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Q：那天我和你一起去参加《天注定》的北美发行商举办的Party，在公寓的楼下遇到了一个保安，激动地说起他已经看过你这部新片，特别喜欢。JZK：我当时很惊讶，原本我只是去他那里问路，想确认一下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不是在这栋大楼里，然后我就注意到那个保安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他非常热情地提起他已经看过了《天注定》，还像影评人一样地跟我讲了很多他个人的感受。
ESQ：纽约这个地方很神奇，一个保安可能同时也是个艺术工作者。JZK：我们去大都会博物馆还遇到过一个解说员，他说自己也有一家小画廊。纽约很多的人都挺有趣的，下了班脱了工作服可能就会走进自己的工作室。
从5月份的戛纳之后，我8月初到墨尔本，8月底在俄罗斯库页岛，9月初去了多伦多，又去了西班牙的圣塞巴斯蒂安和瑞士苏黎世。纽约之行结束后，去了釜山，今天晚上要飞去比利时，接下来还要去日本东京和白俄罗斯的明斯克。
ESQ：身体还吃得消吗？JZK：还好，在北京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去爬山，上去20分钟，下来20分钟，体力相对还可以。
ESQ：《天注定》第一天商业放映的时候，我认识的一些纽约的朋友都去了现场。JZK：《天注定》在纽约电影节的首映在林肯中心，那个放映厅能坐一千多人，都坐满了，看上去很震撼。放完之后还有很多观众留下来跟我们交流。纽约是个移民城市，观众是多族裔的，各种背景的都有。让我意外的是，不仅仅只有华裔观众对这个片子有兴趣。纽约目前有两家影院公映《天注定》，占据了纽约市的南北市场，一个叫IFCCenter，一个叫LincolnPlazaCinema，每天有12场放映。昨天一晚上我们做了4场观众见面会，观众的反馈很热烈。有一对老年白人夫妇尾随我们从一个电影院到下一个电影院，还要求合影。
他们提起我的电影，最多的就是《三峡好人》和《24城记》，《三峡好人》我理解，有金狮奖的作用，但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看过《24城记》。还有就是美国外交协会每周都会评出几个重要的国际事件，本周他们将《天注定》在纽约的商业发行也列在了其中。
ESQ：虽然你以往的电影里也有过暴力的内容，但《天注定》相对以往的展现好像更为直接。为什么会这样？JZK：最近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暴力事件，微博一打开，很多这样的事情密集地向我们涌过来。我们虽然都对这些事情有所讨论，但是在艺术的层面上，还没有得到过充分的呈现。
《天注定》的取材都是这些年里人们难以忘记的事件，那些当事人的处境和我以前看过的武侠片的故事有些相似。现在我感觉我找到了合适的电影方式来描写当代中国，对此我既感到高兴，也感到悲哀。这些事件和《水浒传》或者那些武侠片一样，有一脉相承的地方，都是在时代的巨变中，个人生活面临到危机，最后只能用武力来解决，但结局都是悲剧。
说到暴力，虽然我们在谈论它，但我们其实并不够理解它。我们当然应该尽量避免暴力，但首先必须面对它，这样才能找到暴力产生的根源。暴力的发生往往是很多因素的合力，有社会的，也有个人的。在一般情况下，暴力的发生都是因为缺乏公正的评价系统，弱者的尊严被剥夺，受害者被逼到了绝境，忍无可忍，才会变成施暴者。暴力的发生也跟表达渠道的缺失也有关系，一些在社会底层的弱者，他们的孤独和屈辱长期没有申诉和排解的恰当途径。
ESQ：我有一个朋友看过和我说：“五分钟就开一次枪，十分钟就死一个人”，片子里的暴力段落引起了她生理上的不适反应。JZK：所以她就得到了警示，就知道了暴力的破坏性跟可怕。没有人会适应暴力的，我没有舞蹈化，也没有美化暴力，我是直接破坏性地呈现暴力。
ESQ：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从这个角度来拍这个电影的？有什么具体的人具体的事触发了你的灵感？JZK：我在重庆的时候，天天电视上都在播周克华的通缉令，整个重庆的气氛，很像武侠小说的世界——某某县突然有一个采花大道，人人惶恐，家家防备。后来我又看到一些细节，比如他在作案之前，都会让他女朋友去看。这个对我刺激特别大，我就沿着这个精神的线索，开始去拍这部电影。
ESQ：重庆这个城市也带给你类似的联想了吗？JZK：重庆是我在空间上最梳理不清楚的一个城市，它层层叠叠的，我去每个城市，都能很好地把这个城市的空间结构梳理清楚，唯独重庆，我去了永远都是迷路的，它有这种氛围。
