教大会的召开，使“忠恕”思想作为基督教“黄金准则”的同义语成为了普世伦理的一条重要准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忠恕”思想所具有的普世意义，其不仅是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更成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
（二）“忠恕”思想的政治价值
当今世界并不安定，霸权主义仍在继续，不同的文化冲突更是随处可见，为了有效的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不仅需要国与国在涉及国家、领土方面的问题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还需要人们在多元的世界文化中相互理解与尊重，允许不同国家意识形态存在，不同文化传统存在，以及不同信仰宗教团体的存在，不能以本国的标准为标准，或者搞双重标准。有效的践行这一准则，便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思想实分相近。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我们既要确保本国的合法利益，也要维护他国的合理利益，不把自己的意识思想强加于其它国家，不为了本国的利益牺牲其他国的利益。“忠恕”思想不仅有利于维护国际之间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对于国际之间不同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也起到了一定的传播作用。
（三）“忠恕”思想的经济价值
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世界各国无可避免的卷入了一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经济竞争，如何在广泛的范围内维持经济的良性运转，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在这方面，儒家的“忠恕”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资金、技术的限制，资源的分配不均等原因，造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想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除了各经济主体充分合作外，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扶持，共同发展，也是保证经济活动不断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到诚实、守信也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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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贾毅平.“忠恕之道”的市场意义[J].理论与实践理论月刊，2006.
[15]卜师霞.孔子忠恕思想的内涵[J].孔子研究，2007.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韩国现当代教育思潮冲突统一
一、引言
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也是一名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几千年来，他的教育思想理论不仅在中国一直得到继承与发扬，对世界各地的教育模式改革与教育思想发展也有很深远的借鉴作用。
韩国是一个受儒家影响颇深的国家，不管在教育理论还是课程设计上，都受到了儒家思想很深的影响。现今，韩国正处于一个教育改革期，我们更需要儒家思想中的精髓教育思想给予理论指导。孔子提出的“与时俱进”的教育思想正符合韩国教育模式改革的需求。因此，如何更好地把中国古代的孔子教育思想与当代韩国教育模式改革融合，以孔子教育思想为理论基础，对韩国教育模式进行更科学有效的改革，是一个很值得研究探讨的课题。
二、国内（韩国）研究现状
韩国是一个受儒家影响非常深的国家，儒家的发源地是在中国。在古代时期，韩国和中国关系密切，当时的中国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都远远强于韩国，韩国一直向中国借鉴各方面先进经验，包括执政理念和教育思想等方面都受到中国影响至深。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在中国得到广泛的继承和发展，随着韩国和中国的密切来往，儒家思想慢慢深入到韩国的各个阶层，特别是对韩国教育起到了根深蒂固的作用，逐渐成了韩国教育的理论基石。这种儒家思想何时开始传入韩国，现在很难有准确的说法。
很多韩国学者认为，卫满朝鲜，汉四郡时代，古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已经开始悄悄进入了古代韩国，而到了三国时期，儒家思想在古代韩国都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影响。譬如，高句丽在小林兽王二年时正式建立“太学”，以教授儒教经典的“五经”为主，同时以《周礼》为理论依据，制订各种律令与社会统治体制。
儒家思想在韩国迅速发展时期是在伴随着程、朱性理学传入韩国后开始的，从高丽末期到整个朝鲜朝，韩国国内出现了很多派别各异的儒学大师，他们有着独特的理论观点，对儒学有不同的见解，不仅仅是一味继承前人的儒家思想，还有一些自己的独创心得，一些创新的理论，儒家思想在国内百花争放，发展尤其迅速，这个时期的发展，巩固了儒家传统思想在韩国的坚实地位。
现如今的韩国，儒家思想在我们生活中、学习教育、工作中如影随形。在生活中，家庭长幼尊卑，男尊女卑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无不一夹带很浓的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阶级关系中，对长辈的尊敬，对国家、家庭、对公司的忠诚，都在无时无刻地受到儒家“忠孝”思想的影响。
在教育方面，儒家思想同样深入到韩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中。尤为明显的是，韩国至今还保留着一所以“儒家教育”为办学理念的学府，这个学府就是“成均馆大学”。这是一所明确提出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办学理念，以儒家精神作为学校发展宗旨，爱本学校的深奥理论和具体教学实践中，必须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民主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学方法，从而达到培养国家栋梁的教育方针。“儒学”被作为成均馆大学里必修的一门学科。儒学之所以在该大学的教育过程中这么重要，是因为通过儒学教育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东方人的人生观及思维结构，而且可以让他们领会到中国古代圣贤的生活态度，学习到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能够在学习过程不断寻找本国民族主体发展及教育改革的契机。成均馆大学的儒学教育仅仅是韩国最明显的儒学教育，在整个韩国教育体系中，无不夹带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一些地方乡校，承担部分中小学学生中的“儒学教育”。此外，一些民间组织，如“儒道会”等组织定期举办一些活动或培训课以宣传儒教思想。
