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须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哪还有半点欢乐的心情？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只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北平远在天边，徒萦梦想，童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
祭灶过后，年关在迩。家家忙着把锡香炉，锡蜡签，锡果盘，锡茶托，从蛛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做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宫灯，纱灯，牛角灯，一齐出笼。年货也是要及早备办的，这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拜神祭祖用的苹果干果等等，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孩子们吃的粗细杂拌儿。蜜供是早就在白云观定制好了的，到时候用纸糊的大筐篓一碗一碗地装着送上门来。家中大小，出出进进，如中风魔。主妇当然更有额外负担，要给大家制备新衣新鞋新袜，尽管是布鞋布袜布大衫，总要上下一新。
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禋，这时节孝子贤孙叩头如捣蒜，其实亦不知所为何来，慎终追远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点烛，磕头，紧接着是撤供，围着吃年夜饭，来不及慎终追远。
“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这是乡下人说的话，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作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直把人吃得头昏脑涨。这种疲劳填充的方法颇有道理，可以使你长期不敢再对煮饽饽妄动食指，直等到你淡忘之后明年再说。除夕宵夜的那一顿煮饽饽，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她老人家幸运地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作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孩子们要循规蹈矩，否则便成了野孩子，唯有到了过年时节可以沐恩解禁，任意作孩子状。除夕之夜，院里洒满了芝麻秸儿，孩子们践踏得咯吱咯吱响，是为“踩岁”。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是为“辞岁”。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赍，是为“压岁”。
正是一年复始，不准说丧气话，见面要道一声“新禧”。房梁上有“对我生财”的横批，柱子上有“一入新春万事如意”的直条，天棚上有“紫气东来”的斗方，大门上有“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墙上本来不大干净，还可以贴上几张年画，什么“招财进宝”，“肥猪拱门”，都可以收补壁之效。自己心中想要获得的，写出来画出来贴在墙上，俯仰之间仿佛如意算盘业已实现了！
好好的人家没有赌博的。打麻将应该到八大胡同去，在那里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还有佳丽环列。但是过年则几乎家家开赌，推牌九、状元红、呼幺喝六，老少咸宜。赌禁的开放可以延长到元宵，这是唯一的家庭娱乐。孩子们玩花炮是没有腻的。九隆斋的大花盒，七层的九层的，花样翻新，直把孩子看得瞪眼咋舌。冲天炮、二踢脚、太平花、飞天七响、炮打襄阳，还有我们自以为值得骄傲的可与火箭媲美的“旗火”，从除夕到天亮彻夜不绝。
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擂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搽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儿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甸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看，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儿，琉璃喇叭大沙雁儿”，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过年的母亲
阎连科
妻不是农村的人，她一生受到的是和农村文化截然不同的教育，甚至和她同样的城里人相比，那教育也很独僻，所以与乡村的文化和习俗，她是坚决地格格不入。每次回家，打算着初六返回，初二她便焚心地急。今年过年，我独自同孩子回了，推开家门的时候，母亲正围着那块围裙，在房檐下搅着面糊。孩子如期地高唤了一声奶奶，母亲的手僵了一下，抬起头来，欲笑时却又正色，问就你和孩子回来了？我说孩子他妈厂里不放假。母亲脸上就要润出的喜红不见了，她慢慢走下台阶，我以为她要抱孩子，可她却只过来摸摸孩子的头，说长高了，奶奶老了，抱不动了。
到这时，我果真发现母亲老了，白发参半了。孩子也真的长高了，已经到了他奶奶的齐腰。我很受惊吓，仿佛母亲的衰老和孩子的长成都是母亲语后突然间的事。跟着母亲，默默地走进上房，七步八步的路，也使我突然明白，我已经走完了三十三年的人生。