ESQ：我们知道的是这个电影是根据四个真实的新闻事件改编的，讲述了三个人杀人和一个人自杀的故事。怎么用影像来展开想象力，怎么用一个艺术化的方式来表达你的主题，听上去都还挺困难的，是不是因为评委们也知道这个难度在，所以《天注定》获得了第66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剧本奖？JZK：最佳编剧奖不是奖给剧本文本的，它是奖给一个电影的总体叙事。一个电影的叙事，剧本只是一个层面，剧作本身是通过很多手段实现的，通过导演的场面调度，通过表演，通过摄影师来共同完成的。它通过银幕来评选，不是通过一个死的文本，不单奖给那个青灯下写出来的文字。如果那样的话，就应该是翻译了剧本，像评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只是去读了。
ESQ：哪怕到今天，和你电影里表现的那些民间的极端事件依然在频繁发生。JZK：我是在这些事件不断发生的过程当中，及时地注意到了这些事件，并把它们用电影的方式表达出来。电影中的这四个人物，我都从人的角度理解，他们都试图伸张正义，但却自顾不暇。从我们的文化背景来说，我们太缺乏维护自我的意识。我不同意以暴制暴的方法，所以《天注定》其实是一部反思暴力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电影也是一种警示。
有意思的事情是，9月在长白山举行了一个电影发行协会的聚会，我的同事带着这个片子去放给院线的经理们看，业内的一些发行人士反响都还不错。他们都很惊讶贾樟柯也能拍这样有强烈冲突的片子，和他们以往印象里的我的电影很不一样。
ESQ：听上去你很愿意遵循市场规则。JZK：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创作者，一个是制片人，我很善于从两个角度投入工作。
ESQ：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艺术家在四十岁之后创作力会逐渐衰退——体能下降，技巧成熟，美学越来越自觉，这些都错综复杂地导致了这个结果。你觉得自己的创作力下降了吗？JZK：没有。一方面，我是东方写作，是修行的过程。美学的精度、纯度，对生命的理解，都是一个叠加的过程。欧阳江河提出“青春期写作”的说法，我觉得特别好，但我的创作并不是挥霍的过程。我个人从传统文化吸取到的是应该不断修行，要保持跟人的密切感受，跟社会的不间断联系，跟文化与伟大头脑的持续对话，跟大自然的近距离互动，它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阅历和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创造性的工作必须进入到哲学的阶段，修行的过程从本体上来说，最终汇聚的是哲学思考的成果，是哲学生活的生命阶段。如果我们把人的成长跟创作分成几个阶段的话，一定需要经过一个哲学的阶段，如果你有充沛的哲学生活，你的创作才能充满了推动力。创作的推动力，说白了，就是中国人说的上台阶，就是攀登。攀登的绳索是什么？不是天性，是哲学思想。
ESQ：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毕竟是有限的，你除了创作之外，还监制其他年轻导演的作品。这不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吗？JZK：我基本上是一个入世者，我不遁世。创作和管理公司，都是我必须去做的工作。虽然，我貌似频繁地参加商业活动和时尚活动，但实际上我给自己保留了某种意义上的修行的空间。比如，我跟朋友的友谊都是君子之交，我们没有频繁地吃饭见面，世俗生活固然美好，但它和创作本身是有矛盾的，必须减少某种世俗生活的快乐，才能有思想层面的快乐。我觉得我们只能用孤独感来说这件事儿，但其实不孤独。
东方的书法，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它带有一种永远的训练在，每天都要写，每天都在训练自己的身体，每天都在领会自己的感悟。
ESQ：你投资的新导演的作品，从题材选择到审美的倾向，都与你的电影有一脉相承的地方。JZK：目前我们公司出品的电影，之所以给人那个感觉，因为这是我们的市场，是我们熟悉的市场，公司类型的开拓建立在我们对市场的开拓上。我们公司才刚刚干了几年，做的都是驾轻就熟的项目。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过于商业化过于类型化的电影，其实是不太适合我们公司的，因为我们公司目前的市场，不在这。
ESQ：你对你扶植的新导演，是独裁还是相对自由？JZK：要求上和品质上，一定是独裁，具体要求得看具体的项目。
