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头痛在儿童晚期/青春期早期发病,在40多岁的人群中发病率最高,此后发病率下降。在所有年龄段中,女性偏头痛的发病率始终高于男性。
潜在危险因素包括压力、饮食、急性药物过量、激素波动、睡眠、环境、天气等。
对偏头痛根本原因的研究已经跨越了几个世纪,涉及外周和中枢机制等,但其根本机制仍未完全了解。已经确定三叉神经系统的激活和敏化在偏头痛发作期间至关重要。
胃肠道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存在双向关系。多项研究表明偏头痛与某些胃肠道疾病有关,例如幽门螺杆菌感染、肠易激综合征(IBS)、胃轻瘫、乳糜泻等。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微生物介导的肠-脑串扰可能导致偏头痛的发病机制。在偏头痛患者中,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发生了改变,包括肠道菌群多样性下降,产丁酸菌减少,梭状芽孢杆菌增加等。
偏头痛患者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炎症介质(IL-1β、IL-6、IL-8和TNF-α)、肠道微生物群、肠道菌群代谢产物、血清素途径、谷氨酸途径、神经肽(包括CGRP、P物质、PACAP、NPY)等。
很多人在听到偏头痛这个词的时候,会想到严重的头痛,但头痛并不直接等于偏头痛,头痛只是偏头痛的一种症状。
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会引起多种症状,最明显的是头部一侧的搏动性头痛,伴随着头部不适感和其他一些症状。
偏头痛是原发性头痛,这意味着它不是由其他疾病引起的。偏头痛的发作通常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较大的干扰,那么偏头痛发作时,具体会有什么表现?
偏头痛可能会有以下症状:
日常体力活动、运动,甚至咳嗽或打喷嚏都会加剧头痛。
每月发生两到四次偏头痛是最常见的。
未经治疗的发作持续4~72小时。
大多数偏头痛持续约4小时,但严重的可能会持续3天以上。
偏头痛的两种主要类型是:
先兆偏头痛
以前称为经典偏头痛,包括视觉障碍和其他神经系统症状,这些症状在实际头痛前约10-60分钟出现,通常持续不超过一小时。个人可能会暂时失去部分或全部视力。这种先兆可能会在没有头痛的情况下出现,并且随时可能发作。
其他典型症状包括:
说话困难;身体一侧感觉异常、麻木或肌肉无力;手或脸有刺痛感,意识混乱。头痛之前可能会出现恶心、食欲不振以及对光、声音或噪音的敏感性增加。
无先兆偏头痛
或普通偏头痛是更常见的偏头痛形式。症状包括毫无征兆地出现头痛,通常在头部的一侧感觉到,并伴有恶心、意识模糊、视力模糊、情绪变化、疲劳以及对光、声音或噪音的敏感性增加。
其他类型包括:
经期偏头痛
沉默偏头痛
会出现前兆症状,但没有头痛。事实上,前兆通常是这种类型偏头痛的主要警告信号。但可能还会出现恶心和其他偏头痛症状。它通常只持续约20-30分钟。
前庭偏头痛
有平衡问题、眩晕、恶心、呕吐,伴或不伴头痛。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有晕车病史的人身上。
腹部偏头痛
偏瘫偏头痛
身体一侧出现短暂瘫痪(偏瘫)或无力。可能还会感到麻木、头晕或视力变化。这些症状也可能是中风的征兆,因此请立即寻求医疗帮助。
眼部偏头痛
也称为眼部或视网膜偏头痛。它会导致一只眼睛短暂、部分或完全丧失视力,并伴有眼睛后面的钝痛,这种疼痛可能会扩散到头部的其他部位。请立即就医检查这些症状。
带脑干先兆的偏头痛
持续偏头痛
这种严重类型的偏头痛可持续超过72小时。疼痛和恶心非常严重需要去医院。有时,药物或停药可能会导致它们出现。
眼肌麻痹性偏头痛
这会导致眼睛周围疼痛,包括周围肌肉麻痹。这是医疗紧急情况,因为这些症状也可能是由眼睛后面的神经受压或动脉瘤引起的。其他症状包括眼睑下垂、复视或其他视力变化。
活动性偏头痛的高峰发病年龄为40岁左右,其中35%左右的女性和15%左右的男性受到影响。
doi:10.1038/s41572-021-00328-4.
一些常见的偏头痛诱因包括:
许多女性注意到她们在月经期间、怀孕期间或排卵期间会感到头痛。症状也可能与更年期、使用激素避孕或激素替代疗法有关。
当感到压力时,大脑会释放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会导致血管变化,从而可能导致偏头痛。
某些食物和饮料,例如陈年奶酪、酒精、硝酸盐(意大利辣香肠、热狗和午餐肉中的硝酸盐)、味精等食品添加剂,高盐和加工食物,可能对部分人造成影响。
摄入过多或未达到习惯的摄入量都会导致头痛。咖啡因本身可以治疗急性偏头痛。
风暴锋、气压变化、强风或海拔变化都可能引发偏头痛。
大声的噪音、明亮的灯光和强烈的气味都会引发偏头痛。
口服避孕药、血管扩张剂可以扩张血管,从而引发这些症状。
这包括体育锻炼和性生活等。
当睡眠过多或不足时,可能会感到头痛。
不良习惯包括不吃饭(或推迟进餐),吸烟,酗酒等,还有晕车也都可能引发偏头痛。
doi.org/10.1016/j.biopha.2021.111557
前驱症状阶段
有时称为头痛前阶段,此阶段的特点是在偏头痛出现前数小时或数天出现,特点是没有疼痛的症状。这些包括情绪波动、对食物的渴望、颈部僵硬、严重口渴、腹胀、便秘或腹泻、注意力不集中、排尿增多等。
先兆阶段
先兆是指偏头痛之前或期间发生的感觉障碍。这些障碍会影响一个人的视力、触觉或言语,但并不是每个偏头痛患者都会出现视觉异常期。例子包括:
视力模糊、看到黑点、波浪线、闪光或不存在的东西、渐渐扩大的盲点、手臂麻木、手臂和腿部有沉重感、口齿不清或语句混乱。
头痛阶段
这是通常出现疼痛的阶段,疼痛程度可能从轻微到无法忍受。
偏头痛通常以钝痛开始,然后发展为抽痛,有时候是钻孔感。也可能出现颈部疼痛、僵硬、鼻塞、恶心、呕吐、失眠等。
体力活动以及接触光、声音和气味可能会加剧疼痛。然而,有些人在发作偏头痛时并不会出现头痛。
恢复阶段
最后阶段是疼痛消退时。在此阶段,人们可能会感到疲惫、困惑或总体不适。
doi.org/10.3390/neurolint15030073
简单来说,在偏头痛发作之前几天,可能会感到疲劳,情绪变化,打哈欠,出现睡眠问题,恶心等情况,对光和声音敏感,这些预警信号与大脑中某个特殊的区域——下丘脑有关。下丘脑通常控制体内激素平衡,昼夜节律等,偏头痛发作之前下丘脑很活跃。
在头痛阶段,三叉神经起到关键作用,三叉神经会传递来自脸部皮肤,头皮,覆盖大脑皮层的血管和膜层的触觉,温度等,一旦被激活,三叉神经会传递痛觉信号,当偏头痛发作时,这个痛觉通路会变得敏感化,也就是说能触发痛觉的阈值下降了,那么平时不太会引起疼痛的也变得容易痛了,比如说,咳嗽,弯腰,一些强光,噪声等都会引起疼痛。
具体来说,关于偏头痛的发病机制,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理论。
I)血管学说
该学说认为由血管舒缩功能障碍引起。基于先兆期间大脑血管收缩引起的三叉神经过度兴奋,随后产生炎症神经肽释放引起血管舒张,导致偏头痛。
II)神经学说(皮层扩散性抑制)
该学说认为偏头痛是原发性神经功能紊乱疾病。其中通过皮层-三叉神经通路,大脑皮层的过度神经兴奋(异常的神经放电)会增加细胞外谷氨酸、钙离子、钠离子和钾离子的释放,从而引发去极化作用,造成皮质扩散性抑制(CSD)。
皮质扩散抑制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是一种缓慢传播的大脑活动改变波,涉及神经、血管功能的巨大变化,皮质扩散抑制可能是偏头痛先兆的原因。这些慢电波可以激活负责感知大脑周围覆盖物(“脑膜”)疼痛的神经,并改变血管功能,这两者都可能导致偏头痛。
doi.org/10.3390/ijms221810134
III)三叉神经血管学说(近年流传较广)
三叉神经感觉纤维的激活(传递疼痛信号),导致脑膜血管(硬脑膜)发生痛性神经源性炎症,此过程通过炎症神经肽(CGRP、SP、NK-A)的释放介导,这表明CGRP释放与神经源性硬脑膜血管舒张有关,这可能在偏头痛的发生中很重要。
注:关于CGRP在第四章节会详细介绍。
简单来说,激活三叉神经血管通路:
激活三叉神经元→释放P物质、CGRP等血管活性神经肽→血管扩张和促炎分子(组胺、缓激肽)的释放→神经源性炎症→激活脑膜痛觉受体
偏头痛中的CGRP和三叉血管系统
doi.org/10.3390/ijms22168929
三叉血管系统是一组感知面部和大脑覆盖层疼痛的神经细胞。三叉血管系统的反复激活会导致神经系统过敏和持续疼痛。
IV)肠脑轴(GBA)理论
肠-脑轴作为肠道功能和维护的协调系统,将大脑的情绪中心与肠外周机制连接起来,包括肠反射、肠道通透性、免疫反应和肠内分泌信号传导等。
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改变可能会影响肠脑轴并引起炎症,从而可能导致偏头痛。
通过肠-脑轴影响偏头痛
doi.org/10.1111/ene.15934
众所周知,睡眠不足和压力是原发性头痛障碍的常见诱因,不良饮食会增加偏头痛的严重程度和频率。
a)上述因素导致肠道微生物组多样性和组成的改变,导致肠道细菌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减少,LPS转移到系统循环中。
b)此外,这些因子激活免疫细胞,产生的促炎细胞因子也进入系统循环。
c)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肠道微生态失调,增加了肠道上皮的通透性,并将分子转移到系统循环中。
肠道微生物组的功能障碍,会导致与头痛病理生理学有关的必需神经递质GABA和血清素的耗竭。这反过来又改变了迷走神经功能。
而系统性促炎细胞因子和LPS,改变了HPA轴的功能,并激活了孤束核,孤束核介导了大脑中的疼痛处理途径,包括前扣带、岛叶皮层、运动皮层和感觉皮层,导致疼痛感知的改变。
神经炎症刺激三叉神经纤维释放CGRP,并驱动皮层扩散性抑郁(CSD),改变兴奋性和抑制性传递,激活三叉神经-颈复合体,加剧头痛严重程度并介导头痛频率。
接下来,我们主要就以上肠脑轴理论展开讨论一下,这其中涉及到的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与偏头痛有什么样的关联。
偏头痛常伴随一些胃肠道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泻、便秘和消化不良。一些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可能会下调免疫系统功能,改变宿主代谢,破坏肠-脑轴,导致代谢和神经疾病的发生。胃肠道中的炎症和神经免疫调节可能在偏头痛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偏头痛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的物种多样性(α多样性)和代谢功能降低,产丁酸菌减少。
而梭状芽孢杆菌增加,如:
硝酸盐已被确定为一种普遍的偏头痛诱因。
与没有偏头痛的人相比,在偏头痛患者的口腔和粪便样本中观察到能够减少硝酸盐、亚硝酸盐和一氧化氮的细菌丰度更高,如嗜血杆菌属和Rothia属。
编辑
doi.org/10.3390/microorganisms11082083
特殊年龄段的偏头痛研究队列:
儿童和青少年
在381名7-18岁儿童的队列中(40名患有偏头痛,341名没有偏头痛,平均年龄11.5岁),在偏头痛儿童和健康对照儿童有明显的菌群差异。
与健康对照相比,偏头痛儿童下列菌群升高:
老年患者
一项针对108位老年女性(54名偏头痛患者、54名健康受试者)的宏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偏头痛患者的细菌特征如下:
厚壁菌门,尤其是梭菌属显著增加。
在健康对照中有更多有益菌,例如:
普氏粪杆菌、青春双歧杆菌、史密斯甲烷杆菌。
同时,该研究发现犬尿氨酸降解、谷氨酸降解和γ-氨基丁酸(GABA)合成途径较多,提示神经传递和代谢可能发生转变。
接下来我们看这些肠道菌群代谢产物会怎样参与到偏头痛的发病机制中。
谷氨酸和γ-氨基丁酸(GABA)等都参与疼痛感知。肠道中的这些神经递质参与了几种信号通路,这些信号通路除了调节疼痛外,还调节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
★谷氨酸
谷氨酸作为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通过不同的作用,包括皮质扩散抑制、中枢敏化和刺激三叉血管系统,在偏头痛病理生理学中发挥作用。
研究证实,各种细菌菌株,包括在环境中发现的或用于食品发酵的菌株,都能够产生谷氨酸。
偏头痛患者谷氨酸水平升高
有研究表明,血浆谷氨酸水平可能是慢性偏头痛和阵发性偏头痛的潜在指标。
此外,有证据表明谷氨酸在皮质扩散性抑制中起主要作用,皮质扩散性抑制被假设为偏头痛先兆的生理底物。基于这些,谷氨酸能神经传递可能是偏头痛和微生物组之间的联系。
扩展阅读:
兴奋神经递质——谷氨酸与大脑健康
★血清素
血清素存在于大脑、肠道和血液的组织中,其中肠道含有~95%的人体总血清素。血清素能神经元存在于中缝背核和整个疼痛通路中。
它在体内有很多作用,例如在神经细胞之间发送信号并帮助身体控制血管收缩的方式。它还在控制情绪、睡眠、饮食和消化方面发挥作用。
血清素从血小板释放到血浆中可能与偏头痛先兆期的病理生理学有关。偏头痛发作期间储存在血小板中的血清素被耗尽;血清素血浆水平降低,而相应代谢物羟基吲哚乙酸(5-HIAA)水平升高。
血清素既是血管扩张剂又是血管收缩剂,可作为伤害性疼痛的调节剂
偏头痛患者经常报告说,呕吐后头痛就会停止,呕吐会刺激肠道蠕动并提高血液血清素水平。而血清素的合成与肠道菌群有关,例如肠球菌、链球菌、大肠杆菌等。
血清素可能具有促伤害感受和抗伤害感受特性,具体取决于亚型
现在估计至少有七种不同的受体家族(5-HT1-7),其中许多具有亚型,偏头痛的发生涉及不止一种亚型。由于色氨酸是血清素的前体并且可以穿过血脑屏障,因此大脑中血清素的量取决于色氨酸的水平。
接下来我们看看关于色氨酸的代谢。
★色氨酸
色氨酸的代谢途径在五个肠道门中最有效:放线菌门、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梭杆菌门。梭菌属、Burkholderia、链霉菌属、假单胞菌属、芽孢杆菌属5个属也具有较大的肠道内色氨酸代谢潜力。
色氨酸代谢的犬尿氨酸途径,可能对偏头痛具有治疗潜力
色氨酸代谢产物可能作用于谷氨酸能系统,该系统参与疼痛传递、中枢敏化和皮质扩散性抑制,谷氨酸能离子型和代谢型受体参与偏头痛的发病机制,KYNA(犬尿喹啉酸)是NMDA受体的竞争性拮抗剂,其抑制作用可防止谷氨酸诱导的兴奋性毒性,因此有理由推测色氨酸代谢的犬尿氨酸途径可能对偏头痛具有治疗潜力。
注:NMDA受体是离子型谷氨酸受体的一个亚型
犬尿氨酸途径是色氨酸转化的主要途径,因为它在正常情况下约占色氨酸代谢的95%,并且与神经系统疾病的行为和认知症状有关。
犬尿氨酸(l-kyn)途径(KP)将l-色氨酸转化为几种神经活性化合物。犬尿氨酸和喹啉酸的产生,耗尽了作为血清素前体的色氨酸和色胺的供应。
犬尿氨酸衍生物具有有效的镇痛作用,其机制包括抑制CGRP。犬尿氨酸途径产物是芳烃受体(AhR)的重要配体,其激活与胃肠道炎症和偏头痛的发病机制有关。
AhR、TLR和MyD888激活可能强调犬尿氨酸参与偏头痛和功能性胃肠道疾病。
色氨酸代谢与肠内外健康稳态
★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SCFA)是胃肠道细菌的代谢产物,对葡萄糖稳态、饱腹感、抗炎作用和大脑信号传导有许多局部和全身影响。
通过调节免疫细胞和细胞因子→影响神经炎症
如短链脂肪酸的施用可以减少硝酸甘油诱导引起的痛觉过敏,并导致肠道促炎细胞因子如TNF-α和IL-1β的释放减少。
丙酸可以保护血脑屏障免受氧化应激
一些菌群如:普通拟杆菌、B.uniformis、Alistipesputredinis、Prevotellacopri、Roseburiainulinivorans、Veilonella、Akkermansiamucinophila等,具有很高的丙酸盐生产能力。
丁酸和丙酸等短链脂肪酸通过迷走神经,穿过血脑屏障,然后激活可能改变多巴胺能和血清素能信号传导的受体。
神经保护特性:如丁酸盐
丁酸盐影响肠嗜铬细胞释放血清素,前面我们已经了解到血清素在偏头痛发病中的重要性。
快速和极端的饮食变化直接影响肠道微生物群,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β多样性。在高脂肪饮食中添加益生元(可发酵纤维)可以恢复产丁酸菌和双歧杆菌水平,这也突出了饮食对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关键影响。
丁酸盐刺激齿状回的细胞增殖和分化,并增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和胶质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DNF)的表达。丁酸盐还通过抑制TNF-α的合成而在大脑中显示出抗炎作用,TNF-α是由内毒素脂多糖(LPS)通过抑制NF-κB诱导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炎症因子在偏头痛发病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炎症介质
在炎症性疾病和偏头痛中都观察到炎症免疫反应增强。促炎性免疫反应的主要触发因素是由于肠道通透性增加而导致脂多糖进入循环,那么,炎症反应可能出现在身体的各个部位,当三叉神经上伤害感受器的激活时,偏头痛就出现了。
研究表明偏头痛发作期间,下列炎症因子升高:
这些炎症因子是如何在偏头痛发病中发挥作用的呢?
IL-1β是一种主要细胞因子,可驱动大脑和全身炎症,激活普遍存在的细胞表面受体IL-1R1。
IL-1β/IL-1R1轴激活一系列炎症分子,包括其他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IL-1β激活脑膜伤害感受器并使之敏感,是皮质扩散性抑制后三叉神经激活的关键介质。也就是说,IL-1β/IL-1R1轴在外周TG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三叉血管通路中尤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IL-1和IL-6是由调节性B细胞响应微生物群的紊乱而释放的。
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失调通过三叉神经伤害感受系统中的TNF-α水平上调,促进了类似偏头痛疼痛的持续性。
肠道菌群通过间接信号传导维持肠脑轴正常平衡的作用机制
doi:10.1186/s10194-020-1078-9
IL-8的表达,涉及到神经肽,与P物质有关,P物质可以帮助调节免疫细胞及其产生的各种细胞因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偏头痛中重要的——神经肽。
对于患有慢性偏头痛的患者,CGRP水平在偏头痛发作期间持续升高,并且在两次发作之间继续升高。CGRP是我们反复提到的词,我们来看看它在偏头痛疾病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CGRP有两种形式:
CGRP升高如何与偏头痛关联起来:
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参与了CGRP合成释放过程的正反馈循环,并维持了增加的炎症和致敏状态。
CGRP可以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治疗标志物
目前,许多用于治疗和预防偏头痛药物的原理,就是针对这个CGRP或其受体的,抑制CGRP转录并减少其释放,从而缓解偏头痛。
★P物质
P物质(substanceP),是一种广泛分布于细神经纤维内的神经肽,主要作用是传递痛觉信息。
呕吐是最常见的胃肠道反应之一,受P物质的控制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延髓有面突区和孤束核的区域,这两个区域控制呕吐反射并含有高水平的P物质。P物质释放结合到NK1R上会触发呕吐反应。
P物质的一个功能是通过改变细胞信号通路作为神经递质和疼痛感知调节剂
有一个假说是P物质有助于突触后神经元对谷氨酸的敏感性,有助于将疼痛信号传递到大脑的体感区域。在许多其他中枢神经系统病理中通过神经源性炎症引起早期血脑屏障的破坏。
P物质的关键作用是双向调节免疫细胞及其产生的各种细胞因子
IL-1、IL-4和IFN-γ可以诱导巨噬细胞表达NK1R。诱导细胞因子释放会导致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招募,这有助于刺激IL-8的表达。P物质间接参与了免疫细胞的招募和迁移。P物质能刺激和诱导肥大细胞脱颗粒化。
★PACAP
PACAP在神经调节、神经源性炎症和痛觉中起着重要作用。PACAP在感觉神经元炎症后上调。PACAP与CGRP在一些硬膜神经纤维中共同表达,也与疼痛的中枢敏化和情绪负荷有关。
PACAP对革兰氏阳性菌、革兰氏阴性菌和真菌具有抗菌活性,因此它可以直接影响膜的杀菌功能。有效的防御能力和较低的细菌耐药性使抗微生物神经肽成为一类有吸引力的新型抗生素。
★NPY(神经肽Y)
NPY是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功能的可能指标,通过脑循环调节影响脑血流量。值得一提的是,在偏头痛发作期检测到较高水平的NPY。
NPY已经在肠-脑轴的各个层面上被检测到。NPY通路也有助于改变胃肠道功能及其血流、免疫系统和炎症状态、疼痛、能量稳态、情绪、情绪以及行为和大脑认知功能等。
★胆囊收缩素(CCK)
胆囊收缩素(CCK)由小肠粘膜内层(I细胞)、哺乳动物大脑(例如皮质、丘脑、中脑边缘、导水管周围灰质和中脑)和脊髓的肠内分泌细胞合成。这种肽抑制胃排空和胃酸分泌,刺激胆囊收缩和胰腺分泌,并通过CCK1受体在大脑中激发饱腹感。
CCK在导水管周围灰质中产生,可能是偏头痛内源性疼痛信号系统及其水平升高的原因。CCK也存在于三叉神经节中,因此刺激三叉神经节会导致局部CCK增加。
CCK——肥胖和偏头痛之间的桥梁之一
肥胖患者偏头痛发作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明显更高。偏头痛和肥胖之间联系的一种可能解释是,是高脂饮食引起的CCK分泌,因为十二指肠内游离脂肪酸会刺激CCK的分泌。
肠道作为内分泌器官在代谢调节中的作用
无先兆偏头痛的风险在月经前2天和月经期间最高,这也是生殖道微生物群多样性最低的时候。周期中期雌激素和孕酮水平高与无先兆偏头痛的风险较低以及生殖道内微生物群落的稳定性较高有关。
众所周知,雌激素会改变肠道内的紧密连接和粘蛋白保护,改变肠道通透性。
雌激素受体广泛表达于中枢神经系统,有证据表明雌激素调节痛觉传导,雌激素敲除模型在脊髓背角水平导致CGRP升高,从而改变了发起偏头痛攻击所需的阈值。临床上支持这一点的是黄体晚期偏头痛发作的可能性增加。虽然孕酮撤退似乎不会触发偏头痛发作,但它可能在疼痛敏感性和病程演化中起作用。
探索女性健康——肠道菌群及其他因素对雌激素的影响
肠道菌群、性激素与疾病:探索它们的交互作用
睾酮降低了对CSD的易感性,增加了血清素能调,并具有抗炎特性。较高水平的睾酮与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增加有关,研究表明,患有偏头痛的男性存在雄激素缺乏和雌二醇水平增加。
因此,肠-脑轴可能介导性激素和头痛疾病之间的关系。
以上我们阐述了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等参与偏头痛发病机制,包括炎症介质、肠道微生物群、神经肽、血清素途径等。有证据表明偏头痛和胃肠道疾病之间存在共同的病理生理学,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它们之间的关联。
偏头痛和胃肠道合并症的病理生理学都很复杂,尚未完全阐明;然而,科学证据确实表明这些复杂疾病之间的病理生理学重叠。研究这种重叠有助于阐明常见的病理生理异常或生物学机制。
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ANS)被认为在偏头痛和胃肠道功能障碍之间的关联中起重要作用,因为它们的症状特征相似,包括恶心,呕吐,消化不良和胃轻瘫。
doi:10.1111/head.14099
肠易激综合征(IBS)和炎症性肠病(IBD)的患者中,偏头痛的发生率增加。两者都是严重的肠道疾病,与肠道通透性增加和微生物引起的炎症有关。此外,中枢性、内脏性和热性皮肤过敏在IBS和偏头痛中很常见。患有长期和更频繁头痛的偏头痛患者更有可能被诊断为IBS。
IBD是一种慢性复发-缓解炎症性疾病,由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组成。关于偏头痛和IBD之间可能关系的数据很少。
虽然机制不明确,IBD中存在的自身免疫性炎症反应、吸收不良、内皮功能障碍以及为该疾病开具的免疫抑制治疗可能参与了炎症性肠病和偏头痛之间的病理生理关联。
肠道菌群失调与炎症性肠病的关联
根据罗马IV标准,功能性消化不良分为餐后不适综合征(PDS)和上腹疼痛综合征(EPS)。
偏头痛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和餐后症状患者的常见合并症。
肠道微生物: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新途径
基于人群的研究,个体主要是女性,最常见的症状(无论是持续性还是偶发性)是恶心和呕吐,但也可能包括腹痛、腹胀、体重减轻、餐后饱腹感和早饱感。
在患有特发性胃轻瘫和腹痛的个体中,腹痛严重的人比症状较轻的人更有可能患有重叠偏头痛。
根据5项病例对照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约45%的偏头痛患者患有幽门螺杆菌感染,而健康对照组的患病率估计约为33%。有证据表明根除幽门螺杆菌可能与缓解偏头痛症状有关。
幽门螺杆菌感染与持续的慢性炎症状态有关,这反过来可能导致炎症介质和血管活性化合物的产生增加。因此,偏头痛和幽门螺杆菌感染之间的关联机制可能包括诱导免疫、炎症和血管反应,以及随后免疫细胞、炎症和血管活性物质释放到胃粘膜中,最终可能导致大脑疼痛敏感结构的超敏反应。
扩展阅读:正确认识幽门螺杆菌
乳糜泻具有多种神经系统表现,如癫痫、共济失调、小脑性共济失调、情绪障碍、脑炎、周围神经病变、神经肌肉疾病、痴呆、学习障碍、发育迟缓和偏头痛。
与没有这种疾病的人相比,被诊断患有乳糜泻(一种由谷蛋白肽引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表现出更高的偏头痛发生率,据估计,大约21-28%的乳糜泻患者患有偏头痛。
相反,患有偏头痛的人乳糜泻的患病率更高。临床医生可能会考虑在存在此类改变的偏头痛受试者中寻找乳糜泻,特别是如果存在其他提示乳糜泻的症状。
偏头痛和乳糜泻之间的联系可归因于几种同时存在的机制,包括面筋引起的促炎细胞因子的激活、吸收不良导致的重要维生素和必需元素的缺乏、血管张力的紊乱、神经系统敏感性的增加、脑灌注不足、血管周围炎症等。
消除饮食
消除饮食需要先确定首先引发头痛的饮食成分,然后从常规饮食中排除这些成分。这是一种个人方法,个人可以识别引发或加剧头痛的成分。
如果某种食物在接触后1天内引起头痛,则可将其视为触发因素。大多数患者存在多种触发因素;因此,很难识别单一成分。况且有些食物含有不止一种成分,因此要完全识别出来并不简单。
综合饮食
富含ω-3和ω-6脂肪酸的低脂、高叶酸和生酮饮食对偏头痛患者有益。
改良的阿特金斯饮食提供神经保护,改善血清素能功能障碍,抑制神经炎症,改善线粒体功能。
生酮饮食会增加产生的酮体浓度,这对头痛患者有帮助。
低血糖饮食也能改善炎症状态。保持ω-6脂肪酸和ω-3摄入之间的微妙平衡可以减少炎症,维持血管张力,增强血小板功能。
偏头痛发作频率与坚持“健康”饮食模式(大量食用水果、蔬菜、鱼类、豆类、发酵食物等)成反比(P=0.04)。与坚持“西方”饮食方式(大量食用可乐、咸坚果、加工肉和快餐)成正比(P=0.02).
薰衣草可以减少血管炎症,通常是治疗焦虑、压力和压力引发的偏头痛有效的草药。
低钠饮食/高钠饮食
对脑脊液的分析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偏头痛患者的钠含量较高,尤其是在头痛发作时。然而,低钠饮食的效果取决于许多因素,因此在考虑低钠饮食之前应详细评估其效果。
低钠饮食可以有效减少老年高血压患者头痛的发生。除了控制血压之外,低钠饮食还可以降低头痛的发生率。
相比之下,在没有高血压的低至正常体重指数的年轻女性人群中,高钠饮食有助于降低偏头痛发作的频率。
因此,低/高钠饮食应该根据患者群体进行调整。
低热量饮食or生酮饮食?
有研究认为,生酮饮食对偏头痛患者更有益,低热量饮食对偏头痛患者不利(n=108)。在另一项研究中,生酮饮食显着改善了这些患者的头痛特征,并减少了发作频率和药物使用。停止生酮饮食后2个月观察到持续改善。
虽然看起来生酮饮食患者的头痛频率有所减少,但过渡期的头痛频率更严重。然而,经过3个月和6个月的随访后,低热量饮食组的头痛频率显著改善。
低血糖饮食(LGD)
通常从碳水化合物中获取总热量的50-55%是安全饮食。饮食转向低血糖指数碳水化合物已被证明可以增加短链脂肪酸水平。在某些情况下,LGD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方案,例如高脂血症、糖尿病、癫痫和体重管理。
罗马进行的一项队列研究中报告称,增加全麦面包(P=0.04)和全麦面食(P=0.004)的消费,以及减少白面包(P=.004)的消费,与偏头痛发作频率和每月使用药物救治的统计显著减少有关。
低脂饮食
一项研究调查了54名成年人减少脂肪饮食对偏头痛治疗的影响。患者被告知他们的脂肪消耗量将降至<20g/天(12周)。发现头痛药物的发生率、严重程度和需求显著降低。
在一项为期12周的试验中,患有慢性偏头痛的成年人被随机分配接受高omega-3/低omega-6饮食或低omega-6饮食。与采用低omega-6饮食的偏头痛患者相比,采用高omega-3/低omega-6饮食的人的头痛改善程度更高。
谨慎选择下列食物
味精在高浓度和溶解在液体中可能会引发偏头痛。并不是说引发每个患者的偏头痛发作,不能一概而论。
咖啡因可能缓解偏头痛或者引发偏头痛。与阿司匹林和对乙酰氨基酚结合,咖啡因是一种高效的止痛药。咖啡因戒断会引发咖啡因使用者的偏头痛发作。需要注意自己的剂量。
咖啡因与偏头痛频率之间的联系没有定论。一些研究数据表明,不同的偏头痛和慢性日常头痛在咖啡因使用者中比不摄入这种物质的人更常见。也有研究认为偏头痛频率和咖啡因摄入之间没有关联。
饮酒是偏头痛发作最常见的原因之一。酒精可以刺激三叉神经节中的脑膜伤害感受器,触发疼痛信号,然后在三叉神经脊核传递到丘脑核,最后传递到体感皮层。也可能涉及其他机制,例如血管舒张作用、脱水、毒性等。除了酒精,酒精饮料还含有某些化合物(酒精发酵的副产品),这些化合物都可能会引发偏头痛。
许多研究提出了巧克力摄入与头痛之间的联系,但其确切的生理机制尚不清楚。可能是巧克力中的黄烷醇刺激内皮一氧化氮合酶(eNOS)活性,这可以通过增加一氧化氮(NO)的产生导致血管舒张。
也有研究认为巧克力含有许多维生素和矿物质(例如镁和核黄素),用于预防偏头痛。富含可可的饮食通过抑制CGRP的表达来预防三叉神经节神经元的炎症反应。
酪胺(Tyramine),是一种衍生自酪氨酸的胺化合物,存在于各种食品中,包括陈奶酪、腌肉、熏鱼、啤酒、发酵食品和酵母提取物等。酪胺有可能通过促进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并对α-肾上腺素受体产生激动作用而引发头痛。
阿斯巴甜是一种人造甜味剂。几项研究表明,它会引起各种神经或行为症状;也会引起头痛,尤其是对于长期使用中等或高剂量(900–3000mg/天)的人。
基于以上所述,识别和避免饮食中的偏头痛诱因至关重要,因为这有助于降低偏头痛的频率,让偏头痛患者能够控制让他们感到疲惫和无助的情况。
B族维生素
维生素B2对氧化代谢至关重要,可以降低偏头痛的风险。根据随机对照试验,服用维生素B2可以显著减少每月偏头痛天数1-3天。通过增加产短链脂肪酸菌丰度,维生素B2和其他B族维生素有助于对肠道微生物组产生正面影响。
如何解读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中的维生素指标?
