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惠利内心那个希望被人看见的自我，一直到她将近40岁时，在一个彻彻底底的外来者面前，才有了光芒。
第二章：来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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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吴琪王海燕驳静吴淑斌
拆迁的好处
“拆迁”这两个字，从2003年开始落实到三堡村，人们有了真实的体验。个人的价值，在这里以家庭为单位，平均每人大概能分到55平方米的住房（此外一般还有5平方米左右的扩展面积），和数目不少的补偿款。在这里，一户人家几百平方米住房和几百万存款，是个常态。
时事变迁，对于三堡的村民，仿佛命中注定的财富，带来了人生的深刻变化。作为外来的采访者，不需要太过留意，我们就能清晰地意识到他们如何对待“外边的人”，那种优越感，从不遮掩。
今年8月，杭州连续40多摄氏度高温。8月8日午饭后，下起阵雨。我们在三堡家园停下自行车，到一处车库躲雨。车库里没有车，杂物堆在墙边，两台电扇呼呼响，吹着一桌牌友，都是五六十岁的妇女。她们除了手里抓着的扑克牌，还有旧扑克牌放在跟前，充当筹码，一张筹码代表10块钱。桌上另有两盒加水海绵，对角各摆一个，抓牌时蘸蘸手指，有助于抿开牌张。午后，尽管日头高悬，令人发昏，但在三堡家园小区里转一圈，却能数出十来桌打牌的。多半是妇女，多半在树阴下支张桌子，没有树荫的有阳伞。她们说，只有游戏能抵御高温。
按农村标准来看，三堡村的扑克打得真不算小，每人先来30张旧扑克作本钱，输一把是3张，相当于30块。在杭州市富阳区的农村里，也是老年人打麻将，也是准备30张旧扑克牌，可一张只等于1块钱。
陌生面孔在三堡家园无处遁形。这回一站到车库，不说话，她们一个个就拿眼睛不时戳你，你的自觉性立刻增强，明白必须解释两句站在这里意欲何为。话茬打开，她们立刻问我打哪儿来的，做什么工作的，结婚了没，没有的话，那么嫁个三堡人，嫁过来就算有福气——我们这里还有个27岁的未婚。看样子是很想给张罗张罗，我如实相告，说大概是不合适的，因为我年纪比他大。
还有一回晚上，我们坐在一栋楼门口的石头凳子上玩手机，隔一米远一位大婶也坐着，50多岁，趿双凉拖，彩条上衣，夏裤，双手抱一条腿将自己闲置在那里，打蚊虫的扇子都没拿一把。她也很突然地发问，你说说你来这儿做什么的。接下来把我们作为记者的人生履历打听了个遍，最后总结道：“你们这个年纪有点大了，你要是25岁，我给你介绍一门三堡村非常漂亮的亲事。”她继续说，她有一个一起上班的外地小姑娘，非常想嫁到这里，总磨着她给介绍一位男青年，但三堡村的男青年早就出清了，还有几个年纪大一些的，倒还空着，不过是二婚了。
我们没给她面子，直接宣读：今年1月14日，三堡村新增人口安置的大门就关上了，之后再嫁娶生娃都不作数了。她就不响了。我们问她在哪里上班，她说，这个是秘密。过后又聊了几分钟，我们捉到她一句话，问她，所以您做卫生是多少钱一个月。她沉默了一下答说两千。
两千一个月只能算平庸。来惠利曾在平安金融中心做清洁工作，不管吃，写字楼工作8个小时，月薪有3200元，隔壁商场工作14个小时，月薪4500元。这栋写字楼里异常洁净整齐，大厅除了前台与保安，没有多余之物，外人连电梯都无法靠近，一道门禁卡将人拦在外头。斜对面，则是高端商场万象城。钱江路与富春路两条路，夹住一块江干区新近发展起来的繁茂商圈，两条路与钱塘江平行，距离不过500米。来惠利大女儿则在万象城上班，母女二人的工作地点如此之近。
凉拖大婶是三堡人，婚嫁也在本村，她认为，别说4500的了，她猜测3000一个月的应该辛苦，她不会去，因为“那些地方极可能欺负外面新来的”。她说的那个“外面”，离三堡家园，步行不过20分钟。
村民们聊天的一个重点，就是既然你是女性，我们这里拆迁户的福利这么好，你肯定是想削尖脑袋嫁进来。年轻女性有年轻女性的嫁法，年纪大一些、结过婚的，也是有门路的。你说自己不想嫁进来，那是假的。
来惠利的婚姻初来甫到，我们就能感受到这里无处不在的以婚姻作为往上流动的常规套路，很自然，我们有疑问：来惠利是依靠姻缘而攀上高枝的吗？