现代韩国的儒学研究者追求的仅仅是想通过儒学教育，达到代表大韩民族传统文化的儒教复兴，却从未在思想上真正理解儒学教育对韩国现代教育体系的价值和意义，如韩国学者梁承武所提出的现代儒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儒家的体系化;二是寻求方法论上的现代化;三是儒家的大众化;四是儒家的组织化。这些理论上只是强调片面研究儒家思想，仅仅是想通过寻求现代化宣传方式，使得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大众化、普遍化，通过重新组织的方式，让儒学重新成为现代韩国社会的儒教，仅仅让儒家思想学派成为韩国复古的儒教而已。正因为大家如此片面地理解，使得儒家思想在韩国教育中变得过于枯燥，太过形式，没有内容精髓，使得在韩国主要大学中，儒学由于其枯燥的内容、单一形式而变成一个冷门的学科，逐渐成为一种历史的象征，在现代商业化社会里艰难挣扎着。即使有一部分韩国学者为了儒家思想能在韩国复兴，呼吁寻求新的现代化宣传方式，然而这种单一的换汤不换药的模式在大众中很难起到任何效果，这些现象已经开始引起了不少儒学研究者的注意与反思。
笔者认为只有真正实现韩国儒学现代化才能真正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才能够引起韩国社会整体的共鸣，才能使得儒家在韩国蓬勃发展。所谓的韩国儒学现代化是指利用曾经代表大韩民族精神的儒学的精髓能够为今天的大韩民族重新塑造新的代表现代化的大韩民族精神，并以之为精神支柱和价值观解决现代韩国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政治、社会问题。无论社会如何变化，儒家极力提倡的“为国尽忠，为亲尽孝”的忠孝思想，对当代韩国青年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价值的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更重要的是，儒家的教育理念对现今韩国教育模式改革具有深远的指导作用，如何利用儒家的教育精髓为指导基础，实现韩国教育模式改革，反之使得该教育模式不仅变成更符合儒学教育发展的模式，更符合和现代国际化发展需求，这将是很值得研究探讨的课题。
三、冲突
1.孔子与现代韩国在教育目的上存在一定冲突。
孔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上层社会精英、管理者，以后的任务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人才，教育的目的归根结底就是培养政府官员;韩国当代社会，从政只不过是多种行业中的一种选择而已，相对于孔子提出的“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的，韩国教育的目的更多的是为社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各种技术类、管理类人才，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经济社会的需求。
2.孔子与现代韩国在教育内容的部分环节存在分歧。
3.孔子与现代韩国在教育方法的部分环节上存在一定冲突。
不可否认的是孔子确实提出了许多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甚至有些方法还在被教育所采用，但是孔子在教导学生的方法上却是过于强调尊卑关系，认为老师的地位要高于学生，在传授知识的教育方式上，也是过于简单，过于强调教与学的关系，只是简单地训诫，没有对知识点深入地讲解和解释内在含义。当学生对所学知识不明白时，他更多地希望学生能记住和接受这个知识，而不是让学生理解它。孔子对师生关系是崇尚教师的绝对权威和教学方法上的单向教学，现代韩国教育不仅是提倡师生关系的平等，而且鼓励学生对有疑问的知识点提出见解，师生是互动关系，对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地详细、深入，让学生在理解中记住知识点，提倡的是互动教学、民主教学的理念，提倡平等的师生和谐关系，这些环节上都与孔子的教学方法有较大差异。
四、统一
儒教对韩国影响由古至今从未断过，现代韩国也是不例外，在生产、生活、教育中，随处可见儒教思想的影子。就如现代韩国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繁荣就积极鼓励儒教思想教育，强调儒教思想在韩国的重要性，当今韩国的社会共同道德是中国提出来的“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在社会和谐人际关系中仍然继承、发扬和转化“五伦”思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现阶段，重点建设“八德”中的“三德”：忠、孝、礼，特别是“忠孝”思想。对韩国来说，孔子的精神是一直在伴随着人们生活、学习、社会活动中，比如和别人见面时应该鞠躬，在长辈面前喝酒时应略微侧身，结婚时新郎新妇应跪拜父母，奉茶……作为长辈，如果晚辈不听话，和长辈顶嘴，就可以打晚辈。老师可以因为学生不鞠躬、不认真上课用尺打学生的手掌。这些种种行为的教育思想基础都是与孔子的教育思想相统一的。
在韩国儒家思想已成为维持个人与家庭、与社会，乃至与国家关系的黏合剂，以此为基础更多地融入先进的民主思想和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教学方法。儒教俨然成为大韩民族精神的动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服务于某个时期的社会制度或伦理规范的制定，而且更大的作用是通过夹带着传统社会形成于大韩民族的意识，能够体现出本族文化的创造性源泉。在韩国民族的教育领域里，儒教一直作为韩国社会教育的思想基石，在引导韩国教育，社会关系向现代化社会发展。因此，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教育界中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是任何其他思想都无法替代的，这说明现在的韩国教育思想是与孔子的教育思想相统一的。
五、结语
孔子的教育思想代表神秘而充满智慧的东方教育文化思想，带有国际性的、时代性的鲜明特点，但是我们不应一味地囫囵吞枣地接受，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辩证地、客观地吸收孔子的教育思想，使之更加符合韩国当地文化背景和时代需求，能使之对韩国教育模式改革的发展思路和教学设计有重要积极的作用。纵观古今，我们不难察觉到孔子的思想对当今人类有着许多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类社会的基本需要变化程度微乎其微。无论社会进步，还是落后，在当今这个科技发达、商业化的社会里，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仍然适用于当今社会，这些价值观念是无国界性、跨时代的，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的，不仅适合于过去，而且可给今天和未来给予重要的指导与启示。
（一）专著类
[1]程昌明译注.论语.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出版，1985.
