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店在一棵小叶榕树旁，绿油油的树叶遮挡了店名，只从窗户玻璃反射出“老家缝纫店”五个字。每天上下班，我都要经过这家小店，布料的那种青草和泥土味迎过来，感觉像置身在青草盈盈的田野，吸入的每一口气都那么干净纯粹。
那天一时兴起，我在下班路上拐进小店。一位精神矍铄的老妇人静静坐在一台老式缝纫机前，埋着头，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戴着一副黑框老花镜，笑容安静地绽放。她手上的鞋垫已经绣出一朵花的雏形，是桃花绽放的样子。她头也不抬，低声地招呼我一句：“随便看哈。”那声音温暖地传入我的耳朵，像极了母亲的一句问候。
小店只有几平方米，却很整洁，一排木架子上一字摆好小布鞋，还有叠好的布围裙。这时，屋子里一幅“中国梦，我的梦”的十字绣吸引了我，我静静欣赏着。老人依然头也不抬，低声地说了一句：“每个人都有一个梦呢。”我连连称是。
我随手拿过一双绣好的鞋垫看，一朵朵花绽放在鞋垫上。又拿过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沉甸甸的，手摸上去，那种厚实感一下笼罩过来。我见过母亲做千层底布鞋，一张张白色的土布用面糊粘起来，再剪成各式鞋样，然后用细麻绳一针一线地钉。钉好一双千层布鞋底，需要密密麻麻钉上两千多针，母亲要费上十多个夜晚才能做好。母亲右手中指上戴着一枚铜顶针，针头吃进布底后，再用铜顶针去顶针尾，针头露出来，再用牙齿把针头扯起来。两千多个针眼，就是这样反复两千多次。母亲扯线有时用力过猛，线头“嘣”一声断了。断了，接上，母亲有的是耐心。生活需要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干不成。母亲常这样告诉我。
我端详着这一双双千层底布鞋，心里盘算着，做一双鞋需要十几个夜晚，这些布鞋，需要多少个夜晚？我眼前的这个老人，她把日子过得这么安静，这么平和。做好一双千层底布鞋，摆一双在木架子上，她为自己的劳动由衷地欢喜。我恭敬地把手上的一双千层底布鞋放回木架子上，深深地回望了一眼。
我从木架子上抖开一张布围裙，摊开一看：好精致的围裙。一张橘黄色的布围裙，做成了双手拥抱的样子，优雅极了。这样的围裙系在身上，做一顿心爱的午餐或者晚餐，用双手感受生活的味道，想起来就满满的幸福。我问：“这围裙多少钱？”老人抬头看我，笑嘻嘻地说：“三十元。”我递钱给老人，老人满脸笑容地夸我：“一个懂生活的男人。”我摇摇头说：“我给母亲买的，母亲喜欢。”我觉得母亲系着这围裙，看我吃着可口的饭菜，一定很温暖。
小店在一条热闹的大街上，人声嘈杂，老人却视而不见。她要么专心绣着鞋垫，要么精心纳着千层鞋底，要么专注地转动着缝纫机，给顾客缝补一个拉链，或改一条裤子。每次我走进小店，和老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几句话，心里也会像被春风拂过一样，平展而安静。即便什么也不说，能够在小店门口呼吸一下那些布料的气息，心里也会安逸很多。
一天，小店贴出一张告示，告知小店搬去了东城。我赶紧骑车去找。一条街上，清一色的小店，传出“哒哒哒”响的小缝纫店，散发着木香的小木工店，满屋子小背篼、小箩筐、小斗笠、小蒸笼的篾具店，还有摆着小铁锤、小锄头、小镰刀的铁具店。我走进“老家缝纫店”，老人一眼认出我，不停地给我说，这街上人气旺，整条街都是小商小店。老人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个城市好呢，专门给我们腾出一条街来，让我们小店都经营得很体面。
我推着自行车走着，看着那些缝纫店、木工店、篾具店、铁具店，我很激动，为这个城市拥有这些小店激动，为这些小店的老人们激动。这个城市有这么多小店，为我们的日子积聚着点点滴滴生活的便利与温暖。
回到家里，我有了新的愿望，哪天退休了，我也要去东城开家小店，做老布鞋垫，做千层底布鞋，天天享受那种布料带来的幸福味道。
(出自《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2日)
花事
文文6岁那年春天，王大伯院子里的一棵小树开满了粉红的花朵，小而密，那俏丽的花枝还多情地探出墙外，引来了不少小蜜蜂和白蝴蝶，过路的行人无不驻足观望。
文文不知道那是什么花，问妈妈。妈妈说是桃花。
过了半个来月，那树上的花朵落光了，枝上长出了绿叶。文文慢慢把这事忘了。
第二年春天，王大伯院子里的小树又开满了粉红的花朵。
文文和爸爸路过院墙外，文文忍不住赞叹道，好美的桃花啊!
爸爸说，那不是桃花，桃花开得更大，开得更稀，颜色更红。
文文问，那是什么花
爸爸说他见得少，不大清楚，也许是樱花。
文文一定要问个明白。爸爸说，管它什么花，知道又有什么用，它又不能当饭吃!