直到今天，女性的娘家是什么样的，在这里也是有鄙视链的。一位姓罗的奶奶娘家在萧山，说起来很自负。说她同意嫁过来是听说三堡好，来了之后才知晓道听途说多坑人，穷得很，苦得很。五六十年代住草舍，后来台风刮掉房子，1972年才建得平房。种的菜，需得挑个担子，走上十几里地到城里去卖。远不如娘家萧山。所以她三个孩子一到暑假，就往萧山送，肉有的吃，假期结束都不肯回家。这是过去，但改革开放之后，三堡因为区位，优势显现了。
不过呢，来惠利1990年嫁到三堡时，是算不上“高攀”的。凉拖大婶在我们面前的优势，对于来惠利显示不了。来惠利的娘家章家坝村，与三堡只隔着一条运河，条件相当。来惠利结婚时，三堡村和章家坝都属于四季青片区，农民多数以种菜为生，比那些种粮食的地方稍好。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与三堡村一样，章家坝也开始了拆迁。婆家能有的，来惠利的娘家也差不离，甚至还反超。
90年代农民私自加建房屋租给外来户，章家坝加建的握手楼连成片，三堡村却因为要做样板农村，被盯得死死的，农民加盖不了房子，错过了靠租金过日子的时候。待到拆迁，附近村子基本每家能选择一套房子作货币安置，比如一户本来能拿到5个分房名额，只要4个，其中一个换成现金。三堡再次因为样板农村，每家少了一次性拿到200多万现金的机会。
2004年拆迁时，已经嫁过来的来惠利的利益与婆家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她与当时的公公、婆婆、老公、女儿，是一个五口人的家庭。这一片每个人的住房补偿面积是55平方米，独生子女身份的未婚者（包括未成年人），一人占两个名额，即为他们以后组建家庭额外给一个55平方米。所以来惠利这家人，女儿占两个名额，一共得到6个55平方米的房子，加起来330平方米。另外还有一次性的拆迁款，我们打听到两种说法，一种是她家拿了30万元，一种是50万元。
邻居们都知道，余惠林家，是老婆来惠利做主。按照农村人的习惯，既然这家人让媳妇当了家，这几十万的拆迁费，公公婆婆是不会要自己份额的，都在媳妇手里。几十万在2004年是大数目，但是拿到钱的家庭一般不敢随便用。比如余惠林分配到的第一套房子约有90平方米，需要拿出6万元左右购买。接下来拿到手的房子，也需要出一些钱，虽然价格与商品房的市场价迥异。刚失地的农民还是心里不踏实，毕竟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没了，“这几十万还是看得重的”。
来惠利在婆家是个获得财务控制权的媳妇，她的腰板是直的，她的婚姻并不是一个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
一开始我们以为是自己的采访做得不够，怎么一个从1990年就嫁到三堡村第9组的女性，个人面目是极为模糊的？这是一群土生土长的杭州东郊人，村庄概念深入人心，极少有人选择主动离开。谁家的经济账簿是什么样的，邻居们可是清楚得很。但是随着一次次聊天式采访的开启、结束，我们逐渐发现，在这里要了解一个人，是尤其困难的。他们表达不熟悉的方式是“我们不是一个组的”，杭州江东的这片土地很平坦，所以过去村民居住很分散。但就算在一个组里，他们谈论一个个体的方式，仍然是“她是哪家的，分了几套房……”。在被拆迁改变人生的20年里，如果不用经济价值来衡量一个人，三堡的人，完全是失去语言的。
与来惠利年纪相当的大叔大婶们，做的工作，与他们的资产乍听起来也很不相称。比如家里的几套房子加起来有三四百平方米，但工作是守小区的公厕，钱不多，可实在是清闲，并且打交道的都是熟人。真正去几公里外的“外边”找份工，光这份勇气，就是不得了的。
在走访一个个回迁小区后，你会突然觉得，人们仿佛居住在一个巨大的集体宿舍里。小区格局相似、提醒居民谨防各种诈骗的宣传板相似、不同人闲聊的话题惊人地相似，哪场都没有离开“房子”“结婚”“离婚”这些关键词。一家一户，似乎无非是这套房子有130平，那套房子是90平的区别。抱怨与烦恼也相似。它有时让人产生一种疑惑：这是谁捏出的一个个小人儿，在这里那里，反反复复，絮絮叨叨，发出的却只是一个声音。
抱怨和烦恼，对诉说的人来说，是真切的。他们讲给自己听，讲给同是拆迁户的邻居听。
比如三堡村里读过一些书的老人刘青生（化名），在拆迁日记里写，“三堡村的发展落后三叉村近20年”。“三叉”这个名词，无论在章家坝，还是三堡，村民们频繁提到，主要原因是这个村子拆得早，商业项目多，所以村民年底分红多，这是三堡人羡慕又不满的。但具体多少，他们也说不上来。