[3]王兴.论语仁者的教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编务组编.孔子教育思想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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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类
[1]冯增铨.对中国大陆40年来研究孔子情况的回想.孔子研究，19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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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淼华，门薇薇.孔子教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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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本思想；道德经；以人为本
“人本”中的“人”应是一个类概念，旨在区别人与其他生物以凸显人的主体地位。老子的思想固然包含了“人本”的思想，但也体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即“民本”思想。“人本”中“人”的概念外延上大于“民”，因而“人本”亦是包孕着“民本”内涵。“人本”是在类上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价值，而民本则是出现在“官民”的二维语境中，体现民对官的巨大影响和支配力量。在古代先秦诸子百家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并不少见，如孔子的“忠恕”之道，孟子的平等观念，更有管子直接提出的“以人为本”等等几乎可以作为一种思潮，堪称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甚至可以与近代西方社会的“人本主义”思潮相媲美，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奇特魅力，对后世人们的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但老子的人本思想相对于其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有所不同。它的哲学超越了现实经验层面，从形而上学的高度对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天人关系等方面进行审视，并且其人本思想带有独特的生态伦理意蕴。本文仅就人的类概念和个体的人的层面上阐述老子的人本思想，因为这一点更能体现老子思想的特质。
一、突出人的地位，把人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
原始社会中，天地还是一片混沌，人们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无法辨认人与自然的区别，也无法解释奇怪的自然现象。由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畏惧和对自然规律的惊奇，各种图腾崇拜、巫术等等幻想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发展出各种不可思议的禁忌和野蛮的陋习，并且后来形成了原始的宗教崇拜。此时，人们完全成为宗教的附庸，匍匐在信仰的脚下。
老子提出了“道”的概念，“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也是老子哲学上一个最高范畴，它创生宇宙，化育万物，周行而不殆，又作为人类行为的基本准则，规定了万物发展的基本方向。这样一个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光辉的“道”冲破了原始宗教的禁锢，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增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鲜明地把人的地位突出出来，并提高到和天地道相并列的地位。因而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最明白地说人有卓越位置的是老子。
但提升了人的主体地位并不代表着人们可以恣意妄为，随意地对客体施加影响，相反老子认为人的行为必须遵从道的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天道，人道法天道，反映到人的层面就是“无为”。“自然”是人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无为”则是人们必须要遵守的行为法则。“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人只是天地间的一分子，并不受到天地的偏爱，人们的行为要限制在一定程度之内。由此看来人并不具有绝对的自由，而只是具有有条件的自由。在此，老子一方面突出人的主体性而一方面又消解人的主体性，这似乎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它正是体现了老子深刻的辩证思想。陈鼓应认为无为并不是毫不作为，而是不妄为。可以说老子首先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主张人们有为，而又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反思，不允许人们妄为。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无为”、“不争”反而有所作为，无敌于天下。因而老子提出要把人的行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有所作为。
二、尊重个体生命价值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认为“道”是自然的，发动战争原则上与“道”相悖，所以“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即使“不得已而用之”，被迫进行防御战争，而且取得战争胜利的结果也是不值得炫耀的，要“恬淡为上”，如果不是这样的态度就被视为“乐杀人”，“乐杀人”的人“则不可得志于天下”。不但如此对于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不管是不是敌人都要按照标准进行葬礼，还要“以悲哀莅之”，这些都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老子人道主义的思想。
生命是无价的，它是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在生命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故意摧残他人的生命就是大逆不道，即便对于自己的敌人的生命也要给予起码的尊重。先秦儒家思想中也含有丰厚的人道主义思想，但相对而言，老子的人道主义思想更为明确也更为彻底，更为集中地体现了其对生命的看法。
在先秦诸家中，能够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的本质进行阐释，进而对人的生活状态进行现实批判性反思的唯有道家哲学。
首先，老子用道性解释人性，阐释出了人的本性。从根源上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事万物都是由道而生，人也不例外。因此道性就决定了人性，道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道法自然”说明了道的本质，是说“道”以它自身的状况为依据，以它内在原因决定了本身的存在和运动，而不必靠外在其他的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道的本性是由道的本质决定的，“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名而常自然”，因此道性就是指顺应自然。所以人的本质也是自然，人的本性是复归自然状态。老子指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意在说明柔弱、素朴是人之本质，是人的本真状态。人生的目的就在于恢复到人的本真状态，而幸福就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之中产生。他同时指出：“为天下，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在《道德经》中，老子分别用了“素”、“朴”、“婴儿”、“赤子”等词揭示人的自然本质，认为人应该顺应自身的情状去发展，不必参与外界的意志去制约它。
其次，老子洞悉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生存状态，提出了“见素抱朴”的主张。在老子看来，当时社会“礼乐仁义”违反自然无为的原则，不但没给社会带来真正和谐的秩序，反而刺激了人们的贪欲之心，导致道德的虚伪，最终形成“礼崩乐坏”的局面：“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由此，老子反过来认为是仁义道德导致了社会的混乱，“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当然这种见解不免过于极端。
四、探寻理想社会
老子的理想社会具有鲜明地“复古”倾向，因为他认为礼义文明是导致人们争名夺利、兵戎相见的根本原因，去除礼义文明回归到人们原初状态就是理想社会。在第八十章中老子讲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设想的是一个虚幻的桃花源：在这个“天下有道”的社会中，人们回到过去，过着安土重迁，简单生产，甘食美服，安居乐俗，一派祥和的幸福生活，总的特点就是返璞归真。老子提出的“小国寡民”思想根本目的是为人们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也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价值归宿。