我说母亲，“你怎的也不去车站接我们？”
母亲说：“知道你们哪天哪一阵到家，我就可以在家给你们按时烧饭了，不用接了。”
说话时，母亲用身子挨着她的孙子，把面糊在他的头上搅得很快。她问：“在家住几天？”
我说：“过完正月十五。”她说：“半个月？”
我说：“十六天。”
鞭炮的鸣炸，宣告说大年正式开始了。
夜里，我抱着睡熟的孩子陪母亲熬年，母亲说了许多村中的事情，说谁谁家的女儿出嫁了，家里给陪嫁了一个电视机；说谁谁家的孩娃考上大学了，家里供养不起，就不上了。最后就说我的那个姑死时病得多么的重，村里哪个人刚四十就得了癌症，话到这儿时，母亲看了一眼桌上摆的父亲的遗像。我便说娘，你独自在家寂寞，不妨信信佛教、基督教，信迷信也行，同别人一道，上山找找神，庙里烧烧香，不说花钱，来回跑跑身体会好些。
母亲说，“我都试过，那些全是假的，信不进去。”
再就不说了，夜也深了进去，森森地黑着，便都静静地睡下。来日，我绝早起床，放了初一鞭，先将下好的饺子端给神位，又将另一碗端到娘的床前。娘吃后又睡，直睡到太阳走上窗面，才起来说天真好啊，过了个好年。初一这天，母亲依旧很忙，出出进进，不断把我带回的东西送给邻舍，回来时又不断用衣襟包一兜邻舍的东西，如花生、核桃、柿饼。趁母亲不在时，我看了母亲的过年准备，比任何一年都显丰盛，馍放满了两箱，油货堆了五盆，走亲戚的礼肉，一条条挂在半空，共七条。我有四个姑，三个舅，我算了，马不歇蹄走完这些亲戚，需我五天至六天。可在我夜间领着孩子去村里看了几个老人后，回来时母亲已把我的提包掏空又装满了。她说：“你明天领着孩子走吧。”我说：“走？我请了半月假啊。”
母亲说你走吧，过完初一就过完了年，你媳妇在外，你领着孩娃回来，这是不通道理的。你孩娃和孩娃妈，你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过年咋样也不能分开的！
我说：“过完十五再走。”
母亲说：“你要不是孝子，你就过完十五走。”
一夜无话。来日母亲果真起床烧了早饭，叫醒我和孩子吃了，就提着行李将我们送往镇上了。这个年，是我三十三次过年，在家过得最短的一次，前计后算，也才满了一天，且走时，母亲交代，说明年别再回了，外面过年比家里热闹。
新年抒怀
季羡林
除夕之夜，半夜醒来，一看表，是一点半钟，心里轻轻地一颤：又过去一年了。
小的时候，总希望时光快快流逝，盼过节，盼过年，盼迅速长大成人。然而，时光却偏偏好像停滞不前，小小的心灵里溢满了愤愤不平之气。
但是，一过中年，人生之车好像是从高坡上滑下，时光流逝得像电光一般，它不饶人，不了解人的心情，愣是狂奔不已。一转眼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滑过了花甲，滑过了古稀，少数幸运者或者什么者，滑到了耄耋之年。人到了这个境界，对时光的流逝更加敏感。年轻的时候考虑问题是以年计，以月计。到了此时，是以日计，以小时计了。
现在写“新年抒怀”，我的“怀”，也就是我的心情，在过去一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首先是，我并没有被鲜花和赞誉冲昏了头脑，我的头脑是颇为清醒的。一位年轻的朋友说我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我似乎是朝气蓬勃，在学术上野心勃勃，我揽的工作远远超过一个耄耋老人所能承担的，我每天的工作量在同辈人中恐怕也居上乘。但是我没有忘乎所以，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年龄。在友朋欢笑之中，在家庭聚乐之中，在灯红酒绿之时，在奖誉纷至沓来之时，我满面含笑，心旷神怡，却蓦地会在心灵中一闪念：“这一出戏快结束了！”我像撞客的人一样，这一闪念紧紧跟随着我，我摆脱不掉。
是我怕死吗？不，不，绝不是的。我曾多次讲过，我的性命本应该在“十年浩劫”中结束的。在比一根头发丝还细的偶然性中，我侥幸活了下来。从那以后，我所有的寿命都是白捡来的，多活一天，也算是“赚”了。而且对于死，我近来也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看法，“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死是自然规律，谁也违抗不得。用不着自己操心，操心也无用。
那么我那种快煞戏的想法是怎样来的呢？记得在大学读书时，读过俞平伯先生的一篇散文《重过西园码头》，时隔六十余年，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有一句话：“从现在起我们要仔仔细细地过日子了。”这就说明，过去日子过得不仔细，甚至太马虎。
按世俗的算法，从今天起，我已经达到八十三岁的高龄了，几乎快到一个世纪了。我虽然不爱出游，但也到过三十个国家，应该说是见多识广。在国内将近半个世纪，经历过峰回路转，经历过柳暗花明，快乐与苦难并列，顺利与打击杂陈。我脑袋里的回忆太多了，过于多了。眼前的工作又是头绪万端，谁也说不清我究竟有多少名誉职称，说是打破纪录，也不见得是夸大。但是，在精神上和身体上的负担太重了，我真有点承受不住了。尽管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一不悲观，二不厌世，可是我真想休息了。
心情是心情，活还是要活下去的。自己身后的道路越来越长，眼前的道路越来越短，因此前面剩下的这短短的道路，弥加珍贵。我现在过日子是以天计，以小时计。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是可贵的。我希望真正能够仔仔细细地过，认认真真地过，细细品味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寻常”。