与这里多数拆迁村庄一样，三堡村村民有一种人口股，每人4.6万股，2019年底，村里人每股分到2毛8，算下来每人就是1.228万元，这个数字每年能增加千把块。这样的股东，三堡村有3259名。
2012年老房子拆掉后，村里每个月能发600元过渡费，后来涨到900，2020年7月过渡费停止发放之前，达到2200元。刘青生这个月正在给新房子装修，140多平方米，他妻子坚持要去住大房子，老太太说自己苦了一辈子，配得上。他们家有些邻居一家三代六七口人，最开始挤在三堡家园不到90平方米的房子里，老房子出租，后来即便剩下的房子也发到手，也还是继续这样挤着住下去，“省钱嘛”。
在这样的氛围下，来惠利实在不引人注意，直到她开始坚定地闹离婚。回迁户们的相似性，这种绝对一统的集体性，对某些人来说是安心的网，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或许是让人窒息的坟。一个人内心的起伏，如果没有外化为损失了一套房、被骗了上百万，似乎说不出口。房子和钱得到了嘛，那就是高兴的。要想骄傲一些呢，如果家里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或者买了商品房，那是一定值得说的。商品房多少价钱，装修花了多少钱，为什么需要花这么多，每一样是什么价格，那是要细细说的。这是他们生活中区别于周围人的，为数不多的标签。
拆迁户中的女性出嫁前的来惠利，是一个性格鲜明的姑娘吗？我们在章家坝试图找寻来惠利的生活痕迹，却发现一样被轻易消解了。
章家坝绝大部分人都声称，自己跟来惠利“当然算是熟人”，但当我们试图询问有关来惠利的性格、能力、特点时，她又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三兄妹中，来惠利和哥哥长得像爸爸，模样清秀好看，爸爸曾经是章家坝第三生产组的组长，据说因为出身好，顶替了原来能干的组长。来惠利的妈妈从萧山那边嫁过来。来家的漂亮女儿，邻居觉得人品不错，依据是“他们这户人家本质上还是挺好的，比较老实”。不光是她，当我问到与来惠利同龄的女性中，是否有人读书格外好，做生意格外能干时，也同样没人能回答上来，最多的评价是“一般般”。
出落成大姑娘的来惠利经常笑眯眯的，很随和，不是那种“千色色”（杭州话：卖弄风骚的意思）的。虽然也有外来媳妇记得，来惠利十八九岁的时候人颇高傲、爱打扮，但无论哪一类人，都不能具体说出，青春期的来惠利是什么样的，成年后又具体在什么地方工作过，做过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那什么样的姑娘，才是让章家坝人能够展开描述的呢？她年轻时在村里有小姐妹吗？“那是有的嘛，女孩子嫁人，四分五散了呀。”这是叙述女性的另一个难处。对于村里男性来说，根基一直在这里，生活史是连续的。但是女性的历史是由婚前和婚后两部分构成的，嫁人意味着与过去熟识的人际圈子告别。
来惠利与那些嫁到附近不同村庄的小姐妹相比，也是差不多吗？章家坝的人说，的确是这样的，婆家村子拆迁政策好，户口就留在婆家，不够好，就迁回章家坝。除了那种拆迁政策一直不明朗，观望中错失迁户口时机的少数人，其他确实没什么不一样的。话题又回来了，个人仍然是被家庭代表的，个人的价值，还是你分的那些房。
来惠利在三堡的户口本上写的是小学毕业。她与身边多数人一样，没有走靠读书或自我打拼谋生的道路，这在当地几乎是多余的，甚至都不被看作一种选择。个人只要在拆迁集体的这条大船上等着，就是最好的。不发挥主动性，结局才是最优的。
当“拆迁户”和“女性”两个身份叠加在一起，来惠利更加面目模糊。
所以来惠利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成长细节，是她小时候有气管炎，母亲用土方子给她穿老姜衣服，就是衣服浸了姜汁，穿上后不停地揉搓全身。穿老姜衣服不舒服，来惠利为此常常哭，这是村里人为数不多的对她记忆深刻的事件。但据说后来她的病的确好了。仅有的一点对来惠利个性的形容，来自村里一位开小卖部的同龄人。她是外地嫁过来的，对当地人有一种打量的目光，开社区小卖部又需要相当不错的情商，这使得她多了一些当地人不具备的敏感。也就是她，觉得十八九岁的来惠利爱打扮，有一点高傲。这种对一个人个性的一点描述，已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