维生素C
维生素C可能调节偏头痛过程中的神经炎症和氧化应激活性的影响。
一项开放标签研究中,患者接受了含有120mg粉红树皮提取物、60mg维生素C和30IU维生素E的胶囊(每粒胶囊)。在完成治疗期的患者中,得到了改善,包括头痛频率和头痛严重程度的降低。该研究人员还进行了一项开放标签研究,以检查维生素C(150mg)和辐射松树皮提取物对偏头痛症状的影响。患者服用上述剂量的维生素C和辐射松树皮提取物3个月。治疗后,患者表现出显著改善:头痛频率和头痛严重程度减轻。
维生素C的功能、吸收代谢、与肠道菌群的关联
维生素D3
补充维生素D3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为健康人补充8周维生素D3也显著减少了幽门螺杆菌的数量。几项研究报告称,血清维生素D水平可能与偏头痛/头痛风险增加有关。
偏头痛患者中这种维生素缺乏/不足的患病率可能更高。补充维生素D对偏头痛发作的强度和频率也有良好的影响。
镁
镁参与多种酶促反应,还维持细胞膜的平衡,影响其通透性并减少自发去极化的可能性。它影响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和神经传导,因此在偏头痛病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镁缺乏导致皮质扩散抑制或谷氨酸能神经传递异常是镁与偏头痛关系的一个可能机制。镁不足可能会影响NMDA受体阻断、钙通道、谷氨酸和NO活性,以及血清素受体的亲和力。
许多临床医生认为,以正确的剂量和形式补充镁可以成为预防偏头痛发作的治疗方法。补充镁也可以配合其他药物。
益生菌是偏头痛的另一种潜在疗法,它与饮食干预一样能够改变肠道微生物群。
在NTG诱导的偏头痛小鼠模型中,发现口服益生菌混合物显著抑制抗生素治疗引起的偏头痛样疼痛延长。
在一项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中观察到,与安慰剂对照相比,在40名发作性偏头痛患者和39名慢性偏头痛患者中,为期8周的益生菌试验显著降低了偏头痛的严重程度、频率和药物使用量。
其中含有14种益生菌菌株:
姜黄素
姜黄素是从姜黄根茎中提取的主要姜黄素,也是最著名的植物多酚之一。姜黄素具有许多有益的特性,如抗氧化、抗动脉粥样硬化、抗菌、免疫调节、抗衰等特性。
姜黄素可以显著抑制IL-1β和TNF-α表达、氧化应激和蛋白质积累。
对偏头痛治疗进行了一项研究,比较了单独使用舒米曲普坦(ST)和与姜黄素一起使用的效果,采用了硝酸甘油诱导的偏头痛大鼠模型。
姜黄素以下面两种形式静脉注射,因为姜黄素的肠道吸收较低:
a)酒精溶液(用生理盐水稀释)
b)脂质体的形式
当姜黄素以脂质体的形式进行注射时,其抗氧化作用更为显著。作者将所得结果归因于姜黄素能够清除羟基或过氧自由基、直接与过氧化物自由基相互作用以及抑制参与炎症性因子NF-κBs的活性。
偏头痛发病机制的一个考虑的机制涉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参与,通过引发神经元超兴奋性、刺激伤害感受器和前列腺素的产生,从而引发神经炎症。
一项研究,旨在确定姜黄素和ω-3脂肪酸对TNF-α基因表达的协同作用。接受两种物质治疗的患者在血浆中显示出TNF-αmRNA水平的降低(反映了TNF-α表达的减少)。在只接受其中一种分析物的患者中,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辅酶Q10
除了抗氧化特性外,辅酶Q10还表现出抗炎特性,参与嘧啶合成(作为辅因子),进而参与DNA复制和RNA修复过程。由于其潜在的积极作用,是许多神经系统疾病的膳食补充剂。
酶Q10被列为预防偏头痛最常用的治疗方法之一。给予偏头痛患者辅酶Q10会导致CGRP的降低。
儿童和青少年中研究了补充辅酶Q10与偏头痛发生之间的关系。患者每天服用100毫克辅酶Q10,为期4个月。结果显示,在主要结果方面,两组之间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然而,与对照组相比,偏头痛患者的研究组头痛发作频率呈下降趋势。此外,在补充辅酶Q10的前四周,观察到发作性偏头痛患者头痛的严重程度降低。
银杏内酯B
银杏内酯B是从银杏叶中提取的一种草药成分。银杏叶提取物具有神经保护特性,对记忆有有益作用,也有抗氧化剂的某些特性。
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开放标签多中心研究,证明了银杏内酯B对每月至少发作一次的偏头痛患者治疗先兆偏头痛的有效性。
槲皮素和银杏内酯B对减轻偏头痛症状有特殊作用。银杏叶提取物成分可降低氧化应激,抑制血小板活化因子,并影响谷氨酸能传递。
所有生物学机制都会增加神经保护作用,从而降低偏头痛的频率,减轻偏头痛,缓解先兆症状。
小白菊
小白菊(Tanacetumparthenium)属菊科植物,广泛分布于南美洲。其特征是具有抑制醛糖还原酶活性的高潜力,并显示出必要的抗氧化特性。
一项双盲、多中心、安慰剂对照研究,以确定小白菊稳定提取物(MIG-99)在降低偏头痛发作频率方面的有效性。最显著的效果记录为6.25mg剂量的MIG-99。三年后,同一作者发表了剂量为6.25mg的MIG-99制剂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在服用该制剂的组中,偏头痛发作频率每月减少1.9次(安慰剂组每月减少1.3次)。
粪菌移植可以通过改变肠道菌群,帮助恢复肠道微生物平衡,使肠道微生物恢复更加有效和持久,理论上可减轻偏头痛发作和偏头痛严重程度,超过340项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肠道菌群的改变可导致炎症介质和血清素途径的正常化,从而缓解偏头痛的频率和强度。
粪菌移植——一种治疗人体疾病的新型疗法
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期运动
身体活动期间,身体会释放某些化学物质来阻隔脑部疼痛信号。这些化学物质还有助于缓解焦虑和抑郁症,这两种状况都可能加剧偏头痛。
肥胖也会增加慢性头痛的风险。通过运动和饮食维持健康体重可能也有助于管理偏头痛。
值得尝试的有氧运动可能包括快走或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等。
缓解压力
写偏头痛日记
记下偏头痛发作时周围的环境条件。写下感官刺激(明亮的灯光、响亮的音乐、奇怪的气味等)、压力的原因、饮食习惯和睡眠习惯。几次发作后,回顾一下日记,找出偏头痛发作前通常存在的常见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是“触发因素”,下次尽量避免。
当偏头痛发作时的缓解小方法:
关灯、静音
光线和声音会使偏头痛加剧,尽量在昏暗且安静的房间里放松,闭目休息,能睡就睡吧,让眼睛和大脑得到放松,帮助缓解头痛的不适感。
找一个安静的环境,避免嘈杂的声音,减轻对偏头痛的刺激。
如果不能马上找到这样的地方,可以考虑戴上太阳镜和耳塞。或者尝试舒缓的音乐。
试试温度疗法
热敷或冷敷头部或颈部。
按摩、放松
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以小幅度打圈的方式轻轻按摩太阳穴、颈侧、颈后。
通过深呼吸放松身体和心理,减轻紧张和疼痛感。适量饮水,保持身体水分平衡,有助于缓解头痛。
偏头痛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引起的,由遗传、内分泌、代谢和/或环境因素相互交织促成的。基于各种初始因素,广泛接受的观点是皮质扩散抑制假说和三叉神经血管假说。前者指出了大脑与神经炎症之间的相互关系,后者指出神经和血管是发生的关键因素。偏头痛复杂的机制和病理生理学仍在广泛研究中。
本文我们了解到,肠道微生物群通过参与肠-脑轴各个途径,肠道微生物群和大脑通过各种途径相互作用,包括免疫系统、色氨酸代谢、迷走神经和肠神经系统等,可能发挥着关键作用,或将作为偏头痛的有前途的生物标志物和治疗靶点。了解这种疾病的多系统联系,极大地扩展了对偏头痛机制的理解,并提供了更广泛的治疗蓝图。
偏头痛本身会产生一些诊断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因合并症而加剧,包括功能性胃肠道疾病等。同时,复杂的疼痛通路,食物和药物代谢、免疫反应等造成的个体差异,会给在偏头痛的临床管理治疗过程中带来难度,目前药物并不能完全缓解症状或满足要求。
注:本账号内容仅作交流参考,不作为诊断及医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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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紧张时会想上厕所,伤心时会食欲不振。任何情绪变化,好像都会反映在消化系统。
与此同时,你相不相信一个人的肠道微生物可以影响其认知、性格、气质、社交情况、甚至是责任心。
有大量证据表明神经系统与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和功能有关。目前,已经描述了各种肠-脑串扰途径,包括通过迷走神经途径的免疫、内分泌和神经回路。此外,中枢神经系统控制肠道菌群的失衡,构成双向通讯系统。
肠道菌群失衡,也许是导致精神问题的潜在原因。一些研究发现,肠道菌群改变(生态失调)与阿尔茨海默病、自闭症和帕金森病等神经精神疾病以及焦虑、抑郁和认知功能障碍等其他心理疾病有关。
肠道菌群可以分泌神经递质,例如乙酰胆碱、γ-氨基丁酸(GABA)和色氨酸;此外肠道中有数百万个神经元,可以通过神经递质向大脑发送信号。
肠脑轴功能障碍被认为是精神障碍的病理生理学;因此,恢复受干扰的微生物生态系统为管理或预防这些神经系统疾病提供了一种新颖且有前途的方法。
本文对人类肠道微生物群失调与几种精神和心理疾病之间联系进行了概述。此外,还展示了一些使用精神药物与调节肠道微生物相结合的方式以改善精神疾病或心理障碍的干预措施。肠道微生物群在未来可能成为缓解压力与治疗精神疾病的新工具。
人类肠道含有多样化的微生物群落,据估计,肠道中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数万亿个。微生物群的密度在肠道不同部位也有所不同,结肠和直肠的微生物密度较高,而小肠的微生物密度较低。
肠道微生物由多种微生物类群组成,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古细菌和原生动物,其中最主要的是细菌。
古细菌
在健康的人类肠道中,古细菌的数量很少,其中史密斯产甲烷短杆菌(Methanobrevibactersmithii)是最常见的物种。
真菌
肠道中最常检测到的真核微生物是真菌,例如念珠菌(Candida)和酵母菌(Saccharomyces)。这些真菌维持生态和免疫肠道微生物组的平衡。
病毒
人体病毒组主要由噬菌体组成,它们在肠道中的作用是作为细菌组的调节剂。
原生生物
一些原生动物,例如芽囊原虫属(Blastocystis),已在人类肠道微生物群中检测到,它们的存在通常与胃肠道疾病有关。
细菌是人类肠道中最常见的微生物
细菌是人体肠道中最常见的微生物,一般属于以下8个门: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芽孢杆菌门(Bacillota)(又名厚壁菌门)、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弯曲菌门(Campylobacterota)、梭杆菌门(Fusobacteria)、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热脱硫杆菌门(Thermodesulfobacteriota)和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
下图显示了健康人肠道微生物群中主要的门、科和属。
Borrego-RuizA,etal.ProgNeuropsychopharmacolBiolPsychiatry.2023
肠道不同部位的微生物群组成具有差异
肠道区室中的微生物有特定的空间分布。上消化道中最主要的是孪生球菌属(Gemella)、韦荣氏球菌属(Veillonella)、奈瑟菌属(Neisseria)、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普雷沃氏菌属(Prevotella)、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和放线菌属(Actinomyces)。
而在下消化道中则有粪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拟杆菌属(Bacteroides)和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
十二指肠
研究发现人类十二指肠粘膜富含芽孢杆菌(Bacillus)、Solibacillus、赖氨酸芽孢杆菌(Lysinibacillus)、微小杆菌属(Exiguobacterium)、海洋芽胞杆菌属(Oceanobacillus)和类芽孢杆菌(Paenibacillus)。
空肠
在空肠中,变形菌门和厚壁菌门是最常见的门,而埃希氏菌属、乳杆菌属和肠球菌属是空肠中最常见的属。
回肠
链球菌属(Streptococcusspp.)、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和梭菌属(Clostridiumspp.),是回肠中最常见的物种。
结肠
结肠是一个厌氧环境,以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和厚壁菌门以及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瘤胃球菌科(Ruminococcaceae)、普雷沃氏菌科(Prevotellaceae)、拟杆菌科(Bacteroidaceae)和理研菌科(Rikenellaceae)为主,以及已鉴定的主要细菌属乳杆菌属、双歧杆菌属和粪杆菌属。
研究了不同结肠区域的细菌属优势,他们发现乙状结肠中存在拟杆菌属、肠球菌属。近端结肠和远端结肠为粪杆菌和大肠杆菌。
阑尾中微生物多样性较高,以放线菌门、梭杆菌门、变形菌门、拟杆菌门和厚壁菌门为主;以及毛螺菌科、肠杆菌科、拟杆菌科、梭杆菌科和双歧杆菌科。
尽管人类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因年龄、营养和抗生素使用等因素而在分类学和功能上存在差异,但人类肠道微生物群主要是由乳杆菌属、芽孢杆菌属、梭菌属、肠球菌属、瘤胃球菌属、粪杆菌属、罗氏菌属(Roseburia)、经黏液真杆菌属(Blautia)、Dorea属、拟杆菌属、普雷沃氏菌属、双歧杆菌属和埃希氏菌属。
肠道微生物对于消化非常重要
肠道微生物群为人类宿主提供了多种积极影响,包括免疫和代谢功能。肠道微生物是消化的关键调节者,通过营养物质的吸收以及多种代谢物的合成,包括脂质、氨基酸、维生素和短链脂肪酸。
肠道微生物有助于预防病原体感染
此外,肠道微生物群通过多种竞争过程在预防病原菌感染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且还有助于维持肠上皮的完整性。
肠道微生物产生的化合物可作为信号分子
肠道微生物群从未消化的食物中产生多种分泌化合物。其中一些可以作为细菌间通讯的信号分子,影响细菌调节、稳态、生长、毒力和生物膜形成等。
色氨酸代谢物
细菌还可能分泌其他生物活性化合物,包括色氨酸分解代谢物、短链脂肪酸、多胺和组胺。色氨酸的代谢产物[5-羟色胺(血清素)、犬尿氨酸和吲哚]与生理和神经元活动有关。
吲哚
吲哚调节肠促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肠道屏障通透性,并且可以作为微生物和宿主细胞之间细胞间通讯的信号分子。此外,吲哚及其衍生物被描述为神经炎症的抑制化合物。
短链脂肪酸
最重要的定量代谢物是由微生物降解不可消化的膳食纤维、蛋白质和糖蛋白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如丁酸盐、乙酸盐和丙酸盐,可以作为信号分子,局部调节从十二指肠到结肠的肠道功能,并且通过肠内分泌细胞,它们还可以控制肝脏、肌肉和大脑的代谢,影响肠道功能及宿主能量稳态。
此外,短链脂肪酸通过诱导神经炎症反应呈现神经活性特性。短链脂肪酸是强大的表观遗传调节剂,控制DNA甲基化遗传物质的可及性并抑制组蛋白脱乙酰化。
细菌代谢产物会影响神经发育
最近的研究表明,细菌代谢产物会影响神经发育。一些研究人员还报道了短链脂肪酸影响神经发生基因的表达。
使用无微生物的斑马鱼模型,观察到无微生物培养的胚胎中神经基因表达显著下降,并通过添加斑马鱼代谢物重新建立了该模型,识别出超过300个下调的基因。
基因分析表明,这些基因参与重要的神经发育途径,包括转录调控和Wnt信号传导。事实上,Wnt信号通路在发育和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推测其调控与多细胞真核生物的细菌定植共同进化。
下图展示了肠道微生物群合成的一些关键神经递质及其与心理和精神疾病的关联。这些神经活性化合物通过内在或外在传入神经通路将信息从肠腔传输到肠神经系统、肠神经胶质细胞和中枢神经系统。
阿尔茨海默病(AD)是一种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其中记忆和执行功能进行性丧失,与突触损伤和神经损失有关,主要发生在海马体和大脑皮层。
细菌淀粉样蛋白通过与Toll样受体2相互作用激活宿主免疫系统,诱导促炎介质刺激大脑中神经元淀粉样蛋白的产生。
肠道微生物失调与阿尔兹海默病存在关联
其他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失调与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阶段有关,导致细胞因子分泌增强、免疫衰老、神经炎症和氧化应激。
此外,肠道微生物失调会诱导脂多糖的分泌,从而破坏胃肠道通透性和血脑屏障,调节炎症途径,促进神经炎症和认知能力下降,并导致阿尔茨海默病中的神经元死亡。
在大鼠中,腹膜脂多糖给药导致炎症因子(例如IL-1、IL-6和TNF-α)水平升高,表明微生物组在阿尔茨海默病先天免疫反应的启动中发挥作用。
阿尔兹海默病中短链脂肪酸水平降低
研究表明,阿尔茨海默病小鼠的微生物群组成和多样性受到干扰,短链脂肪酸水平降低,这预示着30多种代谢途径的改变,这可能与淀粉样蛋白沉积有关。
肠道菌群失调可能会增加氧化三甲胺(TMAO)浓度,这与不同的功能有关,例如β-淀粉样蛋白的形成、外周免疫反应的激活和氧化应激。此外,还与肠粘膜屏障功能障碍、血脑屏障通透性以及胆汁酸和胆固醇进入大脑的通道增加有关。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体内促炎菌群比例增加
研究发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大肠杆菌/志贺氏菌等促炎菌群的比例增加,而直肠真杆菌(eubacteriumrectale)、霍氏大肠杆菌(E.hallii)、普拉梭菌(F.prausnitzii)和脆弱拟杆菌等产生丁酸的细菌则减少。
这些细菌与外周炎症状态有关,这是轻度认知障碍(MCI)和脑淀粉样变性患者的典型症状。
注:淀粉样脑血管病主要是由淀粉样物质在软脑膜以及大脑皮质小动脉中层沉积所导致的疾病,多见于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可能会导致血管壁受损。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肠道微生物多样性较低
据报道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肠道菌群的微生物多样性较低,厚壁菌门和双歧杆菌种类减少。
此外,发现门水平上拟杆菌门细菌成员增加,放线菌门减少,以及科水平上瘤胃球菌科、肠球菌科和乳杆菌科增加,毛螺菌科、拟杆菌科和韦荣氏菌减少。
促炎细菌类群增加,同时产生丁酸盐的细菌减少,例如丁酸弧菌(B.proteoclasticus和B.Hungatei)、梭菌属、真杆菌属(E.Hallii、E.rectal和E.eligens)、普拉梭菌和罗斯拜瑞氏菌(R.hominis)。
几种精神障碍疾病中的肠道菌群失调
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种大脑发育障碍,其特征是刻板行为以及沟通和社交互动缺陷。
注:儿童自闭症是儿童精神类疾病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种。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确切病理学和病因很难确定,研究重点是调查遗传原因、免疫系统失调、环境毒物暴露以及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
自闭症儿童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较高
据报道自闭症儿童的肠道微生物多样性较高。自闭症谱系障碍样本中最常见的属如下:
拟杆菌属(Bacteroides),
脱硫弧菌属(Desulfovibrio),
柯林斯氏菌属(collinsella),
棒状杆菌属(Corynebacterium),
乳杆菌属(Lactobacillus),
普雷沃氏菌属(Prevotella),
萨特氏菌属(Sutterella),
八叠球菌(Sarcina),
罗氏菌属(Roseburia),
粪杆菌属(Faecalibacterium),
巨单胞菌(Megamonas),
Caloramator,
Dorea;
此外以下属的存在减少:
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
另枝菌属(Alistipes)↓↓↓
嗜胆菌属(Bilophila)↓↓↓
韦荣氏球菌属(Veillonella)↓↓↓
阿克曼菌(Akkermansia)↓↓↓
粪球菌属(Coprococcus)↓↓↓
埃希氏杆菌属-志贺氏杆菌↓↓↓
梭菌属(Clostridium)↓↓↓
艾森伯格氏菌(Eisenbergiella)↓↓↓
嗜血杆菌属(Haemophilus)↓↓↓
Dialister↓↓↓
Parabacteroides↓↓↓
Flavonifractor↓↓↓
这些发现强烈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失调与自闭症行为表现之间存在联系。
有害菌会产生神经毒素影响自闭症
在自闭症行为表现患者中发现双歧杆菌丰度较低,而双歧杆菌是产生GABA神经递质的关键,双歧杆菌丰度过低会导致焦虑、认知缺陷和行为障碍。
受自闭症行为表现影响的个体表现出其他潜在有毒化合物水平的改变,例如抑制多巴胺-β-羟化酶的对甲酚和对甲酚硫酸盐。此外,在受自闭症谱系障碍影响的个体中检测到梭菌衍生的代谢物3-(3-羟基苯基)-3-羟基丙酸增加,这可能反映了儿茶酚胺代谢的改变。
短链脂肪酸对自闭症的作用存在矛盾结果
短链脂肪酸在自闭症谱系障碍中的作用存在矛盾的结果。丙酸盐会诱导小胶质细胞激活、神经毒性细胞因子产生、基因表达改变、海马组织学异常和神经行为异常,例如重复动作和社交互动受损。
然而,丁酸盐对一种自闭症谱系障碍样小鼠模型的社交和重复行为具有有益影响。丁酸盐改善血脑屏障的不渗透性可能是丁酸盐可以恢复丙酸盐诱发的自闭症样疾病异常的另一种机制。
帕金森病(PD)是老年人中常见的一种痴呆症,其主要疾病症状包括神经炎症、中脑多巴胺能神经元丧失以及伴有非运动症状的异常运动。
微生物失调引起的炎症可能导致帕金森病发展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微生物群失调引起的炎症反应可能会导致帕金森病病理学的发展或恶化。这些反应可以促进脂多糖和α-突触核蛋白在肠道和大脑中的积累,并且由于促炎细菌活性导致氧化应激增加,从而促进α-突触核蛋白病理学通过迷走神经从头侧向尾侧区域扩散。
帕金森病患者体内短链脂肪酸显著减少
另一方面,微生物短链脂肪酸可以防止肠粘膜通透性增加,从而减少细菌移位。帕金森病中短链脂肪酸显著减少。
短链脂肪酸在帕金森病病理学中的作用尚未完全阐明,报道短链脂肪酸的消耗导致肠神经系统中路易体的形成;相反,有研究表明短链脂肪酸能够降低血脑屏障的通透性。
注:路易体主要是以帕金森病为代表的脑门特征性标志物,患者常常会出现功能障碍。
考虑到短链脂肪酸缺乏与神经炎症和小胶质细胞激活以及便秘、肠漏和结肠炎症等胃肠道特征有关,这些研究结果支持了这样的假设:短链脂肪酸缺乏可能是帕金森病的病因。
帕金森病患者有抗炎作用的菌群减少
帕金森病患者经常出现属于乳杆菌科、巴氏杆菌科和肠球菌科的某些细菌种类水平升高。
此外发现,帕金森病患者粪便和粘膜中产生抗炎丁酸的细菌水平显著降低(普雷沃氏菌、布氏菌、粪球菌属和罗氏菌属),以及粪杆菌属的水平显著降低。
此外,像罗尔斯通氏菌(Ralstonia)这样的促炎细菌在帕金森病患者的肠粘膜中更为丰富。
拓展
此外,普雷沃菌科丰度的降低和乳杆菌科丰度的增加与胃饥饿素浓度的降低有关,胃饥饿素是一种与维持正常多巴胺功能有关的肠道激素,帕金森病患者的胃饥饿素分泌发生了改变。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复杂的精神障碍,患者对现实的理解异常,经常出现焦虑和严重抑郁症状。
这种疾病的起源是有争议的,表明是遗传起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如神经传递基因甲基化、核苷酸修饰或非编码RNA的作用,一些环境因素可能在其易感性和疾病的发展中发挥作用。
肠道菌群代谢物影响精神分裂症风险
精神分裂症患者肠道微生物群显著改变
研究表明抗生素治疗引起的肠道微生物群失调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巨球型菌属、琥珀酸弧菌属、梭菌属、柯林斯氏菌属、甲烷短杆菌属和克雷伯菌属的丰度显著增加,而与健康人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中经黏液真杆菌属、粪球菌属和罗氏菌属的滴度下降。
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肠道微生物群发生改变
几项研究已经确定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联系。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接受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发现微生物群丰度发生了显著变化。
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是高度多动冲动和注意力问题。尽管可能涉及环境和遗传因素,一些证据表明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发展或症状可能与饮食成分对肠道微生物组的调节有关。
ADHD儿童体内有害菌丰度较高,有益菌较少
最近发现,食用加工饮食的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儿童体内有害细菌(如肠杆菌、大肠杆菌和梭菌菌株)的丰度明显较高,而有益细菌(如双歧杆菌和瘤胃球菌菌株)的丰度明显较低。
食用加工食品的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α多样性和短链脂肪酸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研究人员认为不平衡的饮食会扰乱结肠微生物平衡,并可能成为多动症患病的潜在风险因素。
患者肠道菌群失衡影响激素和神经递质水平
宿主-微生物组的相互作用对激素和神经递质水平产生影响,被认为与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病理生理学有关。肠道菌群失调加上持续接触微生物病原体引起的免疫功能障碍可能会导致受影响的多动症患者出现过度活跃的行为。
肠道菌群提供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前体
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与预测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合成异常有关,其前体由肠道细菌(主要是双歧杆菌)提供。
压力被定义为由困难情况或环境压力源引起的非特定情绪或身体反应。这种反应与心理和生物因素有关,例如性激素、高情绪反应性、被动应对技巧、糖皮质激素抵抗以及中枢和外周免疫激活。
压力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组成与活动
不同类型的心理和社会压力源已被证明可以通过神经元、免疫细胞和结肠嗜铬细胞释放信号分子、激素或神经递质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活动。
压力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可能直接通过宿主肠道微生物群信号传导介导,也可能间接通过肠道生态系统的变化介导,并涉及炎症反应、微生物栖息地的改变、肠道运动和粘蛋白分泌。
产生短链脂肪酸的细菌减少可能是导致焦虑的关键
暴露于压力会导致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实质性变化,肠杆菌科细菌的增加,而乳杆菌属的细菌减少。拟杆菌属减少,梭菌属增加。以及大肠杆菌和假单胞菌属的增加。
某些微生物群可能参与应激性焦虑和一般性焦虑症,其特征是社交和职业功能下降。研究人员报道,在一般性焦虑症患者中,粪杆菌(Faecalibacterium)、直肠真杆菌(E.rectale)、毛螺菌属(Lachnospira)、丁酸球菌(Butyricicoccus)和萨特氏菌(Sutterella)较低。这些都是短链脂肪酸的重要生产者。
应激性焦虑是指在强烈的精神或躯体应激事件的刺激下,产生的过度焦虑、恐惧等情绪。患者可出现紧张、坐立不安、心慌、呼吸急促等症状,还可伴有睡眠障碍、食欲改变等表现。
大胆猜想
短链脂肪酸产生菌的减少是焦虑和抑郁单胺类假说的关键。
单胺假说——指科学家在抗抑郁药领域提出的假说,即抑郁患者神经突触间隙可有效利用的单胺类神经递质浓度明显下降,而升高突触间隙单胺递质浓度(主要是血清素)能发挥抗抑郁作用。
促炎细胞因子与高水平的皮质醇有关,通过抑制四氢生物蝶呤酶发挥重要作用,四氢生物蝶呤对于合成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至关重要。
多巴胺、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是人体内重要的神经递质,它们在神经系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研究人员发现,Gelria、Turicibacter、Anaerofilum、Paraprevotella、Holdemania和Eggerthella属在抑郁症患者中普遍存在,而普雷沃氏菌(Prevotella)和戴阿利斯特杆菌(Dialiste)的存在减少。
抑郁症患者体内有益菌大量减少
短链脂肪酸有助于释放神经递质和调节血脑屏障
几项研究表明,重度抑郁症患者的丁酸盐、乙酸盐和丙酸盐减少,表明短链脂肪酸可能通过直接刺激神经通路或通过神经内分泌和免疫激活的间接中枢效应改变行为。
短链脂肪酸也有助于结肠嗜铬细胞合成和释放外周神经递质(血清素和乙酰胆碱),并有助于交感神经元合成和释放去甲肾上腺素。
除了局部作用外,短链脂肪酸还可以直接作用于血脑屏障的中心受体。此外,体外研究表明,丙酸盐和丁酸盐,而不是乙酸盐,都可以调节血脑屏障的通透性,防止脂多糖引起的通透性增加。
强迫症是一种慢性且持久的疾病,会被迫出现侵入性、自我张力障碍的想法或冲动或重复行为。
尽管只有少数研究涉及肠道微生物群与强迫症的关系,但压力和抗生素治疗都会影响微生物群组成,已被认为是与强迫症症状同时发生的因素。
强迫症患者肠道微生物丰富度较低
据报道,患有强迫症的个体肠道微生物群的物种丰富度较低,产生丁酸盐的属(颤旋菌属、Odoribacter和Anaerostipes)的相对丰度较低。
最近还报道强迫症患者粪便样本显示文肯菌科(Rikenellaceae)(另枝菌属)丰度增加,而普雷沃氏菌和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丰度降低。
几种心理障碍中的肠道菌群失调
杏仁核,又名杏仁体,呈杏仁状,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
√肠道微生物的变化可以调节认知功能
拟杆菌水平较高的人群拥有较好的认知表现
最近,根据粪杆菌(Faecalibacterium)、拟杆菌(Bacteroides)和瘤胃球菌科(Ruminococcaceae)的丰度建立了三组受试者,并得出结论,较好的认知表现与较高水平的拟杆菌相对应。
使用抗生素会影响认知功能,故不可滥用
用抗生素治疗剥夺或破坏肠道微生物群也会影响认知功能,包括语言学习能力以及工作和空间记忆。
√肠道微生物会影响一个人的气质和性格
由于人格特征和行为模式以及生理和心理健康结果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一些研究已经证明肠道微生物群与气质和性格之间存在关联,这些特征甚至可以通过粪菌移植在受试者之间传播。
产丁酸细菌更丰富的人可能有更高的责任心
另一方面,高度的责任心与产生丁酸的细菌滴度的增加有关,这些细菌主要属于毛螺菌科。
√多样化的肠道微生物有助于社交和好心情
已经使用了几种方法来确定肠道微生物群对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作用,包括抗生素治疗、无菌动物模型和粪菌移植。
此外,精神抗生素和益生元已被用作精神和心理疾病的辅助治疗。精神抗生素的类别可以定义为“一种活的有机体,通过与共生肠道细菌相互作用,为患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带来心理健康益处”。这些药物通过调节和改善肠道微生物群发挥作用。
为了让大家有更清晰的认识,谷禾在下表整理了使用益生菌或益生元治疗对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影响。
基因集富集分析展示下肠道菌群与精神疾病的关联