在卢梭那里，也曾提出一个带有辩证色彩的“返璞归真”的思想：人类的发展，从原始洪荒时代开始，经过一段漫长的“文明磨难”，在新的意义上，重新回到人类的淳朴境界。这并不是一种乌托邦的遐想，而是人的认识及其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看来老子的理想社会思想并不是愚蠢的消极的，反而具有极大的智慧，不能因为现代人狭隘的视界而简单地否定这种理想。
总体看来，《道德经》中，人自始至终是核心，其所展现出来的思想始终是在围绕着人，关心着人，在心灵上解救人，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给养，展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因而老子的人本思想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1]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何光辉.人文之道：老子哲思的价值诉求[J].理论界，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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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孔子；君子；道德；修养
孔子认为，能够负载社会的道德理想、躬行儒家道德规范，并进而担负起匡复天下重任的现实主体就是所谓的“君子”。在孔子的眼中，“君子”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有丰富的文化和社会知识，又有崇高的道德修养；他们既是社会的道德楷模，同时又担负着引领社会风尚、为建设理想社会制度导航的重任；这些人的身上寄托着社会大众的希望，寄托着人类社会的未来。所以，孔子对“君子”的道德修养提出了一系列要求。概而言之，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首先，作为一名君子，在家里他应该是一名孝子；其次，在国家和君主看来，他应该是一名忠臣；在朋友看来，他应该是一个诚信而值得信赖的人；再次，当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时，能够做到不会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违背社会公义。
一、做人“孝”为先
孔子治学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和谐、公平的社会制度。而孔子认为，任何社会制度的建立都有赖于一批具有高尚道德人格的人。因此，孔子的社会学说是从改造和培养人开始着手，以塑造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格为目的的。正是由于儒家的道德实践旨在成就一种圣人的品格，因此儒家思想的落实必然要求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可以承担这一理想的社会群体。
孝是血缘等级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因为在宗法体制下，通行的是以亲亲为基础的家族政治体制。在这种家天下的社会制度下，家和国、政治关系和血缘关系是统一的、难以严格分开的，孝既是构筑家庭和宗法关系的基本伦理准则，也是构筑社会政治体系的基本范畴。因此，孔子非常重视孝道，并且把孝道列为君子道德修养的主要项目。他认为，作为道德高尚的君子，首先必须是一名孝子。
孔子重视孝道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孔子认为，君子承担着建设理想社会的重任。所以，君子首先必须是一个恪尽孝道的人，因为一个在家中不能尽孝道的人，是不可能担负起建设理想社会重任的。第二，家庭是社会组织中一个最基本的组成单位，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如果没有一个理想的家庭，就不可能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而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家庭，首先就必须要求子女在家中对父母尽孝道。第三，恪尽孝道，也是社会发展向人们提出的迫切要求。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社会规范遭到严重破坏的时代，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礼崩乐坏”。为了重建社会道德规范，孔子对孝道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具体说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学，而孝则是实行“仁”的根本。孔子认为，人一旦确立了孝心，便能时时处处以亲子之爱处理血缘家庭关系，践履孝道，使家庭秩序在情感的组织下变得井井有条，使父子兄弟在情感的关联中变得融融乐乐。人一旦怀抱着孝心走向广大的社会，便能时时处处以“爱人”之心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对此，孔子的弟子有若曾做过精辟的阐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正是靠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的温温脉脉的情感，以及人们对礼仪规范的依恋、渴求和尊重，才能使人类社会从个体家庭到宗族到大小宗国，从父子、夫妇、兄弟到君臣，都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
孔子关于孝的思想对中华文明总体走向的影响是绵绵流长的。崇尚孝道，以孝为荣，以孝治天下，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价值观。更为重要的是，儒家孝道作为一种道德价值体系已经在中国社会家喻户晓，孝已经成为华人家庭道德规范的最高原则和最集中的表现；它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虽历经劫难仍薪传不息的道德传统，而且内化为一种民族精神。
二、为国事君“忠”为本
众所周知，儒家赋予君子的社会使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孝”是“修身、齐家”之根本；那么，“忠”则是“治国、平天下”者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在家事父、兄，在外事君、国。这是古代人两种最主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孔子认为，君子在是“孝子”的同时，还必须是一名“忠臣”。
要求人们对君国尽忠，这也是时展的必然产物。从夏朝开始，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君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君主拥有无上的权力和至尊的地位。随着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不断地发展变革，春秋战国之际，许多奴隶主贵族占有奴隶所创造的财富而富比王侯，并由此而生了政治野心，而一些新兴的地主贵族也要求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于是，诸侯争霸、大夫篡位的现象层出不穷。各诸侯和大夫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养士招贤，许多与其没有血关系的人进入统治集团，这突破了传统的宗族关系的政治体制。为了适应社会的新形势，在统治者内部便产生了“忠”这种政治道德准则的需求，君臣关系便从宗族关系中独立来了，也即“忠”从“孝”中独立出来了。
关于君臣关系，《论语》对此有如下记载：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孔子心目中的“忠”，具有襟怀坦诚推诚待人和恪尽职守等多重内涵。首先，作为臣下必须尊重君主，严格遵循君臣之间的各种礼仪规定，态度上恭恭敬敬；其次，对待君主的吩咐和自己的本职工作要尽职尽责，即使被授予的职务和工作不合乎自己的愿望，一旦接受了任命，也要尽心尽力做好，哪怕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忠”与“孝”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孝”是事亲之道，“忠”是事君之道；“孝”道的进一步扩展就是“忠”，忠君爱国、成就勋业、扬名立万，又是最大的“孝”。历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这就说明其实“孝”和“忠”是很难分开的。
孔子关于“忠”的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以下几点：第一，孔子认为“忠”是人际交往中人人必须普遍信守的原则，不仅是臣下对君主要忠，那种将孔子关于“忠”的思想仅仅理解为“忠君”的想法是不全面的。第二，孔子主张臣下忠君也是有无条件的。作为君主要想让臣下忠于自己至少必须做到以下两点：首先必须实行“仁政”；其次，必须严格按礼仪的规定使用臣下。否则，臣下也没有必要衷心服侍君主，这样孔子就将单方面的君臣关系转化为互为条件的君臣关系。第三，孔子主张的人臣之“忠”，并不仅仅是对君主个人百依百顺、绝对服从。相反，当君主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臣下要敢于当面提出批评，纠正君主的错误。无条件地盲目服从君主的旨意，那算不上是真正的忠臣。第四，孔子生活的时代，在上层贵族看来“家”与“国”是很难绝然分开的，君主就是国家的代表。因此，当时忠君和爱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孔子伦理学说中的“忠”还具有民众与国家同存亡共荣辱的政治意义。春秋后期，随着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的日益激烈，人们的国家观念也逐步强化，“忠”渐渐被赋予“爱国”的意义。
