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边的小店，图源自「跟俞菱逛马路」。
反复无常的疫情之下，他们已经熬了两年。港裔老人颤巍巍地拿起手机，从头开始学网上促销却被吃了霸王餐；爱好文学性格内向的湘西店主硬着头皮开通了直播，但收效甚微。对很多来自外地的店主而言，在上海多年，守护一爿小店，关乎普通人的生存，向上流动的渴望，以及和他人建立连接的温度。
35岁的吴春亮也曾是其中一个。他十几岁离家外出打拼，从流水线工人和服务员做起，很年轻就在上海有了属于自己的5家咖啡店，但两年以来又接连失去了它们，负债100多万，抑郁到差点自杀。孩子还不到两岁，房贷每月两万多，这个中年男人几乎一夜梦碎。最近，他到一家茶楼上班，刚挣上工资，更严重的一波疫情又来了。
文｜罗晓兰
编辑｜陶若谷
创业失败后，吴春亮已经忘了上次逛街购物是何时，也不再有多余的消费。偶尔，他推着婴儿车出去散步，但绕开附近的古北路，即使从家里步行到那儿只需五六分钟。在路边，有一家曾属于他的咖啡馆，现在被一分为二，变成了连锁咖啡和奶茶店。关店后，他再也没有进去过，即使路过，也快步离开。
这轮疫情开始后，他基本待在家里，做家务，带孩子，看电视，感觉非常无聊。4月1日浦西封控第一天，他打开窗户——天山路没有一个行人，沿街的一楼店铺都关了，百盛优客城市广场每天转12个小时的旋转门，此刻在白天停下了。封控前，他的丈母娘进了同仁医院照顾自己的父亲，现在医院有确诊病例已经封闭，老人们只能在同楼层活动，家属没办法探望，妻子每天担心。“这样的上海真是不可思议。”吴春亮感叹道。
3月底，附近百盛优客城市广场关了门。吴春亮供图。
在这座有着2500万人的城市，他曾有过5家咖啡店，都在浦西的中心城区。店铺附近是高端的商业区或写字楼，月租平均3万。菜单是中英双语，西餐摆盘讲究，常有公司在这里团建，一边喝着咖啡吃着点心，一边开会。客人在露天座位上喝下午茶，斜靠在椅背上，仰起头晒太阳。
两年来，疫情接连冲倒了他的4家店，吴春亮负债100多万。如今想来幸运的是，另一家在2019年底合约到期先关了。今年一月，他改行去送外卖，为了不遇见熟人，专门跑到离家远的区域派送。不好意思告诉家人，他每次都是晚上出去，送二三十单，回家前偷偷把装备放在车里，也从不和其他骑手搭话。没干多久，他被朋友邀请到茶楼帮忙，说是帮忙，吴春亮明白就是打工，“领份工资，毕竟在家带孩子，闲着没事干”。
茶楼位于静安区昌平路，相距两个红绿灯的一家酒吧此前就是他的咖啡店之一。有时会碰到以前的老顾客，对方一脸惊讶，问他怎么在这里，他只说“来这边上班了。”对方再探问，他觉得尴尬，简单几句说明缘由。
进入3月，茶楼的生意也不好了，同一条街的店铺大多关了门，贴上暂停营业的告知单。疫情切断了客流，整个上海都能感受到店租压力。一位在田子坊经营了14年的店主年初搬到了武康路，房租稍微低了点，但没过俩月，连路边的梧桐树上都拦了封条，更别说开店。芮欧百货四层员工流失严重，一个店主抱怨，“今天（3月22日）连帮开灯的人都没了”。
店主许海港的餐饮酒吧在浦西的虹梅路，封控前正常开门，但连着多天“一块钱都没赚到”。3月中旬禁止堂食后，外卖一单都没有，许海港只好把菜单放在门外，供顾客点餐打包，但每天最多一两个客人。
许海港将菜单摆在门外。许海港供图。
半年前，69岁的许海港刚学着开通了外卖。没有经验，也不舍得花钱刷排行榜，一个月只有六七单。辞退员工之后，酒吧变成了夫妻店，他是主厨，太太负责调酒。许海港不会操作电脑，开发票也要附近店主帮忙。