我希望千万不要等到以后再感到“当时只道是寻常”，空吃后悔药，徒唤奈何。对待自己是这样，对待别人，也是这样。我希望尽上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我的老朋友，我的小朋友，我的年轻的学生，当然也有我的家人，都能得到愉快。我也绝不会忘掉自己的祖国，只要我能为她做到的事情，不管多么微末，我一定竭尽全力去做。只有这样，我心里才能获得宁静，才能获得安慰。“这一出戏就要煞戏了”，它愿意什么时候煞，就什么时候煞吧。
现在正是严冬。室内春意融融，窗外万里冰封。正对着窗子的那一棵玉兰花，现在枝干光秃秃的一点生气都没有。但是枯枝上长出的骨朵儿却象征着生命，蕴含着希望。花朵正蜷缩在骨朵儿内心里，春天一到，东风一吹，会立即绽开白玉似的花。池塘里，眼前只有残留的枯叶在寒风中在层冰上摇曳。但是，我也知道，只等春天一到，坚冰立即化为粼粼的春水。现在蜷缩在黑泥中的叶子和花朵，在春天和夏天里都会蹿出水面。
在春天里，“莲叶何田田”。到了夏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将是何等光华烂漫的景色啊。“既然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现在一方面脑筋里仍然会不时闪过一个念头：“这一出戏快煞戏了”，这丝毫也不含糊。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一出戏的高潮还没有到，恐怕在煞戏前的那一刹那才是真正的高潮，这一点也决不含糊。
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它自己来了
林语堂
中国阴历新年，是中国人一年中最大的佳节，其他节日，似乎均少节期的意味。五日内全国均穿好的衣服，停止营业，闲逛，赌钱，打锣，放鞭炮，拜客，看戏。那是个黄道吉日，每人都盼望有一个更好更荣华富贵的新年，每人都乐于增多一岁，而且还准备了许多吉利话向他邻居祝贺。
街头屋前，到处是爆竹声，充塞着硫磺味。父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前和蔼，孩子们吹口笛，戴假面具，玩泥娃娃。乡下姑娘穿红戴绿，跑三四里路到邻村去看草台戏。村上的纨绔少年，恣意地卖弄他们的风情。那天是女人的解放日，洗衣烧饭的苦工解放日，有人饿了，就煎年糕来吃，或用现成的材料下一碗面，或到厨房里偷两块冷鸡肉。
中国政府早已正式废除阴历新年，但阴历新年依然故我，不曾被废除掉。
我是个极端摩登的人。没有人可以说我守旧。我并不要旧历新年，但旧历新年自己来了。那天是阳历二月四号。
科学的理智教我不要遵守旧历，我也答应照办。旧历新年来到的声音在一月初已经听到了，有一天我早餐吃的是腊八粥，我立刻记起那是阴历十二月初八。二月一号、二号，我得送小费给邮差、运货车夫、书店信差等等。我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快来了。
到二月三号，我还对自己说：“我不过旧历新年。”那天早晨，我太太要我换衬衣，“为什么？”
“周妈今天洗你的衬衣。明天不洗，后天不洗，大后天也不洗。”要近乎人情，我当然不能拒绝。
这是我屈服的开始。早餐后，我家人要到银行去，因为虽然政府命令废除旧历新年，银行在年底照样有一种微小的提款恐慌。“语堂，”我的太太说，“我们要叫部汽车。你也可以顺便去理一理头发。”理发我可不在意，汽车倒是个很大的诱惑。我素来不喜欢在银行进进出出，但我喜欢乘汽车。我想沾光到城隍庙去一趟，看看我可以给孩子们买些什么。我想这时总有灯笼可买，我要让我最小的孩子看看走马灯是什么样的。
其实我不该到城隍庙去的。在这个时候一去，你知道，当然会有什么结果。在归途中带了一大堆东西，走马灯，兔子灯，几包中国的玩具，还有几枝梅花。回到家里，同乡送来了一盆家乡著名的水仙花，我记得儿时新年，水仙盛开，发着幽香。儿时情景不自禁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一闻到水仙的芬芳，就联想到春联、年夜饭、鞭炮、红蜡烛、福建橘子、清晨拜年，还有我那件一年只能穿一次的黑缎袍。
中饭时，由水仙的芳香，想到吾乡的“萝卜粿”(萝卜做的年糕)。
“今年没人送‘萝卜粿’来。”我慨叹地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带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我记得曾经买过，我想我仍然能找到那家店。”
“不见得吧？”太太挑衅地说。
“当然我能够。”我回驳她。
下午三时，我已手里提一篓两磅半的年糕从北四川路乘公共汽车回来了。
五时炒年糕吃，满房是水仙的芳香，我很强烈地感到我像一个罪人。“我不准备过新年，”我下了决心说，“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
“你怎么能？”我太太说。“我们已经请了X君今晚来家里吃饭。”那真糟透了。
五时半，最小的女儿穿了一身新做的红衣服。
“谁给她穿的新衣服？”我责问，心旌显得有点动摇，但还能坚持。
“黄妈穿的。”那是回答。
六时发现蜡烛台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烛光闪闪，似在嘲笑我的科学理智。那时我的科学理智已很模糊，微弱，虚空了。
“谁点的蜡烛。”我又挑战。
“周妈点的。”
“是谁买的？”我质问。
“还不是早上你自己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那不是我的科学意识，一定是另外一个意识。
我想有点可笑，但记起我早晨做的事，那也就不觉得什么了。一时鞭炮声音四起，一阵阵的乒乓声，像向我的意识深处进攻。
我不能不抵抗，掏出一块洋钱给我的仆人说：
“阿秦，你拿一块钱去买几门天地炮，几串鞭炮。买越大越响的越好。”
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地感觉到很愉快。
过去的年
