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的圣诞节,陆元盛都玩得很“疯狂”。在这个34岁的北京白领看来,好日子就要“到头了”——春节日益临近。
单身未婚的“标签”让陆元盛在自己的家乡成为“有名”的大龄男。在陆元盛位于黄河北部的家乡,“大龄男”的身份让他的父母抬不起头,因为“大龄男”甚至会被指责为无能、丑陋或者愚笨。
彩礼涨幅快赶上楼市
“没钱就没机会。”在陆元盛看来,这就是他至今单身的症结所在。
三年前的春节,亲戚曾给陆元盛介绍过一个他很满意的女孩,在他印象中,“女孩有双漂亮的大眼睛”。
不过,在不超过二十次的见面约会中,陆元盛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一部苹果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还有好几套至今连名字都叫不全但一件上衣就要好几千元的服装。
“后来,我去提亲,却被拒绝了,理由是我年纪偏大,太节约,两人有代沟。”陆元盛摇了摇头,有些迷惘地问记者,“我还得多大方”
在总结这段恋情失败的原因时,陆元盛想起一个细节,他和女孩曾聊过怎么办婚礼,“我当时说,我父母都是务农的,身体也不好,我不想再花他们的养老钱,我自己筹彩礼和婚礼钱。说完以后,我就感觉两人开始渐渐有些冷淡”。
那个时候,也就是2013年,陆元盛家乡的彩礼已经涨到了16万元左右,还有附带的车子、房子要求。“一旦男方年龄偏大或者有其他劣势,男方家庭会通过提高彩礼弥补自身缺陷。这种提高彩礼会产生示范效应,其他人也不得不水涨船高。”陆元盛说,家乡还有个说法,“万紫千红,一动不动”,“万紫”指的是一万张5元钞票,“千红”指的是一千张100元钞票；“一动”指的是汽车,“不动”是指新房。一场婚礼下来,至少花销30万元。
后来,陆元盛在北京又认识了了一名女孩。这次,陆元盛学“聪明”了,不谈关于婚礼彩礼的事情,只是勾画两个人的婚后生活。不过,左绕右绕,彩礼终究是回避不了的话题,“还好,这回不算‘狮子大开口’,女孩家要10万元,没要求在北京买房”。
“当时,我月薪6000元,再加上租房的开销,一年也就是一两万元的积蓄,如果完全由我自己出10万元,还真是困难。”陆元盛回忆说,“当时,朋友还给我出过很多损招,比如采取未婚先孕,迫使女方父母就范,放弃高额的彩礼要求。当时我就回绝了。不过,朋友说,不少人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借钱,叫作“小利贷款”。
不过,陆元盛说,自己还算幸运的,起码还看得见曙光。
他告诉记者,天价彩礼在西部地区更为严重,“增长速度令人震惊,大概是以每年5万元左右的速度攀升,我有朋友甚至调侃,那边彩礼的增长速度和北京楼市有一拼”。
父母借钱父母还债
陆元盛的父母并非不想出彩礼钱,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陆大力的叙述中,对一个普通农户来说,彩礼是一项巨大的开支,这笔钱需要他们积攒十年甚至几十年来支付,这包括新房的布置、订媒时的费用。有些家庭为了给儿子结婚,负债累累,有的甚至结婚以后好几年都没有还清。而且,儿子并不承担还款责任,不管是房子还是彩礼钱、结婚时的花费,全部都由父辈借、父辈还。
在记者走访中,持相同观点的父母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父母为儿子订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由此而产生的花费也应该由父母来承担,由此欠下的债务也应该由父母来偿还。
对于父母的“还款”,在北京工作的胡小凤是这样表述的:“我大哥结婚时,家里还凑合得起,房子是我爸找人盖的,订媒时的大礼也不多。等到二哥结婚的时候,我爸七拼八凑才把房子盖起来,还要给他订媒。家里没钱,没办法,我爸就去我二姑那借了1万元。”
面对“钱是谁还的、什么时候还清”的问题,胡小凤也用了“当然”二字,“我爸还的,那时候我还在上学,也得花钱。幸亏是向我二姑借的钱,我爸说慢慢还吧。那时候,我爸年纪已经很大了,但还在工地做小工,天天累得不行。钱是什么时候还清的,我也忘了,反正也有一两年吧”。
在北京做小时工的杨英则更加辛苦,一夜返贫——为了支付结婚费用,家里倾其所有,还欠了15万元的外债。
即便不容易,但在记者走访中,几乎所有受访的父母都把为子女置办婚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子女未能如期订媒结婚,父母则会自认为是他们的“问题”,是父辈的“不称职”或“不误正业”造成了子女的婚姻困境。
“不仅我们自己这么觉得,周围人也这么觉得,这让我们的心理负担太大了。”陆大力说,他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过这几年的消耗,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10万元左右的彩礼,至少还要再借7万元,但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还上年息”。
对于彩礼,陆元盛还想过一个办法——分期付款。不过,这个办法很快被女方家长顶了回来——“你以为买房呢”。
现在,陆元盛决定过完春节就换个工作,以期更高的薪金,因为“没钱就更没机会了”。
“天价彩礼”怎么算
“天价彩礼”是怎么算出来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记者得到的回答可谓是“惊人”。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听被访者说——“我们这里就是‘卖’女儿啊”。
地域是一些家庭评判彩礼钱的一个标准,很多家长会要求女儿不要找外省的对象。这其中有文化冲突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养老问题,跨地域所牵扯的养老问题往往会使彩礼价格上升。
在北京工作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我妈妈不希望我找外省的,10万元彩礼钱是底线,没有商量的余地。将来订婚,只增不减。如果男方是外省的话,彩礼钱至少要20万元。妈妈认为,如果我嫁到外省,回家不方便,无法照顾和赡养老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对彩礼形成因素进行专门研究,他们发现,虽然社会变革使得人们的认知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观念的最终落脚点仍是价格的商定。社会变迁虽然使得个体的流动性增强,依靠个人的人力资本获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正是因为这样,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家庭更加注重通过提高彩礼来降低未来的风险。
在北京白领王宁宁的记忆中,讨论彩礼就像一场拉锯战,而这样一场拉锯战或许正是一个缩影:
2015年2月,女方家长会见家族长辈,商讨彩礼事宜并准备起草“红单”(红纸上标明彩礼价钱与相应的实物等,实质上就是一张婚嫁凭证。同时,“红单”必须由长辈起草并双方签字方为有效)。女方家长提出的13.9万元遭到家族长辈的强烈反对:“你供她读书就不止10万元,13.9万元你能得到什么”“村姑都不止十五六万了”“人家二婚的都18万啊”“这么低的价格,你也别谈彩礼了,就让他们夫妻负责养老吧”。
最终,家族长辈参照婚姻市场中的标准价格并根据待嫁女王宁宁的学历资本,提出了20万元的彩礼定价。
不过,女方家长为了减轻女儿将来的经济负担,还是抵住压力,坚持13.9万元彩礼价格,不过将回嫁妆部分改为3万元,即女方家长净得10.9万元。此时,家族网络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彩礼的商定变为对传统程序的遵循。
男方家长在得知“红单”签下就要付清彩礼钱款的规矩后,由于经济上不能一次性付清,便提出不签“红单”。家族长辈因此很生气,不允许再谈订婚事宜,订婚宣告失败。
“在我家里人看来,13.9万元并不高,农村女孩的彩礼钱都十五六万元了,一个准研究生还只要13.9万元,这已经是我们家的底线了。其次,男方提出订婚,结果最后却是男方提出不签‘红单’,决定权不在我们,反在男方,这让我的父母觉得很丢人。”王宁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