他模仿别的商家，在外卖平台上出售原价100多元的“1元套餐”，希望换取好评增加客流。顾客来了，真的只花1元，到店后不再消费，还自带饮料，许海港心里不舒服，“你们这些白吃白喝的”。但他还是微笑着，弯腰给顾客倒水，热情地和他们聊天。
客人当着面连连夸赞，回头就在平台上写了差评。回忆起这事，69岁的老人“气笑”了，操着港普自嘲：“哎呀，没办法啦，吃霸王餐，给他们倒水还不感谢。”更让他无奈的是，吃霸王餐的近百个，没有一个回头客，“永远消失了”。
在店主们的记忆中，上海还是那个热闹、洋气的魔都，即便在普通的居民区，老洋房边也搭配着法国梧桐，行人衣着讲究，随时可以走进街边的西餐厅、露天咖啡座、艺术作坊……3月25日，生活博主俞菱发布的街拍视频引起很多上海人的共鸣，“只要淮海路光明邨还有人排队，上海的生活就一切照常！”小店作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早已融入当地生活。
在浦西的绍兴路，一个十多平米的院子是女装店主向芬芬的“会客厅”，一直免费开放，无偿提供茶水和充电。店铺开在居民区附近，盘踞十几年，一个退休的阿姨衣着时尚，每天早晨出门前都进店让向芬芬参谋她的衣服搭配，反复几次，直到满意为止。
现在这些消失了。店主们说，这次疫情的影响比2020年初更严重：两年下来，无论是消费者还是老板都疲了，“拯救小店”的悲情文字再唤不起同情，顾客兜里也没钱了。
3月31日，吴春亮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茶楼里几十斤圣女果、杨桃、木瓜和绿叶菜快速腐烂，散发出发酵的气味。停业前，他每天到店两三个小时，搞卫生，整理仓库，给金鱼换水。最近，茶楼老板告诉他，3月的工资只能象征性地发几千元。
孩子出生前，吴春亮曾设想，将自己的咖啡馆打造成知名的连锁品牌，在上海开几十家，成为家族企业，传给自己的子女。他想得很细，以后如果孩子不愿意干家务，可以叫来店里刷盘子，扫地。孩子读高中时，能在店里干兼职，学会待人接物。那时店铺生意不错，“一年净赚200多万。”
想起过去，吴春亮脑子里的画面都是美好的。这个年轻老板每天在不同的店里走走看看，偶尔在吧台后做咖啡，有拎着东西的女顾客进门，他及时上前开门；递上餐纸，和顾客闲聊，对方发现他居然是老板，所有人都面带笑容。
从陕西杨凌的农村老家到上海打拼，偶然进了一家美国品牌的咖啡馆当服务员，吴春亮的命运从那时改变。他从没喝过咖啡，英语连26个字母都不熟，但他开始逼着自己读英文报纸。店铺在偏远的外地新开门店，其他人都不去，他自告奋勇，三年后当上了店经理。此后，吴春亮在不同的咖啡店当主厨、经理、店长，很快有了自己的店铺。
那时他不到30岁，比现在瘦挺多，照片里可以看到脸上的苹果肌泛着光。每次新店开业，别人送来的果篮、花束甚至是一双皮鞋，他都拍了照片，发到朋友圈。在他看来，那是自己最好的时候，“工作时很开心”。创业阶段没遇到过什么困难，从2013年开始他每半年开一家店。很快，他在长宁区买了房子，娶了上海本地的姑娘。2020年夏天，这个33岁的男人有了孩子。
吴春亮的咖啡馆旧照。吴春亮供图。
初为人父的喜悦并未冲散疫情的阴霾。附近的外企办事处解散了，还要控制用餐人数，咖啡店很快入不敷出，每个月亏损近20万。仅仅半年里，他就失去了2家店，股东不再投钱，吴春亮手里的资金也不多——此前的盈利主要用在了开新店上，而且他刚买了房子。