在孔子的思想中，“忠”与“孝”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一种辩证的统一。“孝”是事亲之道，“忠”是事君之道；“孝”道的进一步扩展就是“忠”，忠君爱国、成就勋业，又是最大的“孝”。在孔子看来，“孝”和“忠”在人格修养中是辩证统一的，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
三、与人交往贵诚信
人是一种群居性的社会动物，正常情况下人是不可能离群索居而孤立生存的。与此同时，人还是一种情感动物，有一种本能的情感沟通的需求，可以说情感交流是人的天性。人类情感世界的构成元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亲情、爱情和友情。毫无疑问，友情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情感需求之一。因此，人生在世必须广交朋友。有了朋友，人生之路将会更宽广；有了朋友，人的内心世界将会更加丰富多彩。由此可见，朋友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人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人所谓的“交往是一种生产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毫无疑问，与人交往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能力，也可以说是人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之一。与此相反，一个不善于与人正常交往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
孔子认为，作为君子与人交往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必须讲究“诚信”。孔子认为，守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个准则。因此，孔子将对朋友守诚信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之一。一次，他曾对自己的学生们说，自己的人生理想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与此相反，孔子认为一个不讲究诚信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对此，孔子明确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也正是因此，“信”作为为人处世的一种基本道德规范与仁、义、礼、智一起被列入了儒家所谓的“五常”，也就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五种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因此，提倡做人要守诚信，也是孔子教授学生的主要课程之一，孔子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为人处世要“谨慎而守信用”、要“敬业而诚信”。受孔子影响，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他每天都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得体。对此，《论语》有如下记载：曾子曰：“五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关于孔子“与人交往贵诚信”的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还有如下两点：
第一，孔子认为，守诚信作为一种基本的道德规范，不仅是一种交友之道，也是“仁政”建设的一种基本准则。他曾多次强调，为政者必须讲信用。如果为官者不讲信用，便难以取得百姓的信任：“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相反，统治者只要讲信用，国家就不难治理；只要统治者守信用，老百姓就不会不尽心事国。对此，他曾说过：“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因此，孔子认为为政治国的基本要求就是诚信为政：“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他甚至对他的学生们说，一个国家可以暂时缺粮，也可以暂时少兵；但是，一个国家不可一时一事不讲信用。第二，孔子不赞成无原则地守信用，如果只知道重然诺而不知分辨是非善恶，有言必信，有行必果，就往往会犯错误。所以，孔子认为，守信的前提是承诺合于道义，如发现说过的话不合于道义，即使不履行也是可以的，不必拘泥。
孔子有关“贵诚信”的思想对中国人的人格修养和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受孔子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一般不轻易地向别人承诺；一旦承诺，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兑现。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能力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信守承诺。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信守诚信的民族，是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民族。
四、见利思义
孔子认为，作为一名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必须能正确处理“利”与“义”的关系，这也是君子必须具备的道德修养。孔子这里所谓的“利”就是指“物质利益”；所谓“义”就是“合理”，也就是合乎情理――合乎法律和公共道德规范。一句话，孔子所谓的义利关系就是指“个人利益与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规范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人生在世，首先必须满足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是维持人的生命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需要，否则人类就无法生存，也就谈不上社会生活。因此，孔子认为一定物质财富是保证人类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
也正是因此，在管理国家方面，孔子提出了“先富后教”的理论；孔子认为，在管理一个国家时，首先应该先让百姓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然后才能对百姓进行教育。所以，尽管孔子很少言利；但是，孔子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富贵。他说，人们总是希望富贵而厌恶贫穷，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他曾对人表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所以，孔子本人也向自己的学生收取一定数量的学费，并以此谋生。不仅如此，孔子的许多学生也是终生靠薪水维生的，其中与孔子感情最深的子贡就是当时有名的大商人。孔子甚至认为，如果国家治理有方，社会安定地向富庶方向发展，作为士入仕求职的机会很多，如果仍处在贫贱的困境，那只能说个人在修养水平、能力与努力程度上有所欠缺，那只能以此为耻了。由此可见，孔子认为，人生在世追求富贵是一种正常的生命和生活需要；相反，在正常社会状态下不能以个人的能力致富并处于贫贱状态，那才是一名士人的耻辱。有人认为孔子于利是不屑一顾的，在其头脑中是不存在经济利益这一概念的，其实这是对孔子义利观的误解。
但是，由于“君子”是社会的道德楷模，他们肩负着为未来社会发展导航的历史使命。所以，孔子对“君子”和一般常人的要求自然不同。孔子认为，作为社会一般的“小人”，他们活着的目的仅仅是为自己。所以，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的目的就是为追逐物质利益，只要对自己有利，他们可以不计后果，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但是，“君子”则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君子”的生命价值主要是其社会价值，而不是他们本身的生存。可以说，“君子”生命的社会价值是第一位的，而其生存价值则是第二位的；对于一名君子而言，其本人的生命必须服从社会的需要；如果有必要，为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牺牲个人生命也应该在所不惜。因此，尽管就生命的生物学意义来说，“君子”的生存与“小人”完全相同，同样离不开必要的物质基础；但是，“君子”的社会活动还是不应该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第一位，而应该以遵守和实现社会道义为第一位，这也正是“君子”和“小人”道德修养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所以，孔子认为，“君子”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处理“义”和“利”的问题时，必须遵守的原则是：