使用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能够检测肠道微生物群与精神疾病之间的以下显著关联: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常伴有脱硫弧菌和梭状芽孢杆菌富集;自闭症谱系障碍与拟杆菌属和脱硫弧菌有关;对于重度抑郁障碍,观察到脱硫弧菌、梭状芽孢杆菌目、钩端螺旋菌科和拟杆菌类的关联。
最近报道了普雷沃氏菌与自闭症谱系障碍以及放线菌属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特定关联。还有一组研究人员提出了放线菌和假单胞菌与重度抑郁障碍之间的关系。
肠道微生物群和中枢神经系统通过两条途径进行交流:
(1)通过迷走神经途径的神经免疫和代谢回路;
(2)通过微生物群合成的代谢产物、肠道激素和内分泌肽。
先前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的失调是几种精神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因此,恢复受干扰的微生物生态平衡可能为管理或预防神经系统疾病提供一种新的、有前景的方法。
另一方面,心理干预已证明在治疗功能性胃肠道疾病如肠易激综合征方面是有效的;然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心理干预对肠道微生物群变化的具体影响。
通过粪菌移植、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或使用心理生物药物等干预措施重建失调的肠道微生物群,可能在未来调节微生物群肠脑轴功能和促进心理精神健康方面具有重大潜力。
在未来,单独或与抗精神病药物联合的个性化精神微生物干预可能成为临床患者的一种新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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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肠道菌群
当一个人面临抑郁症时,一切看似平常的事都会变得很有挑战性。上班、与朋友社交,甚至只是起床都感觉很困难。
抑郁症是如今已是世界上最普遍的精神障碍之一,一直是心理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抑郁症是一种需要预防和治疗的疾病——它并不是软弱或失败的表现。
抑郁症影响着数百万计的人们,造成抑郁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创伤、生活压力事件、遗传基因、环境因素、药物滥用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
虽然我们目前仍然不完全了解导致抑郁症的原因,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涉及微生物群-肠-脑轴,证明可以控制认知功能。微生物组通过内分泌、免疫和神经活性途径影响肠脑通讯。后者包括微生物源性神经递质(例如,γ-氨基丁酸、血清素)和代谢物(短链脂肪酸和胆汁酸),以及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本文我们主要来了解一下关于抑郁症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可能涉及肠脑轴、免疫调节、代谢途径、肠漏、神经炎症、HPA轴等多种途径,同时也列举了较多关于抑郁症的干预措施,希望为抑郁症的治疗和预防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
-正文-
抑郁症是一种复杂的疾病,有许多影响因素,包括多种生活方式、饮食、遗传和环境因素。
据估计,全世界有超过3亿人至少经历过一次重度抑郁症。18-25岁人群中重度抑郁发作的患病率最高。
一开始,抑郁发作的症状可能只是感觉忧郁、疲劳或“陷入困境”。因此,学习如何辨别平常的低落一天或只是感到忧郁和抑郁对于知道何时寻求帮助非常重要。
要符合抑郁发作的症状,个人必须在两周内几乎每天、全天经历抑郁情绪或兴趣丧失,以及同时经历其他四到五种症状。
▼
某些类型的抑郁症还可能出现以下症状:
抑郁症的主要诊断标准包括:
然而,请注意,并非所有症状都必须出现才能被诊断为抑郁症:大多数患者仅具有完整“核心”症状的一部分。
包括情绪低落或失去兴趣的症状,大多数情况持续至少两周,影响日常活动。
指怀孕期间或怀孕后发生的抑郁症。在怀孕期间开始的抑郁症是产前抑郁症,在婴儿出生后开始的抑郁症是产后抑郁症。
是一种随季节变化而出现和消失的抑郁症,症状通常在秋末冬初开始,在春季和夏季消失。
是抑郁症的一种严重形式,患者会出现精神病症状,例如妄想(令人不安的、错误的固定信念)或幻觉(听到或看到别人没有听到或看到的东西)。
其他还有:
以前称为躁狂抑郁症或躁狂抑郁症患者,也会经历抑郁发作,在此期间他们感到悲伤、冷漠或绝望,并且活动水平非常低。但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会经历躁狂(或不太严重的轻躁狂)发作,或情绪异常升高,他们可能会感到非常高兴、烦躁或“兴奋”,活动水平显着增加。
一些可能增加一个人患抑郁症风险的已知因素包括:
神经递质是神经元用来将信号从一个细胞传递到另一个细胞的化学物质。神经递质有100多种不同类型,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等。
大多数最常见或广泛使用的抗抑郁药物(例如西酞普兰和许多其他药物)通常通过增加大脑中可用的神经递质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量来发挥作用(即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或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或分别为“SSRI”和“SNRI”)。
注:西酞普兰是一种抗抑郁药,属于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类药物。是一种流行且用途广泛的处方药,用于治疗许多精神健康状况,包括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它于2002年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抑郁症(成人和青少年)和广泛性焦虑症(成人)。
然而,其他一些抗抑郁药——例如安非他酮(Wellbutrin)——主要作用于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即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再摄取抑制剂,或“NDRIs”)。
尽管如此,低水平的血清素或去甲肾上腺素是否直接导致抑郁症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许多科学尝试证实抑郁症患者实际上具有异常低水平的这些神经递质,但有时未能完全验证其中的联系。
我们理解的抑郁症的另一个主要方法学局限性是,尽管抗抑郁药已经建立了生化机制(例如抑制单胺氧化酶(MAO),或抑制特定神经递质的再摄取),但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很大程度上基于主观报告症状,而不是特定生化标志物或其他“客观”生物指标的任何离散测量。
换句话说,这并不是通过测量一个人这些化合物的水平,然后得出他们是否“患有”抑郁症那么简单。此外,虽然大多数SSRI会立即增加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和活动,但许多患者在服用药物数周或数月后才报告情绪有显著改善。
虽然抑郁症的“血清素缺乏”假说仍然存在争议,并且并非100%被所有研究人员普遍接受,但目前根据迄今为止可获得的总体证据和数据,它通常被认为是最佳的工作假说。也就是说与调节情绪、思维和行为的大脑回路故障有关,大脑化学物质对于健康的神经细胞连接非常重要。
正如识别抑郁症特定生化“标记”的尝试都失败了一样,许多识别导致抑郁症的特定基因或基因突变的尝试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可能是因为不同的抑郁症病例可能是由许多不同基因的突变以及独特的环境因素综合的。
几项综合研究(包括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以及家族和双胞胎研究)报告的证据表明,对于某些情况或类型的抑郁症来说,大量个体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基因与某些环境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可能只是部分原因。
doi.org/10.1016/j.neuron.2014.01.027
对复发性/单相型重度抑郁症(“MDD-RU”)的家庭研究报告称,抑郁症诊断患者的一级亲属可能面临特别高的风险。
微生物群-肠-脑轴
肠道和大脑之间存在着肠脑轴,通过神经、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的相互作用进行沟通。肠道菌群可以通过产生代谢产物、神经递质和炎症因子等影响大脑功能和情绪调节。
炎症反应
肠道菌群失衡可能导致肠道黏膜的炎症反应,释放炎症因子进入血液循环,进而影响大脑功能。慢性炎症反应与抑郁症的发生和发展有关。
神经递质
营养吸收
肠道菌群参与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的吸收,它们可以合成维生素和其他有益物质,这些物质对大脑和情绪调节有影响。
而肠道菌群又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饮食、抗生素使用、生活方式、环境因素等。接下来章节,我们就肠道菌群与抑郁症展开了解它们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一些研究发现,中度和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肠道菌群特征是拟杆菌门富集,而重度患者中瘤胃球菌和真杆菌则减少。
抑郁症个体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微生物群变化的总结如下:
BasijiK,etal.,MetabBrainDis.2023
根据一项早期的动物研究,在没有肠道细菌的情况下生长的啮齿动物(无菌大鼠和小鼠)缺乏成熟的肠内分泌系统(胃肠道的激素产生系统)。
与具有更典型肠道细菌水平的对应物相比,它们的几种不同主要神经递质的水平和活性也有所不同。
一项初步的动物研究称,没有肠道细菌的小鼠可能会表现出自发运动的增加,该研究的作者将其解释为表明更加焦虑。他们进一步假设,这些行为差异可能是由于某些神经递质,包括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在整个大脑中合成和代谢方式的差异造成的。
其他一些来自动物研究的早期但有趣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复杂的行为也可以通过“粪菌移植”从一组小鼠“复制”到另一组小鼠。
一项动物研究报告称,抗生素(通过杀死肠道微生物组中的一些细菌种类来改变肠道微生物组)可能会影响小鼠表现出的“探索行为”的数量,甚至可能会改变大脑中某些重要化合物的水平,如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
您以前可能听说过“益生菌”——这是指将特定菌株(菌种)引入胃肠道的食品或膳食补充剂。
一些初步证据表明,使用益生菌“修改”人类肠道微生物组可能会产生一些心理影响。例如,据报道,某些益生菌补充剂可以降低健康非老年个体以及诊断为重度抑郁症(MDD)的非老年患者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评分。
同样,另一项早期研究报告称,定期服用含有瑞士乳杆菌和长双歧杆菌菌株的益生菌可能有助于减少健康志愿者的抑郁症。
最后,另一项初步研究报告称,嗜酸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和两歧双歧杆菌的组合可能有助于部分减轻抑郁症状。
虽然这些作用背后的潜在机制尚不清楚或不明白,但一些研究人员指出,这些“益生菌治疗”可能会导致胰岛素水平降低、胰岛素抵抗和hs-CRP水平降低,以及谷胱甘肽(一种主要天然物质)水平升高。抗氧化化合物用于重度抑郁症患者。
总的来说,虽然这项早期研究充满希望且令人兴奋,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充分证实这些效应,并找出哪些机制可能导致这些有趣的效应。
“肠-脑轴”是指肠道微生物群与大脑之间假设的“双向”连接。
肠-脑轴可能包括许多不同的潜在机制,包括在许多不同的器官系统和所涉及的单个细菌物种之间产生的各种神经、化学、体液和免疫信号。
微生物群-肠-脑异常导致抑郁症
DOI:10.1007/978-981-19-7376-5_10
微生物群-肠道-免疫-神经胶质轴
微生物群对小胶质细胞稳态的重大贡献,无菌小鼠表现出小胶质细胞的整体缺陷,细胞比例改变和不成熟的表型,导致先天免疫特性受损。
值得注意的是,复杂微生物群的重新定殖,部分恢复了小胶质细胞的特征,而微生物群衍生的短链脂肪酸调节了小胶质细胞的稳态。
神经胶质细胞,包括小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室管膜细胞,与神经元相互作用,影响大脑健康和疾病(如抑郁症)。
神经胶质功能可能由肠道微生物群通过神经和化学信号途径驱动。肠道微生物群对小胶质细胞从促炎到抗炎的激活状态具有重要意义,小胶质细胞功能障碍可以触发抑郁症中神经炎症的信号级联反应。
脑功能、脑小胶质细胞(Iba1)和外周炎症细胞因子的改变(如TNF-α、IL1β、IFN-γ,IL-12)。通过肠-脑轴调节小胶质细胞激活状态(M1、M2)可能是治疗抑郁症的一种有前途的治疗方法。
脑神经炎症中脑-肠-微生物轴(Th17/Treg)
许多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表明,Th17和Treg细胞对抑郁症有显著影响。
注:
TH17细胞是一种产生促炎细胞因子的T细胞亚群,TH17细胞的异常活化和功能异常与多种炎症性和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关,Treg细胞主要通过产生抑制性细胞因子和细胞接触来抑制免疫反应。
TH17细胞和Treg细胞之间的平衡是免疫系统正常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TH17细胞过度活化或Treg细胞功能受损时,可能导致免疫系统失衡,从而引发炎症性和自身免疫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Th17和Treg细胞之间的不平衡,或Th17/Treg细胞的比例异常,在抑郁症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Th17/Treg细胞是脑神经炎症中脑-肠-微生物轴调节所特别需要的。受肠道微生物群调节的Th17和Treg细胞之间的不平衡可能会赋予机体抵抗力和对压力的敏感性。
特定的肠道微生物群,如分节丝状菌、梭状芽胞杆菌、脆弱拟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和双歧杆菌,及其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和ATP,也参与Th17/Treg活性,从而形成Th17和Treg细胞之间的不平衡。
除了脑神经炎症之外,炎症还可以发生在身体其他部位和系统,比如周围炎症,胃肠道炎症等。
抑郁症和炎症的相互作用就像一个互相助长的恶性循环。炎症是抑郁症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长期的神经炎症会影响大脑功能,这可能会决定个人的情绪和行为。
抑郁症的细胞因子假说来自于观察,即抑郁症的几种症状类似于“疾病行为”,例如嗜睡、发烧、食欲下降、对探索行为或性活动的兴趣下降等。
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从进化的角度来看,疾病行为可能是有意义的,因为其中许多行为可能有助于治愈或减少疾病的传播。例如,隔离病人可能会降低他们传播感染的几率。
血清IL-6、IL-1β、C反应蛋白升高。
肠道炎症性疾病患者抑郁行为的并发率很高
根据一些报告,患有胃肠道炎症等健康问题的人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发生率在统计上有所增加。一些研究人员估计,高达50-90%的IBS患者还同时患有某种精神疾病。
前扣带皮层(ACC)可能是大脑中的一个交叉点,它会感知肠道炎症和不适当的反应,从而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
用促炎细胞因子引发炎症的同时诱发抑郁
对人类或动物施用促炎细胞因子进行治疗会诱发抑郁症状。虽然SSRIs(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通常不会直接减轻“疾病行为”,但据报道,它们可以减少促炎细胞因子,并增加抗炎细胞因子,这一机制也与抑郁症的细胞因子假说一致。
给予脂多糖LPS会增加细胞因子的血浆浓度,同时诱发抑郁症状。
然而,抑郁症的正式诊断标准(由DSM定义)和“疾病行为”本身之间存在一些细微差别,并且关于炎症是否真的导致抑郁症的证据是相互矛盾的。
并非所有炎症患者都患有抑郁症,也并非所有抑郁症患者都具有高炎症标志物,炎症(可能与血清素缺乏相似)可能只是抑郁症的一个诱因,而不是唯一的直接原因。换句话说,炎症细胞因子的异常调节可能只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谜题的一部分,并且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充分探索这些潜在联系所涉及的机制。
肠粘膜屏障和粘膜免疫系统是帮助防止肠腔内的肠道微生物直接与肠道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两个主要机制。如果这些屏障受到损害,细菌可能会易位,激活免疫系统,从而引发炎症。
注:这些屏障受到损害的情况有时非正式地被称为“肠漏”。
根据一项针对人类的初步研究的作者,IgA和IgM等血清抗体通常会被激活以对抗有害的肠道细菌。因此,这些抗体的存在是肠道屏障受损的一种潜在生物指标,一项研究甚至报告称,这些抗体水平升高可用于识别抑郁症患者,准确率高达90%。
尽管这种现象背后的机,但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坏”肠道细菌可能通过TLR4受体引发炎症。
诱发炎症
LPS与TLR4结合激活免疫细胞,激活NF-κB(一种细胞内信号分子),进而促进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包括TNF-α和IL-1以及环加氧酶-2。
加剧炎症
相同的过程还诱导氧化和亚硝化应激途径,通过进一步激活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来增加诱导型一氧化氮的表达和活性氧(ROS)的产生。ROS超载不仅会激活NF-κB,还会导致DNA损伤和细胞死亡,这两个过程都会加剧炎症状态。
促炎循环——抑郁症
包括干扰素-α、IL-6、IL-1β和TNF-α在内的细胞因子以及氧化和亚硝化应激途径可能会导致紧密连接屏障松动,从而在肠道通透性过高和宿主免疫反应之间形成促炎循环。
这个循环至少部分解释了抑郁症患者慢性低度但持续的炎症状态。
总的来说,这些机制及其影响复杂,值得更多的研究来验证这些初步发现。
皮质醇
皮质醇是一种压力激素,由肾上腺分泌。这种激素负责通过选择使用哪种底物以及应消耗多少底物来调节能量。如果皮质醇水平过高或过低,可能会开始出现抑郁症。皮质醇水平低与过度疲劳、难以处理压力情况、不可预测和不稳定的情绪以及性欲下降有关。
雌激素
女性患抑郁症的风险要高于男性,这与雌激素和孕激素变化有关。在月经周期、孕期和更年期等生理状态的激素波动可能影响情绪和抑郁症发病风险。
使用雌激素治疗抑郁症的疗效和安全性仍存在争议,因此,使用雌激素治疗抑郁症需要谨慎。
黄体酮
黄体酮有助于平衡体内雌激素水平。它还有助于改善睡眠模式,使人感到更平静。如果黄体酮水平不平衡,可能会变得烦躁或晚上无法入睡,这可能影响抑郁症。
//短链脂肪酸
短链脂肪酸在肠腔中具有多种功能,如氧化还原平衡、维持肠屏障完整性、肠道激素产生和表观遗传调节。然而研究表明,短链脂肪酸与抑郁症等精神疾病有关。
短链脂肪酸由肠道微生物群合成,主要由AKK菌、双歧杆菌、粪杆菌、毛螺菌科、乳酸杆菌和瘤胃球菌等物种合成。
短链脂肪酸与抑郁症的关联
已知短链脂肪酸调节神经反应的不同途径,如:
短链脂肪酸诱导肠道神经肽的释放,例如YY肽(YYP)和胰高血糖素样肽2(GLP-2)肽,以及参与维持肠道屏障、细胞代谢和饱腹感的激素。
戊酸与抑郁症有关,主要由Oscillibacter产生。缬草酸的结构与GABA,并可与其受体结合,这可能在严重抑郁障碍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抑郁症患者的粪便中发现了更高量的异戊酸,这表明微生物群和异戊酸与抑郁症有关。
在一项针对患有抑郁症的波兰妇女的类似研究中,与非抑郁症患者相比,抑郁症患者粪便中的乙酸盐和丙酸盐水平降低,而异己酸含量增加。这些发现表明,为了保持心理健康,特定的短链脂肪酸水平和微生物群之间必须保持平衡。
//胆汁酸
胆汁中的一种重要成分——胆汁酸,是由肝脏中的胆固醇产生的,它们与肠道菌群协同调节胆固醇代谢,帮助脂质消化和吸收。胆固醇通过肝细胞代谢为原代胆汁酸;之后被输送到胆囊,最终在十二指肠中被释放。到达肠道后,肠道细菌从初级胆汁酸中产生次级胆汁酸(脱氧胆酸和石胆酸)。只有一些细菌,主要是梭菌和真细菌,负责次级胆汁酸的合成。
胆汁酸改变了神经递质受体的功能,如M2和M3毒蕈碱乙酰胆碱、GABA和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在对培养的下丘脑神经元的体外研究中,鹅去氧胆酸抑制GABA和NMDA受体。
胆汁酸与抑郁症的关联
在美国的另一项研究中,与不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相比,严重抑郁症患者的原发胆汁酸鹅去氧胆酸水平降低。因此,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胆汁酸改变诱导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如重度抑郁症。
次级胆汁酸合成的减少会导致微生态失调,并改变肠道屏障的通透性,诱导促炎性基调,从而导致抑郁症的发病机制。
肠道细菌是血液中化学物质(代谢物)的主要调节剂。其中一些是在大脑中制造神经递质的“成分”或“构件”(代谢前体)。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肠道细菌可能能够对某些神经递质的水平和活动产生一些影响,这反过来又可能使它们能够影响大脑活动和行为(尽管是间接的)。
肠道细菌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调节神经递质的产生
首先,肠道细菌可以合成和分解多种神经递质,如γ-氨基丁酸(GABA)、多巴胺、血清素等。这些神经递质可以通过门脉循环影响迷走神经的传入通路,它们在大脑中起到调节情绪、认知和行为的重要作用。
GABA是大脑中的主要抑制性神经递质。
多巴胺参与奖励处理和动机以及运动控制。
肠道微生物群对多巴胺代谢副产物的影响
doi:10.3390/biomedicines10020436
2)破伤风梭菌对多巴胺具有降解作用,通过多巴胺中间体促进降解为高香草酸
3)鼠李糖乳杆菌下调MAO
4)植物乳杆菌DR7下调多巴胺β-羟化酶
5)梭状芽孢杆菌显示下调多巴胺β-羟化酶
6)植物乳杆菌PS128给药改善多巴胺代谢并增加去甲肾上腺素水平
血清素,也称为5-羟色胺(5-HT),参与调节情绪、食欲、睡眠和其他身体功能。
其次,肠道细菌可以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途径。例如,某些细菌可以产生短链脂肪酸,如丙酸、丁酸和乙酸,这些短链脂肪酸可以促进神经递质的合成和释放。
肠道细菌还可以通过与肠道上皮细胞和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间接影响神经递质的产生。肠道细菌可以调节免疫系统的活性,影响免疫细胞的分泌和反应,从而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释放。
氨基酸色氨酸是大脑用来产生神经递质血清素的主要“构件”(代谢前体)之一。虽然色氨酸消耗并不总是导致抑郁症,但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血清色氨酸偏低有时可能会导致易感人群抑郁症。根据前面,我们可以看出高血清脯氨酸和低血清色氨酸与抑郁症的发展有一定关系。
一些研究表明,某些促炎细胞因子(例如IFN-α、IFN-γ和TNF-α)水平的增加可能会刺激吲哚胺-2,3-双加氧酶(IDO)的活性,从而在转刺激色氨酸转化为神经毒性化合物,包括犬尿氨酸和喹啉酸。
基于此,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这些神经毒性物质,而不是色氨酸消耗本身,可能导致抑郁症的发生。
肠道细菌和炎症可能会影响血清素代谢:
色氨酸代谢途径的犬尿氨酸
DOI:10.1038/sj.mp.4001600
早期生活压力—肠道菌群—应激反应形成
一项针对大鼠的动物研究报告称,将新生儿从母亲身边带走所产生的压力(母亲分离压力)可能会导致后代肠道微生物组发生巨大的长期变化。母亲分离是早期生活压力的一种模式,它通过改变HPA轴、免疫系统和氨基酸代谢以及影响微生物群组成来诱发焦虑和抑郁。
早期生活压力可能使人以后对压力更加敏感。
doi.org/10.3389/fneur.2022.1015175
虽然迷走神经无法到达管腔内容物,但它可以通过与肠内分泌细胞的通信间接感知肠道信息。
迷走神经传入将信号从肠道菌群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
肠道微生物组可能用来与中枢神经系统沟通的其他机制之一是通过肠嗜铬细胞(ECC)和迷走神经。
例如,一些研究人员目前认为肠嗜铬细胞和迷走神经可能参与肠道细菌和大脑之间的通讯,尽管我们仍然不完全了解如何进行。
肠嗜铬细胞感知肠道细菌并分泌血清素
肠嗜铬细胞(ECC)遍布整个消化道
HPA轴是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的功能紊乱可能导致患者出现情绪失调和应激反应的异常。
肠道菌群如何影响HPA轴?
肠道菌群失调与炎症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些细胞因子也是HPA轴非常有效的激活剂。促炎细胞因子可以干扰皮质醇循环的负反馈,刺激HPA轴的活性。
肠道菌群还可以通过其他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的介质(例如微生物抗原和前列腺素)刺激HPA轴。
除了依赖这些介质之外,细菌还可以直接参与干预过程。例如,LPS和肽聚糖可以通过激活先天免疫系统来激活HPA轴,最终诱发抑郁症)。
还有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可以直接调节肠道和肾上腺中的类固醇生成,从而增强HPA轴反应。
肠道菌群衍生的代谢物也通过体液途径参与调节HPA轴。例如,慢性吲哚(拟杆菌属、乳杆菌属和梭菌属)可诱导肾上腺髓质Pnmt基因过度表达。它可以与去甲肾上腺素一起增加肾上腺素能系统中儿茶酚胺的生物合成途径。这样,吲哚可以增加小鼠在慢性轻度应激下的脆弱性,最终导致抑郁行为。
除此之外,肠道菌群还可以通过调节HPA轴在抑郁症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其下游代谢物短链脂肪酸可以降低HPA轴中一些编码蛋白的基因表达,从而减弱HPA轴的应激反应。
最后,肠道菌群还可以影响膈下迷走神经的信号输入。孤束核通过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激活HPA轴。
据报道,单胺再摄取抑制剂(MAO-Is)可以降低糖皮质激素受体抵抗,从而减少HPA轴功能障碍。这使得一些研究人员提出,针对大脑HPA轴的药物可能是治疗重度抑郁症的潜在有效方法。
如果发现抑郁症的迹象,请及时进行身体检查,帮助确定症状是否可能与抑郁有关,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进行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干预。
//量表
医疗和心理健康专业人员使用既定的、研究支持的指南、筛查工具、检查表和其他标准来帮助他们诊断抑郁症。
DSM-5
心理健康专家可能使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出版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列出的抑郁症诊断标准。
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是一本为诊断精神疾病的临床医生提供指南的手册。对每种情况进行分类,并给出一套明确的标准,必须满足这些标准才能做出诊断。
DSM-5包含了评估自杀风险的新量表:一种针对成人,另一种针对青少年。
要诊断为重度抑郁症,一个人的症状必须符合DSM-5中概述的标准。悲伤、情绪低落和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的感觉必定标志着一个人以前的状态发生了变化,并且持续了至少两周。
这些感觉还必须伴有至少五种其他常见的抑郁症状,包括:
这些症状必定会导致个体出现临床上显著的痛苦或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功能领域的损害。
这些症状不能归因于药物或物质滥用,也不能是由其他身体疾病引起的。
除了DSM-5,还有一些常用的抑郁症量表,用于评估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和症状表现。常见的抑郁症量表包括:
用于评估抑郁症状的程度。
临床评估工具,用于评估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
用于评估双相情感障碍,包括抑郁症和躁狂症。
这些量表可以帮助医生更全面地评估抑郁症的症状和严重程度,以指导治疗计划的制定。
抑郁症的诊断主要是基于临床评估和心理评估,其他也包括一些实验室测试来辅助判别。
//实验室测试
用于识别生物标志物并应用于诊断重度抑郁症的基因组、蛋白质组和代谢分析仍处于起步阶段。
炎症标志物
严重抑郁症与细胞因子或其可溶性受体升高有关,包括:白细胞介素IL-2、可溶性IL-2受体(sIL-2R)、IL-1b、IL-1受体拮抗剂(IL-1Ra)、IL-6、可溶性IL-6受体(sIL-6R)和γ-干扰素。
BDNF(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与对照组相比,抑郁症受试者的血清水平通常较低,并且血清BDNF水平在抗抑郁治疗后升高。血清BDNF可以作为区分单极性和双极性抑郁症的生物标志物。
HPA轴功能障碍已在抑郁症的病因中得到观察。抑郁症患者的高皮质醇血症表现为24小时平均血清皮质醇浓度升高和24小时尿液皮质醇排泄增加。
新型血液测试
一种新的血液测试被描述用于重度抑郁症的诊断。该测试由9种生物标志物组成,包括α-1抗胰蛋白酶、载脂蛋白CIII、BDNF、皮质醇、表皮生长因子、髓过氧化物酶、催乳素、抵抗素、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αII型,均通过标准免疫测定进行测量。
促甲状腺激素
促甲状腺激素(TSH)被纳入并单独报道,用于评估抑郁症的总体评估中的甲状腺功能减退或甲状腺功能亢进。内源性抑郁症患者的基础血清TSH水平通常较低,从基线到峰值的TSH变化也较低。抑郁症可能与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或轻度甲状腺功能衰竭有关。
肠道菌群健康检测
有时候,我们口头说的“抑郁症”很多情况是短暂的抑郁情绪,还不是重度抑郁症,可以趁抑郁症在早期阶段,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对其进行干预和管理。
//饮食
饮食选择显著影响其他身体系统,例如内分泌、免疫和胃肠道系统。
避免不健康饮食
限制摄入食品添加剂、糖、饱和脂肪酸和精制碳水化合物等。
富含脂肪的饮食可能促进焦虑和抑郁的发展或持续。高脂肪摄入不仅会导致肥胖,还会引起身体系统广泛的炎症。肠道微生物组可能会改变高脂肪饮食的有害影响,改善情绪和行为。
来自西班牙巴塞罗那赫罗纳生物医学研究所(IDIBGI)和庞培法布拉大学(UPF)的研究人员发现,较高的脯氨酸摄入量与抑郁症的发展有关。这项研究的结果发表在《细胞代谢》杂志上。
为了更多地了解饮食是否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IDIBGI研究人员将大约100名受试者分为三类:非抑郁症、轻度抑郁症和重度抑郁症。从那里,他们分析了抑郁症诊断与肠道微生物组组成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通过对氨基酸的代谢物分析,研究人员能够将体内脯氨酸与抑郁症评分最紧密地联系起来。
为了了解这种脯氨酸从何而来,研究人员依靠包含参与者饮食信息的调查问卷。脯氨酸再次成为对抑郁症影响最大的饮食因素。
什么是脯氨酸?
我们体内的蛋白质由20种特定氨基酸的各种组合组成,其中9种被认为是“必需的”。身体无法自行制造这九种氨基酸,我们需要通过饮食摄入它们。
脯氨酸是一种非必需氨基酸,这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在生命的大多数阶段都可以产生足够的量。然而,在压力、康复或成长时期,这种氨基酸变得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需求量超过了我们身体的制造量。
富含脯氨酸的食物
大多数肉类、鱼类和乳制品也含有脯氨酸。
需要避免脯氨酸来降低抑郁风险吗?