过了十来天，那树上的花朵全都凋谢了。文文又慢慢忘了这事。
第三年春天，王大伯院子里的小树又开满了花。
文文叩开王大伯的院门，问他那树上开的是什么花
王大伯说是一个远方亲戚给的树苗，他也不清楚，不过看样子像是海棠花。
文文从没有见过海棠花，但他似乎听人说过海棠是在秋天开的。于是又继续问下去。王大伯很不耐烦地说，管它什么花，知道又有什么用，它又不能当钱花。
后来花落了，文文又慢慢把这事忘了。
第四年春天，王大伯院子的花如期开放，又唤起了文文的好奇心。
文文特意找来邻居家的一个读中学的大哥，问他那是什么花
那大哥睁大眼睛，看了大半天也说不出花的名字。
文文急了，问，你不是上了生物课吗！怎么会不知道？
大哥说，甭提了，生物课是副课，全被主课老师占用了。不过看花样子像是桑树花。
文文不信，说他见过桑树花，不是这样子的。
大哥很丢面子，说，管它什么花，知道又有什么用，考试又不考它！
一次，文文问生物老师，生物老师却说课本上也找不到，文文便说您教生物课，肯定知道。生物老师很生气，说，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呢！知道又有什么用，你还是先把课本上的知识学好！
直到16岁那年，文文读高中，他看了很多课外书，他在读契诃夫的戏剧《樱桃园》时，从书页间看到了一幅彩色插图，图中樱桃树上的花与王大伯院子里的树上开的花竟一模一样。
文文终于知道王大伯院子里开的是樱桃花了。更可喜的是，他在这年夏天还意外地看到树枝上结满了长柄小个的红樱桃。不会错。他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他要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每一个人。他告诉了爸爸妈妈，也告诉了王大伯等人。可是他们对此一点兴趣也没有，都说知道那是樱桃树又有什么用！
不过，文文觉得挺有用。
等到来年春天王大伯院子里的樱桃树再次开花时，文文总自豪地对围在墙外看花的小朋友说，你们都看清楚，这树上开的可是樱桃花呀！好美的花！
手
王宇
①班主任刘老师把高中毕业联欢会放在高考之后，他说，今天的联欢会可以唱歌，可以跳舞，也可以讲故事。
②我从稀稀拉拉的掌声中站起来，双手使劲攥着皱巴巴的半袖下摆，还是止不住浑身发抖。我啥都不会，我抬起头看刘老师，刘老师也看着我。他的眼睛，平静柔和。
③我抬起头，环视教室，全班同学的目光齐刷刷地集中在我身上，这让我很感动。之前，我是讲台上的常客，除了做检讨还是做检讨，同学们习以为常，在各自的座位上忙着完成作业，并不抬头看我，想必也不会听我说什么。
④我没有参加中考，是直接保送上高中的。高一期末测试后，我盯着成绩单，刘老师盯着我，刘老师说，这不应该是保送生的成绩。我歪着脖子说，是老师把成绩弄错了。刘老师说，那就让下一次测试来验证吧。结果下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我把满心的牢骚与愤怒，传递给静静躺在校园里的一枚石子。我用右手一抛，石子起飞，呼啸声中，砸在树下晨读同学的耳朵上。我看见被砸同学的脸颊上满是血，当时就溜了，保安调取监控视频，反复比对，锁定的目标当然是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我抬头看教室里的电风扇在疯狂旋转，马上进入状态，做检讨竟然口若悬河。
⑤学校搬出我，就等于搬出了我父亲。父亲从建筑工地赶来，把大小不等的钞票整齐叠放在刘老师办公桌上。父亲说，这是医药费，我给那个受伤的孩子道歉，给您道歉，儿子不幸，给您添麻烦了。说着，父亲伸出黝黑的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紧紧握住刘老师的手。站在一旁的我，仍旧歪着脖子。多大点事儿，至于吗？末了，父亲在校门口用长满老茧的手摸了摸我的脑袋，什么也没说，走了，我看见父亲的背影，看着那沾满水泥渣的工服，A心里挺不是滋味。
⑥从那以后，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我成了一个另类，做人不诚实，没担当，逃避责任。刘老师几次有意靠近我，深邃的眼睛里含着鼓励，但我的自信像飘在校园上空的浮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迷上了网络世界，我能躲避校园所有监控探头的迷踪，翻过围墙，走出学校，在网吧里叱咤风云。
⑦教室里安静极了，同学们期待着我的节目，我再次抬起头，心中涌出最想说的话来，那是高一的第二个学期，临近暑假，天热得厉害。晚餐后，父亲突然来学校找我。父亲带来两罐豆瓣酱，是母亲做的，我最爱吃的。我看见父亲的手黝黑黝黑，长满老茧，深深的裂痕里嵌着永远洗不掉的水泥渣。父亲说，好好吃饭，别饿着。太阳隐去，校园里的灯光把父亲的影子拉得长长的，送走父亲，B我的心里很茫然。