ESQ：自己做制片人给你带来了什么？JZK：我可以迅速地推进我个人的项目。比如说《天注定》，我8月想拍，着手写剧本，10月7号就已经开机了。如果没有自己公司支持，可能在两个月写完剧本后才开始漫长的融资阶段，但是我自己的融资非常迅速。当然除了背后有长期合作伙伴的支持，最主要的是自有资金投入的灵活性。总体来说，电影制片体制是很僵化的，流程化很强。我之所以做公司，就是希望我公司的资金储备能够帮助我反叛这种体制，让我在一个高度的灵活性里，能够达到一种即兴拍摄的可能，这个即兴拍摄，我是从制片角度来说的。
ESQ：这么多年过去，你喜欢的电影的标准发生了变化了吗？JZK：并没有太多变化，我一直喜欢那些真正能打动我的电影。
ESQ：最近有什么打动你的片子？JZK：我看了一部俄罗斯的纪录片《管道》，它通过对输油管道的拍摄讲述初了东欧的生存环境。电影开始于一个冰天雪地的小山村，一列火车，我们不知道那是一列什么火车，它停在一个村庄，摘了一节车厢后，火车就开走了。这节车厢实际上是一个流动的教堂，村庄的人都来做礼拜，做完礼拜之后这个车厢就被拉走了。我看到这儿，就非常感动，我看到了一个遥远异乡的精神存在。电影穿越了很多国家，沿着当代东欧的石油管道，从俄罗斯一直到德国。它带出了不同国家的生存情况，它们有共同的背景。现在独立了，每个地方不一样，有各自的问题。我特别喜欢这种穿越式的、旅行式的东西，跟我的个性有关的。
ESQ：这个电影是“现实主义”的，而大家总用“现实主义”来归纳你的电影。JZK：对我来说，“现实主义”不是一种方法，而是一种态度。每一部影片对我来说，都是真实生活的反应，Reallife，表现真实生活的方法有多种，因为我们对现实的感受本身就是多元的，有纪录的方法，超现实的方法，戏剧冲突的方法。它们都是通往真实的不同路径。
ESQ：我最近在读《格伦古尔德谈话录》，里边提到钢琴家们的噩梦，他们总会梦到自己赤身裸体地在舞台上演出，或是记不起谱子弹不准音。你做过类似的梦吗？JZK：从来没有过，拍电影是很享受的事情，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要焦虑呢？我不焦虑。
ESQ：但这是一个快速发展而焦虑的时代，每个人都因为加速度产生了巨大的焦虑，时代难以磨灭的特征就是焦虑，你身处其中，又做那么多事情，真的不焦虑吗？JZK：我年轻的时候比较有得失观，也不是一开始就能有这种（平静的）心理状态的。渐渐地，对我来说得失很自然，所有东西我都不会强求，来就来，去就去，我也不会去解释我的电影。佛学讲究“心不动”，我希望自己是“心不动，情动”，让那些情绪的纷扰自然发生吧，尽量让它们不去影响自己。
ESQ：什么时候你意识到自己慢慢在形成这种生活的态度？JZK：清晰的意识也就在前几年。最近韩国的影评人郑圣一在一个公开的研讨会上，这么评价我的电影，他说，我所有的电影都是从一个糟糕的情况出发，在另一个更糟糕的情况里结束，背后不是伤感消沉的，而是活下去的生命力，这是关乎人类本质的。
ESQ：在9月27号微博的上，你说到自己的一个梦：“昨晚梦到准备重新择业，梦里一直在小学老师、酒店经理和酒厂品酒师之间纠结，醒来好累。”为什么是这三个角色呢？JZK：可能因为我父亲是中学老师，我一直对老师这个职业充满了敬意。梦见酒店经理是因为我最近一直在旅行，一直在跟酒店经理打交道。想当品酒师则是因为我的家乡汾阳本身就是产酒的地方，那里流传着很多关于品酒高手的传说。我有个邻居，他在其他方面非常平庸，但他只要喝一口酒，就能说出这个酒的年份，酿酒的粮食，水的好坏等等。
《水浒传》可以讲述108个人的故事，一个电影不可能出现108个人物，那是神经病，也是违反电影规律的，文学却非常自然。而且电影呈现哲学经验很困难，很难去直接描述，文字却能够触动到哲学表述的直接性。比如在《西游记》里，孙悟空有72变，万变不离其宗，妖怪会被打回原形，这些都是非常哲学的概念。“形”是指你的本源，比如“得意忘形”这个词，人的理性状态是需要约束的，但是当你过于得意，你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源，回到本性状态，形就现了，这是非常哲学的，电影做不了这件事情。
ESQ：你最欣赏哪个作家？JZK：陀思妥耶夫斯基。
ESQ：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趣的人吗？JZK：站在别人角度想，我肯定是一个特别乏味的人。我的生活内容、兴趣点和语言方法都比较单调。从世俗生活角度来说，肯定是很乏味的。
【原载于《时尚先生》2013年11月刊】
80年代生人，记者、影评人、编剧。200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曾任职于新浪娱乐。著有《她们说–中国女导演访谈录》，策划著作有《贾想1996—2008：贾樟柯导演手记》《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贾樟柯故乡三部曲》《海上传奇电影纪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