根据这些结果,看起来有必要从饮食中去除任何含有脯氨酸的食物,以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
根据研究作者和我们经验还是不要那么绝对。毕竟许多富含脯氨酸的食物,包括肉类、鱼类和奶制品,都富含对正常生长、发育和免疫支持至关重要的营养素。
在建议减少饮食中这部分食物之前,我们认为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当然,关于抑郁症的饮食干预不只是避免某些食物的摄入,而是要建立一个全面健康的饮食习惯。
健康饮食
2019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富含水果、蔬菜、鱼类和瘦肉的健康饮食有助于降低抑郁症的临床水平。
地中海饮食(主要是纤维、鱼和全谷物),已被证明可以通过增加产短链脂肪酸菌丰度来调节肠道菌群组成,从而减少抑郁症的发作。
也有研究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适度限制热量的健康饮食有助于改善抑郁症状。
多酚还被证明可以通过抑制参与氧化应激和炎症的丝裂原激活蛋白激酶途径来改善抑郁症状。多酚还作为益生元为微生物提供营养,两者相辅相成。
一项干预性随机临床试验表明,富含类黄酮的橙汁可以通过增加BDNF和毛癣菌科Trichophyton来缓解抑郁症。
饮食与抑郁症密不可分,一文涵盖多种生物学机制
深度解析|炎症,肠道菌群以及抗炎饮食
//动起来
缺乏身体活动是抑郁和焦虑的常见危险因素。在治疗重度抑郁症方面有大量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已被证明有助于预防、缓解和治疗症状。
定期锻炼对身体有好处,有助于增强力量和健康,而且对大脑和神经系统也有帮助。在剧烈运动期间,身体会释放内啡肽和多巴胺等神经递质,这有助于增加愉悦感和幸福感。
//注重睡眠质量
睡眠质量是幸福感的重要指标。80%的抑郁症患者自我报告存在睡眠障碍。晚上适当的休息(不要太多或太少)是控制抑郁症和保持精力充沛的好方法。为了达到最佳健康状态,建议七到八小时。
除了适当的休息之外,充足的睡眠还有助于注意力、认知、记忆形成和情绪调节。
如果有睡眠问题,请持续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比如收起电子产品,睡前写日记,并制定一个轻松的睡前习惯来放松身心。
如果睡眠无法改善,请寻求医生的帮助。
//冥想正念
当您处于抑郁状态时,很容易陷入消极的想法和情绪中。正念、冥想和呼吸练习可以成为抵御压力和焦虑、让你的大脑专注于当下的一种方法。还可以将正念应用于创造性追求,其中可能涉及日记、绘画、唱歌、玩耍、跳舞等活动。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冥想对某些生理功能具有积极、显著的影响。练习冥想可以影响大脑结构、大脑网络,保持自主神经系统的稳态,甚至影响我们基因的运作方式。
练习正念也可以导致知觉转变。你的想法和情绪不再被视为压倒性的事件,而是一个有助于洞察和平静的时刻。
//走出去,感受新鲜空气
抑郁症的症状之一是很难起床,完成基本任务可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如果忽视户外活动而更多地待在室内,可能会扰乱睡眠和昼夜节律,并导致维生素D不足。
维生素D水平下降与抑郁症之间可能存在关联。尽管研究仍然很少,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维生素D可以在缓解抑郁症方面发挥治疗作用。然而,它在促进免疫功能健康、细胞生长和维持骨骼健康方面的益处是众所周知的。
为了摆脱抑郁症,充足的自然阳光照射有助于满足每日维生素D。拥抱自然疗法,感受皮肤上的阳光,并在街区周围散步以改变环境。
//依靠爱的人
当你感到沮丧时,你很容易孤立并拒绝与人交往的尝试。或者你可能在人群中却仍然感到孤独。然而,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如果你的社会支持质量下降,它可能会加剧抑郁症状,并产生更多的孤独、内疚、羞耻和疏远感。
建议适当社交,是提高自尊、适应力、爱的途径——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产生积极的心理健康结果。数十年的研究证明,与社区的较高社会关系质量与降低压力水平和抑郁症状有关。
哈佛大学成人发展研究对幸福进行了一项长期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可以产生精神和情感刺激(情绪助推器),并有助于抵消孤立感。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人际关系是幸福和生活满意度的有力预测因素。
//尽可能寻找感激之情和欢笑
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感恩可以改善认知和情感健康。研究的一项感恩干预措施是使用感恩情,在其中列出几周内每天让你感激的三到五件事。感恩练习有助于增加积极情绪、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并减少抑郁症状。
研究发现幽默可以成为对抗抑郁症状和焦虑的重要应对机制。当你沮丧时,很难从任何事情中找到乐趣。即便如此,寻找令人愉快的活动仍然是件好事,比如观看搞笑的单口喜剧、拥抱宠物、沉迷于一部让人感觉良好的电影、听音乐、犒赏自己一个热水澡,或者点你最喜欢的饭菜。做任何你喜欢做的事都可以带来快乐。
//尝试摆脱情绪低落的小技巧
列出日常任务清单,使用提醒便签,或者使用计划表有助于保持生活有条不紊。尽可能减少责任,为自己设定合理的目标。当感觉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少做一些事情。当感到沮丧时避免做出重大决定。
-写日记
作为治疗的一部分,可以通过表达痛苦、愤怒、恐惧或其他情绪来改善心情。
-阅读
阅读知名的自助书籍和网站。医生或治疗师会推荐书籍或网站以供阅读。
-战胜拖延
抑郁症的症状,例如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拖延。拖延事情会加剧抑郁。它会导致增加内疚、担忧和压力。制定短期目标并努力首先完成最重要的事情。成功完成的每一项任务都会帮你打破拖延的习惯。
-尝试社交或找到有用的团体
-避免酗酒
酒精似乎可以减轻抑郁症状,但从长远来看,它们通常会加重症状,使抑郁更难治疗。
可以通过肠道菌群检测,了解整体菌群结构和异常指标,进行个性化干预。
如果发现核心菌属丰度低,有害菌丰度高,菌群结构紊乱,那么可以配合使用抗生素或益生元等抑制过多有害菌,加以改善。
或者通过粪菌移植的方式适当改变菌群结构,从而有效改善。
发现异常菌群,可以针对缺乏菌群,通过补充益生菌,功能性补充剂等方式加以改善。
//益生菌&益生元
益生菌
在另一项研究中,热灭菌的短双歧杆菌可以调节肠道菌群成分,从而预防慢性社交失败压力引起的抑郁症状。这种具有功能性食物成分的菌株可以用作新的疗法。
doi:10.7759/cureus.40293
益生元
每天5克的低聚半乳糖和1克或以下的二十碳五烯酸可以有效缓解抑郁症状。虽然EGCG具有潜在的抗抑郁特性,但可能需要3克/天的较高剂量才能产生显着效果。
doi.org/10.3389/fnut.2023.1206468
益生菌和益生元联合给药
研究表明,益生菌和益生元的联合给药可以达到更大的抗抑郁效果。益生元的显著营养作用可能会提高益生菌的存活率,从而增强益生菌的抗抑郁能力。
//粪菌移植
一种直接干扰肠道菌群的方法是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MT)。它在抑郁症和微生物结构紊乱方面的优异表现使我们看到了新的治疗方向。
在一项动物研究中,NLRP3KO菌群移植显著改善了受体小鼠的抑郁样行为。在他们的研究中,FMT机制主要依赖于抑制抑郁小鼠中circHIPK2的表达。
在人类受试者中,FMT也显示出类似的效果。在一份FMT作为抑郁症辅助治疗的病例报告中,入选的患者表现出抑郁症状的改善、肠道菌群多样性的增加以及胃肠道症状的缓解。
然而,这种影响并不持久,他们推测FMT的疗效与供体和受体的微生物相似性有关。FMT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提高成功率、最佳交付途径、捐赠者选择和其他需要探索的问题。
//药物
N-乙酰半胱氨酸(NAC)
NAC通过其抗氧化、抗炎和谷氨酸调节活性,可能在多种精神疾病的治疗中发挥作用。
身体使用N-乙酰半胱氨酸(NAC)来制造自身的抗氧化剂。医学上,NAC用于治疗对乙酰氨基酚中毒;只要在服药过量后的前8小时内服用,几乎100%有效。
根据对多项单独研究数据(包括574名抑郁症患者和健康参与者的数据)的一项审查,据报道,NAC在使用3-6个月内有可能改善抑郁症状和整体日常功能。此外,据报道,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在3-4个月后得到改善。
NAC还可以通过减少大脑的氧化应激来平衡情绪。例如,一项针对76名抑郁症患者的研究报告称,服用NAC的患者大脑抗氧化水平较高。
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
医生通常会先开一种SSRI药物。通常认为这些药物更安全,所产生的不适副作用一般少于其他类型的抗抑郁药。SSRI药物包括西酞普兰(Celexa)、艾司西酞普兰(Lexapro)、氟西汀(Prozac)、帕罗西汀(Paxil、Pexeva)、舍曲林(Zoloft)、维拉佐酮(Viibryd)
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
SNRI药物包括度洛西汀(Cymbalta)、文拉法辛(EffexorXR)、地文拉法辛(Pristiq、Khedezla)和左米那普仑(Fetzima)
非典型抗抑郁药
这些药物不太适合归入其他任何抗抑郁药类别。这些药物包括安非他酮(WellbutrinXL、WellbutrinSR、Aplenzin、ForfivoXL)、米氮平(Remeron)、奈法唑酮、曲唑酮和伏硫西汀(Trintellix)。
三环类抗抑郁药
例如丙米嗪(Tofranil)、去甲替林(Pamelor)、阿米替林、多塞平、曲米帕明(Surmontil)、地昔帕明(Norpramin)和普罗替林(Vivactil)等这些药物可能都很有效,但是副作用往往比新型的抗抑郁药更严重。因此通常不会开三环类药物,除非您已经用过SSRI,却没有起色。
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
反苯环丙胺(Parnate)、苯乙肼(Nardil)和异卡波肼(Marplan)等MAOI药物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因此,一般在其他药物没有疗效的情况下才会开这些药物。使用MAOI时需要严格控制饮食,因为这类药物会和某些奶酪、泡菜、葡萄酒等食物以及某些药物和草本补充剂发生相互作用,危险甚至致命。司来吉兰(Emsam)是一种新型MAOI,可以作为垫片贴在皮肤上,副作用少于其他MAOI药物。这类药物不能和SSRI药物联合使用。
鼻内艾氯胺酮
新药物,例如鼻内艾氯胺酮,可以快速发挥抗抑郁作用,特别是对于难治性抑郁症患者。以鼻喷雾剂的形式提供,通常在几个小时内迅速起效,缓解抑郁症状。使用艾氯胺酮的人通常会继续服用口服抗抑郁药以维持症状的改善。
多种药物
突然停药的风险
咨询医生前,请不要停止服用抗抑郁药。抗抑郁药一般不会上瘾,但有时会产生身体依赖性(这与上瘾不同)。突然停止治疗或多次漏服药物可能导致类似戒断的症状,突然放弃治疗可能导致抑郁症恶化。配合医生,逐渐安全减小剂量。
//中药类
五味子可以通过抑制TLR4/NF-κB信号通路来减轻抑郁小鼠的肠道微生态失调。
除了调节炎症,中药还在调节神经递质水平方面发挥作用。
除了动物研究,临床研究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对患有抑郁症的癌症患者使用中药复方小柴胡汤进行干预。给药后,受试者的抑郁症状减轻,肠道微生态失调得到部分逆转(特别是减少了副拟杆菌、Blautia和瘤胃球菌科细菌的丰度)。有趣的是,这种抗抑郁的草药也表现出一些抗肿瘤作用,其潜在机制涉及TLR4/MyD88/NF-κB信号传导。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途径在涉及微生物群的抑郁症发病机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也表明,与抗抑郁药相比,中药可以减少不良事件。鉴于目前的研究数量有限,准确总结中药治疗抑郁症的益处和风险还为时过早。
//专业治疗
一旦注意到抑郁症的迹象或症状,与心理健康专家交谈将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值得信赖的治疗师可以识别模式,帮助情绪调节。
心理治疗
几种类型的心理治疗(也称为谈话疗法或咨询),可以通过教抑郁症患者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改变导致抑郁的习惯来帮助他们。
治疗抑郁症的循证方法包括:
一种谈话疗法,旨在帮助改变任何可能导致或恶化抑郁症的消极思想或行为模式。这种疗法通常也是短期的,重点是解决当前的问题并学习新的应对技巧。
治疗师通过帮助个体识别和处理与人际关系有关的困难,以及改善与他人的交流方式,来促进情绪上的积极变化。解决几个常见的人际问题,包括失去、冲突、角色变化和人际孤立感。个体可以增强情感的稳定性和归属感,提高应对人际问题的能力。
心理健康服务远程医疗的发展提供了面对面治疗的替代方案,在某些情况下使人们更容易、更方便地获得帮助。对于过去可能对寻求心理健康护理犹豫不决的人来说,远程心理健康服务可能是比传统心理健康服务更容易的第一步。
脑刺激疗法
如果药物或心理治疗不能减轻抑郁症状,脑刺激疗法可能是一种值得探索的选择。
拥有最多证据的脑刺激疗法包括:
ECT和rTMS是使用最广泛的脑刺激疗法,其中ECT的使用历史最长。
替代疗法
每日晨光疗法是季节性情感障碍患者的常见治疗选择。光疗设备比普通室内照明明亮得多,被认为是安全的,但患有某些眼病或服用增加对阳光敏感性的药物的人不建议。
我们应该全面认识抑郁症,意识到其不仅仅是一种心理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多个身体系统的综合性障碍。除了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外,抑郁症还可以引起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以及睡眠障碍等多方面的变化。
目前对于微生物组在口腔-肠道-脑轴中的作用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从病理生理学到调节肠道微生物组对精神疾病产生影响。关于口腔微生物群与精神疾病的关联详见本次推文第二篇:
口-肠-脑轴与精神健康的关系
这些身体系统的紊乱可能进一步加剧抑郁症的症状,并对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在临床实践中,针对抑郁症的治疗需要不同科室的医生共同合作。未来更多需要整合心理治疗、药物治疗、营养治疗和包括菌群检测在内的综合性健康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术,实施多学科联合治疗,为抑郁症的治疗提供全新的视角,并为未来研究和改进抑郁症治疗策略提供宝贵的经验。
吾日三省吾身:
每天给予自己足够的关怀和爱吗?
对自己的身心健康变化是否警觉并感兴趣
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情绪,并且能够充分处理和接纳它们
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快乐,远离抑郁。
中医药治疗抑郁症——来自肠道菌群的解释
环境污染物通过肠脑轴影响心理健康,精神益生菌或将发挥重要作用
抑郁症,恐惧,压力和肠道微生物群脱不开的关系
肠道微生物组在人类神经系统疾病中的作用
柳叶刀:肠道微生物群在神经系统疾病中的作用
行为和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的肠道微生物分子
深度解读|肠道菌群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关系
自闭症,抑郁症等与维生素缺乏有关
阿尔茨海默病de饮食-微生物-脑轴
肠道微生物群在多发性硬化中的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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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可以说是最有效和可行的生活方式因素,个人可以利用它来保护自己免受各种疾病的侵害,包括代谢性、心血管、神经退行性和肿瘤性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进行150-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运动的好处具体不用多说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坚持呢?
让我们挪不开腿的除了以上理由之外,有没有可能存在什么生理瓶颈,阻止了我们进行定期的体育活动呢?
由LenkaDohnalová领导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团队,开始使用一大群基因多样性的野生小鼠来回答这个问题。
肠道微生物群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神经系统,促进运动的进行呢?
本文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研究人员观察到,个体间运动能力的显著差异,表现最好的动物比最弱的动物快10倍以上。
为了探索这些差异的原因,研究人员对这些小鼠进行了深入的分子和生理学分析。神奇的是,研究人员发现:
我们来看一下研究人员的探索过程。
DohnalováL,etal.,Nature.2022
研究人员探究了肠道菌群在运动表现中的功能重要性,并在无菌或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小鼠中进行了运动测量实验(即在确定的微生物群落环境下)。
发现在无菌或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小鼠中(也就是缺乏微生物群的小鼠),自愿运动和耐力运动能力降低了50%左右。
研究人员使用SHapleyAdditiveexPlanation(SHAP)评估了预测模型中各个微生物组特征的贡献。
所有微生物群特征的SHAP值排序有助于预测DO小鼠的运动表现
研究人员确定,这一影响是由特定菌群引起的,包括毛螺菌科(Lachnospiraceae)和丹毒丝菌科(Erysipelotrichaceae)的成员。
这些实验证明,肠道菌群可能是个体运动能力差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剧烈的体育活动会在大脑中引起多种神经化学反应,包括纹状体中多巴胺释放的激增。有趣的是,在没有肠道菌群的情况下,这种激增严重减弱了。
我们知道,多巴胺的释放会导致愉悦、动力和奖励感,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在剧烈运动后所经历的“跑步快感”现象。
基于这些发现,推测:
微生物群通过调节运动诱导的多巴胺反应来增强运动能力。
通过一系列药理学和化学遗传学的介入实验,发现多巴胺缺乏确实是导致微生物群消失动物运动能力降低的原因。与此一致的是,恢复多巴胺信号完全恢复了它们的运动能力。
微生物群与大脑之间的通信可以通过微生物分子进入全身循环,或者通过肠道和大脑之间的直接神经连接进行。
为了确定微生物群在运动过程中如何影响感觉神经元的活动,研究人员结合了微生物遗传学、代谢组学和神经元记录技术。
结果发现,微生物通过合成脂肪酸酰胺,增强感觉神经元的活动,通过内源性大麻素受体CB1介导。这种神经元活动的增加进而增强了运动过程中的多巴胺信号(见下图)。
ThaissCA.Science.2023
这种途径可以通过胃肠道干预来调节运动表现
例如,用基因工程产生脂肪酸酰胺的细菌定植无菌小鼠,或用含有脂肪酸酰胺的饮食喂养抗生素治疗的小鼠,可以恢复它们的运动能力。
然而,使用外周CB1抑制剂或中枢多巴胺受体阻断剂时,这些干预的积极效果就会被取消掉。
该研究的重要发现:
微生物群代谢产生脂肪酸酰胺,由肠道神经支配神经元上的内源性大麻素受体CB1感知,这增强了它们在运动中的活性。感觉神经元的激活,反过来增强了纹状体中的多巴胺信号,从而推动了运动表现。
这项发现有几个重要的启示:
这种肠-脑途径的进化目的尚待确定,推测它可能将动物决定长期进行体育活动与胃肠道的营养状况联系起来。无论是精英运动员还是业余跑步者,心理状态在运动参与和表现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微生物组及其代谢产物的可塑性,为在全球范围内增加运动参与及其健康益处提供了一条潜在途径。
这项发现开启了利用这一途径影响其他多巴胺依赖性大脑功能的可能性,如学习、情绪、成瘾等领域都可能应用。
当然,这也让我们看到了肠道菌群检测在个体运动能力评估中具有巨大潜力,通过微生物群干预,为提升运动积极性,发展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和训练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
参考文献:
DohnalováL,LundgrenP,CartyJRE,etal.,Amicrobiome-dependentgut-brainpathwayregulatesmotivationforexercise.Nature.2022Dec;612(7941):739-747.doi:10.1038/s41586-022-05525-z
人类微生物组包含约1000多个常见物种,微生物细胞数量达10-100万亿个。微生物大多数遗传库分布在人类胃肠道内,与许多生理过程的发育和功能有内在联系,例如,肠道屏障完整性和稳态、营养、免疫和神经心理行为等。
在这种情况下,将健康捐赠者的粪便物质直接移植到受体的胃肠道中(称为粪便微生物群移植,简称粪菌移植,FMT)代表了一种操纵受体微生物群并赋予健康益处的治疗方法。许多国家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最近的批准表明,粪菌移植和治疗性益生菌鸡尾酒疗法目前正在扩大研究和应用领域。
这种方法成功的关键是能够在患病患者的胃肠道内重建并将肠道微生物群恢复到理想的健康状态。据报道,粪菌移植在临床中治疗艰难梭菌感染成功率接近90%。
最近发表了几项通过粪便微生物移植(FMT)来治疗炎症性肠病(IBD),特别是溃疡性结肠炎的随机临床试验,但是研究设计存在重大差异。这些包括给药剂量、给药途径和频率、安慰剂类型和评估终点的差异。总体结果看起来很有前景,但它们高度依赖于捐赠者和接受者因素。
★
虽然说,生态学和微生物学在研究复杂群落的方向经常会有交叉部分,但两者在历史上都是作为独立的科学学科发展起来的,在概念、术语、综合和理论的使用上往往有所不同。
临床研究中的FMT,个体之间粪便物质的移植符合社区合并的概念。这个概念指的是:
整个生物群落及其环境的大规模混合
虽然在宏观生物生态学(即植物和动物)中构成罕见事件,但群落合并在微生物系统中很常见,实际上,群落经常作为一个单元迁移。
这一原则与FMT治疗相一致,尽管该术语似乎尚未在临床研究中得到很好的确立。然而,合并后群落重新排列的结果(即植入)更常用于跟踪FMT功效。
这一发现支持了繁殖压力(即引入的个体数量与独立引入的数量的组合)对于在新环境中成功引入非本地物种的重要性。
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
i)初始微生物物种种群的大小可以直接影响其在非本地环境中持续存在的能力
ii)即使是短暂的入侵者也会对微生物组产生影响,有时会促进其在后续环境中的引入入侵尝试(例如,重复入侵尝试的重要性)
第三,患有传染病的患者在接受单途径FMT给药后,微生物组植入量更大。这与以下观点一致:驻留微生物组的先前不稳定(即,在这种情况下,生物干扰)也会对肠道生物抵抗力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胃肠道中非本地物种(例如感染期间的致病菌)的存在可以促进其他非本地物种的后续入侵。
根据几项随机对照试验和荟萃分析的报告,FMT是治疗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的一种既定且高效的治疗选择,最终制定了国际指南,以标准化其使用艰难梭菌感染的可行治疗方式。
继成功治疗艰难梭菌感染后,FMT也在炎症性肠病(IBD)患者中进行了研究,首先是在非随机研究中,随后在随机对照试验中,尽管FMT方案和程序存在显着差异,但两者均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
然而,采用FMT治疗IBD受到一些限制,包括招募捐赠者、准备粪便材料、确定最佳给药途径以及缺乏明确和既定的监管框架。
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在策略包括识别和使用可持续、可重复和标准化的方案,最终目标是改变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因此,建立最佳的FMT整体框架对于IBD的未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共识过程是按照以下步骤制定的:
确定成员
确定了25名共识成员,他们在微生物学、免疫学、FMT和IBD领域拥有公认的专业知识,并全部参加了专家小组。
注:德尔菲法是在20世纪40年代由O.赫尔姆和N.达尔克首创,经过T.J.戈尔登和兰德公司进一步发展而成的。
德尔菲法作为一种主观、定性的方法,不仅可以用于预测领域,而且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具体指标的确定过程。
分工作小组
根据个人专业知识,每位成员被分配到四个工作组之一:
专家评分
对于每项陈述,专家们被要求对他们的同意程度进行评分:
如果至少80%的受访者对每项陈述表示强烈同意或同意保留意见,则达成共识。
最终达成共识
IBD的确切病因目前尚不清楚;然而,其发病机制是多因素的,受遗传易感性、宿主粘膜免疫反应和环境(包括饮食和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
IBD,如克罗恩病(CD)和溃疡性结肠炎(UC),是一种慢性、复发性消化道炎症性疾病,是由于遗传易感个体肠道免疫系统和肠道微生物群之间失去稳态而导致的。由于对肠道微生物群的耐受性失调或将微生物与底层组织分开的上皮屏障破坏,导致不适当的粘膜免疫反应,可能会导致IBD的发展或持续。
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相对丰度、多样性和功能的改变(即菌群失调)促进IBD的发生和进展。
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组特别缺乏普拉梭菌,这种细菌因其潜在的抗炎特性而被认可。
关于普拉梭菌详见:
肠道核心菌属——普拉梭菌(F.Prausnitzii),预防炎症的下一代益生菌
越来越多的临床和实验数据表明,共生微生物群在维持人类和实验性IBD的炎症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一些报告显示,IBD期间微生物多样性下降,尤其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有趣的是,厚壁菌门的成员普拉梭菌显着减少,并且具有公认的抗炎活性。
IBD患者感染艰难梭菌的风险高于一般人群。
IBD特异性危险因素,例如免疫抑制、炎症的严重程度和扩展以及IBD中观察到的肠道菌群失调,被认为是IBD患者艰难梭菌感染高风险的主要原因。
艰难梭菌的选择较高毒力、抗生素耐药性和反复感染率增加的菌株使得IBD中艰难梭菌感染的治疗更具挑战性。因此,建议采用个体化治疗方法来控制IBD发作期间的艰难梭菌感染。
适合IBD实验性FMT的供体应接受血液和粪便检测,测试符合目前通过FMT治疗艰难梭菌感染的国家和国际指南,并且一般用于临床实践。
以FMT为目的的供体筛查的主要原则是避免潜在的传染病传播。用于筛查艰难梭菌感染FMT的指定血液和粪便参数已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多项随机对照试验中被证明是安全的。应提供包含待测试的强制性国际参数的列表,而其他参数则应取决于地理区域(例如,热带地区)、患者的医疗状况或捐赠者的病史(例如,粪便钙卫蛋白增加史)。
除了血液和粪便检测外,还应通过多项调查问卷监测总体健康状况、饮食和心理状态,以避免任何潜在的非传染性不良事件。
粪便捐赠应该是自愿的,并且应告知捐赠者捐赠的潜在风险和/或好处。此外,每位患者必须提供书面知情同意书。
可以通过粪便库对供体进行管理,以供实验使用,符合适用于艰难梭菌感染的国家和国际指南和法规,并且一般用于临床实践。
捐赠者的粪便最好在粪便库现场或进行实验程序的地点收集,遵循国家和国际指南和法规。
捐赠者应收到有关如何收集粪便的明确说明,最好是在现场或粪便库收集。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收集的粪便应储存在4°C下,并在收集后6小时内运送到临床地点或粪便库,由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处理。
根据实验方案,每个捐赠者都可以参与捐赠不同的FMT制剂。
供体粪便可用于制备不同的FMT制剂(例如,新鲜样品与冷冻样品,以及每个制剂的单个供体与多个供体)。到目前为止,建议使用冷冻FMT样品而不是新鲜制剂,主要是因为安全性。冷冻FMT样本可以被隔离,直到捐赠期结束时完成全面的捐赠者筛查。对于新鲜的FMT,在完成完整的筛选过程之前对材料进行管理。因此,对于新鲜的FMT,建议进行更定期的供体常规筛查和菌群评估。
应根据国家和国际准则和法规维护和存储捐助者信息登记册。
患者不应直接使用粪便库来治疗IBD。FMT样本的提供应始终在治疗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指导下进行,并符合国家和国际指南和法规。
粪便库的使用应仅限于医疗保健提供者,因为FMT管理需要记录和适当的后续行动,以应对任何潜在的不良事件,而这些不良事件只能在医生的监督下安全地发生。因此,患者直接使用粪便库是不合适的。
FMT的整个过程(从捐赠者筛选到粪便收集和FMT样本管理)应具有清晰的可追溯性。因此,应保留每个FMT样品的等分试样以进行测试,以防发生意外的不良事件。
FMT过程的所有步骤都应进行登记,捐赠者样本的等分试样应保留并储存在-80°C下,以便在发生任何意外不良事件(例如病原体感染)时进行回溯。
据报道,FMT后出现耐药大肠杆菌传播,这表明保留供体粪便以便在可能的不良事件发生后进行进一步分析的重要性,并保证在此类情况下及时干预。
关于供体FMT制备技术方面的共同协议,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程序标准化和优化,从而促进结果的解释。
尽管研究设计不同,FMT已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尤其是在溃疡性结肠炎中。方案的变化包括不同的FMT输注途径(例如,鼻十二指肠、直肠、口服)、给药频率、对照安慰剂(例如,水、自体粪便材料)和终点测量。关于冷冻粪便材料制备、储存和给药量的剂量标准化将有助于未来FMT研究的解释和比较,包括结果。
必须进行研究来确定供体标志物,以实现FMT在IBD中的最佳治疗效果和总体成功。因此,应该对微生物群、饮食模式(问卷)和其他方面(如药物使用、家族病史、心理状态和遗传背景)进行表征,以确定改善临床结果的潜在趋势。除了特定的供体标记外,还应该研究供体-受体的植入情况。
以前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一般规模较小,且方法学上存在异质性;因此,目前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
对于患有IBD的轻度和重度复发或难治性难免性艰难梭菌感染,建议采用FMT作为治疗选择。
FMT对于治疗无IBD患者的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有效,以及患有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的患者。然而,针对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研究报告称,单剂量FMT无法预防溃疡性结肠炎发作。没有足够的证据推荐FMT作为IBD首次艰难梭菌感染的治疗方法。
FMT可有效诱导轻度至中度溃疡性结肠炎的缓解;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据推荐FMT作为常规临床实践中溃疡性结肠炎的治疗方法,其使用通常应仅限于研究环境。
迄今为止,FMT在诱导轻度至中度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缓解方面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然而,这些研究是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队列中进行的,样本量相对较小,而且研究设计之间存在差异,使得研究之间的比较难以协调。因此,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临床常规使用FMT来诱导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缓解。但专家们一致认为,FMT可在特定情况下使用,应具体情况具体考虑,并与有关各方详细讨论。
随机对照试验表明,在FMT后获得缓解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通常在FMT治疗后不会持续缓解超过1年。
反复输注和供体-受体移植可能对于FMT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成功非常重要。
来自对溃疡性结肠炎进行FMT的现有随机对照试验的数据表明,重复输注很重要;然而,目前对于FMT成功所需的最少管理次数尚未达成共识。此外,FMT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疗效似乎也依赖于受体,表明供体-受体移植至关重要。除了鉴定对FMT成功可能重要的供体标记外,还应研究受体标记及其与供体粪便物质/粪便抗原相互作用的重要性。
FMT后肠道微生物组组成多样性的增加,可能是溃疡性结肠炎反应的标志。
现有数据表明,FMT对于轻度至中度溃疡性结肠炎诱导缓解的风险较低;然而,在使用FMT治疗IBD时已有严重不良事件的报道,包括疾病恶化。
已进行的随机对照试验中对患者安全性的评估显示出良好的结果,不良事件非常有限,其中大部分与给药方式有关。一般来说,鼻十二指肠给药比直肠给药灌肠产生的不良事件相对较多;因此,后者已被普遍认为是更安全的递送途径。然而,迄今为止,尚缺乏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长期FMT安全性数据。
在Costello等人的试验中,观察到43名接受自体FMT的患者中有2名病情恶化,而38名接受捐赠者FMT的患者中有1名病情恶化。
在Moayyedi的试验中,38名患者中有2名出现斑片状炎症和脓肿。其他显着的严重不良事件包括肺炎、艰难梭菌感染或其他形式的小肠结肠炎。
随机对照试验尚未证明FMT和对照组在疾病恶化或轻微或严重不良事件引起的症状方面存在显着差异。
溃疡性结肠炎中FMT后,常见的不良事件是短暂的轻微胃肠道症状,如腹胀、腹泻和肠胃气胀。
FMT试验中高达83%的患者观察到轻微不良事件,包括胃肠道症状,如短暂性腹泻、肠鸣、腹痛、腹胀和肠胃气胀。也有短暂发烧的报道。大多数不良事件在手术后几天内自然消失。
在临床实践中,没有足够的证据推荐FMT作为克罗恩病的治疗方法。迄今为止,其使用应仅限于研究环境。
Vermeire等人的一项初步研究显示,六名难治性克罗恩病患者在FMT后第8周没有差异。
在评估FMT在维持克罗恩病缓解方面的效果时,Sokol等人报告称,与假手术组相比,FMT组的急性发作发生率没有显着降低。
进一步的研究应包括优化该患者群体的缓解诱导和维持。大型随机对照试验必须推荐FMT作为克罗恩病患者的可行治疗方法。
在临床实践中,没有足够的证据推荐FMT作为贮袋炎(Pouchitis)的治疗方法。迄今为止,其使用应仅限于研究环境。
注:贮袋炎(Pouchitis)是保留肛门的大肠全切除术(或次全切除术)术后发生在患者回肠贮袋的非特异性炎症,是溃疡性结肠炎行回肠贮袋-肛管吻合术后最为常见的并发症。
本病病因不明。大约有1/3的患者在术后5年内可能出现这种难以解释的炎症,其中2/3的患者有复发的可能性。
据信,患有贮袋炎的患者也会出现菌群失调。目前,只有有限的研究使用FMT来治疗贮袋炎。然而,在已发表的文献和病例报告中,该手术大多被报道是安全的,但并不有效。
与溃疡性结肠炎中FMT的随机对照试验类似,所进行的研究也具有异质性,并评估了不同的结果测量。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和优化方案来确定FMT在贮袋炎中的潜在用途。
关于FMT在克罗恩病和贮袋炎中的安全性数据不足。
基于缺乏大型随机对照试验和长期随访数据,目前无法得出FMT治疗克罗恩病和储袋炎的安全性结论。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FMT在克罗恩病和贮袋炎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需要对克罗恩病和储袋炎的FMT进行进一步研究和优化,以评估疗效并生成(长期)安全性数据,以便将FMT引入临床环境。
展望D1
未来的研究需要确定精准的FMT供体和受体用于治疗IBD的最佳特征。
FMT已被证明是一种有前景的溃疡性结肠炎治疗策略。然而,有效率似乎受到供体特异性、受体特异性和手术特异性特征的影响。此外,供体-患者移植获得了更多支持,有利于确定通用的“超级供体”。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定义理想的患者和捐赠者特征及其最佳移植。
展望D2
有必要进行对照FMT试验,以优化IBD特定表型的疗效。
展望D3
需要确定预测IBD中FMT反应的生物标志物。
此类生物标志物可以通过16SrRNA扩增子测序、鸟枪法宏基因组测序、蛋白质组学和/或转录组分析来检测。通过识别此类生物标志物,有可能为IBD的FMT治疗设计更有针对性的策略,从而朝着更加精确、个性化的医疗方法发展。
展望D4
未来的研究需要确定基于FMT的IBD治疗的最佳配方和给药途径。
提高FMT功效的最佳剂量尚未确定。迄今为止,鼻十二指肠管输送以及通过结肠镜检查或直肠灌肠进行FMT输注已成为IBD研究最多的给药途径。
然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利用含有冻干粪便微生物群的口服胶囊作为其递送系统。这种给药途径侵入性较小,因此可能更受患者青睐。需要更多的随机对照试验来优化剂量和给药途径。
展望D5
需要进行研究来积累有关使用补充策略来提高FMT疗效的循证信息。
通过FMT调节肠道微生物组成的成功率可以通过补充策略来提高,例如捐赠者和接受者的支持性抗炎饮食,通过优化FMT前的肠道准备,也可以通过抗生素预处理。如益生菌、益生元、合生元和后生元补充。
如何调节肠道菌群?常见天然物质、益生菌、益生元的介绍
展望D6
需要进行研究来评估FMT作为IBD的独立治疗方法或与当前可用的治疗方式相结合的作用。
除了评估补充策略(D5)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FMT与目前使用的IBD联合疗法(从皮质类固醇到生物制剂和JAK抑制剂)的组合。
这种针对免疫反应和肠道微生物组成的组合方法可能比单独的每种策略带来更高的缓解率。此外,应研究预防发病和/或术后复发,以及FMT对癌症治疗的影响,反之亦然。
本手稿的作者代表IBD各个方面的国际专家组,他们一致认为,在将FMT推广为公认的IBD治疗策略之前,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人们普遍认为FMT对于IBD患者是安全的,特别是对于溃疡性结肠炎患者。
文献中报道的大多数并发症主要与粪便输注的给药途径有关,而不是与感染传播有关。然而,为了避免不良事件的负担,应遵循针对艰难梭菌感染的FMT治疗现有的国际指南,来严格筛选捐赠者。
IBD中的粪便微生物群移植(FMT)途径:从健康供体到恢复疾病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
doi:10.1136/gutjnl-2023-329948.