孔子的义利观，引导人们确立高洁道德、弘扬道义的精神对于人摒弃自身庸劣、卑污的生活形态具有的“春风化雨”之功。中国古代社会义利关系的历史实践表明，孔子以义制利的道德价值观，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铸成、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都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孔子认为，义利之辩，必须以义为上，这对于强调整体利益优先，育成中华民族高尚的民族气节有重要作用。在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中，就是个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利益；个人的生活应该融入民族、国家的命运之中。以义为先，以义为上的义利关系准则，还是中华民族追求、创建、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指南与精神保障。孔子义利观的精神对提高民族道德素质、培养民族精神，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义利观，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都具有独特的精神化育价值。
关键词：孔子；道德；育人；因材施教
引言
孔子道德教育方法的提出和实施是以他科学的育人理念为指针的，他的“以德为先”的德育首位思想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其超越时空的科学性，对当前高校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工作有着重要的历史传承价值。教师观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孔子有关德育教师素质的阐述对于高校的德育工作者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研究方法
文献法
本文是以《论语》这一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系统阐发了孔子德育方法理论的深刻内涵及其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启示意义。在研究过程中我首先认真研读了《论语》，在研读过程中还阅读了朱永新、程晋宽、鲍寅初的《中国道德教育》、刘韶军的《儒家学习思想研究》、丁冠之、王钧林、刘示范的《儒家道德的重建》、牟钟鉴的《儒学价值的新探索》、骆承烈的《孔学研究》、蔡尚思的《孔子思想体系》、鲁洁，王逢贤的《德育新论》、祖嘉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梁桂麟，徐海波的《当代高校公共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等著作和大量的学术论文，为自己的论文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开阔了自己的研究思路。
比较研究法
在文献综述的整理过程中，对关于儒家德育思想在现代社会德育中的成功实践的文献整理过程中，我分别对儒家德育思想对我国台湾、香港及澳门地区的德育的成功实践和儒家德育思想在新加坡和韩国的德育中的成功实践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到了许多关于把儒家思想应用于当前道德教育的有益的启示。
系统分析法
孔子道德教育方法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研究过程中我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体系从孔子道德教育方法形成的基础和依据、孔子道德教育方法的体系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对孔子道德教育方法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客观论述。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也需要运用系统分析法进行全面客观分析。
讨论与分析
一、孔子德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重视智育而轻视德育之风愈演愈烈，许多父母为了自己的子女不惜重金进行智力投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心极为迫切，而对子女的思想品德是否健康发展s充耳不闻，导致有些同学除了读死书其他都不会，上个大学还要父母来当小工。而有些教师也只注重学生的智力发展，把学习成绩的优劣看作是评定一个学生的唯一标准，德育工作往往被忽视且随着我国高校的扩招，师资力量的扩充，在教育理念和方针上过于注重对知识的培养，而逐渐忽略了对学生道德体系的教育。试想，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怎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怎能挑起建设祖国的重担，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呢？以曲靖师院为例，映入你眼眸的有：情侣之间的不文明恋爱―湖边拥吻、桥上拥抱、食堂搂腰；公交车上、图书馆出现抢占座位的现象；食堂里出现剩菜剩饭现象等等。所以德育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保证学校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它关系到青年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培养，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
发达[1]。
二、孔子德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价值分析
（一）孔子“十二字”教育方针的当代要求
（二）孔子“德育过程论”的当代借鉴
孔子认为道德教育的整个过程中道德认识是基本的前提，有了道德认识，才会有相应的道德情感。而道德认识、道德情感的坚持以及对道德义务始终如一的践行，又取决于坚毅果敢的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则是其旨归。因此，孔子在道德教育中，非常重视知、情、意、行的相互作用。考察当前我国高校的大学生道德教育工作，曲靖师院目前存在的偏失现象主要表现在：
1.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目前曲靖师院的教育职工普遍认为在教育过程当中，教育者占据主导地位，而被教育者只有听从、接受的权利。在教育的实践中忽略了被教育者――也就是学生的个人想法、感官，往往使得教育适得其反。
2.曲靖师院的教育职工在教育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教育手段，单纯的依靠说教的方式强行向学生灌输道德教育，以及管教的方式强行纠正学生的错误。在教育中抹杀了知、情、意、行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促进的关系。
3.重视社会需要，轻视学生个体发展需要；重视他律轻视自律，重视理论轻视实践[4]。
针对上述现象，结合孔子的“知、情、意、行”的四阶段的整合方式的成功尝试，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必须在知、情、意、行的有机整合上下功夫，以提高德育的有效性：
1.创新和丰富“知”的德育内容：我国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明确指出：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针对现代新形势下的高校大学生除了应具备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外，还应具备全面优良的道德素质。新形势下的高校德育内容要包括：大学生有崇高的抱负和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与平等观点，正结合作精神，有强烈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较强的学术活动和创新，诚实守信，善于自律；有足够的勇气去接受挑战，竞争。简而言之，应该是受过教育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专业知识和道德，可以充分发展[5]。
3.增强和锻炼意志的自律性：孔子认为道德意志总是道德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为此他通过立志、树信、有恒的要求加强意志锻炼，而今的大学生在道德意志方面同样需要加强[8]。
（三）孔子“个别差异论”的当代启迪
孔子关于个别差异与因材施教的心理学思想，是他在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长期教育实践中逐步积累起来的。“如果把孔子的差异心理学思想，与其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同一思想相比，那就不难看出，孔子的差异心理学思想确实要系统而深刻得多。完全可以断言，孔子乃是我国古代甚至世界古代具有丰富差异心理学思想的第一个教育心理学思想家。”孔子对学生的个别差异作了较系统、较全面的考察与论述。他认为学生的个别差异，包括智力、能力、性格等各个方面。关于智力的个别差异，分为智力类型的差异和智力品质的差异[9]。
孔子对于学生的性格特点的这种全面和深入了解的精神尤其值得我们每一位德育工作者学习。学生的个别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孔子关于因材施教的思想，就是依据他自己的差异心理学思想，并通过长期教育实践而总结概括出来的。大学生是由每一个不同的学生个体所组成的一个复杂群体，个人的知识水平、认识能力不同，他们接受教育的能力也是有差别的；学生的个性气质、心理状况也都存在着差异，使得他们接受教育的情况也不会相同，个体差异较大，这也是客观存在的规律。尤其是当代大学生在个性气质、性格上的差异表现的更加显著。孔子以差异心理学思想为依据提出的因材施教的方法，给我们提供了很好地启示。依据大学生的性格差异，把握学生不同的性格特征，既可以使德育工作更加深入化，又可以在德育工作中帮助学生优化自己的性格，使他们的性格结构更加符合时代和社会的要求[10]。