但他还剩两家店：古北路店和昌平路店。有朋友劝他及时止损，关掉所有店，吴春亮不甘心。开新店每家需要投资六七十万元，有时钱不够，他还向朋友借，“都赔进去了”。白天他在店里忙，焦虑怎么赚钱，晚上起床给孩子换尿不湿、喂奶，无法休息好，心情烦躁。妻子埋怨他忙于工作，照顾家里少，夫妻俩开始吵架。
疫情以来，小店的艰难境况在上海普遍存在。据官方数字统计，在网红打卡地田子坊，2020年就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小店关闭，街中央的小玻璃房两年内撤了一半店铺。在此处开手工艺店的一位店主说，曾一个月不到10人进店，平均营业额仅是此前的10%。当年3月，“跟俞菱逛马路”的公号编辑走到上海市中心街头，一个小时内遇见了20家小店在“旺铺出租”，其中进贤路就有9家。
多家餐厅五折出售招牌菜，一家健身房两折多卖线上课程。有茶叶店老板直接转行干销售，卖黄金首饰。
过去两年多，店主们都在想办法抢救自己的小店。
借钱、受骗、分租合伙人仓皇退出，很多店主都有过相似的经历，有人自掏腰包填上店里的账，有人为此欠下好几个月的房租。一些人想改变依赖线下营业，靠人流营收的传统模式，但店租压力巨大，建国西路上的一位茶饮店老板说，“改革还在路上，而生计就在脚下。”减免店租的优惠政策在疫情之初实行了几个月，且只属于房东为国企单位的少数幸运者，往后再也赶不上了。
吴春亮曾把古北路店装修成陕西面馆，顾客还是少，半年后又转回咖啡店，仍无改善。员工一再裁减，最后每家店从6个人变成了3个。往昔的热闹不复存在，吴春亮有时搞搞卫生，闲下来时都站在门口张望，看看有没有客人来。
在众人面前，他依然维持着过去阳光的形象。那个夏天，他只发了两条朋友圈，一条是孩子的满月艺术照，他配文“人生更加美好丰富了”。另一条是上海电视台某主持人到店就餐，他激动地和对方合影。但照片里，他系着围裙，眼角泛着皱纹，微笑里透着疲惫。
2021年，疫情后的第二个夏天到来时，吴春亮仍旧没守住他仅剩的两家咖啡店。此前关闭的店铺合约没到期，交给房东的保证金拿不回来，让他损失了20多万元。他原本想转租昌平路店，但疫情下投资者都很谨慎，他断断续续谈了5家，无一人接手。
古北路店铺彻底关门的那天店里空了，冰箱、桌椅板凳送了人，让吴春亮觉得陌生而恍惚。在他的讲述里，和房东交接完毕，他加快步伐，头也不回地走了，“（留恋）没必要了”。
多年前，古北路店开业那天。吴春亮供图。
最崩溃的时候，吴春亮连着几天不回家，晚上就睡在车里，难受时躲在车里大哭。在家里，他和妻子更频繁地争吵，甚至故意找茬，逼妻子离婚，“不想拖累她”。他曾离家出走，一个人到了广东珠海，五天里，他想的最多的是如何结束生命。痛苦、自责、悔恨，他骂自己没能力还打肿脸充胖子。
如果听从朋友的建议，早早关掉所有的店，就不至于沦落到这步田地。网贷的利息越滚越多，增加到了30万，他只好向亲友借了100多万，先还了。他现在不但血本无归，还欠下难以偿还的债务。吴春亮说，在珠海的酒店里，他跨出了自杀的第一步，但内心不断挣扎：如果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欠下的债怎么还。想到不能这样不负责任，加上有些害怕，他放弃了。
他也进过东莞的玩具厂和印刷厂当流水线工人，每天早上五六点起来上班，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月工资不到400元，直到偶然间闯进了上海的咖啡馆。他言语朴实，多次提起自己学历不高，认知有限。但在另一个维度上，老家的同龄人大多早早结婚，孩子都要上初中了。家里五兄妹，就他一个人在一线城市安了家。