应投入粪便库以促进FMT研究,并应考虑通过实施永久捐赠者登记、通过微生物群特征和捐赠者健康状况筛选捐赠者粪便材料以及优化捐赠者粪便材料、粪便样本的储存,来治疗IBD的可能性。
粪便库应登记所有捐献者和患者数据,以便有效追踪并监测FMT施用后健康状况的变化(例如缓解/发作、心理状态)。
已经进行了几项FMT试点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来治疗IBD,但使用的是异质研究设计。现有的结果,特别是在溃疡性结肠炎方面,是有希望的,但似乎依赖于供体和患者。然而,要将FMT纳入日常胃肠道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优化短期和长期成功率,并进一步评估安全性。
该方法应确定:最佳给药途径、剂量、频率、供体-受体植入、患者表型,以及FMT反应的免疫学和微生物组生物标志物的识别。
总而言之,这样将有助于FMT的标准化及其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应用。对于克罗恩病和储袋炎,必须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来评估其使用的(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尽管如此,这一系列研究可能会从优化其在溃疡性结肠炎中的使用所采取的措施中受益匪浅。
未来的工作包括对供体微生物群进行严格表征,以及调查FMT前后对IBD接受者的影响,这可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FMT功效并阐明作用机制。
Dini-AndreoteF,CusterGF.Ecologicalprinciplesoffecalmicrobiotatransplantation.TrendsMicrobiol.2023Jun8:S0966-842X(23)00162-2.
LopetusoLR,DeleuS,GodnyL,PetitoV,PucaP,FacciottiF,SokolH,IaniroG,MasucciL,AbreuM,DotanI,CostelloSP,HartA,IqbalTH,ParamsothyS,SanguinettiM,DaneseS,TilgH,CominelliF,PizarroTT,ArmuzziA,CammarotaG,GasbarriniA,VermeireS,ScaldaferriF.ThefirstinternationalRomeconsensusconferenceongutmicrobiotaandfaecalmicrobiotatransplantationininflammatoryboweldisease.Gut.2023Jun20:gutjnl-2023-329948.
维生素C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水溶性维生素。维生素C在人体新陈代谢中具有多种重要功能,包括抗氧化、参与胶原蛋白合成、增强铁的吸收等。由于其众多生理益处,维生素C被广泛地应用于修复伤口、治疗感冒、癌症等多种疾病。
维生素C也可以直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或通过修复肠道屏障、改变氧化还原电位等方式间接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平衡起到调节作用。
个体之间的差异、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各不相同,这些都可能对维生素C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产生影响。
本文主要内容:
维生素C,也称为抗坏血酸,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它在许多身体功能中起着关键作用,包括增强免疫力、抗氧化、胶原蛋白的合成等。
维生素C的化学名称是L-抗坏血酸,它是一种有机化合物。无臭,味酸,易溶于水,微溶于乙醇,不溶于乙醚。
维生素C结构简单,化学式为C6H8O6:
这种结构使维生素C具有抗氧化性质,能够捕捉自由基,并保护细胞免受氧化损伤。
注:体内的分子暴露于环境污染物、吸烟和慢性炎症等情况时,它们会变成自由基。自由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破坏细胞并导致疾病,维生素C可以通过中和自由基来减缓或预防某些健康问题。
由于其与葡萄糖的结构相似,维生素C可以在许多化学反应中取代葡萄糖,并且可以防止蛋白质的非酶糖基化。
维生素C参与胶原蛋白、激素、肉碱的合成,促进铁离子的吸收,此外,它在免疫系统的功能和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维持内部环境的平衡和中枢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极为重要。
维生素C的大部分功能是由于其作为抗氧化剂和辅助因子的能力。由于人类缺乏L-gulono-1,4-lactone氧化酶,无法自行合成维生素C,因此完全依赖于维生素C的饮食摄入。
一些维生素C含量较高的食物
注:单位“杯”是一个常见的非正式计量单位,美规和英规略有区别,大约是237毫升-250毫升左右,涉及到果蔬的份量时,一杯通常是指将果蔬切碎后填满一杯容器的量。
维生素C对大脑健康非常重要。大脑在长期缺乏维生素C的情况下以牺牲其他组织为代价来保留维生素C,并且可以维持比其他器官(例如肝脏和肾脏)高很多倍的浓度,如下图。
维生素C的分布在身体各器官之间差异很大
doi.org/10.1016/j.redox.2020.101532
维生素C供应不足时,首先保证大脑里的浓度,那么维生素C对于大脑而言有什么作用?
维生素C对胶原蛋白的稳定作用对于形成整个身体的结缔组织框架至关重要;包括皮肤、骨骼、软骨、肌腱、韧带、血管等。
胶原蛋白生产的最后步骤取决于维生素C,维生素C在前胶原脯氨酰和赖氨酰残基的羟基化中充当电子供体。
维生素C可增强其他营养素的生物利用度,例如维生素E和非血红素铁,这可能会增强含维生素C的食物的健康效果。
维生素C经常添加到含铁的口服制剂中,以增加铁的吸收。
维生素C是否可以预防或减轻包括普通感冒在内的感染的严重程度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大多数证据都支持其好处。
维生素C有助于维持健康的皮肤。
肺部的维生素C水平是血液中的30倍。
维生素C在抵御氧化剂的同时也会被消耗,这表明即使是单剂量的维生素C,也能有效抵御肺部氧化应激的急性增加。
根据现有证据,摄入足够的维生素C可能有助于保持健康的情绪。
焦虑
抑郁
人类慢性低维生素C状态与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但是,尚未确定因果关系。
维生素C可以通过抑制炎性细胞因子来减轻炎症。
除上述主要的功能之外,在部分小型研究中提到的关于维生素C的功能如下:
助孕育:
助减肥:
降血压、防中风:
降血糖:
助排毒:
助抗癌:
牙周健康:
水溶性维生素在人体内储存较少,从肠道吸收后进入人体的多余的水溶性维生素大多从尿中排出。因此,摄入较多的水溶性维生素一般不会引起中毒现象,但是若摄入量过少,则会很快出现缺乏症状。
体内维生素C总含量低于300-400mg会出现明显症状。
维生素C的缺乏会出现什么症状?
由于维生素C功能的复杂性及其被不同还原剂的部分替代性,维生素C与坏血病症状的直接联系不容易确定。
如果发展为坏血病,典型症状是:
肌肉无力、牙龈肿胀和出血、牙齿脱落、瘀点出血、自发性瘀斑、贫血、愈合障碍、角化过度、虚弱、肌痛、关节痛和体重减轻(也可能因肿胀而出现矛盾的体重增加),而早期表现包括嗜睡、倦怠、易激惹,甚至呼吸困难等。
在生化上,维生素C血浆水平低于11μM被认为与坏血病的临床症状一致。
在专业医疗人员的指导下,补充维生素C可以轻松有效地逆转坏血病。许多症状可以在几周内轻松解决。富含维生素C的饮食将防止坏血病的发展。
什么人群更容易发生维生素C缺乏?
NIH认为,成人可耐受的上限是每天2000毫克,仅仅靠含有维生素C的食物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一上限,所以食物可以放心吃。服用补充剂则需注意剂量,可能存在过量的风险。
更高的剂量更有可能导致副作用。
维生素C过量可能会出现什么症状?
单次口服5-10克维生素C会产生短暂的渗透性腹泻和/或腹胀伴疼痛,不建议这样做。
随食物一起摄入可减少这些不良反应。
每天超过2000毫克的剂量可能会增加腹泻和肾结石的风险。如果有肾结石病史,每天摄入超过1000毫克可能会增加患结石的几率。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补充?每日摄取多少维生素C合适呢?
科学界对维生素C的最佳剂量方案(摄入量和频率)最健康存在持续争论。
对于大多数健康人来说,通过食物可以获得足量的维生素C。
维生素C摄入量标准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
注:RDA–推荐膳食摄入量,
PI–建议摄入量,SDT–建议膳食目标
在中国营养学会编著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中对维生素C的推荐摄入量: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
为什么不同地区的标准不一样呢?
这主要是由于RDA标准的基本前提从预防坏血病(~45mg/d)至健康优化(~200mg/d)。许多权威机构建议使用最低量的维生素C,但这可能无法满足不同亚群的健康需求。
例如,吸烟者和肥胖者比普通人群有更高的要求。一些国家的吸烟率继续上升,有证据表明,吸烟者每天至少摄入200mg的维生素C。
以上是维生素C的摄入量标准,具体该如何补充,应该注意什么?详见下一章节。
食物: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其维生素C?
——烹饪方式
即使将所有外部因素消除到最低限度,也会发生损失,因为由于抗坏血酸氧化酶的存在,材料内部会发生氧化反应。因此,理想的加工方法是用最少量的水快速热灭活酶,然后快速冷却。
——长期保存条件
温度对储存稳定性也有很大影响。随着温度的升高,会出现更显著的损失。然而,在长期储存期间,即使维持短期储存期间仅发生少量损失的条件,维生素C的量也会显著减少。
损失主要是由于酶催化的氧化反应,其程度尤其取决于pH、材料完整性和温度。
补充剂:一天中分几次服用
食物和许多补充剂中的维生素C是一种抗坏血酸的形式。
当肠道面临较低水平的抗坏血酸(即低于约400毫克)时,主动运输系统会吸收维生素C(即,将营养物质通过肠道并进入血液,到身体需要的地方)。
一旦这些主动运输变得不堪重负,被动扩散就会接管吸收其余的维生素C(这是一个相当低效的过程)。吸收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事实上抗坏血酸有吸收上限。
所以如果能记得的话,一天中分几次服用比较合适。
维生素C补充剂并非适合所有人。如果遇到以下任何情况,请首先与医生联系:
也不要认为维生素C服用越多越好,每天服用1000毫克或更多,实际上会使吸收率降低约50%。
维生素C可以增加某些药物的吸收,例如:
服用维生素C可以增加含铝药物(如磷酸盐粘合剂)对铝的吸收。这可能对有肾脏问题的人有害。抗酸剂中含铝:不要同时服用维生素C和抗酸剂。服用维生素C后至少等待两个小时,然后再服用抗酸剂。服用抗酸剂后等待四个小时服用维生素C。
维生素C可能会增加左旋甲状腺素的吸收。
补充维生素C会降低一些药物的疗效:
口服维生素C可能会降低这些抗病毒药物的作用。
当与维生素C一起服用时,烟酸和他汀类药物的影响可能会降低,这可能有益于高胆固醇的人。
高剂量的维生素C可能会降低人体对这种抗凝剂的反应。
其他还包括:
维生素C增加或减少药物副作用的风险
如果服用雌激素或基于雌激素的避孕药,维生素C可能会增加激素副作用的风险。这是因为维生素C可能会减缓雌激素离开身体的速度。
一些早期的研究认为,维生素C可能有助于预防阿司匹林和非甾体抗炎药引起的胃部不适。
维生素C和益生菌对肠道健康和免疫力有不同的好处,它们可以很好地互补,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安全地一起服用。
一项针对学龄前儿童的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初步研究中,发现益生菌与维生素C联合预防呼吸道感染的功效(URTI;33%,P=0.002)。
注:Lab4益生菌包含:嗜酸乳杆菌CUL21(NCIMB30156)和CUL60(NCIMM30157),双歧杆菌CUL20(NCIMB30153)和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CUL34(NCIMM30172)。
注意:根据说明书剂量服用或遵医嘱。
以上并不是维生素C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的完整列表。在开始补充维生素C或调整摄入量之前,请与医生或药剂师沟通,让医生知道你正在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其他维生素或微量营养素、草药补充剂等。
静脉注射和口服给药,这两者可能具有不同的药代动力学特征。
药理学模型显示,口服维生素C,即使是在非常大和频繁的剂量下,也只能适度地增加血浆浓度,从0.07mM增加到最大0.22mM。
而静脉注射剂量预计会导致血浆维生素C峰值水平比口服剂量高60倍以上,尿液浓度比口服剂量低140倍。
分子的实际生物利用度由许多因素控制,包括肠道和其他组织的吸收、肾脏的吸收和排泄以及其他患者特异性因素。
除了通过静脉给药和口服给药的浓度差异外,口服给药将维生素C直接输送到肠道微生物组,而不是通过血液;因此,它对肠道微生物的影响可能与动力学和浓度有关,这与影响血浆水平的动力学和浓度完全不同。
静脉注射维生素C常用于临床医疗环境中,用于治疗某些疾病或特殊情况下的高剂量补充,如感染、外伤、手术恢复等。专业医生会给予相应的建议。
口服给药适用于一般的日常维生素C补充,维持正常的维生素C水平。
有几种方法可以评估人体中的维生素C状态。这些包括测量血浆、尿液、组织、粪便中维生素C的浓度。
检测血浆维生素C,血浆样品中维生素C的定量测定常见的有两种方法:酶法和色谱法。
酶促维生素C测定
有几种基于维生素C的酶促转化的商业试剂盒,产生可以用光光谱法检测的信号。通常,抗坏血酸氧化酶用于这种类型的测定。这些测定的常见方法是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它非常适合分批处理样品,但不太方便立即测定少数样品中的值。
根据欧洲外部质量评估计划(InstandEQAS)中报告的方法,基于酶的分析方法在医院中并不常规使用。如果临床对立即测定维生素C的需求增加,由于其直接的技术性质,这些基于酶的测定可用于护理点或集中平台。
色谱法测定维生素C
抗坏血酸和DHA的定量测量目前是通过高效液相色谱(HPLC)方法进行的。如果必须分析具有相似性质的多种化合物,或者如果存在许多可能干扰感兴趣化合物定量的物质,则HPLC方法是优越的。
将酸化样品注射到HPLC仪器中后,通过通过基于化合物的物理性质不同地保留化合物的柱来分离化合物。结果,在分离柱的末端,可以选择性地检测抗坏血酸和DHA,而不受其他化合物的干扰。
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检测分离后的抗坏血酸和DHA,一种是电化学检测,另一种是紫外线检测。这两种检测方法给出的结果相同,但由于相对技术简单,紫外线检测更广泛地用于日常检测。
其他检测技术,如荧光检测,需要在柱前对抗坏血酸和DHA进行化学改性,但使用较少。比色/荧光法可能会产生更高的DHA浓度,因为该方法缺乏特异性。
可以查看近期体内维生素状况。
肠道菌群可以影响食物中的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肠道菌群的失调可能会影响维生素C吸收,从而出现维生素C缺乏,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因此,检测肠道菌群的状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维生素C的吸收和利用情况。
肠道菌群与维生素C的水平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
为什么肠道菌群检测报告可以了解维生素情况?
我们来看下一章节。
我们在日常生活会看到,同样吃食物,有些人的维生素吸收状况比较好,有些人就容易缺乏,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大剂量补充对一些人的身体有益,而少数人因为过量出现了肾结石呢?
这里我们分为两个方面来讨论:
一个是肠道微生物群对维生素C的影响,
一个是维生素C的补充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
微量营养素使用各种特定的吸收途径和机制,既可以是被动的,也可以是主动的。
膳食维生素C很容易通过钠依赖性维生素C转运蛋白(SVCT1和SVCT2)在肠道中吸收,其他比如维生素A、维生素D的吸收通过小肠中的被动扩散发生。
肠道微生物群是人体肠道中的有效生物反应器,可将各种化合物转化为有益或有害的代谢物,因此对其生物利用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doi:10.1016/j.coemr.2021.100285
胃肠道各部分理化特性的差异,以及位点特异性受体的存在,使得不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够沿胃肠道吸收。不同微生物在每个不同部分的定殖会影响当地环境,从而对微量营养素的生物利用度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微生物可以干扰维生素C的吸收
微生物可以通过干预生物合成过程和调节吸收,来调节微量营养素的水平,包括维生素C。
来自革兰氏阴性菌的脂多糖降低SVCT-1的表达,进而降低SVCT-1-介导的维生素C的摄取。
ChmielJA,etal.,NatRevUrol.2023
大肠杆菌可以通过释放脂多糖来减少宿主对抗坏血酸的摄取,从而增加NF-κB依赖性TNF的产生,其进而通过抑制SLC23A1和SLC23A2启动子(分别编码SVCT1和SVCT2),来降低钠依赖性维生素C转运蛋白SVCT1与SVCT2的表达。从而对维生素C的吸收率产生负面影响。
细菌可以与宿主竞争维生素C
大肠杆菌抗坏血酸转运蛋白对抗坏血酸的亲和力高于哺乳动物SVCT1,这表明细菌可以与宿主竞争维生素C。
因此,肠道菌群中大肠杆菌等革兰氏阴性菌占比较多的情况,可能不利于维生素C的吸收,这在谷禾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中也是可以反映的。
肠道细菌如大肠杆菌和乳酸杆菌代谢维生素C。
利用ula基因簇,大肠杆菌等细菌可以将抗坏血酸代谢为D-木酮糖,宿主细胞可以进一步加工木酮糖以产生草酸盐。
在肺炎链球菌、沙门氏菌、福氏志贺菌、粪肠球菌、肺炎克雷伯菌等病原菌中,也发现了相同的ula基因簇。
带ula的致病菌与草酸盐:携手制造结石
结石形成者(比如肾结石患者)微生物群更常见地富含携带ula基因簇的致病菌,并且这些患者在接受口服维生素C时,草酸盐增加的水平比非结石者增加得更多。高草酸盐水平增加了结石的风险。
因此,如果在肠道菌群检测报告中发现以上提到的致病菌占比较多,则有可能在代谢维生素C的时候产生的草酸盐过多,增加了结石的风险。
“
以上通过微生物群代谢维生素的机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结石形成的机制。
既然有促进结石的细菌,自然也有降解的细菌:
一些乳酸杆菌可以将维生素C转化为乙酸盐和乳酸盐,这是一种无毒的代谢产物,通过生物能量途径增加微生物组的功能,并可能促进这些草酸降解细菌的定植。
Oxalobacterformigenes是一种革兰氏阴性厌氧细菌,可降解肠道草酸盐并促进原发性高草酸条件下肠道草酸盐的分泌。该菌在肠道定植可降低尿液或血浆中的草酸盐浓度。
BaroneM,etal.,Biofactors.2022
因此,健康的肠道菌群结构非常重要,菌群在该干活的时候各司其职,井井有条,那么你的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也随之提升。
以上是肠道菌群对维生素代谢吸收的影响,反过来,维生素C的补充也可以影响肠道菌群的组成。
二、
补充维生素C可以直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也可以通过改变氧化还原电位、修复肠道屏障,改善肠道条件,支持部分有益菌生长,防止有害菌泄漏到身体其他部位。
维生素C直接调节肠道菌群
与安慰剂组相比,补充维生素C已被证明可以显着增加微生物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以及Collinsella的相对丰度和粪便水平的短链脂肪酸,特别是丁酸盐和丙酸盐。
在健康受试者中,每日高剂量维生素C补充(1000mg/天):
下列菌群的相对丰度升高
下列菌群的相对丰度下降
一项观察性研究探讨了微量营养素维生素C对肠道微生物组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维生素C增加了肠道中双歧杆菌属的丰度,在科水平上,毛螺菌科和双歧杆菌科显著增加。
双歧杆菌属的成员是有益菌,例如增加ATP生成、调节免疫系统、黏膜屏障完整性、短链脂肪酸的产生,对健康有益,维生素C通过增加肠道有益菌促进健康。
改变氧化还原电位
调节微生物组的机制类似于维生素B2:通过改变氧化还原电位,改善消化道中的厌氧/耐氧平衡,从而选择性地支持微生物生长,改善肠道条件。
与安慰剂相比,维生素C组粪便样本中的粪便pH值和氧化还原平衡降低。
修复肠道屏障
我们知道,肠道屏障受损,细菌和有害物质有可能会穿过屏障进入血液循环,对人体产生各种负面影响,导致诸如过敏、炎症、自身免疫疾病等多种反应。
什么是肠漏综合征,它如何影响健康?
而维生素C具有维持肠粘膜屏障完整性和修复粘膜屏障的作用。
这里介绍两种修复肠屏障机制。
——通过激活Notch信号
Notch信号影响细胞正常形态发生的多个过程,与许多人类疾病有关,包括IBD,因此被认为是癌症治疗的潜在靶点。Notch信号通路的激活会改变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并影响其分布的连续性,从而降低细胞屏障通透性。
——通过增加肠道胶原蛋白合成
增加维生素C摄入量的另一个潜在好处是肠道胶原蛋白合成增加,从而改善屏障功能。这一提出的机制与抗坏血酸的辅酶功能一致,即羟基化脯氨酸和赖氨酸以交联胶原蛋白。
例如,对具有吲哚美辛诱导的屏障功能障碍的T84人隐窝样上皮细胞系的研究表明,细菌通过跨细胞途径穿过上皮细胞,维生素C治疗可消除该途径。因此,肠道中抗坏血酸状态不佳可能会加剧屏障功能障碍,从而增加LPS衍生的革兰氏阴性菌的易位,从而加剧炎症。
维生素C修复肠道屏障后,肠道屏障可以正常发挥吸收、分解和转换营养物质等功能,同时可以帮助促进健康微生物群栖息和生长,从而促进整体健康。
以上我们了解到,维生素C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肠道菌群,从而促进整体健康。那么当我们看到肠道菌群报告中菌群多样性较低,部分菌群失调,尤其是上面提到的毛螺菌科、肠球菌属、Collinsella、Gemmigerformicilis等,可以考虑通过补充维生素C来调节。
我们首先可以考虑通过食物补充,如卡姆果、针叶樱桃等维生素C含量很高的食物,或者一些常见的蔬菜水果例如:猕猴桃、番石榴(芭乐)、青椒、羽衣甘蓝等。也可以考虑通过维生素C补充剂调节。
人体维生素研究面临着许多挑战,维生素通常是通过食物摄入的,而食物中同时存在多种营养素,这使得难以研究单一维生素的作用;某些高剂量维生素的使用可能存在潜在的风险,进行研究时涉及到人体试验和干预,需要遵循伦理准则,并确保研究的安全性;不同人对维生素的需求和代谢能力存在个体差异,基因、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都可能影响维生素的吸收、利用和代谢。
肠道菌群研究可以揭示不同个体之间菌群组成的差异,这有助于理解个体差异对维生素代谢和利用的影响。可以通过检测肠道菌群的组成和丰度,了解维生素的代谢情况,从而辅助评估维生素水平。
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结合肠道菌群检测,可以考虑多个因素对维生素代谢和利用的综合影响,进一步理解维生素的作用机制,对人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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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青素-肠道微生物群-健康轴
经常听到一些专家在介绍食品或保健品时说富含花青素,那么究竟什么是花青素?对我们的健康又有何益处?