三、孔子德育方法在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中的运用
（一）“愤启悱发”法的当代运用
（二）“克己内省、学思结合”法的当代运用
1.论研究法是指通过政治、道德理论的研究，使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道德品质得到自我提高的方法。在采用这种方法时，教师要注意激发和引导学生研究的兴趣和热情，研究的内容要具有针对性，采用的形式要丰富多彩。
2.得体会法：这意味着学生经常写自己的感受和经验，所以他们要进行自我教育，不断提高道德。具体地说，它是教师应该指导和督促学生开发记日记，写经验，谈谈学习好的学习经历，思维习惯，因此，他们靠自主学习，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来实现思维和自律持续升华。
3.想小结法：总结是通过思维，使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自我教育，正确选择自己的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学生老师应该彻底实用，通常要求学生及时的总结确定指导思想和正确的思S方式，所以他们认为，总结的目的是让学生明确清晰目标的方向和努力的优势和劣势，并不断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字写作能力。
（三）“诗乐熏陶、交往观摩”法的当代运用
寓教于情，注重感染教育。诗乐熏陶法、交往观摩法是孔子道德教育方法殊的教育方法。孔子的“诗乐之教”着重在教。“诗乐”是“教”之形式，“教”是“诗乐”之内容。“以诗乐为教”、“寓教于诗乐中”，这就是孔子诗乐熏陶法的总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其诗乐之教的目的是通过运用诗歌来进行道德教化，使弟子养成“思无邪”的品质。感染教育法适用于所有的教育对象，尤其适用于大学生，因为大学生思想活跃，感情丰富，加上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生活的集体程度较高，具有激感的良好条件，效果更为突出。
1.环境熏陶法
2.艺术感染法
3.群体感染法
（四）“文以载道”法的当代运用
寓教于文，专业课程渗透道德教育早在古代社会，教育家们就提出了所谓“文以载道”，就是要把知识学习与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把道德教育寓于专业教育之中，据此来实现其德育理想。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似乎道德教育只是德育老师的事，与其它课程内容无关。事实上，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仅靠德育课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在有关专业课教学中，专业教师也应该注意结合本课程特点，适时进行德育教育：首先，我们应尽一切可能，利用一切条件，挖掘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德育资源，把道德教育内容渗透到专业课教学之中。其次，即使是自然科学领域，也同样可以发掘出有价值的德育资源。因此，一个真正的合格的教师，不仅需要在专业知识领域取得成就，而且是一个精通教育的人员教育艺术家。今天在我们的学院和大学专业老师真的有必要加强这一质量培训。事实上，使用专业教师权威微妙，意味深长的方式，“渗透”类型的道德教育比其他形式的说教的效果要好得多。再次，充分刺激内需和调动学生道德哲学，“我（学生）的需要”而不是“他（老师）需要”的潜在道德理性教育是正确有效的。
结语
孔子作为我国教育界的开山鼻祖和一代宗师，已化作尘埃飘散于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时空，但他作为教育家的思想光芒和执着于教育的崇高精神却永远闪烁在中国教育文化的灿烂星空上，滋润着中国教育的每一寸沃土。孔子已成功运用的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对当代高校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通过对曲靖师院的教育现状进行比对，结合孔子的教育理念，发现了一些当前我国高校在教育策略上存在的偏差。所以我们更需要结合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时俱进活学活用，要在他的德育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创新性改革，以更适应现代道德教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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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经济伦理社群至上企业经营管理
儒家“社群至上”的经济伦理
儒家这种主张由国家塑造社会，强调国家意志的普遍性，并倾向通过国家权力和伦理规范来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反映了古代价值体系的群体取向。孔子主张按照古代圣明君王的治国之道来管理社会，用养民以惠的原则来协调民众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孔子一直强调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里，“德”就是对人民的恩惠和教化，“礼”则是对人民的规范和秩序，表达了以民本思想为基调的社群理念。孟子则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侧重为国家制度设计理想模式，主张“均田薄赋”、“以户析产”的经济思想，倾向肯定国有制和家产制，并以“国中什一使自赋”作为理想化的分配原则。这样，在孟子的社会理论中，由于主张国家掌握土地所有权和财产分配权，最终确定了国家在经济结构中的支配地位。孟子一贯推崇“天子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的国家学说，并作为伦理化政治的哲学基础，因此奠定了先秦儒家的国家主义理论构架。这种学说不仅赋予国家具有代表社会公正的道德意义，而且认同国家具有仲裁不同利益的理性意义，由此蕴含了以道德转化政治的理想。
由此来看，儒家的这种社会构想，是以君权和伦理为媒介来滋润社群关系的政治化模式，它把选择经济手段和商业策略的问题，变成确立价值、规范和目标的问题，并以此作为形式理性的建树，来维护社会的均富和公利，推动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以此作为国家政治的凭籍，形成了以国家主义制衡经济行为的道德基础。这样，社会的一切既定关系都毫无例外地服从宗法人伦制度的需要，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利益分配，也要最大限度地依靠政治制度的调整。但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儒家学说利用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关系结构来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以保证社会资源能够用于达成某些稳定的目标。严格来说，权力关系和人情网络很难进入经济关系，因为经济关系和商业行为都是受非个人的市场合理性所制约，而国家主义和人伦主义对商业精神的渗透，则无法保证市场规则对于国家制度或伦理秩序的优先性和独立性。虽然权力结构和人情网络在社会关系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并有可能以一种特殊主义的资源体现出来，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提供契机。但是，古代商业行为只重自利不重利他的倾向，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并为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涂上一层极端工具主义的色彩。
尽管如此，古代商业伦理精神却始终受到权力体系和亲情关系的影响，并在特殊主义的环境中发育。官方经济思想与民间商业精神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曾在一定范围内缓解了经济秩序中的各种张力。在汉唐时期，由于政府主要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国家力量并未真正渗透到社会深层，民间商业活动也未受到有效的限制，经济自由曾为社会带来长期的繁荣局面。但在明清社会，由于国家体制向社会深层渗透，躁动的民间商业精神，最终被“官商合办”、“官僚商办”、“官僚民办”等国家主义措施所覆盖，而很难正常发展。超经济的特权物化和人情扩展，终于导致商业理性精神渐渐濒于颓落。国家暴力潜能向社会深层渗透的结果，使延伸出来的社会责任和道义原则发生蜕变。随之而来的却是普遍的贿赂公行、仗势逐利、官府庇护以及地方性、家族性的特权膨胀。它意味着，一旦政府实行无为而治时，商业环境相对宽松，经济因素因此可能趋向活跃；但也意味着，一旦国家中心结构失衡时，也会导致“礼崩乐坏”的道德大滑坡，从而摧毁社会的既定关系和利益定局。
经济生活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环节，其目的是生产尽可能多的财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更充足的物质条件。因此，作为国家经济制度的惟一标准，是看其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财富的创造，是否有助于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这一共同的福祉。儒家思想通过社会伦理架构来体现商业秩序与公平原则，因此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儒家“社群至上”经济伦理对当代企业经营管理的启示