⑧装模作样地上完晚自习，我顿时兴奋起来，轻车熟路地跃上墙头，再踮着脚尖滑向外面的墙脚根，感觉脚下软绵绵的。我闪身一跳，落在路边。墙脚根下坐着一个人，刚才我踩在他的身上了。我想那人肯定是城市里的流浪汉，走了几步感觉不对劲，流浪汉怎么会穿着沾满水泥渣的工装。我猫着腰，凑上去看。父亲披着编织袋，打着呼噜，靠在墙上睡得正香。
⑨C我的心，瞬间崩溃了。
⑩同桌打断了我的故事。站起来，用手指着我说，怪不得从那天晚上开始，你小子像打了鸡血似的啃书本，成绩一个劲儿地往上蹿。
刘老师平静的眼睛里泛着光亮。他说，此处应该有掌声了。
沸腾的教室还没有平静下来，教务主任拿着高考成绩单走进了我们教室，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撑得眼镜翘上了眉头。他不失幽默地对我说，依你的成绩，可以坐着火箭离开我们这个小城市。我盯着成绩单，刘老师盯着我，默默无语。我趴在刘老师的肩膀上痛痛快快地哭了起来。
泪眼婆娑中，我又一次看见父亲的那双黝黑黝黑长满老茧的手。
（选自《微型小说集》，有删改）
城里人与乡下人
毕淑敏
最近几个月来，吃过的最美味一餐饭，是在乡间的小山村。正午时，背靠着池塘，秫秸搭成的简易凉棚下，老农端上自家种的玉米和土豆，还有刚刚从水中打捞起的半尺长的鱼，炭火上烤熟。
那鱼被从中间剖开，平铺在黯哑的火焰上，一条幻像变成了两条。浑身披挂盐霜，硬而微黄，好似生了薄锈的盔甲。吃到嘴里，鱼刺和鱼肉都是干脆而火爆的，咯吱吱，似嚼着一袭土色的蓑衣。
我问老农，用了什么调料呢？
他嘬着旱烟嘴，含混地回答，盐。
盐是不消说的，看得见，而且，无所不在的咸。我说，还有呢？
没有了。老农吐出一口烟雾，清晰地答。
我不相信地反问：没有花椒大料？没有豆豉辣椒？没有蚝油香叶？没有……
老农打断我，你说的那些，都没有——光是盐。
我说，今天才知道，盐是这样好吃啊。
老农就笑了，说，你这个人啊，整差了。盐并不好吃，好吃的是我们给自己预备的这些个物产。乾隆年间老辈子怎么着种，咱现在还是怎么着种。
我反驳道，乾隆年间老辈子好像没有这种甜糯玉米。
老农笑笑说，你这个人还好较真。种子是没这会儿的好，我说的是种法。我们给自己吃的东西，用的是土法，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更没有激素。
说到这里，他沧桑的脸上露出一点点不怀好意的浅笑，说，有件事，我一直整不明白，总想找个不见怪不爱生气的城里人打听打听。
我说，您打听吧，我不见怪也不生气。
老农清了清嗓子，以表明他将要询问的题目是多么不同寻常。在咽下了几大口唾沫之后，他说，我们在庄稼和菜叶上，用了那么多化肥和农药，眼看着活蹦乱跳的虫子眨眼问就扑拉拉死了一地，可你们城里人一年到头吃的就是这种粮食和菜，怎么到如今还没有被药死呢？
他原本就有地方口音，因为踌躇加之不好意思，让方言味变得更加浓厚。“药死”这个词，在他的发音里，说成“约死”。
我听懂了他的话，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第一个反应是为自己吞下那么多的农药和化肥加激素却“约而不死”，依然活蹦乱跳地大吃东西而深感惭愧。我说，抱歉啊，我也不知道自己至今为什么还没有被“约死”……
在一旁偷听我们对话的一个小伙子，挺身而出解了我的围。
周围的人偷听到我们的话，七嘴八舌道，是啊是这样。你看蟑螂，你看老鼠，不是一直被各种药饵毒杀吗？绝了吗？没有！越杀越多。城里人也跟它们似的，毒不死的。
我拿捏不准自己作为城里人的一员，在农药和化肥的围攻浸淫中，至今活着，是该自豪还是该悲哀呢？
我们从来不吃给城里人准备的东西。我们把给自己吃的东西和卖给城里人的东西，分成两个地块，绝不掺和。今天给你们吃的，就是平日留给俺们自己吃的东西。老农非常热情地说。
我望着他善良而沧桑的脸，心中满是惘然。
泾渭分明地把种粮的人和吃粮的人齐刷刷分开，给自己留下清洁的食品，然后用慢性毒药去“约”他人，这是生存的智慧还是蓄意的谋杀？
我不敢生出责备老农的意思，倘若自己是农人，很可能也出此下策。面对现今中国的普遍现象，无奈，只得寄希望能变成杀不死的青虫。
前两天看报纸，中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达到了62%以上。可否这样说：大部分中国人现在吃的食品，其实是那少部分人不喜欢吃，不屑于吃，也不敢吃的。
想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曾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信条。现今在“吃”这个天大的问题上，怎么美德尽失？
分手的时候，老农很开心地告诉我，他的一双孙儿女，都考上了大学，以后也要成为城里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