花青素是在植物组织中发现的天然水溶性色素,水果、蔬菜、花卉中的呈色物质大部分与之有关,是类黄酮的一个亚类,迄今为止已鉴定出700多种结构不同的花青素。
花青素是一种重要的营养素,具有多种生物活性和保健作用,如抗氧化、抗炎、抗癌、降血压、降血糖、保护视力及心血管健康。
花青素在消化过程中还会影响肠道中的细菌代谢。花青素及其衍生物还通过调节肠道屏障功能和有益细菌的定植来促进肠道健康,从而更好地抵御病原体,改善营养代谢和整体免疫反应。
本文还总结了膳食花青素对健康的直接影响,以及肠道微生物群作为“媒介”时的影响。花青素-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可能成为肥胖、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炎症性肠病、癌症、慢性肾脏病和骨关节炎等疾病的治疗新途径。
目录
2.膳食花青素在人体内的吸收和代谢
3.花青素对肠道微生物群的影响
4.花青素-微生物群对肥胖的改善作用
5.花青素-肠道菌群对糖尿病的影响
6.花青素改善心血管疾病
7.花青素降低神经退行性疾病风险
8.花青素对其他疾病的影响
9.日常补充膳食花青素的一些建议
花青素又称花色素,是自然界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水溶性天然色素,是花色苷水解而得的有颜色的苷元。
水果、蔬菜、花卉中的主要呈色物质大部分与之有关。在植物细胞液泡不同的PH值条件下,花青素使花瓣呈现五彩缤纷的颜色。
已知现有的花青素多达几百种,食物中重要的有6种,即天竺葵色素、矢车菊色素、飞燕草色素、芍药色素、牵牛花色素和锦葵色素。
花青素具有2-苯基苯并吡喃结构,具有完全不饱和的C环和3位的羟基。
植物性食物中主要花青素的结构
LiangA,etal.CritRevFoodSciNutr.2023
(A)花青素中的2-苯基苯并吡喃骨架(B)附着在糖基化花青素上的常见糖部分(C)植物性食物中常见的花青素(D)酰化花青素(E)吡喃花青素
植物性食品中花青素的浓度和组成高度依赖于植物品种、生长区域、植物部位、加工方法和测量方法。
花青素在各种红色、紫色和蓝色水果(如浆果、石榴、血橙和红梅)中含量丰富,这些水果代表了人类饮食中花青素的主要摄入。
常见水果中的花青素
花青素在不同酸碱度下颜色不同
花青素在水果中根据pH条件,它会显示红色(pH<3)、紫色(pH=7-8)及蓝色(pH>11)。
例如飞燕草色素通常存在于花朵和葡萄中,它们提供蓝紫色,而天竺葵色素为许多浆果和水果提供橙色和红色,包括树莓、草莓和石榴。
酰化花青素具有更强的耐热性和耐光性
酰化花青素是通过糖基和有机酸的乙酰化酯键得到的,进一步扩大了食品中花青素的多样性。常见的酰化酸包括脂肪酸(乙酸、丙二酸、苹果酸、草酸和琥珀酸)和环状酸(对香豆酸、咖啡酸、芥子酸、没食子酸和阿魏酸)。
在葡萄中鉴定出酰化花青素,在黑胡萝卜、红薯和红甘蓝中发现了肉桂酸酰化的花青素。在红萝卜中发现了多达12种酰化花青素。
酰化花青素在加工过程中表现出更强的耐热性和耐光性,因此被广泛用作食品工业中的着色剂。
吡喃花青素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
吡喃花青素是另一组具有额外吡喃环的花青素,主要在红酒的酒精发酵和陈酿过程中产生。少量吡喃花青素天然存在于血橙、草莓和黑加仑等水果中。
吡喃花青素的主要类别包括A型和B型视黄素、甲基吡喃花青素、羟基苯基吡喃花青素和黄烷基吡喃花青素。
相较于单体花青素,吡喃花青素,在更大范围的pH条件下保持其颜色,这是因为额外的吡喃环可以防止亲核攻击和无色甲醇碱的形成。
吡喃花青素在二氧化硫漂白和热降解过程中也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并且相对于单体花青素具有更强的抗氧化能力。
由于这些原因,吡喃花青素作为颜料和生物活性剂广泛用于食品加工。
膳食花青素是指可以通过饮食摄入的一类花青素,广泛存在于深红色、紫色或蓝色蔬菜水果中,如葡萄、蓝莓、紫甘蓝、紫薯、黑枸杞等。
膳食花青素的代谢和治疗活性取决于其生物可及性(可从食物基质中获得的量)和生物利用度(在人体肠道中的吸收)。这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化学结构、与食物基质的相互作用、其他膳食化合物的存在以及个体遗传学和生理学差异。
★不同结构的花青素消化率存在差异
例如,具有双糖部分的糖基化花青素相对于单葡萄糖苷和苷元更耐消化。酰化花青素的消化率低于非酰化化合物,主要是因为极性降低和酰基的阻碍。吡喃花青素和聚合物花青素在刺激消化过程中更稳定。
花青素及其衍生物在人体内的消化吸收发生在胃、小肠和大肠中。
食用食物后第一个吸收花青素的部位是胃,在胃中,一小部分花青素穿过胃细胞屏障(大部分以完整的糖基化形式),并在血浆中检测到。
在胃内,花青素保持相对稳定,在大鼠胃肠道研究期间,从流出物中可回收总摄入花青素的75-79%,在体外研究期间可回收75-88%。
胃吸收效率受膳食成分影响
胃吸收效率也受到膳食成分的影响,在高葡萄糖(>40mM)存在的情况下,花青素通过胃细胞屏障的摄取速率显著降低。
参与胃中花青素代谢的蛋白
胃胆转位酶是一种膜蛋白载体,可将完整的花青素转运穿过胃屏障。花青素的糖苷部分优先满足双转位酶提供的结构规格,因此无需去糖基化即可被吸收。
后来,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和GLUT3也参与了胃对花青素的摄取。花青素中的A环和C环以及葡萄糖部分在与人类GLUT1和GLUT3载体的跨膜结合中起重要作用。
其他参与花青素在胃中吸收的转运蛋白包括单羧酸转运蛋白(SMCT1和SMCT2)和有机阳离子/阴离子转运蛋白(OCT1和OAT2)。
胃以前被认为是花青素吸收而非代谢的部位,直到最近在胃上皮细胞中发现结合酶活性才证实了胃的代谢功能。
此外,红酒中花青素在体外消化(使用胃MKN-28和肠道Caco-2细胞)过程中代谢物malvidin-3-O-葡糖苷酸的存在提供了花青素在胃内代谢的证据。
空肠(小肠中部)是花青素吸收的主要部位。花青素在小肠内的吸收通过膜转运蛋白促进的被动扩散或主动转运发生。
花青素的主动转运吸收
与胃吸收类似,完整的糖基化花青素被肠上皮细胞内的转位酶和葡萄糖转运蛋白(SGLT1和GLUT2)吸收。
SGLT1转运蛋白是一种在肠细胞顶端表面发现的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1,而GLUT2转运蛋白是主要在上皮细胞基底外侧膜上发现的促进载体。这两种转运蛋白都与花青素的葡萄糖部分相互作用,并负责基于葡萄糖的花青素的肠道吸收。
除了己糖转运(糖、葡萄糖、果糖等简单碳水化合物的转运系统)外,最近发现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转运体(OATP)也参与了大鼠空肠上皮对完整β型酰化花青素的吸收,但其吸收率很低,仅为0.2%~2.2%。
花青素的被动扩散吸收
另一方面,当花青素被乳糖酶-根皮苷水解酶、β-葡萄糖苷酶、α-鼠李糖苷酶和β-葡萄糖醛酸酶等水解为其苷元形式时,花青素通过肠上皮的被动扩散吸收。
花青素的转运速率
最近使用Caco-2细胞(人类结直肠腺癌细胞)作为人类肠道屏障功能的模型,可以评估花青素的运输,并表明运输效率取决于附着在花青素骨架上的苷元或糖的类型,以及花青素是否为聚合物。
Caco-2细胞模型还估计,达到系统循环的花青素比例约为总膳食摄入量的1%。
肠道内花青素的代谢
在肠道内吸收的花青素经历第一阶段代谢,包括氧化、还原和水解,但它们发生的频率较低,在多酚代谢中也不太重要。
第二阶段的生物转化更加密集和快速,它们首先发生在小肠,然后发生在肝脏和肾脏。一旦被肠细胞吸收,花青素及其分解代谢物就会发生结合反应。
包括分别由UDP葡萄糖醛酸基转移酶(UGTs)、硫转移酶(SULT)和邻苯二酚-O甲基转移酶(COMT)催化的葡萄糖醛酸化、硫酸化和甲基化。
这些生物转化产生葡萄糖醛酸、硫酸盐和甲基化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由活性ATP结合盒蛋白转运,因为它们过于亲水,无法被动扩散到细胞中。
活性ATP结合盒蛋白——一个膜内在蛋白质超家族。将ATP水解释出的能量提供给各种分子进行穿膜转运。
花青素进入血液后,通过门静脉分布到肝组织,进行进一步的偶联反应,增加其在水中的溶解度,并最终促进其在尿液中的排泄。
膳食中花青素的低生物利用度以及粪便和尿液样本中花青素的低回收率表明,花青素在结肠中会被降解。
例如,食用覆盆子后,总膳食花青素的40%从回肠液中回收。这些来自小肠的未被吸收的花青素通过细菌或化学降解进行生物转化,潜在地提高了它们的生物利用度,并允许通过结肠上皮壁吸收。
花青素的微生物降解需要多种细菌,如拟杆菌、Enterococcuscasseliflavus、优/真杆菌属(Eubacterium)和梭状芽胞杆菌(Clostridium)等,它们产生各种酶,如β-葡萄糖苷酶、α-半乳糖苷酶和α-鼠李糖苷酶,用于微生物分解代谢。
原儿茶酸是最丰富的代谢物
由于这些相互作用,通过肠道微生物降解产生了各种代谢产物。代谢物原儿茶酸占花青素摄入量的73%,是花青素消耗后最丰富的人体代谢物。
桑椹的矢车菊素-3-O-葡萄糖苷和矢车菊苷-3-O-芸香糖苷的体外粪便发酵产生了原儿茶酸、对香豆酸和间苯三酚醛,而飞燕草素-3-O-芸香糖苷的发酵产生了没食子酸、丁香酸和间苯三酚醛。
其他花青素的代谢产物
在与结肠细菌孵育24小时后,Malvidin-3-O-葡萄糖苷会完全代谢为丁香酸。
如体内人体研究和体外研究所示,天竺葵素-3-O-葡糖苷被代谢为4-羟基苯甲酸。
六种主要花青素及其结肠代谢物
★花青素的主要代谢物对人体健康有益
原儿茶酸
原儿茶酸是一种水溶性酚酸成分,并且是很多中药中的活性物质,其不仅具有抗血小板凝集、降低心肌耗氧量、提高心肌耐氧能力、减慢心率、抑菌、镇痛等药理活性,还具有抗氧化、抗肿瘤和神经保护作用。
没食子酸
没食子酸具有抗炎、抗突变、抗氧化、抗自由基等多种生物学活性;同时没食子酸具有抗肿瘤作用,可以抑制肥大细胞瘤的转移,从而延长生存期;对肝脏具有保护作用。
丁香酸
丁香酸可以抑制炎症反应,减轻炎症症状;同时丁香酸具有抗菌作用,可以抑制多种细菌和真菌的生长;丁香酸还能够降血糖、降血脂。
肠道微生物在花青素的去酰化起重要作用
此外,人体肠道微生物组在花青素的去酰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释放出具有更高生物利用度的酚酸。
花青素衍生的代谢物可能比母体花青素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和生物活性,并可能调节人体肠道微生物组成。
肠道微生物群受年龄、体重、饮食模式、抗生素治疗和宿主遗传的影响,并且个体之间(以及个体内部)存在差异。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膳食花青素的生物利用度和代谢。
花青素及其结肠代谢物通过其生物活性直接改善健康,并通过重塑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和操纵短链脂肪酸的产生间接改善健康。
花青素及其代谢物目前被认为是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调节剂,主要是通过促进有益菌的增殖和抑制有害菌的生长,许多不同模型的研究都观察到这一点。
促进了有益菌的增殖
研究发现黑米中分离的矢车菊素-3-葡萄糖苷在体外发酵条件下对青春双歧杆菌(B.adolescentis)、婴儿双歧杆菌(B.infantis)、双歧双歧杆菌(B.bifidum)和嗜酸乳酸杆菌(L.acidophilus)的增殖具有促进作用。
培养48小时后还观察到生长培养基pH值的降低,这归因于由酚酸和短链脂肪酸组成的有机酸的产生。双歧杆菌和乳杆菌的数量增加。它们通过竞争底物和粘附位点以及降低结肠腔内pH值来对病原体产生抗菌作用。
研究发现,降低结肠内pH值可抑制肠杆菌科(Enterobacteriaceae)和梭状芽胞杆菌(Clostridia)等pH敏感有害菌群的过度增殖,并通过抑制前致癌物的形成来降低结直肠癌的风险。
抑制有害菌的生长
与上述发现一致,紫甘薯中提取的花青素增加了最知名的益生菌之一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和乳杆菌(Lactobacillus)的种群数量,但减少了溶组织梭状芽胞杆菌(C.histolyticum)和拟杆菌/普雷沃氏菌的种群数量。
虽然许多研究表明花青素及其代谢产物促进有益菌群生长,抑制有害菌群生长,但对结肠细菌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
对微生物群的不同影响可能是由于源自花青素的代谢物的差异。
花青素(单独和混合物)和没食子酸的孵育被证明可以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数量。而混合花青素和没食子酸显著诱导奇异菌属(Atopobium)的生长,并减少了潜在致病性溶组织梭菌。
没食子酸似乎是本研究中的关键代谢物,可抑制溶组织梭菌增殖。
在其他研究中,研究了没食子酸对梭菌、大肠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有害微生物的抗菌活性。
花青素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花青素的发酵有助于短链脂肪酸的产生,主要是乳酸、乙酸、丙酸和丁酸。短链脂肪酸通过调节细菌毒力基因表达和降低结肠中管腔pH值来抑制肠道病原体如沙门氏菌(Salmonellaspp.)、大肠杆菌(E.coli)和李斯特菌(Listeriaspp.)的入侵。
此外,短链脂肪酸在肠道生理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获取能量、调节pH、参与肠脑轴和保护肠道屏障功能。
花青素与肠道菌群作用的研究证据
花青素与肠道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已经通过动物模型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用黑甜樱桃对小鼠进行饮食干预发现,除了双歧杆菌和乳杆菌外,樱桃花青素的补充还促进了结肠中阿克曼氏菌(Akkermansia)的增殖。
阿克曼氏菌的丰富度被认为可以刺激粘液分泌,改善肠道屏障功能,从而降低炎症风险和免疫介导的疾病,如乳糜泻。
促进Coriobacteriaceae有助于健康
对小鼠进行为期六周的多种浆果饮食干预,结果发现放线菌(Actinobacteria)数量有所改善,这与补充蓝莓的研究结果一致。
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丰度增加
与体内试验的结果一致,在参加为期六周的25克蓝莓能量饮料的健康男性中发现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丰度增加。
花青素、其代谢物和肠道微生物群间的相互作用
小结
体外、动物和人体研究一致认为,花青素及其代谢物能够调节肠道微生物群。花青素会促进益生菌的生长,特别是双歧杆菌、乳杆菌和阿克曼氏菌,它们通过产生短链脂肪酸或通过竞争底物和定植位点来对抗有害和致病性菌株,从而有利于宿主健康。
此外,不同的动物模型和志愿者群体在微生物组成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是这些研究的另一个挑战。
因此,未来的临床研究重点应放在不同年龄和生理阶段的男性和女性不同亚类人群上,这可能会更深入地了解花青素在微生物群调节中的作用及其对特定人群的健康益处。
前面讲述了花青素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下面谷禾来具体讲讲花青素和肠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下对一些疾病的影响
最近,花青素与肠道微生物的相互作用被证明具有改善肥胖的作用。主要通过调节脂肪生成和脂肪分解,炎症反应的介导以及通过肠脑通讯控制食欲。
1
肠道微生物组影响脂质代谢,肠道菌群失调与血脂异常和肥胖等有关。
最近的一项体内研究显示,对高脂喂养的小鼠补充了200毫克/公斤体重的紫甘薯花青素(花青素和芍药苷酰基糖苷),改善了高脂饮食引起的体重增加和肝脏总脂肪积累。
√调节AMPK通路减少脂肪积累
他们认为,花青素抑制脂肪堆积的作用需要激活小鼠肝脏细胞AMPK通路。此外,在摄入花青素后,AMPK途径下游靶点乙酰辅酶a羧化酶、脂肪酸合成酶、甾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也被下调,以减少小鼠肝细胞中的脂肪积累。
已知AMPK通路的上调在抑制脂肪生成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抑制脂蛋白脂肪酶(LPL),这是一种可受肠道微生物群调节的酶。肠道菌群通过影响抑制脂蛋白脂肪酶,以相反的方式促进脂肪细胞中甘油三酯的储存。而活化的AMPK及其下游信号通路至少部分抵消了肠道微生物群促进的能量储存。
√操纵法尼醇X受体信号减轻代谢受损
此外,已知肠道菌群产生的次生胆汁酸通过胆汁酸受体法尼醇X受体(FXR)改变肝脏脂质代谢。胆汁酸-结肠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破坏可能导致肥胖易感性。
花青素被证明可以操纵肠道微生物群/法尼醇X受体信号,从而减轻高脂肪诱导的肝脏脂肪积累和脂质代谢受损。
黑米花青素(0.48g/kg)喂养12周使血清乳酸脱氢酶(LDH)、丙氨酸转氨酶(ALT)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含量正常化,这些指标是肝脏脂肪过度积累影响肝损伤的指标。
这些发现表明,膳食花青素可能通过改变肠道菌群来减轻高脂饮食引起的脂质代谢紊乱。
2
肠道微生物群参与调节炎症,在肥胖患者的脂肪组织中通常观察到系统性的低级别炎症并发症。
√经常摄入花青素的肥胖患者炎症标志物含量下降
在一项研究中,代谢综合征患者每天食用400克新鲜越桔,持续12周后,血清脂多糖、IL-6、IL-12和高敏C反应蛋白(hsCPR)浓度下降。
另一项动物研究显示,花青素的干预通过抑制21天大的小鼠白色脂肪组织中TLR4介导的NF-κB信号通路,降低了高脂肪诱导的促炎标志物IL-6和肿瘤坏死因子的表达。
此外,高脂肪喂养诱导下的粪便双歧杆菌减少,在妊娠期和哺乳期用花青素处理后恢复。
3
肠道微生物在调节涉及能量稳态的神经激素活动中发挥作用。由微生物群产生的花青素和短链脂肪酸会影响促食欲激素和厌食激素的释放。
√刺激肠促胰岛素激素分泌减少食物摄入量
飞燕草素3-芸香糖苷被证明可刺激释放胰高血糖素样肽-1,这是一种肠促胰岛素激素,可促进胰岛素分泌和饱腹感,从而减少食物摄入量。
√减轻肥胖引起的神经激素紊乱
在肥胖大鼠中,连续8周食用额外的樱桃和桑葚花青素可以减少体重增加,降低血清瘦素水平,增加脂联素。
与先前的研究一致,肥胖患者在食用富含花青素的水果6周后,发现瘦素受体表达增加,这表明补充花青素后瘦素敏感性有所改善。
此外,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大鼠大脑皮层和海马体中的γ-氨基丁酸(GABA)水平下降。研究报道,与对照组相比,40天摄入黑大豆花青素减少了成年大鼠的体重增加。高剂量花青素可降低促氧神经肽Y(NPY)的表达,提高下丘脑GABA受体B(GABAB1R)的表达。
GABA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通过控制神经元的兴奋性、可塑性和额叶皮质的同步性,在摄食反应中起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花青素似乎通过多种方式与肠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包括调节脂质代谢、炎症反应和参与能量平衡的神经激素活动,从而具有改善肥胖的作用。
注:关于健康和肥胖个体肠道中花青素代谢的差异,人们的理解有限。因此,未来的研究重点应放在花青素结肠代谢物及其对健康和肥胖受试者的健康影响上。
2型糖尿病是一种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由胰岛素抵抗逐渐发展而来。
许多研究已经报道了花青素及其代谢物的抗糖尿病潜力,这可能归因于以下单一或同时的作用,包括增强胰岛素敏感性,改善β细胞功能和延迟餐后血糖反应。
花青素可以通过自身或其微生物代谢物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脂肪组织能够分泌脂联素等脂肪细胞因子来调节葡萄糖稳态。
√花青素可以诱导脂肪细胞摄取葡萄糖
花青素及其微生物代谢物原儿茶酸已被证明可以通过上调葡萄糖转运蛋白4来增加人类脂肪细胞去除血浆葡萄糖的能力。
PPARγ的敲除消除了花青素的胰岛素增敏特性,这表明PPARγ可能在增加花青素诱导的脂肪细胞葡萄糖摄取中发挥作用。
PPARγ是一种参与葡萄糖处理和葡萄糖转运蛋白调节的核转录因子
√花青素还可以介导骨骼肌中的葡萄糖摄取
除了脂肪细胞外,骨骼肌中的葡萄糖摄取也可由花青素介导。
糖尿病小鼠口服紫玉米花青素提取物8周后,骨骼肌对葡萄糖的摄取增加,因为在肌肉细胞中发现葡萄糖转运蛋白4表达增加,并伴随AMPK通路的激活。增加AMPK活性是刺激葡萄糖转运蛋白4从细胞内囊泡转移到细胞膜的重要途径,从而促进葡萄糖流入细胞。
此外,在摄入原儿茶酸后大鼠肝脏中发现胰岛素受体底物1/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2(IRS1/PI3K/AKT2)信号通路的活性增加,表明肝脏胰岛素敏感性得到改善。
证据表明,花青素及其降解产物改善了脂肪细胞和肌肉细胞的胰岛素敏感性。
花青素还可以通过消除高血糖引起的氧化应激来保护胰腺β细胞的功能。
√改善高糖影响下的胰岛β细胞损伤
发现富含花青素的提取物可减轻高糖诱导的β细胞损伤,保护其分泌功能,并导致血清胰岛素水平升高。
除了完整的花青素外,丁香酸是花青素的主要微生物代谢产物之一,口服30天可改善四氧嘧啶诱导的糖尿病大鼠的胰岛素释放功能异常、血糖和糖蛋白水平升高。
丁香酸的抗糖尿病作用可能与保持β细胞的活力和功能有关。
在人体试验中也观察到了膳食花青素和微生物代谢物在调节餐前和餐后血糖中的作用,从而降低了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
众所周知,血糖水平是动态的,全天都在变化。空腹和餐后血糖水平是诊断糖尿病的两个重要指标。空腹血糖值代表身体在一夜禁食后如何管理血浆葡萄糖,而餐后血糖则代表餐后的血糖反应。
√多摄入花青素表现出延迟的血糖反应
与未补充花青素的人相比,额外摄入150克混合浆果泥的参与者表现出延迟的血糖反应。
研究人员解释:餐后血糖降低至少部分是由于花青素对α-葡萄糖苷酶的抑制作用,α-葡萄糖苷酶是一种释放α-葡萄糖的酶。
该研究结果支持以下机制:花青素通过抑制胰腺α-淀粉酶和α-葡萄糖苷酶的活性,以及干扰葡萄糖转运蛋白(SGLT1和GLUT2),因为这些转运蛋白存在竞争关系,从而降低餐后血糖。
√降低了空腹血糖浓度
血清马尿酸是一种花青素的结肠代谢产物,在成年人食用越橘8周(200克/天)后显著增加。8周越桔干预也降低了空腹血糖浓度。
花青素可能通过抑制α-淀粉酶和α-葡萄糖苷酶活性以及与葡萄糖载体相互作用来调节餐后血糖,而花青素代谢产物马尿酸则由于微生物降解物的延迟出现而与改善空腹血糖控制有关。
花青素及其代谢物的抗糖尿病作用已经在体外和体内研究中得到阐明。主要通过调节葡萄糖转运蛋白表达和易位来改善胰岛素抵抗,对胰岛β细胞及其分泌功能的保护作用,以及调节空腹和餐后血糖水平。
因此,由富含花青素的食物或补充剂组成的饮食干预可能是更好地控制患有2型糖尿病高风险个体和糖尿病患者血糖的替代途径。
心血管疾病是一类影响心脏和血管的疾病,最常见的形式包括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和中风。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高花青素摄入量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花青素及其代谢物发挥保护作用,主要归因于抑制血小板过度活跃,缓解内皮功能障碍,改善脂质谱和逆转胆固醇转运。
花青素和原儿茶酸已被证明稳定血小板活性,从而防止血栓形成。
√摄入花青素抑制了血小板的过度聚集
一项研究发现,100μM和500μM没食子酸可以减少刺激物(二磷酸腺苷和血栓素A2激动剂U46619)诱导的血小板聚集、血小板-白细胞聚集和P-选择素表达。
P-选择素(一种参与细胞表面粘附的糖蛋白)的表达减少,表明血小板稳定性提高,血栓形成风险降低。
没食子酸抗血小板聚集的潜在机制是通过降低细胞内钙水平和下调蛋白激酶c-α(PKCα)/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和Akt/糖原合成酶激酶3β(GSK3β)通路的活性。
另一项临床试验也支持了这种抗血栓作用,该试验发现,在健康志愿者中,200mL富含花青素和芸香苷的李子汁干预28天,可有效抑制人工刺激的血小板聚集,并降低P-选择素的表达。
此外,补充花青素28天后还观察到氧化应激生物标志物丙二醛水平降低,这表明血小板的抗机能亢进至少部分归因于花青素及其代谢物的抗氧化能力。
花青素及其代谢物具有血管内皮保护作用,内皮功能障碍被认为是动脉粥样硬化发展的早期指标。内皮功能受损可破坏血管收缩和血管舒张的止血作用,引发一系列生理事件,如促炎因子分泌、白细胞粘附等,从而引发动脉粥样硬化。
√减缓动脉粥样硬化
研究了花青素代谢物原儿茶酸对载脂蛋白e缺乏小鼠的内皮保护作用。原儿茶酸(0.03g/kg)喂养20周小鼠,动脉粥样硬化形成延迟,血管细胞粘附分子1(VCAM-1)和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表达显著降低。
这些粘附分子的减少可以减少单核细胞对血管内皮的附着,从而减缓动脉粥样硬化的早期发展。
√改善血管舒张情况
蓝莓花青素的血管保护特性已在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健康志愿者在摄入蓝莓花青素(766-1791毫克)1至2小时和6小时后,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得到改善。
许多研究也报道了富含花青素的饮食对血脂的有益影响。
√直接补充花青素缓解高脂血症
在高脂饮食诱导的肥胖小鼠中,每天补充150mg/kg黑加仑花青素12周后,高脂血症得到缓解,相应的血清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降低。
另一项研究报告,50mg/kg原儿茶酸干预10周后,降低了先前由脂肪和果糖丰富的饮食引起的高脂血症雄性大鼠的血清甘油三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水平。
三项新指标,即血浆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P)、动脉粥样硬化指数(AI)和冠状动脉危险指数(CRI),在50mg/kg原儿茶酸治疗后分别显著降低33%、52%和36%。
√通过调节菌群降低血脂
低密度脂蛋白(LDL)及其氧化修饰(oxLDL)通过刺激泡沫细胞的形成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有关。
最近发现狄氏副拟杆菌(Parabacteroidesdistasonis)通过产生琥珀酸和次生胆汁酸,如石胆酸和熊去氧胆酸,具有降血脂作用。
综上所述,花青素及其代谢物可能通过改善血脂来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疾病。
综上所述,花青素及其代谢物通过维持血小板稳定、保护血管内皮功能、改善血脂等发挥心血管保护作用。
然而,关于花青素心血管保护作用的人类和动物研究之间存在差距。因为动物中使用的浓度可能无法在人体中达到生理水平。
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是发生在神经系统中的疾病,导致日常活动协调困难、认知障碍和记忆丧失。
有证据表明,一些花青素代谢物,如原儿茶酸、香草酸、没食子酸和其他简单的酚酸,可以通过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神经系统,这表明这些物质可能直接在发生神经系统疾病的中枢神经系统中发挥作用。
花青素肠道代谢物与防止神经毒性和维持Ca2+体内平衡有关。
√没食子酸可以减轻谷氨酸诱导的神经毒性
谷氨酸是一种兴奋性神经递质,有助于大脑正常功能,而谷氨酸水平异常升高可引起谷氨酸兴奋性毒性。谷氨酸兴奋性毒性被认为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缺乏没食子酸的细胞中观察到的NAA和MAP-2的下调被认为是神经元损伤和丧失的直接指标。
此外,在没食子酸处理的细胞中也观察到钙结合蛋白(一种能够缓冲Ca2+内流的钙结合蛋白)的上调,表明没食子酸在保护神经元免受谷氨酸引发的钙失衡方面的作用。
√天竺葵素代谢物减轻神经兴奋性毒性
观察到4-羟基苯甲酸(HBA)是一种天竺葵素的代谢物,可在体外保护大鼠小脑颗粒神经元免受谷氨酸兴奋性毒性。当仅用谷氨酸处理的大鼠小脑颗粒神经元导致近50%的细胞损失时,4-羟基苯甲酸处理保留了细胞并且只有13%的细胞死亡得到证实,揭示了4-羟基苯甲酸在谷氨酸兴奋性毒性缓解中的作用。
注:原儿茶酸和4-羟基苯甲酸似乎发挥互补作用,表明它们的共同治疗可能比单一代谢物更有效。然而,本研究并未提供原儿茶酸和4-羟基苯甲酸的联合治疗,因此其最佳效果的混合比例值得进一步研究。
花青素及其代谢物的神经保护作用与它们在防止蛋白质聚集和促进自噬中的潜在作用有关。
蛋白质聚集被认为刺激神经元变性,与许多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例如,由聚集的淀粉样蛋白(Aβ)形成的斑块和由tau蛋白形成的神经原纤维缠结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标志。导致路易体形成的α-突触核蛋白(αS)的异常组装与帕金森病有关。
√原儿茶酸防止蛋白质异常聚集
48小时原儿茶酸处理(10至100μM)对Aβ和αS原纤维聚集的抑制率分别为30–79%和70–80%。原儿茶酸治疗6天(100μM)也使预先形成的Aβ原纤维和αS原纤维不稳定65%和80%。
这些结果表明,原儿茶酸不仅能抑制Aβ和αS纤颤,还能逆转预先形成的纤颤,它们共同调节蛋白质相互作用,防止蛋白质异常聚集导致的细胞死亡
√香草酸的干预有助于治疗阿尔兹海默病
香草酸是黑芝麻色素释放的主要代谢物,它显示出对β-淀粉样蛋白的抑制活性。在用6μM香草酸处理24小时后发现一半(50%)的抑制,在50μM香草酸孵育时达到90%的抑制。
此外,较高浓度的香草酸(60μM)可使β-分泌酶活性降低60%。β-分泌酶是一种在神经元中催化淀粉样前体蛋白合成淀粉样肽的第一步酶,促进蛋白质聚集。抑制β-分泌酶活性被认为是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另一种方法。
花青素微生物降解产物的有益作用已通过调节神经元细胞凋亡信号通路被发现。诱导细胞死亡是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最终病理活动。
√花青素代谢物调控细胞凋亡信号
原儿茶酸在最近的动物研究中显示出抗凋亡能力。原儿茶酸通过上调大脑皮层中参与抗氧化活性的基因,如Sod2、Cat、Gpx1和Gsr,来阻止镉诱导的细胞凋亡。
原儿茶酸处理可以减轻镉引起的促炎生物标志物肿瘤坏死因子和IL-1β的表达增加,这表明原儿茶酸通过介导促凋亡蛋白和抗凋亡蛋白,增强抗氧化防御系统和减少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来保护皮质组织免受镉损伤。
总之,这些发现表明花青素代谢物不仅可以减轻导致神经元死亡的各种诱导剂,还可以调节凋亡信号,从而在多个层面上降低神经退行性病变的风险。
√花青素介导的肠道菌群变化减少了神经退行性疾病的风险
除了花青素及其代谢物有助于神经保护作用外,花青素介导的肠道微生物群变化间接减少了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生。
研究表明,由于脂多糖诱导的神经炎症反应、血脑屏障渗漏增加和β-淀粉样蛋白错误折叠的发生率,肠道生态失调可能增加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易感性。
在高脂喂养大鼠中补充黑莓花青素(25mg/kg)17天可以抵消高脂饮食引起的部分生态失调,例如孢杆菌属(sporobacter)数量增加和瘤胃球菌(Rumminococcus)数量减少。
尽管花青素介导的色氨酸代谢对神经保护的证据有限,但肠道微生物群对色氨酸代谢的操纵很可能会影响肠-脑轴。
建议
花青素及其微生物代谢产物可能是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有效分子。然而,由于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是基于体外或动物模型,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进行大量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
由于衰老是神经退行性变的主要危险因素,因此有必要以老年人为重点补充花青素,以探索其在认知改善中的作用和肠道微生物群。
花青素抑制了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
花青素可以通过调节微生物群来预防肠道疾病。在葡聚糖硫酸钠(DSS)诱导的结肠炎小鼠中,用枸杞中的花青素提取物(200mg/kg/天)喂养持续至少一周,恢复了紧密连接蛋白的表达,抑制炎症细胞因子(如TNF-α,IL-6)的产生。
同样,食用富含花青素的马铃薯持续9周喂养结肠炎小鼠,缓解了结肠长度的缩短,降低了髓过氧化物酶(炎性粘膜标志物)水平和炎性细胞因子。
微生物群是花青素调节炎症性肠病的介质
然而,这种作用在抗生素治疗的小鼠身上消失了,强烈表明微生物群作为花青素对炎症性肠病介质的作用。
摄入花青素可通过多种潜在机制降低患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风险,例如其固有的抗炎作用、脂质代谢和葡萄糖代谢的管理以及改变微生物群特性。
改变了脂肪肝小鼠体内的微生物群
总的来说,花青素的摄入可能会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从而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和能量消耗,降低肥胖、炎症、胰岛素抵抗,并最终降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及其代谢并发症的风险。
先前的动物研究已经证明了花青素通过微生物群调节途径抑制肿瘤生长和癌症进展的潜力。
花青素治疗后肿瘤计数显著降低
在结直肠癌小鼠模型中,用覆盆子花青素治疗可显著削弱结肠癌的发生,每只动物的肿瘤计数减少约90%,肿瘤发病率降低(从100%降至72%左右)。
肠道生态失调可能与结直肠癌的增加有关,而花青素似乎可以恢复这种平衡,并通过促进乳酸菌的生长、抑制肠球菌和脱硫弧菌来调节微生物群。
此外,口服越桔花青素可能通过微生物群加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即程序性死亡配体1,可以限制T免疫细胞反应激活的蛋白质)的肿瘤抑制特性。
研究人员提出,补充花青素可改善肠道物种多样性,诱导梭状芽孢杆菌、约氏乳杆菌和毛螺菌科的丰度增加。
花青素有可能降低慢性肾脏疾病的风险。慢性肾脏疾病的特点是肠道生态失调和由此产生的尿毒症毒素。
在一项研究中,花青素显示出通过AMPK磷酸化减轻培养细胞中糖尿病肾病的能力,并在腺嘌呤诱导的慢性肾病小鼠模型中减轻症状。
花青素和富含花青素的食品的抗炎作用也与减缓骨关节炎和骨修复的进展有关,主要是通过抑制MAPK信号通路和NF-kB信号通路。
认识了花青素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去补充呢,谷禾在这里列出了一些建议。
水果:存在于葡萄、蓝莓、桑葚、血橙、草莓、樱桃、红心火龙果、山楂等水果中,与水果色泽有一定的关系,在外观上有所体现,水果是补充花青素的较好选择;
蔬菜:如紫甘蓝、紫薯、紫玉米、紫土豆、黑枸杞、茄子、紫苏、甜菜、萝卜、紫洋葱等蔬菜中,也含有较多的花青素;
谷物:大麦、高粱、黑米,以及豆类如绿豆、红豆、黑豆、黄豆、赤小豆等,其中也含有较多的花青素。
花青素易受热、光、氧等因素的影响而降解,因此建议选择新鲜的食物食用,以保证花青素的含量。
花青素在高温下易被破坏,因此建议采用轻微加热的烹饪方式,如蒸、煮、炖等,以尽可能保留花青素的含量。
花青素与其他营养素的搭配可以增强其吸收和利用效果。例如,与维生素C搭配可以增强花青素的抗氧化作用。
如果日常饮食中花青素的摄入量不足,可以考虑适当补充花青素保健品。但是,需要注意选择正规品牌和适量摄入。
虽然花青素对人体健康具有多种保护作用,但过量摄入也可能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因此,建议适量摄入花青素,不要过度依赖花青素保健品等补充剂。