莫言
退回去几十年，在我们乡下，是不把阳历年当年的。那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只有春节才是年。这一是与物质生活的贫困有关——因为多一个节日就多一次奢侈的机会，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观念问题。
春节是一个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节日，春节一过，意味着严冬即将结束，春天即将来临。而春天的来临，也就是新的一轮农业生产的开始。农业生产基本上是大人的事，对小孩子来说，春节就是一个可以吃好饭、穿新衣、痛痛快快玩几天的节日，当然还有许多的热闹和神秘。
我小的时候特别盼望过年，往往是一过了腊月涯，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好像春节是一个遥远的、很难到达的目的地。熬到腊月初八，是盼年的第一站。这天的早晨要熬一锅粥，粥里要有八样粮食——其实只需七样，不可缺少的大枣算一样。
过了腊八再熬半月，就到了辞灶日。我们那里也把辞灶日叫作小年，过得比较认真。早饭和午饭还是平日里的糙食，晚饭就是一顿饺子。为了等待这顿饺子，我早饭和午饭吃得很少。那时候我的饭量大得实在是惊人，能吃多少个饺子就不说出来吓人了。辞灶是有仪式的，那就是在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两碗供在灶台上，然后烧半刀黄表纸，把那张灶马也一起焚烧。焚烧完毕，将饺子汤淋一点在纸灰上，然后磕一个头，就算祭灶完毕。这是最简单的。比较富庶的人家，则要买来些关东糖供在灶前，其意大概是让即将上天汇报工作的灶王爷尝点甜头，在上帝面前多说好话。也有人说是用关东糖粘住灶王爷的嘴。这种说法不近情理，你粘住了他的嘴，坏话固然是不能说了，但好话不也说不了了嘛！
祭完了灶，就把那张从灶马上裁下来的灶马头儿贴到炕头上，所谓灶马头，其实就是一张农历的年历表，一般都是拙劣的木版印刷，印在最廉价的白纸上。最上边印着一个小方脸、生着三绺胡须的人，他的两边是两个圆脸的女人，一猜就知道是他的两个太太。
那时候不但没有电视，连电都没有，吃过晚饭后还是先睡觉。睡到三星正晌时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起来穿上新衣，感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嘚嘚地打着战。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抖不止，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发光，好像活了一样。院子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中咀嚼谷草。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了，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正开始过年了。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即便是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此时也是柔声细语。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的话，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来年的运道。
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我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烧豆秸，出秀才。秀才嘛，是知识分子，有学问的人，但刀才是什么，母亲也解说不清。大概也是个很好的职业，譬如武将什么的，反正不会是屠户或者是刽子手。
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男孩子举着早就绑好了鞭炮的竿子紧紧地跟随着。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点燃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男孩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地神灵的工作。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笑语了。
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是活人们的庆典了。在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给长辈磕头，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待着了。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边大声地报告着被磕者：给爷爷磕头，给奶奶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吧！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我们兴奋得想雀跃了。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我家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但包了铜钱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后来就改用硬币了。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害，但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题。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有一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的碗里盛上了带钱的，借以博得老人的欢喜。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坏了，差点要了小命。