他的最后一家咖啡馆——昌平路店现在改成了酒吧。去年7月，店铺彻底倒闭后，他仍旧不甘心，不愿直接交回房东，交着房租空等了3个月，才转给了一个朋友。
我接触的多位店主都来自外地，多是西部欠发达地区，在上海打拼十多年，靠着小店逐渐买房安家，成为都市里的新中产。“放弃才是最简单的”，来自贵州的一位店主说。除了梦想，小店不仅保障了他们的生活，也承载了阶层流动的可能性。
依托着小店的方寸之地，他们在大都市慢慢扎下根。16年前，店主向芬芬和丈夫拉着个行李箱就从湘西到了上海，在这里工作、创业、安家，铺开人脉网。如今除了房贷，两夫妻还有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要养。店铺30平米左右，每月店租、人工和水电加起来大约要3万元。
女装店刚复工的半个月里仅接待了4位顾客，为了引流，爱好文学、性格内敛、面对镜头紧张都不是问题，向芬芬在抖音上连着直播几个小时卖货，但收效甚微。
疫情相对平稳时，她的“会客厅”也恢复过几许往日的热闹，办过几场活动。一些老顾客过来看书，吃下午茶，聊聊彼此的生活。有人曾在离婚的前夕，专门去咨询她的意见。在过去十几年里，顾客和店主之间慢慢转为朋友关系，互相解答困惑，甚至交流诗歌、哲学等。向芬芬喜欢文学，没生意时坐院子里看书写诗，也有顾客一写了诗就找她探讨。
女装店前的小院子一角。向芬芬供图。
这些顾客很照顾她，四季的衣服都在店里买，外出旅游也会带回当地特产。有重庆游客路过，因为小院免费提供茶水和充电，还被向芬芬邀请一起吃午饭，再到上海时送来了一堆火锅底料。有外地的老顾客为了方便，专门订了店铺附近的酒店。她最想留住和顾客之间的连接。
许海港准备换家小店，店面和租金砍半，或许能够再支撑一下。“筋疲力尽。”69岁的老板感叹道。他总想起过去，每到周末有很多熟悉的“老外”来店里喝酒，有人喝得兴起，老夫妻想回家休息，给他们搬张桌子放在门口，开两瓶啤酒，就走了。过春节时，一堆老外聚在店里跨年看烟花，肤色、身形各异的人，举起双手欢呼。
经营19年了，他希望这些老顾客以后回来，还能看到他的店。对很多店主来说，小店也是城市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身处困境的同时，也在期盼昔日迷人的烟火气早日回到上海人的生活里。
今年2月，他被朋友邀请到茶楼帮忙。朋友是他的老顾客，茶楼原本生意很淡，去年4月引进了剧本杀，客流大增，周末每天的营业额有2万，2月店铺的流水有46万元。看到别人店里如流的顾客和入账，他想起自己的过去，心情复杂，一方面，他反省当初故步自封，另一方面，他又给自己找理由：咖啡馆面积小，无包间，不适合搞这样的创新。
妻子此前是他的顾客，去年他提了七八次离婚，吵得激烈时，妻子也说气话：离就离，明天就去民政局。但妻子始终没有离开，丈母娘平时帮忙带孩子，还出钱补贴小家的生活。现在，他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咿咿呀呀地学说话，跑过来抱自己，感觉到了难得的开心。
有朋友拉他一起当店铺中介，从房东手中拿到店面、办公楼租给店主或公司，赚中介费。他说自己当初每半年开一家店，太膨胀了，其实不是很赚钱，后面开的4家店，都有老顾客和朋友的投资。现在，他谨慎得多：当中介不需要成本，也不用担风险。但这轮疫情之后，新的计划又要耽搁至少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