总之,通过日常饮食摄入富含花青素的食物,可以有效补充花青素,发挥其保健作用。同时,需要注意花青素的摄入量和搭配方式,以充分发挥其保健作用。
总的来说,花青素的健康益处已被广泛研究,它们被认为可以有效减轻或预防一些疾病。
通过与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了解花青素及其健康益处是很重要的。肠道菌群在花青素降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介导多种生理活动。
花青素也会改变肠道微生物组成,维持微生态平衡,操纵短链脂肪酸的产生、脂肪代谢、肠道上皮功能、与中枢神经系统的联系和免疫反应。
因此,花青素的潜在益处可能间接归因于其对肠道微生物群的调节作用及其随之而来的生理影响。由于这些原因,研究花青素和肠道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在慢性疾病预防和治疗中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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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身体中有很多不同的器官,组织,腺体等会产生许多信号分子来精确控制和影响身体的反应和活动,这些信号分子包括激素、神经递质、生长因子、细胞因子等。它们可以促进或抑制细胞的生长和分化,调节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和通讯,影响身体的代谢和能量平衡,参与免疫系统的细胞和分子相互作用,调节身体的内环境和外环境的适应性等。
其中,激素是一类重要的生物活性物质,也可以说是信号分子,一般由特定的内分泌细胞,腺体或器官所产生,包括性激素、脂质激素、蛋白质激素、胰岛素、甲状腺激素、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
这其中性激素是一类重要的激素,主要由生殖腺(如卵巢、睾丸)和肾上腺产生,包括雌激素、孕激素和雄激素等。它们在生殖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女性月经周期、妊娠、分娩、哺乳等过程起调节作用,对男性性发育、精液生成、性欲等方面也具有重要影响。此外,性激素还与骨密度、心血管健康、认知能力等方面有关。
临床上性激素六项是生殖内分泌门诊常用的检查。性激素六项检查主要用于评估男女生殖内分泌功能,对月经失调、性功能障碍、不孕不育、生殖系统肿瘤、性染色体病等的鉴别和诊断及内分泌治疗的效果检测都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参考价值。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肠道菌群与性激素(宿主的内源激素或外源补充激素)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作用。性激素对于塑造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具有一定影响,与此同时,肠道微生物群本身也会影响性激素水平。
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横断面研究,基于纵向的检测肠道菌群发育以及激素水平变化的研究队列还较少,目前无法区分是性激素变化在前还是菌群变化在前,但是肠道菌群的失调和性激素的异常水平都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有关,如肥胖症、炎症性肠病、乳腺增生、甲状腺疾病,妇科疾病、自身免疫疾病等。因此,保持肠道菌群和激素水平的平衡,对于维持人体的健康十分重要。
本文旨在阐述激素与肠道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主要着重讲述性激素影响下的人体一些疾病和菌群的差异。
目录/contents
Part1:肠道微生物与激素的关联
Part2:肠道微生物通过激素对宿主的影响
Part3:性别差异下的肠道微生物群
Part4:肠道菌群与性激素的相互作用
Part6:结语
肠道微生物群以多种方式影响动物和人类的行为,甚至可能影响人类的情绪状态和疾病状态。最近揭示了菌群的一个关键作用:调节激素分泌。
微生物和激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宿主的新陈代谢、免疫力和行为。这种相互作用是双向的,因为微生物群已被证明既受宿主激素影响又影响宿主激素。
肠道微生物群通过激素影响宿主情绪、免疫及代谢等
微生物群对宿主激素水平的影响可能是直接的,即微生物群产生激素,也可能是间接的,即微生物可能调节肾上腺皮质(控制焦虑和压力反应)的功能,或调节炎症和免疫反应。
NeumanH,etal.FEMSMicrobiolRev.2015
激素水平调节微生物群的生长、毒性
多种宿主因素(如饮食、运动、情绪、健康状况、压力和性别)会导致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进而对微生物群产生多种影响(包括生长、毒力和抵抗力)。
文献中已记载激素和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
菌群通过影响神经激素前体调节肠道运动、情绪、食欲等
神经内分泌细胞响应神经元输入而分泌神经激素。尽管它们被分泌到血液中以发挥全身作用,但它们也可以充当神经递质。微生物群对行为的调节(例如小鼠的焦虑)被认为是通过神经激素前体(例如血清素、多巴胺)发生的。
最近,肠道细菌被证明可以产生和响应神经激素,例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这些机制对于研究病原体的研究人员来说很有趣,因为它们可能会影响病原体对宿主防御反应的敏感性。例如,为了响应宿主肾上腺素,沙门氏菌会下调其对宿主抗菌肽的抵抗力并诱导关键的金属转运系统,从而影响细胞中的氧化应激平衡。
//血清素
血清素,也称为5-羟色胺(5-HT),是大脑中的主要神经递质之一。然而,超过90%的哺乳动物宿主血清素都存在于肠道中。
肠道血清素的分泌受饮食影响,调节肠道运动、情绪、食欲、睡眠和认知功能。这种双重作用表明血清素可能将肠道(包括其微生物群)与宿主行为联系起来。
血清素与肠易激综合征和克罗恩病有关
大脑血清素可以通过血清素转运蛋白穿过血脑屏障进入血液,这表明肠-脑轴中存在另一个联系。血清素与肠易激综合征和克罗恩病等胃肠道疾病有关,这些疾病也与微生物群的差异有关。
//多巴胺
多巴胺由芽孢杆菌(Bacillus)和沙雷氏菌(Serratia)等细菌产生。
无菌小鼠中的游离管腔多巴胺水平显著低于常规小鼠,并且在接种表达β-葡萄糖醛酸酶的细菌后再次升高。
多巴胺不足与帕金森病有关
//γ-氨基丁酸
γ-氨基丁酸(GABA)是哺乳动物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主要抑制性神经递质,它也由微生物群产生,并可能影响宿主行为。这很有趣,因为中枢γ-氨基丁酸受体表达的改变与焦虑和抑郁的发病机制有关。
γ-氨基丁酸影响焦虑和抑郁
菌群通过调节应激激素降低宿主焦虑行为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通过进一步产生皮质类固醇在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两种特定物种,瑞士乳杆菌(Lactobacillushelveticus)和长双歧杆菌,降低了大鼠和健康人类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和焦虑样行为。
此外,与对照组相比,长期接受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治疗的小鼠在强迫游泳测试中皮质酮水平较低,抑郁行为也较少。
肠道菌群影响甲状腺激素的转化影响代谢
肠道菌群产生的代谢物对甲状腺和内分泌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影响硒、铁、锌和碘的吸收,这些都是甲状腺激素产生所需的重要矿物质。它制造短链脂肪酸(SCFAs)与甲状腺激素协同工作,以改善肠道屏障功能和加强细胞间紧密连接。
肠道菌群失衡是影响甲状腺激素转化的主要障碍。事实上,20%的T4(甲状腺素)在肠道中转化为活性的T3(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形式,肠道菌群不健康,肠道内存在过多的病原体,肠道中甲状腺激素的转化也会减少。
此外当肠道屏障功能减弱时,毒素和未完全消化的食物残渣等颗粒会逃逸,导致肠胃不适和全身炎症。炎症会在组织水平损害甲状腺激素的转化。受体受损,身体也不能将T4激素转化为活性的T3形式。
细菌通过信息素影响宿主行为
信息素是在性识别、吸引力和交配行为以及攻击行为和支配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激素。
信息素也称为外激素,一种分泌到一个人体外并影响他人行为的化学物质。
共生细菌和信息素之间的这种联系也发生在哺乳动物身上。两种鬣狗的气味腺中有不同的细菌群落,这与气味分泌物中不同的挥发性脂肪酸特征有关。作者推测,共生细菌产生的代谢产物提供了物种特有的气味。
这进一步支持了细菌可以产生影响宿主行为的气味特征的观点。细菌也可以在配偶选择中发挥作用:雌性小鼠不会被感染沙门氏菌的雄性小鼠的尿液所吸引。
化学信号和嗅觉刺激也在人类行为中发挥作用,未来的研究将帮助我们了解细菌产生的气味是否会影响我们自身的相互作用,甚至可能影响进化。
肠道菌群代谢性激素影响健康
肠道菌群也影响雌激素,它们通过特定的酶对雌激素进行循环利用并产生雌激素代谢物。当肠道菌群失衡或不健康时,这些过程就会被破坏,从而导致健康问题。
例如,Prevotellaintermedius吸收雌二醇和黄体酮,从而促进其生长。雌激素受体ER-β表达的变化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
雌二醇在卵巢中合成,是雌激素中含量最高的,活性最强的激素,经肝脏代谢后,通过胆道排泄到胃肠道,部分雌二醇被胃肠道重新吸收进入血液。肠道菌群可以通过改变雌二醇的活性和非活性状态,影响血清中类固醇激素的水平。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转化医学研究所的李艳教授团队在cellmetabolism上发表研究论文,发现绝经期前抑郁症患者肠道细菌Klebsiellaaerogenes(产气克雷伯氏菌)的3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3β-HSD)通过降解雌二醇诱导绝经期前女性出现抑郁症。
影响微生物群的重要因素(例如环境或激素)取决于不同的生命周期,并且在男性和女性中会有所不同。
KimYS,etal.WorldJMensHealth.2020
需要注意的是,性激素对肠道微生物具有显著的影响,青春期、怀孕、更年期、多囊卵巢综合征和性腺切除术等各种因素会导致性激素水平(睾酮和雌二醇)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肠道菌群组成发生变化。
肠道微生物群与性激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Santos-MarcosJA,etal.BiolSexDiffer.2023
婴儿期的特点是参与人乳低聚糖代谢的细菌种类占主导地位(据估计,婴儿细菌微生物群的25-30%来自母乳)并且肠道微生物群多样性的差异减少。
特别是,这个年龄段的特点是被属于双歧杆菌(Bifidobacterium)和链球菌(Streptococcus)的几种物种定殖,例如长双歧杆菌和嗜热链球菌。
6个月至2岁之间的年龄段的特点是将固体食物引入婴儿的饮食中,并伴随着肠道微生物群结构和功能多样性的快速增加。这是婴儿生长的关键时期,肠道微生物群开始接近成人特征。
男婴α多样性较低
例如,对出生后前30天新生儿粪便样本的分析显示,与女性相比,男婴的α多样性较低,梭状芽孢杆菌的丰度也较高,而肠杆菌的丰度较低。
男婴双歧杆菌更丰富
在新生儿肠道中最早和最丰富的细菌定植者中,已知双歧杆菌可为宿主肠道提供健康益处。改变在从出生后一天到六个月大,在男性和女性阴道分娩的婴儿中观察到双歧杆菌丰度。发现与女孩相比,男孩的双歧杆菌水平更高。
在出生后的前12个月,婴儿的肠道因饮食中引入固体食物而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微生物群落的变化。
特别是,在引入固体食物后,婴儿大肠中厌氧菌种群的初始定植在数量和组成上开始与成人相似。几项研究表明,在没有饮食变化或抗生素治疗等外部压力因素的情况下,与儿童相比,成年期的肠道微生物群更加稳定和有弹性。
这表明尽管出现了部分趋同,但仍存在差异,因此分析这一生命阶段与性别差异的关系很有价值。
对来自哥伦比亚两个不同地点的277名1至5岁儿童(154名女孩和123名男孩)的评估(研究临床腹泻的存在)表明,粪便微生物群受到多种宿主因素的影响,包括年龄、健康状况、地点和性别。
青春期是发展的关键时期,性激素,如雌激素和睾酮,在这个年龄段人群的肠道微生物群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性激素的影响下异性间微生物群差距变大
一项针对青春期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人类研究表明,与同性双胞胎相比,青少年(13-17岁)异性双胞胎的粪便微生物群差异更大。
最近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与青春期受试者(5-15岁)相比,非青春期的α和β多样性没有差异。随着青春期的开始,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的水平降低,而变形杆菌(Proteus)的丰度增加。
在青春期受试者中,发现Adlercreutzia、Ruminococcus、Dorea、Clostridium和Parabacteroides与睾酮水平有关。
动物实验中青春期的菌群性别差异
特别是,仅在10至13周龄的非肥胖糖尿病青春期后小鼠中检测到α多样性的差异,与雄性相比,雌性的水平显著更高。
此外,雄性小鼠表现出更高丰度的卟啉单胞菌科(porphyromonas)、韦荣球菌科、消化球菌科、乳杆菌科和肠杆菌科与女性相比。而当雄性小鼠被阉割后,这些差异就消失了。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随着免疫和神经系统的成熟,肠道微生物群的伴随发育是性别二态性的,导致成年男性和女性的不同微生物群落以及免疫和神经炎症通路。
注:年龄、环境(饮食和身体活动)和地理位置在内的多种因素似乎在这些性别依赖性肠道菌群差异中发挥了作用。
年轻女性肠道微生物α多样性比同年龄男性更高
在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四个地理区域以及来自哥伦比亚和中国的两个队列中评估了年龄在20至69岁之间的三个大型队列中年龄、性别和肠道微生物群α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有趣的是,与同年龄段的男性相比,年轻的成年女性(20-45岁)表现出更高的α多样性。此外,性别和α多样性之间的关联在年轻人中比在中年人中更为明显,而当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60岁时,男女之间的α多样性没有差异。这可以解释为更年期女性的雌激素水平下降。而更年期之后男性与女性的激素水平差异变小,肠道微生物群的相似程度更接近。
这意味着,性激素的动态变化会影响肠道共生,而青春期时激素的变化最大,此时男性与女性的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
注:由于该研究所覆盖的样本量还较小,年龄之间的跨度比较大,仅作为研究参考,还不能用于诊断标准。
整个生命周期中男性和女性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差异
ValeriF,etal.FrontNeuroendocrinol.2021
不仅肠道微生物群受性激素的影响,而且肠道微生物群本身也会影响激素水平。
微生物代谢雌激素进而影响多个器官
生殖内分泌功能涉及由复杂反馈机制控制的多种激素。卵巢、肾上腺和脂肪组织会产生雌激素。体内产生的或作为食物摄入的雌激素可以被肠道微生物代谢。
产生的代谢物再次影响宿主。性激素通过类固醇受体(包括雌激素受体β)直接调节细菌的新陈代谢。
具有雌激素代谢能力的肠道微生物群基因库
YoonK,etal.JNeurogastroenterolMotil.2021
同时,具有β-葡萄糖醛酸酶活性的肠道微生物群解离胆汁中排出的结合循环雌激素。去结合使雌激素对系统的重吸收过程成为可能。去结合的雌激素通过雌激素受体循环并影响多个器官,不仅影响生殖器官,还影响骨骼系统、心血管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
雌激素循环途径
雌激素在几个组织中局部产生(主要是卵巢,但也有肾上腺和脂肪组织)。它们在血液中循环,到达多个靶器官,如肝脏和肾脏。一旦到达肝脏,它们就会通过葡萄糖醛酸化或磺化反应进行结合。
此外,结合雌激素被转化为水溶性分子,随后可以通过胆汁、尿液和粪便排出体外。某些部分的结合雌激素可以在肠道中被肠道微生物分解,并通过门静脉被重新吸收到肝脏中。
雌激素对发病机制具有影响
雌激素受体作用的分子途径
微生物群影响雄激素的代谢
据报道,在雄激素代谢中,肠道微生物群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因子。在小鼠的小肠内容物中,葡萄糖醛酸化睾酮和双氢睾酮含量很高。远端肠道具有高水平的游离双氢睾酮。
在年轻成年男性的粪便中观察到明显高水平的未结合双氢睾酮。在无菌小鼠中,葡萄糖醛酸化睾酮和双氢睾酮较高;然而,在远端肠道中发现游离水平非常低。这意味着肠道微生物群会影响双氢睾酮和睾酮的肠道代谢。
性激素高的人拥有更多样化的肠道微生物
高雄激素的女性微生物群明显改变
在这方面,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高雄激素)的女性在妊娠早期到晚期的变化中,表现出明显的微生物群改变,变形菌(Proteobacteria)和放线菌(Actinobacteria)总体增加,丰富度降低。
微生物群可以预测粪菌移植后睾酮水平
最近报道,绝经后妇女的肠道菌群与男性比绝经前妇女更相似,绝经后妇女与同龄男性之间实际上没有显著差异。
此外,微生物群可以预测人类粪便转移后人类和(经抗生素处理的)雄性小鼠的循环睾酮水平。
综上所述,这些结果表明,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差异与性别以及不同激素状态有关。
既然知道了肠道微生物群与性激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那么它们具体是通过什么机制影响的呢?
性激素和肠道微生物组之间相互作用机制
HeS,etal.FrontMicrobiol.2021
微生物群通过改变胆汁酸影响性激素水平
最近有人提出,肠道微生物群的部分性别差异可能取决于胆汁酸,因为男性的胆汁酸库比女性大。在肝脏中由胆固醇合成后,它们被肠道微生物群代谢为次级胆汁酸,从而改变微生物群的结构并导致各种病理。
因此,肠道微生物群通过依赖于法尼醇X受体(FXR)的机制调节回肠中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15(FGF15)和肝脏中胆固醇7α-羟化酶(CYP7A1)的表达,从而调节胆汁酸的二次代谢,并抑制胆汁酸在肝脏中的合成。
FGF15抑制肝脏中CYP7A1的表达,CYP7A1是一种催化和调节胆汁酸合成第一步的酶。
胆汁酸同时也能影响微生物群的结构和丰度
已经观察到胆汁酸的减少导致细菌增殖,并且法尼醇X受体抑制细菌过度生长。
几项研究证实了胆汁酸、性激素和肠道菌群组成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方式,给大鼠服用胆汁酸引起的微生物群变化类似于高脂肪饮食引起的变化,以牺牲拟杆菌属为代价增加厚壁菌门的水平。
此外,粪便微生物群(来自瘦供体)的移植产生了与瘦供体相似的肠道微生物群和胆汁酸库的变化,而小鼠的性腺切除术也改变了胆汁酸模式。
由于睾酮是由胆汁酸衍生的,并且如上所述,胆汁酸水平会被微生物群改变,因此微生物群可能间接影响睾酮水平的说法是成立的。
微生物群通过酶促激活性激素
共生微生物群落可以通过其酶的活性影响性激素水平。通过这种方式,术语“strobolome”被创造出来,定义为肠道微生物群中能够从其无活性葡萄糖醛酸苷中激活雌激素的一组基因,这主要归功于β-葡萄糖醛酸苷酶,它将雌激素解离为活性形式。这些活性雌激素进入血液并作用于雌激素受体α(ERα)和雌激素受体β(ERβ)。
同样,最近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肠道微生物群参与双氢睾酮(DHT)和睾酮的代谢和肠道去葡萄糖化,从而导致最高水平的雄激素。
肠道微生物群在性别差异中的另一种可能作用机制可以在羟基类固醇脱氢酶(HSD)中找到,这些酶参与类固醇激素的代谢并控制类固醇与其核受体的结合,使它们充当激活剂或抑制剂。
肠道微生物还通过植物雌激素影响代谢
除了三种主要形式的雌激素(胆固醇衍生的类固醇激素)、雌二醇(E2,在绝经前的非孕妇中占主导地位)、雌酮(E1,在绝经后占主导地位)和雌三醇(E3,在怀孕期间占主导地位),还有一种称为植物雌激素的植物化合物,其结构和功能与雌激素相似。
植物雌激素是天然存在于植物中的化合物,植物雌激素包括异黄酮,如染料木黄酮和黄豆苷原,它们主要存在于大豆中,并在被肠道微生物群代谢后被激活。从这个意义上说,肠道微生物群允许从黄豆苷元中获得O-Desmethylangolensin(ODMA)和雌马酚,这两种物质都具有雌激素活性。
与雌激素类似,植物雌激素通过影响细胞信号传导引起生理效应,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激活或抑制雌激素受体α或雌激素受体β来诱导或抑制雌激素作用,并且还可能引发表观遗传效应和细胞内信号级联反应。
植物雌激素可以调节内分泌系统改善病症
植物雌激素在饮食中被消耗,因为它们出现在水果、蔬菜、豆类和一些谷物中。事实上,饮食成分对肠道微生物群生态系统具有急性影响。通过促进更多样化和更稳定的微生物系统的发展,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似乎对人类健康更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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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和益生菌治疗的性别差异
已有一些关于药物治疗和微生物群性别差异的报道。
男女服用同一种抗炎药后微生物变化有差异
一项人体研究调查了23名健康男性和女性在非甾体抗炎药诱导的肠道屏障功能和微生物组方面的差异。使用16S核糖体RNA测序确定了十二指肠和粪便微生物群组成。健康女性的肠道通透性较低,十二指肠和粪便微生物多样性高于健康男性。
两性服用吲哚美辛后肠道通透性增加。然而,只有雌性在摄入吲哚美辛后粪便微生物多样性下降,包括普氏菌丰度增加。十二指肠微生物群组成没有表现出性别特异性变化。
益生菌给药存在性别差异
如今,益生菌因多种原因而流行,并且有人认为其效果可能因性别而异。
一项研究报告说,将5种乳杆菌菌株的益生菌混合物给予易患狼疮的小鼠可改善肾功能,并在雌性和阉割的雄性小鼠中显示出抗炎作用,但在性腺完整的雄性小鼠中则没有,这表明益生菌给药存在性别差异。
另一项研究报告了金枪鱼油和海藻油混合物对肠道微生物群的抗衰老作用存在性别差异。雄性小鼠在特定混合油比例下表现出比雌性小鼠更好的抗衰老效果。
全球肥胖发病率越来越高
肥胖症的体重指数(BMI)为30kg/m2或更高,在全球各国成人和儿童中的流行率都在增加。这种病理学是复杂的遗传、社会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会导致严重的健康、经济和社会问题。
科学研究表明,一些代谢紊乱的发生与身体脂肪的分布有关,而且这种分布表现出性别二态性。脂肪倾向于堆积在男性的躯干和腹部周围,而女性的脂肪一般在臀部和大腿周围。
腹部肥胖
腹部肥胖,尤其是内脏肥胖,会导致血糖和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和低密度脂蛋白(LDL)颗粒的增加,以及炎症标志物的增加。
臀部肥胖
肥胖中的微生物多样性和性激素
BrettleH,etal.FrontImmunol.2022
在肥胖症中,拟杆菌门决定了疾病的严重程度。肥胖男性的物种丰富度较低,并且发现睾酮与厚壁菌门增加有关,因此会释放更多的抗炎丁酸盐。
另一方面,肥胖女性尽管微生物多样性更高,但雌二醇和拟杆菌增加,导致脂多糖释放更多,从而引发更强的免疫反应。
脂肪组织分布、性激素和肥胖的代谢紊乱
与绝经前女性相比,男性和绝经后女性心血管风险增加,腹部/内脏肥胖和胰岛素皮下脂肪分布减少。男性和绝经后女性体内的脂肪组织比绝经前女性的脂肪组织更具促炎性。
√性激素调节身体脂肪分布
大量证据支持性类固醇调节身体脂肪分布的观点。在这方面,青春期激素的变化与不同性别之间的体重增加有关,这是由于男孩的瘦体重增加和女孩的脂肪量增加,以及男性和女性的脂肪分布。
此外,几项研究表明,一些基因参与了在体脂分布中观察到的性别二态性,以及性类固醇激素在这些基因调节中的潜在作用。
睾酮影响不同部位的脂肪堆积
在男性中,睾酮抑制腹内区域甘油三酯的摄取,并似乎促进它们在皮下区域的积累,同时导致儿茶酚胺刺激的皮下脂肪分解减少,而不是内脏脂肪分解。
这些过程似乎受到雄激素受体(AR)基因的影响,因为在雄激素受体敲除小鼠模型中,雄激素受体的缺失通过减少脂肪分解导致肥胖增加,尤其是晚期肥胖。
此外,caveolin-1蛋白(CAV1)似乎在脂肪堆积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且它受雌激素(雌二醇)和雄激素(双氢睾酮)的不同调节。
√性激素影响脂肪细胞功能
在细胞水平上,已经观察到性激素(雄激素和雌激素)对白色脂肪组织中脂肪细胞功能影响的差异,涉及脂肪细胞分化、脂肪分解、脂肪生成、胰岛素敏感性和脂肪因子产生/分泌等关键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睾酮和双氢睾酮调节小鼠间充质干细胞的分化,以雄激素依赖性方式分别促进和抑制它们向肌细胞和脂肪细胞的分化。
双氢睾酮增加脂肪分解
同样,在对人体细胞进行的体外研究中,双氢睾酮以雄激素受体依赖性方式抑制人间充质干细胞和人前脂肪细胞的脂肪形成分化,增加脂肪分解并减少脂质积累。
睾酮阻止脂肪细胞肥大和脂肪细胞生成
在阉割小鼠(雄性性腺功能减退症模型)中,脂肪量通过脂肪细胞肥大和脂肪生成增加,而当这些小鼠接受激素替代疗法时,睾酮阻止内脏和皮下脂肪量的扩张。
此外,致肥胖脂肪生成也通过抑制雄激素受体活性而升高。这项研究还显示了脂肪分布的不同调节,睾酮衍生的雌二醇和双氢睾酮分别阻止了内脏和皮下脂肪的增加。
√睾酮浓度较高利于减少内脏脂肪
睾酮含量下降后脂肪更多的积累
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睾丸激素的下降伴随着肥胖的增加,腹部脂肪的优先积累和内脏脂肪组织的更多积累。
√雌二醇水平较低的女性易患向心性肥胖
向心性肥胖——指患者体内脂肪沉积是以心脏、腹部为中心发展的一种肥胖类型。
最近发现,绝经前妇女的身体或躯干脂肪量与较低的总雌二醇和较高的游离雌二醇浓度有关,绝经前和绝经后妇女的总睾酮和计算游离睾酮浓度较高,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IGF-I)浓度较低。
代谢综合征是一种以腹部肥胖、胰岛素抵抗、高血压和高血脂为特征的病理状况,已遍布全球并导致2型糖尿病、冠心病和中风等疾病患病率上升。
性激素对肥胖、代谢综合征和2型糖尿病的影响
√代谢综合征患者中男女的菌群差异
在代谢综合征患者中也观察到特定菌属的丰度差异。男性中韦荣氏球菌属(Veillonella)、Methanobrevibacter、Acidaminococcus、梭状芽孢杆菌(Clostridium)、罗氏菌属(Roseburia)和Faecalibacterium的丰度较高,而女性中嗜胆菌属(Bilophila)、瘤胃球菌属(Ruminococcus)和拟杆菌属(Bacteroides)的丰度更高。
√睾酮水平会影响代谢综合征
在睾酮对代谢综合征的影响中观察到的性别二态性似乎是雄激素受体依赖性的,并且已经提出了几种机制来解释睾酮水平与代谢综合征之间的关联。
男性中睾酮水平高不易患代谢综合征
过量的睾酮可能导致女性胰岛素分泌受损
关于睾酮对胰腺的作用,一项小鼠研究表明,雄激素受体调节男性胰岛β细胞生理,因此该受体的缺乏会降低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并导致葡萄糖耐受不良。相反,有人提出,过量的睾酮可能通过雄激素受体依赖性机制导致女性胰岛β细胞功能障碍,胰岛素分泌受损。
√雌激素缺乏的女性代谢综合征患病率较高
雌激素水平似乎也影响代谢综合症的患病率。因此,大鼠卵巢切除术引起的雌激素耗竭导致大多数代谢综合征成分(脂质、葡萄糖、高密度脂蛋白和低密度脂蛋白)恶化,而在50岁以下的女性中,即经历更年期,其患病率增加。
卵巢切除的女性血糖和血压升高
此外,据报道,在接受过子宫切除术(通常伴随双侧卵巢切除术以预防后续卵巢癌)的女性中,血糖水平和高血压升高。
绝经导致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水平下降,至少部分是由于雌激素减少,而睾酮水平在绝经期间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绝经可以被认为是代谢综合征及其独立于年龄的所有独立组成部分的预测因素(风险因素)。
糖尿病包括一组疾病,根据其发展机制进行区分,这些疾病会降低调节血流中葡萄糖水平的能力,并导致长期高血糖症。
由于自身免疫和代谢过程,糖尿病有两种主要形式,即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1型糖尿病,T1D)和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T2D)。
2型糖尿病的特征是胰岛B细胞产生的胰岛素不足和肝脏葡萄糖代谢受损,以及胰岛素抵抗,导致组织对胰岛素的反应性降低。
√糖尿病前期的症状表现出性别差异
空腹血糖受损(IFG)和葡萄糖耐量受损(IGT)作为2型糖尿病的前期阶段发生,表现出性别二态性,葡萄糖耐量受损在女性中更常见,而空腹血糖受损在男性中更常见。
有人提出,性激素可能是造成这种二态性的原因。事实上,更年期的雌激素治疗会降低空腹血糖并恶化葡萄糖耐量。
√男性的2型糖尿病发病率高于女性
此外,已证实男性的2型糖尿病发病率高于女性,这进一步支持了性激素参与这种病理学的发展。更年期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而更年期的激素治疗可能会延迟2型糖尿病的发作。
√睾酮水平影响男性2型糖尿病患病率
低睾酮水平男性死亡率增加
同样,据报道,经过2年的睾酮治疗后,患有2型糖尿病的男性比例有所降低。此外,已发现前列腺癌的雄激素剥夺疗法会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
患有2型糖尿病的男性睾酮水平往往较低
与上述一致,患有2型糖尿病的男性往往睾酮水平较低,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患有性腺功能减退症。事实上,许多研究已经证实,患有性腺功能减退症和低睾酮水平的肥胖2型糖尿病患者在接受睾酮替代疗法(TRT)后表现出改善的胰岛素抵抗和血糖控制。
√雌二醇水平高的男性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
关于女性荷尔蒙,雌二醇水平高的男性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这种高雌二醇浓度与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浓度一起对男性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产生不利影响。
√女性睾酮水平较高可能易患2型糖尿病
注:这些关于睾酮与2型糖尿病发病率之间关系的相互矛盾的结果可能是由于睾酮的测量,一些作者使用总睾酮而其他人使用游离睾酮,并且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不同研究的分析方法可能不同。
此外,当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浓度低于30nmol/L时,游离雄激素指数(FAI)不是游离睾酮的可靠指标,这将导致性激素结合球蛋白水平较低的女性可能出现研究错误。
因此,在女性中,总睾酮与2型糖尿病之间没有关联,尽管游离睾酮水平较高与2型糖尿病风险增加有关。
√雌二醇水平异常会增加2型糖尿病发病率
关于雌二醇,据报道患有2型糖尿病的绝经后女性的雌二醇水平高于健康女性。然而,基于早期初潮或绝经以及子宫切除术和卵巢切除术实践的大量证据表明,非生理性雌二醇水平(高于或低于正常值)可能是导致2型糖尿病发病率增加的原因。
月经初潮提前会增加2型糖尿病的风险
在这方面,月经初潮提前似乎会增加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然而,一些研究表明,初潮早导致的2型糖尿病风险的部分原因可能是肥胖增加,因为早期月经初潮已被证明也与成年期体重指数的增加有关。
提前绝经和卵巢功能不全导致2型糖尿病风险增加
另一方面,提前绝经或卵巢功能不全会导致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在接受双侧卵巢切除术的绝经后妇女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
切除卵巢的女性2型糖尿病风险增加
最后,伴有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BSO)的子宫切除术显示2型糖尿病的风险高于子宫切除术本身。然而,其他研究表明子宫切除术与2型糖尿病风险增加有关,而双侧输卵管卵巢切除术本身或与子宫切除术一起并没有增加2型糖尿病的风险。
研究表明表明接受子宫切除术或卵巢切除术的女性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但并未区分这两种情况是单独发生还是同时发生。
另一项研究表明,相对于完整女性,双侧卵巢切除的子宫切除女性的总睾酮和生物可利用睾酮水平较低,而保留卵巢的子宫切除女性的睾酮水平居中。
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组持续或间歇发作,以腹痛、腹胀、排便习惯或大便性状改变为临床表现,胃肠道结构和生化异常的肠道功能紊乱性疾病。
√女性患肠易激综合征的比例更高
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一种具有性别差异的代表性疾病,通常在女性中的发生频率是男性的两倍。特别是,到三级中心就诊的患有严重症状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女性比例更高。
感染性结肠炎后肠易激综合征的风险增加,约10%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在感染性结肠炎后开始出现症状。有趣的是,感染后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病率在女性中较高,这表明性别间肠道微生物群的差异可能在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肠易激综合征的症状存在性别差异
女性更有可能出现腹痛和便秘
肠易激综合征症状存在性别差异:具体而言,IBS-C在女性中占主导地位,而IBS-D在男性中占主导地位。
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IBS-C)是肠易激综合征的一种亚型:至少25%的排便为硬粪或干球粪,且松散(糊状)粪或水样粪<25%。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至少25%的排便为松散(糊状)粪或水样粪,且硬粪或干球粪<25%。
男性出现腹泻症状更多
√女性月经期间肠易激综合征症状加重
女性在月经期间报告更频繁和更严重的肠易激综合征症状,例如稀便、腹胀和腹痛加重,这些症状的增加可能与月经周期的变化有关。
在冰岛进行的一项基于人群的邮政研究表明,患有痛经的女性比没有痛经的女性更容易出现肠易激综合征症状。此外,更年期似乎与肠易激综合征症状的恶化有关。也就是说,女性在绝经后报告的腹痛比绝经前更严重。