过年时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那就是装财神和接财神。往往是你一家人刚刚围桌吃饺子时，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声：财神到，财神到，过新年，放鞭炮。快答复，快答复，你家年年盖瓦屋。快点拿，快点拿，金子银子往家爬……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母亲就盛上半碗饺子，让男孩送出去。扮财神的，都是叫花子。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竹篮，站在寒风里，等待着人们的施舍。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么吝啬的人家，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那半碗饺子。那时候我很想扮一次财神，但家长不同意。
现在，如果愿意，饺子可以天天吃，没有了吃的吸引，过年的兴趣就去了大半，人到中年，更感到时光的难留，每过一次年，就好像敲响了一次警钟。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气氛、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但这年还是得过下去，为了孩子。我们所怀念的那种过年，现在的孩子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他们的欢乐的年。
时光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慌，日子像流水一样一天天滑了过去。
家乡的年
冰心
我这一辈子，经过几个朝代，也已经过了八十几个“年”了！时代在前进，这过年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和进步。
那时代的风俗，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禁止屠宰的。因此，母亲在过年前，就买些肘子、猪蹄、鸡、鸭之类煮好，用酱油、红糟和许多佐料，腌起来塞在大坛子里，还磨好多糯米水粉，做红白年糕。这些十分好吃的东西，我们都一直吃到元宵节！
除夕夜，我们点起蜡烛烧起香，办一桌很丰盛的酒菜来供祖宗，我们依次磕了头，这两次的供菜撤下来，就是我们的年夜饭了。
初一，我们一早就穿起新衣，对父母亲和长辈磕头拜年，也拿到了包着红纸的压岁钱，里面是锃亮的一块墨西哥“站人”银元！既不会演奏，又不敢放炮的我，这一天最关心的就是附近几个村落“耍花会”的到来了。这些“花会”都是村里人办的，有跑旱船的，有扮“王大娘锔大缸”的，扮女人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擦粉描眉，很标致的！锣鼓前导，后面跟着许多小孩子，闹闹嚷嚷的。到了我家门口，自然会围上一大圈人，他们就停下来演唱，唱词很滑稽，四围笑声不断。这时，我们赶紧拿出烟酒点心，来慰劳他们。这一个花会走了，那一个花会又来了。最先来的总是金钩寨的花会。
到了一九一一年，我们回到福建福州去和祖父、伯叔父母同住在一起。大家庭里的过年是十分热闹的。从祭灶那天起，大家就都忙乎起来。最先是叠“元宝”，那是用金银纸箔，叠成元宝的样子，然后用绳子穿成一串一串的，准备在供神供祖的时候烧；然后就忙扫房，用很长的掸子将屋角的蛛网和尘土，都扫除干净，又擦亮一切铜器，如蜡台、香炉，以及柜子箱子上的铜锁等。大门上贴上新的鲜红的春联。祖父还用红纸在书桌旁边贴上“元旦开笔，新春大吉”等等的吉利话。这些当然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只准备穿新衣服，放花炮，拜年，拿压岁钱。因为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多，祖父的红纸包里，只是一两角的新银币，但因为长辈也多，加上各人外婆家给的压岁钱，我们每人几乎都得到好几块！
新年过后，元宵节又是一个高潮。我们老家在福州市南后街，那条街从来就是灯市。灯节之前，就已是“花市灯如昼”了，灯月交辉，街上的人流彻夜不绝。福州的风俗，元宵节小孩子玩的灯，都是外婆家送的。福州方言，“灯”与“丁”同音，“添丁”是句吉利话。
家庭里过年不热闹，而集体的节日庆祝，却一年一年地扩大了，机关和学校里都有新年团拜，大门口还张灯结彩，也有种种文娱节目。如今呢，过年庆祝活动，更是以集体为中心，真是普天同庆！以近两年来的“地坛文化迎春庙会”为例，会上什么都有，参加的人既饱了眼福、耳福，又饱了口福。去年到过迎春庙会的朋友，回来都十分兴奋，我虽然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参加，但从报纸上的消息里，我已经想象到了那欢腾热闹的盛况，精神上已经参加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