（一）“内圣外王”：企业家的成功之道
所谓“内圣”是教人如何通过道德修养以达到圣贤境界，“外王”则是教人如何献身社会、治理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儒家思想中，个体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是道德上至高至善的圣人，社会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是君临四海、恩泽天下，而“内圣外王”则恰好是这两种价值形态的统一，成为其孜孜以求的完美人格。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虽然它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引导激励无数仁人志士践行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但作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智慧和思想财富，它对于当代的企业经营与管理同样有着极大的启示。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向目标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利润最大化就是企业经营与发展唯一目标。1994年，斯坦福大学教授詹姆斯和波拉斯合著了一本《企业不败》，他们通过对18家长期成功（至少有45年卓越经营经历）的企业与18家对照企业进行了长达6年的比较研究后发现，在导致企业成功的因素中，追求利润的动力并不是最重要的。“它们倾向于追求好几个目标，而赚钱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一个。不错，它们追求利润，然而，它们也追求范围更广泛、意义更深远的理想。追求利润不是最主要的，但是目光远大的公司在追求理想的同时又得到了利润，它们两方面都做到了”。许多国际著名的企业家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曾指出：健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是不可缺的，但它终究不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营事业来谋求和提高人类的共同生活。由此来看，决定一个企业成败的关键并不仅仅是经济价值，而是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如果把企业道德境界的极致比做“内圣”，一个企业要想达到“外王”―这一成功的巅峰，必须要做到两点：首先，必须不断地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及伦理价值观。在经营过程中既追求经济价值的同时又使得自身的社会价值不断得到实现，在追求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为自身经济价值的进一步实现奠定良好的基础，这就是企业应该不懈追求的“内圣”境界。其次，不断加快自身道德资本的运营，努力促进由“内圣”向“外王”转化机制的形成。在儒家伦理圣王人格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就蕴含着这种机制，企业要想完成这样一种转化机制，从价值理性角度来说必须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境界，同时还要具有很强的工具理性，实现两者完美的统一。从许多历经百年而不衰的大企业的成功经验来看，它们走向成功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提升企业道德境界的过程，而且还是一个通过运营道德资本创造源源不断财富的过程。因为良好的企业伦理精神不仅成为它们的形象和标志，而且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成为它们成功的秘诀和致胜的法宝。
（二）“兼善天下”：企业经营理念
人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物，在享有社会所赋予种种权利的同时，也相应地承担着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就儒家伦理看来，个人处在社会关系的中心，并非为了谋求自身的权利，而是为了实现自身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和对他人的责任。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不仅仅是对个人处理不同社会关系时应承担责任的一种道德要求，更是为了培养人们心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而，历代仁人志士在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阐择和践行中，无不体现出这种浓厚的社会责任意识。
在儒家这种责任伦理的构建上，首先以家庭为本位，以“孝悌”为基础，以家庭利益作为责任选择的出发点来确立道德责任的。人们的责任大小和选择是爱父母开始，然后，依据家庭血缘关系由近及远、由内及外，由父母及朋友及天下人逐步实现人们的社会责任，这与他“爱有差等”的伦理要求是一致的。但是，这种体现自然关系的等差之爱仅仅是实现孔子“仁道“原则的逻辑起点。人一旦能从这种自然关系中得到提升，“仁道”原则的实现也就有了内在的保证。这一思想可以从《论语》中这一段话得到映证：“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在此，孝悌构成了人类普通交往的出发点，从亲情之爱到群体之爱，表现为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而仁道原则本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升华为一种普通的规范。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儒家这一思想具体到企业责任信念的形成上，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对出资者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是企业自身的一种自然的、基本的责任，是实现其他责任的前提和基础。其次，对员工、顾客、经理、供应商和地方社会的责任。因为企业的行为会对它们的利益产生直接和程度不同的影响，企业理应承担起对它们的社会责任。最后，对社会的责任。这是企业责任的最高形式，也是企业伦理精神的最高境界，即儒家所追求的“仁道”境界。它标志着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尽其所能地承担起对促进社会公正、增加社会福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和保护改善自然环境的责任，从而把企业自身的发展融汇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中。在现实中为了培育企业的这种责任伦理精神，儒家认为必须从第一层次做起，承认企业逐利的“自然本性”。然后再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引导企业逐步走向一种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善天下”的理想境界。
（三）“和而不同”：企业的管理模式
在儒家经理伦理中，孔子继承了前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思想，提出“和而不同”的观点。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也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荀子从认识论的角度阐发了和同之异。他认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观于道之一隅而未能识也”，因此，必须“兼陈万物而中县衡焉”。意思是说只有在对各种情况全面把握的基础上，衡量找出中间之道，才能达致“和”的理想状态。儒家这种“和而不同”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和合”精神，展示了一种在处理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时将各种矛盾蕴于一体的“和谐”之美。将这种思想用于现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都有着十分宝贵的启示意义。
现代企业是多边契约关系的总和，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人，如股东、债权人、员工、政府等。企业的经营目标与多个利益集团有着直接关系，是这些利益集团共同作用和相互妥协的结果，各个集团都以企业长期稳定发展和总价值的不断增长为最终目的。在这种态势下，如何协调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在的基础上寻求一种“多赢”的利益格局，使各方的共同利益得到保护，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以及其所蕴含的“尚和”、“执中”、“共赢”的价值理念，则正是高度契合了这种时代需求，成为一种正在为越来超多企业家所接受的卓越管理智慧，日益成为了一些知名企业的经营之道和管理模式。
1.郭庆财译注．《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上)[M].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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