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之前，意大利老头马可·穆勒有很多身份。
比如，著名电影制片人、电影史家、影评人，他曾是威尼斯、洛迦诺、鹿特丹、佩萨罗等国际电影节的前任主席；比如，他被誉为“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曾荣获中国国务院授予的“中意友好贡献奖”。但昨天之后，他又有了两个全新的身份：一个是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另一个是上海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
图说：马可·穆勒有了两个新身份官方图
与中国电影，结缘很早
“我这辈子，可能就是这个命运。”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马可·穆勒，昨天穿了他标志性的中山装，这样定义自己与中国电影的缘分。
“老马”今年67岁了，回忆起从前，他说：“1975年我决定来中国读研究生。”1977年6月，马可·穆勒在学校的露天电影场看到了谢晋导演的《红色娘子军》，从此便真正爱上了谢晋导演和中国电影。“谢晋是我的老师，《天云山传奇》《高山下的花环》和《芙蓉镇》，都是我做的全球首映。”他说，那一时期他还看了很多民国时期的老电影，如《神女》《十字街头》《天涯歌女》；也看了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前创作的大量电影，《地道战》《地雷战》《渡江侦察记》他同样如数家珍。他说这些电影或许算不上“丰富多彩”，但却具有相当独特的审美价值。
图说：《红色娘子军》让马可·穆勒爱上了谢晋和中国电影网络图
马可·穆勒与中国青年导演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81年。“你知道我第一部带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中国影片是什么吗？”他自问自答，“是凌子执导的《原野》（杨在葆、刘晓庆主演），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参加国际影展的影片。”后来凌子给马可推荐了北京电影学院二年级的学生，“他们已经开始拍一些小作品了，我记得导演是田壮壮、编剧是陈凯歌、摄影是张艺谋。”马可笑着说，“那天晚上，我就变成了他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个老外。”
图说：马可·穆勒与田壮壮新民晚报记者孙佳音摄
为华语影人，受过“委屈”
后来，在他担任威尼斯电影节选片人期间，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与《秋菊打官司》成功入围并最终获奖；再后来，他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总监的8年中，华语电影《断背山》《三峡好人》《色戒》《桃姐》与《人山人海》先后夺魁。
图说：《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网络图
不过，他也有得意之作。“《三峡好人》获得金狮奖，那届没有一位中国评审。”作为那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主席，他看好这部电影，“我想，最起码评委会里得有一个人能看懂这部电影，就选了一个葡萄牙的制片人，他很先锋，我知道他能理解贾樟柯（的好）。”
就因为上海，选择上大
图说：马可参加上大温影讲堂官方图
虽然近些年新娶了上海老婆，也会烧一手地道的本帮菜，但马可·穆勒说，欣喜地应下上大的邀约，是郑重而审慎的。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好朋友贾樟柯、田壮壮、陈凯歌都在这里，“我相信他们，也一直有了解这所大学对电影、对艺术教育的虔诚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片电影的沃土，“上海是中国电影真正的发源地，电影艺术和技术的发展，在这里，可以有不断攀登和创新的想象空间。”（新民晚报首席记者孙佳音）
记者手记丨老百姓的故事，讲给老百姓听
马可·穆勒无疑是深爱中国和中国电影的。
他说，有时候看到主旋律大片里那些老百姓，就会想，“或许，这就是我为什么1975年，就决定要到中国来读研究生。”但他也说，研究亚洲电影40余年，他最推崇的是日本和印度电影，“因为复杂，尤其是对人性的探索，特别是很多电影看起来是商业片，但他们也没有放弃这种探索。”他诚恳建议中国导演，要“用老百姓的故事来说服老百姓”。他甚至非常认真地拿《流浪地球》在网飞的热播举例说，“能说服中国老百姓的电影，也可以说服外国老百姓”。
图说：马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新民晚报记者孙佳音摄
专访时，信息和观点满满，让人觉得老马恨不能明天就已经是2021年，他好赶忙站上讲台，给上大的青年学生们面授机宜。“我肯定还会开‘电影翻译’的课。“马可说，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一方面是要做好“大翻译”，他想要帮助中国电影人更好地克服中西方文化差异，让西方观众能更快也更准确地了解中国电影的文化、政治背景；另一方面是要做好“小翻译”，”有很多华语片，特别是年轻导演的影片，没有受到国际电影节的认可，是因为他们都是小成本的电影，翻译太差了，根本词不达意。”怒其不争的老马带着几分狡黠和得意，又问了我一个问题：“贾樟柯、刁亦男的电影比较受西方欢迎，你知道都是谁翻译的吗？送去戛纳的字幕都是杜阿梅做的，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哈哈地笑说，我知道，这个中文名字是谢晋取的。“对，她是我前妻。”这个爱中国、更爱中国电影的老头抢答说，他哈哈地笑了。（孙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