此外,纤维肌痛、慢性疲劳综合征、慢性盆腔痛和偏头痛等经常与肠易激综合征重叠的慢性疼痛疾病的患病率在肠易激综合征女性中更高,这表明她们的症状与激素之间存在关联。
甲状腺是重要的内分泌腺。甲状腺的主要功能是分泌含碘的甲状腺激素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和甲状腺素(T4)以及肽类激素降钙素,通过影响新陈代谢和组织发育来影响心血管和生殖疾病。
肠道微生物群在甲状腺疾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桥本氏甲状腺炎(HT)和格雷夫斯氏病(GD)。桥本氏甲状腺炎和格雷夫斯氏病分别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主要原因。
√女性甲状腺疾病发病率高于男性
甲状腺疾病性别差异特别的显著,它的高发人群多为中年的女性,男性的患病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女性的内分泌活跃程度很高,没有一定的稳定性。
在平时压力大和情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会导致自身的免疫调节出现异常,致使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从而就会容易造成甲状腺疾病的发生。
√胆汁酸的组成可以反映甲状腺功能
胆汁酸是肠道微生物群的重要代谢产物,在甲状腺疾病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甲亢和甲减患者的血清胆汁酸谱不同,胆汁酸的组成可以反映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中最主要的胆汁酸是次级胆汁酸脱氧胆酸,而鹅去氧胆酸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中最主要的胆汁酸。
√短链脂肪酸与甲状腺激素相互作用影响女性情绪健康
短链脂肪酸是肠道菌群代谢的主要产物之一,短链脂肪酸与甲状腺激素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相互作用,并通过调节肠细胞基因转录来影响激素的分泌。例如,粪便短链脂肪酸酯可通过影响高脂血症和甲状腺疾病来影响女性的情绪健康。
卵巢癌症的病因尚不清楚,可能与环境、生殖、行为和遗传因素有关。在这些因素中,雌激素水平的失调和雌激素的活性被认为是重要因素。
√雌激素促进细胞粘附和迁移从而影响卵巢癌的病症
利用不同的卵巢癌症细胞系进行了一项体外研究,以确认雌激素受体在卵巢癌症病因中的需求。
他们的结果表明,雌激素治疗后,雌激素受体阳性细胞系的粘附和迁移能力增强,而雌激素受体阴性细胞系的粘附和移动能力没有显著变化。
√微生物通过影响活性雌激素含量影响卵巢癌
如上所述,具有β-葡萄糖醛酸酶活性的细菌可以介导雌激素的去结合,从而影响循环中活性雌激素的数量。结合雌激素水平和活性在卵巢癌病因学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可以推断肠道微生物组可能通过影响活性雌激素的量来促进雌激素驱动的疾病(如卵巢癌)的发展。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PMOP)是一种由雌激素缺乏引起的骨质疏松症,会导致绝经后妇女骨折频率增加。
√雌激素缺乏易引起骨质疏松
目前的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与骨重塑以及骨代谢疾病之间存在潜在的密切关系。
研究人员发现,在无菌小鼠中,性类固醇缺乏不能诱导破骨细胞因子表达增加、骨吸收激活,这表明肠道微生物组在性类固醇缺乏导致的骨质疏松中至关重要。
他们进一步证明,用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或市售益生菌补充剂每周两次治疗性类固醇缺乏小鼠可以避免骨质疏松。这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是由于肠道通透性的降低、肠道和骨髓炎症的抑制。
相比之下,补充非益生菌大肠杆菌菌株或突变鼠李糖乳杆菌并没有显示出对骨丢失的保护作用。
上述结果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可能导致肠道通透性增加,并触发重要炎症通路的激活,从而导致性类固醇缺乏小鼠的骨质流失。
这些结果将雌激素缺乏引起的骨质疏松症与肠道微生物多样性、肠道通透性和炎症联系起来。
√高雄激素可能导致多囊卵巢综合征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育龄妇女常见的内分泌疾病,其病因可能与高雄激素血症、胰岛素抵抗和神经内分泌功能障碍有关。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肠道微生物多样性较低
一些研究人员发现,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组中,普通拟杆菌(Bacteroidesvulgatus)显著升高,脱氧胆酸和熊去氧胆酸水平降低。
通过比较多囊卵巢综合征女性的粪便微生物组、肠上皮通透性和炎症状态,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个假设,即肠上皮高通透性导致的毒血症与炎症、胰岛素抵抗和高雄激素血症有关。不过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阐明内毒素血症的具体机制。
√调节肠道微生物有助于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
菊粉和二甲双胍对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缓解作用与抗炎和肠道微生物群的调节有关,这可能有助于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潜在临床治疗。
环丙孕酮Diane-35(雌激素和孕激素)和益生菌可以帮助重建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减少肠道菌群紊乱可以改善多囊卵巢综合征样大鼠的生殖功能。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改善肠道微生物组是否可以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有效治疗方法。
性激素,特别是雌激素和睾酮,与肠道微生物群的结构和组成有关,性激素与肠道微生物群的相互作用对疾病的发展和性别差异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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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对身心的影响
环境因素指的是正常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动物通过获得环境激励以做出有益的增强,使它们能够正常表达其行为和心理活动,从而改善健康状况和生长性能。
★音乐对人体健康具有益处
音乐这种声波刺激,影响着动物的生理和心理。以前的研究表明,伴随音乐喂养动物会影响它们的生长性能和动物生产。音乐的节奏鼓励肌肉活动并激发机体的活力。当音乐的节奏接近机体的心律时,会刺激机体分泌调节荷尔蒙。
美国开展的一项音乐疗法研究表明,它可以缓解情绪、改善消化、平衡心理状态并促进疾病康复。
★音乐可以辅助调节肠道菌群
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将五行音乐疗法(FEMT)引入医学领域。中国的五行音乐疗法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完整的体系。科学家观察到五行音乐疗法可以缓解焦虑症状、改善空间认知、调节肠道菌群和辅助药物治疗。
五行音乐疗法——中医理论描述了五种音乐音调、五种器官和五种元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五音分属五行,通肝、心、肺、脾、肾五脏。用角、徵、宫、商、羽五种不同的音调的音乐来治疗相对应的疾病。
虽然目前音乐疗法治疗疾病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音乐疗法已成为临床常用的辅助治疗手段。
然而,关于喂食过程中听音乐对肠道微生物影响的报道较少。本文通过最新的研究评估喂养时伴随音乐对小鼠肠道微生物和生长性能的影响,为音乐治疗提供理论支持。
实验选用生长状况良好、健康的小鼠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没有动物患抑郁症、疾病或死亡,尸检和电子显微镜成像均未显示宏观和微观病理。
整个实验期间的小鼠体重
对照组小鼠体重在前16天高于音乐干预组
对照组小鼠体重在30天喂养期的最初16天高于音乐干预组,第4天两组差异显著(P<0.05)。
19天后音乐干预组体重开始高于对照组
然而,在第19天后,两组之间的小鼠体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音乐干预组的体重在第19-30天高于对照组。
其中,第25天(38.444:39.600)、第28天(39.120:40.238)和第30天(40.120:40.838)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5;P<0.05)。
音乐干预组小鼠情绪和状态更活跃
值得注意的是,在喂食期间,我们发现音乐干预后的小鼠在情绪状况和活动状态方面比对照小鼠更活跃。
匹配了获得的合格序列,并进行了α-多样性分析,以评估对照组和音乐干预组之间肠道菌群多样性和丰度的差异。
伴随音乐的喂养降低了肠道菌群丰度
结果表明,对照组的微生物多样性和丰度高于音乐干预组,两组间chao1指数差异显著(P<0.05)。其他三个指数(Shannon指数、ACE指数和Simpson指数)没有显示出统计差异。
注:chao1指数——又称Chao1丰富度指数或Chao1多样性指数,是一种用于衡量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指标。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伴随音乐的喂养过程降低了肠道菌群的丰度。
β多样性较低
利用QIIME软件计算β多样性分析,比较样本间物种多样性的相似性。
PCoA分析基于未加权的二进制jaccard(P>0.05)和加权的braycurtis(P>0.05)显示两组之间没有统计学差异,表明两组之间具有高相似性和低物种多样性。
α和β多样性分析
通过使用QIIME2软件对来自不同物种的微生物类群进行分类,评估了门和属水平上优势样本的相对比例。
两组中都以厚壁菌和变形菌为主
结果表明,对照组中门水平的优势菌为厚壁菌门(Firmicutes)占42.19%,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占19.57%,蓝藻(Cyanobacteria)占13.05%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占9.85%,占总肠道菌群的84.66%。
在音乐干预组中,门水平的优势细菌为厚壁菌门(Firmicutes)占61.42%,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占16.00%、蓝藻占7.07%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占4.46%,占微生物总数的88.94%。两组的微生物组成(属水平)均显示乳杆菌(Lactobacillus)为优势群落。
此外,uncultured_bacterium_f_Enterobacteriaceae(3.97%比5.83%)和uncultured_bacterium_f_Muribaculaceae(3.47%比1.62%)是两组中的优势菌株。
从以上结果可以得出结论,在小鼠喂食过程中进行音乐干预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的组成。
热图通过色带和接近程度表明多个样品的肠道微生物种群的异同。
结果表明,无论细菌门水平还是在属水平,两组样品之间的微生物丰度相似性较低,但组内样品之间的差异较小,微生物丰度相似。
小鼠肠道微生物组成分布和热图
注:(A)门级的优势细菌种类和丰度;(B)属级的优势细菌种类和丰度;(C)门级样品间微生物相似性热图;(D)属级样品间微生物相似性热图。
两组之间厚壁菌丰度存在显著差异
使用Metastats分析,研究了两组微生物的门和属水平组成的统计学差异。结果显示厚壁菌门的相对丰度存在显著差异(对照组0.422±0.056与音乐干预组0.614±0051,P<0.05)。
Metastats分析——组间群落显著性差异分析,用于寻找组间差异物种
对照组丰度高于音乐干预组的菌群
在属水平上发现了11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分类群,而对照组在以下菌种丰度高于音乐干预组
uncultured_bacterium_o_Microtrichales
(P<0.0001);uncultured_bacterium_f_Micromonosporaceae
(P<0.05);
Pseudolabrys(P<0.05);
Methylobacterium(P<0.05);
uncultured_bacterium_f_Muribaculaceae
Ruminococcaceae_UCG-005(P<0.05)。
音乐干预组丰度高于对照组的菌群
与此相反,以下菌种丰度音乐干预组高于对照组:
uncultured_bacterium_f_Atopobiaceae(P<0.01);Ileibacterium(P<0.01);Lachnospiraceae_FCS020_group(P<0.05);Serratia(P<0.05);
Dietzia(P<0.05)。
门和属水平肠道细菌丰度的统计差异
注:所有数据均表示平均值±SD(*P<0.05;**P<0.01;***P<0.001)
考虑到Metastats分析对两组间细菌相对丰度差异的局限性,进行了LEfSe分析以寻找对照组和音乐干预组之间具有统计学差异的生物标志物。
LEfSe分析是一种将非参数的Kruskal-Wallis以及Wilcoxon秩和检验,与线性判别分析效应量相结合的分析手段,能够在不同组间寻找具有统计学差异的Biomarker,其要求组内样本数≥3。
结果表明,除了上述显著差异的细菌外,还回收了15个具有统计学差异的生物标志物,对照组中最主要的群体是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δ-变形菌(Deltaproteobacteria)和酸微菌(Acidimicrobiia),而Lleibacterium和大洋芽孢杆菌(Oceanobacillus)在音乐干预组中显著表达。
LEfSe分析和LDA评分揭示了细菌丰度的显著差异
乳杆菌是两组中最丰富的菌
此外,音乐干预后小鼠(Jm组)体内乳杆菌丰度高于对照组(47.34%比28.03%),而Phaseolus_acutifolius_tepary_bean丰度低于对照组(6.24%比12.36%)。
乳杆菌与其他菌属的关联性
已发现音乐对身体有积极的影响,引起协调的共振,促进器官节奏的和谐,以及一系列内分泌转变。
提高动物的生长性能
先前的研究表明,音乐和检查声音的混合会显著提高小猪生长性能(同样的饲料量下长了更多的肉)。然而,有些音乐(例如重金属,频率<20赫兹,95–105分贝)具有相反的效果。
注:这项研究是在ElCondorPasa音乐上进行的,该音乐风格自然且没有过度分层。
在为期30天的喂养实验(有音乐干预)中,发现小鼠的体重在第25天时明显高于对照组。此外还显示,在音乐干预后,动物消耗了更多的食物,体重明显增加。
促进对营养的吸收
一些研究发现,音乐可以促进免疫系统和肠道微生物对营养的吸收,同时还可以减轻噪音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表明音乐可以改善体重,促进小鼠的生长和身体发育。
增强肠道菌群的活性
先前的研究表明,音乐疗法可以减少抑郁症,它还会影响消化系统的协调共振、生长激素的分泌并增强肠道菌群的活性和多样性。
小鼠胃肠道α-多样性和PCoA分析表明,与对照组相比,音乐干预组肠道微生物发生了变化。有趣的是,整个多样性分析揭示了音乐组中组内样本的高度聚集和组内相似性的显著增强。
有助于肠道菌群的相对稳定
我们发现喂食期间的音乐干预从统计学上增加了厚壁菌和乳杆菌的丰富度,同时成倍减少了蓝藻、拟杆菌、肠道微生物中的Phaseolus_acutifolius_tepary_bean和uncultured_bacterium_f_Muribaculaceae。
厚壁菌门是数量最多的细菌,大多数为革兰氏阳性菌,呈球形或杆状,厚壁菌门的许多成员是有益菌,如乳杆菌、芽孢杆菌、双歧杆菌、丁酸梭菌等。
表明肠道微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与特定细菌的减少或个别菌株的过度生长有关。这表明喂养期间的音乐干预可以减少离散的微生物群并有助于相对稳定性。
肠道微生物的稳态有助于防止其他疾病
肠道微生物群的稳态被发现是外部病原体入侵和定植的重要障碍,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可能与多种疾病有关。
除了胃肠道疾病和代谢疾病,肠道菌群还与多种全身性疾病有关,例如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肿瘤疾病。
研究表明,乳杆菌等微生物可以产生乙酸盐、乳酸和抗菌物质,可以防止病原体干扰健康。此外,它们还有助于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预防和抑制肿瘤的发生,增强动物免疫力,促进消化,合成氨基酸和维生素。
总体而言,本研究描述了小鼠在进食期间听音乐情况下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
结果表明,音乐干预后肠道微生物群发生了显著变化,其特征是肠道细菌多样性下降和小鼠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发生变化。此外,在伴随音乐喂养小鼠期间,有益菌的数量增加,而致病菌或条件致病菌减少。
这些结果有助于理解音乐与肠道微生物群之间的关系,以及肠道微生物群会根据不同的喂养环境发生变化。本研究也为音乐疗法改善动物生长环境提高动物生理及心理状态提供了理论依据。
音乐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轻而易举就能接触到的,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便捷的治疗方式,因为它不需要使用任何药物或器械,无需去医院等特殊的场所。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窥见音乐疗法对于干预人类肠道菌群的潜力。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未来可以更深入了解音乐疗法的作用机制,通过研究不同类型的音乐、不同的音乐治疗对象,探索更多有效的个性化的音乐调节肠道菌群的方案,从而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实践中,让大众有机会感受音乐疗法带来的不可思议的力量。
参考文献
NiuJ,XuH,ZengG,WangP,RaciheonB,NawazS,ZengZ,ZhaoJ.Music-basedinterventionsinthefeedingenvironmentonthegutmicrobiotaofmice.SciRep.2023Apr18;13(1):6313.
简单来说就是选择健康合适的人粪便,通过科学方法提取出有用的微生物,去除有害与无用的部分,然后制成制剂,给病人口服或者直接注入肠道,目的是恢复健康的肠道微生物群并改善整体健康状况。
粪菌移植的历史悠久
粪菌移植在传统中医中已有数百年的应用,粪菌移植的第一个记录可以追溯到四世纪的中国,当时人类粪便被称为黄汤,用于治疗严重腹泻的患者。
15到16世纪的中国明朝,有关于将新鲜或发酵的粪便悬浮液用于治疗腹泻、便秘和腹痛等胃肠道疾病的记载。
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它才首次用于现代医学,以治疗由抗生素耐药菌引起的严重腹泻。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粪菌移植主要用于治疗反复发作的艰难梭菌感染。然而,随着肠道微生物群的发现及其在健康和疾病中的作用,粪菌移植开始被探索作为治疗其他疾病的潜在方法,包括炎症性肠病、肠易激综合征甚至神经系统疾病等。
粪菌移植在未来拥有巨大前景
粪菌移植的疗效已经在多种肠道疾病中得到证实,如艰难梭菌感染、肠炎、炎症性肠病等。粪菌移植的出现,为肠道微生物失调带来了新的治疗思路和方法,也为人类健康提供了新的希望。
随着我们对肠道微生物群研究的不断发展,粪菌移植很可能成为治疗其他疾病越来越重要的工具。谷禾在本文中将为大家介绍粪菌移植。
粪便微生物群移植(粪菌移植)是一种医疗程序,涉及将粪便从健康供体转移到受体的胃肠道中。已发现粪菌移植可有效治疗各种胃肠道疾病,包括艰难梭菌感染、炎症性肠病和肠易激综合征。
来自大量临床试验的数据表明,粪菌移植也可能对许多其他疾病具有治疗潜力,从胃肠道到肝脏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皮肤疾病、心血管疾病、脑部疾病、肥胖和代谢综合征。
人类疾病中的粪菌移植
BiazzoM,etal.JClinMed.2022
粪菌移植主要用于治疗反复发作的艰难梭菌感染(CDI),这是一种细菌感染,会引起严重的腹泻和结肠炎症。
√粪菌移植对治疗艰难梭菌感染特别有效
研究表明,粪菌移植在治疗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方面特别有效,已发现粪菌移植在治疗艰难梭菌感染方面的成功率超过90%,而且几乎没有副作用。
粪菌移植已被证明是治疗多种胃肠道疾病的有效方法,包括炎症性肠病(IBD)、肠易激综合征(IBS)。
炎症性肠病是一种复杂的炎症和慢性疾病,其特征是免疫失调,最终导致消化道免疫介导的损伤,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肠道微生物群失调被认为是炎症性肠病发展中的关键调节事件,因此粪菌移植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治疗策略。
√缓解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症状
最近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粪菌移植可有效诱导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症状缓解,缓解率为36%,而对照组仅为9%。对核糖体16SRNA的分析表明,粪菌移植后微生物多样性增加并持续存在。
对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的儿科患者(4至17岁)进行了随机临床试验。粪菌移植组中92%的患者在第6周实现了小儿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指数的改善(与安慰剂组的50%相比)。
√短期内改善了克罗恩病患者症状
评估了25名患有腹腔内炎症性肿块的克罗恩病患者使用多种新鲜粪菌移植(初始粪菌移植随后每三个月重复粪菌移植)的疗效和安全性。
超过一半的患者在第一次粪菌移植后三个月表现出临床反应的缓解,这一比例在12个月和18个月时有所下降。
注:这表明尽管粪菌移植在短期内缓解了临床症状,但未能产生持久的临床效果。
√对肠易激综合征有积极影响
六项不同的临床试验发现粪菌移植对肠易激综合征症状有积极影响:
(1)在一项只有10名患者入组的小型临床试验中,在粪菌移植后4周,6名患者有所改善;有趣的是,作者发现报告改善的患者接受了来自双歧杆菌含量高于无效供体的粪菌移植,这表明富含双歧杆菌的粪便供体可能是粪菌移植成功的预测因素。
(2)观察到65%的患者在通过结肠镜检查接受粪菌移植治疗三个月后症状缓解以及粪菌移植之后微生物特征向供体特征的转变,包括增加的α和β多样性。
(3)报告了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症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这些患者通过胃镜接受新鲜粪便,并且(在连续分析中)增加了短链脂肪酸。
(4)报告显示,在接受来自健康供体(同种异体移植)或来自他们自己(自体移植)的粪便材料的患者中,肠易激综合征症状出现短暂改善;接受同种异体移植的患者抑郁评分有所下降。
(5)使用仅从一名健康、特征良好的供体获得的粪便样本通过胃镜粪菌移植治疗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发现了疲劳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以及细菌微生物群概况的变化、粪便短链脂肪酸的变化。
(6)在最近的一项临床试验中,招募了难治性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主要是腹胀,并通过鼻空肠给药接受一次粪菌移植治疗;粪菌移植一年后,56%的患者报告肠易激综合征症状和生活质量有所改善。
复发性肝性脑病是肝硬化的并发症(与饮酒无关),由肝功能衰竭和肠-肝-脑轴受损引起,可导致意识障碍和昏迷。
√粪菌移植改善肝性脑病患者认知和微生态失调
粪菌移植治疗后一年内,与对照组相比,降低了住院率并改善了认知功能。
√粪菌移植展现出肝病的治疗潜力
广泛的研究支持粪菌移植作为一种控制肝病的疗法。粪菌移植改善了高脂肪饮食引起的肝损伤和脂质代谢,同时增加了小鼠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来自对酒精性肝病有抵抗力的供体小鼠的粪菌移植可以预防酒精性肝损伤。
此外,粪菌移植已经用于慢性肝病患者。最近一项针对严重酒精性肝炎患者的初步研究表明,粪菌移植与存活率提高和腹水消退有关。
多项研究探索了粪菌移植在治疗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的潜在益处,例如帕金森病、多发性硬化症和自闭症谱系障碍。
√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症状
发表在《神经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粪菌移植改善了帕金森病患者的症状,如便秘和睡眠障碍。
在帕金森病小鼠模型中,来自正常小鼠的粪菌移植可以减少黑质的病理特征并减轻身体损伤。
√改善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症状
发表在《神经炎症杂志》上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粪菌移植改善了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症状,例如疲劳和抑郁。
√影响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状态
此外,来自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粪菌移植在正常小鼠中诱导了抑郁症的行为/生理特征。
最后,在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模型中,源自正常对照小鼠的粪菌移植改善了认知功能。
除神经系统疾病外,粪菌移植在治疗其他非胃肠道疾病(如肥胖、糖尿病和代谢综合征)方面也显示出前景。
√改善代谢综合征患者胰岛素敏感性
几项临床试验研究了粪菌移植对代谢综合征患者的的影响,显示出改善:报告说,患有代谢综合征的男性参与者接受了来自健康人群的肠道微生物群输注六周后胰岛素敏感性增加。
研究人员概括了关于胰岛素抵抗增加的发现,并补充说它取决于粪菌移植后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
最后,与移植正常供体粪便的受试者相比,使用代谢综合征供体粪便移植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的男性受试者时,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从而显示代谢综合征中胰岛素敏感性和微生物群之间的因果关系。
发表在《胃肠病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也发现,粪菌移植改善了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
注:代谢综合征是糖尿病的前兆。
除了这些已经确定的应用,粪菌移植还有一些新兴的用途。例如,粪菌移植被探索作为治疗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潜在方法。
在过去的几年中,肠道微生物群在致癌过程中的作用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肠道微生物失调和个别细菌可以通过激活致瘤途径、诱发炎症和破坏宿主DNA来诱发癌症或影响癌症进程。
细菌影响癌症的具体机制
几种细菌拥有或产生促进β-连环蛋白与E-钙粘蛋白分离的蛋白质,激活参与癌发生的β-连环蛋白信号通路。
除了诱发炎症外,许多细菌还能够通过释放特定代谢物来破坏DNA,从而促进癌症进展。
β-连环蛋白(β-catenin)是一种细胞骨架蛋白,主要位于细胞膜,在乳腺上皮中,β-catenin游离量较少,通过介导与E-cadherin的相互作用,将细胞外黏附因子与细胞质内细胞骨架相互连接,以保持质膜的完整性,并参与细胞的黏附、迁徙与转移等过程。
β-catenin异常表达时脱离细胞间连接进入细胞质或细胞核,将失去介导细胞间链接、黏附的功能,并引起某些癌基因的表达,导致细胞癌变、转移。
β-catenin还是介导Wnt信号传导的关键分子,其在细胞核中决定着Wnt信号通路的开放或关闭,通过调节基因表达过程,在乳腺发育以及肿瘤发生的调控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细胞膜中β-catenin的丢失以及细胞质、细胞核中β-catenin的高表达都可以经过不同的调节途径独立发生,诱导乳腺癌的发生,并影响乳腺癌的预后。
E-钙粘蛋白(E-cadherin)是钙黏蛋白家族成员,在上皮细胞中连接细胞骨架与细胞外环境,参与细胞信号传导。在正常乳腺组织中,E-cadherin在肌上皮中呈颗粒状膜阳性,在腺上皮细胞中呈细胞膜强阳性,是区分DCIS和小叶原位癌的标志物;E-cadherin几乎在所有的DCIS细胞上呈线状膜染色,而小叶原位癌的细胞膜大多不表达E-cadherin。
令人惊讶的是,特定的微生物群物种具有调节癌症治疗的功效,显著影响癌症患者的临床预后。
√粪菌移植有助于治疗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是一种皮肤癌,涉及产生黑色素的黑色素细胞。最近,新工具利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来增强患者对肿瘤的免疫反应(这种治疗方法称为“癌症免疫疗法”),并且有趣地发现肠道微生物组调节这种反应。
在两个具有不同肠道微生物组成的小鼠中,黑色素瘤的生长及其对抗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免疫疗法的反应显著不同。
如果将来自对抗PD-1治疗有积极反应的黑色素瘤患者的粪便样本移植到无菌小鼠体内,则PD-1阻断的抗肿瘤作用会得到改善。
粪菌移植似乎有望通过转移有利的肠道微生物群来增强黑色素瘤患者的抗肿瘤免疫力。
通过粪便微生物群移植治疗癌症
ChenD,etal.IntJCancer.2019
根据最近的研究,粪菌移植可能是治疗各种皮肤病症(包括湿疹和牛皮癣)的潜在治疗选择。人体肠道微生物群在免疫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与各种皮肤病有关。
一些案例报告了湿疹和牛皮癣患者经粪菌移植后成功治疗。
√改善了牛皮癣患者的严重程度
在研究皮肤病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粪菌移植改善了四分之三的牛皮癣患者的严重程度。
√湿疹症状有了显著改善
此外,发表在美国皮肤病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报告说,粪菌移植使三分之二的患者的湿疹症状有了显著改善。
总之,粪菌移植显示出作为治疗湿疹等皮肤病的巨大潜力。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粪菌移植具有潜在的风险,包括感染和不良反应。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粪菌移植治疗皮肤病的最佳频率和剂量。因此,在考虑将其作为皮肤病的治疗选择之前,必须彻底评估粪菌移植的潜在益处和风险。
关于微生物群和粪菌移植干预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只有有限的证据可用,而且大多是在动物模型中获得的。
√菌群影响房颤的易感性
最近提出了老年人肠道菌群失调在房颤发病机制中的因果作用。研究表明,将患有心房颤动的老年大鼠粪菌移植移植到年轻大鼠体内会导致更高水平的脂多糖和更高的疾病易感性。
√菌群移植改善了心肌损伤
仍然在动物模型中,实验性自身免疫性心肌炎(EAM)小鼠模型中对照小鼠的粪菌移植增加了微生物的丰富度,包括厚壁菌门/拟杆菌门的比例增加,并且由于炎症减轻而改善了心肌损伤。
尽管科学文献中很少有证据表明粪菌移植策略在心血管疾病中有治疗价值,但在动物模型和人类中获得的这些数据肯定会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本章小结
未来,粪菌移植也可能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红斑狼疮,以及精神健康状况,如抑郁症和焦虑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兴应用仍处于研究的早期阶段,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它们的疗效和安全性。
总的来说,目前粪菌移植主要用于治疗反复发作的艰难梭菌感染和一部分胃肠道疾病,但它在治疗其他疾病和障碍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正在进行研究探索其在各个医学领域的潜在应用。
移植所需的粪菌来自经过严格筛查的供体,供体捐赠样本后,用一套全自动化的机器进行分离,经过注水、搅拌、过滤、离心、沉淀等步骤,得到纯化的细菌。
粪便菌群移植过程示意图
WangJW,etal.JFormosMedAssoc.2019
其中单单过滤的步骤就要重复数次,每一道过滤用的滤网孔径都比前一道滤网的孔径更小,最后一道滤网的孔径只有0.07毫米,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杂质去除,只剩下细菌这些微生物。
分离出来的粪菌再用生理盐水制成混悬液供移植使用。
例如,想要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可以采取经结肠镜灌肠。要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则是经上消化道,可以采取:经麻醉胃镜、普通胃镜、经鼻饲管,或者用粪菌胶囊,经典方式是通过麻醉胃镜。
粪便微生物群移植的方法
不同的粪菌移植方式具有各自的优缺点,下面谷禾具体来讲述经不同部位消化道进行粪菌移植的特点。
上消化道
操作简单,总体风险较低
上消化道途径中,口服给药和鼻胃管应用广泛,操作简单,总体风险较低。但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因菌液反流或吸出而导致窒息,如果机体本身存在梗阻,则移植的菌液可能无法准确到达肠道。
其中,口服途径主要指包封粪菌材料,通过将提取的粪菌与冷冻保护剂(主要是甘油)混合制备,然后进行多重包装以保护粪菌移植材料免受胃肠道环境的影响。同时,操作人员可以根据预期的释放位置进一步选择胶囊壳的材料。目前,市售的胶囊壳通常针对胃或结肠的释放,并被配制以确保细菌的存活率和定植。
降低潜在疾病传播的概率
此外,在制作胶囊的过程中,也可以去除无症状供体中可能存在的真菌、寄生虫、病毒和部分炎症介质,以降低潜在的疾病传播概率。
总的来说,通过上消化道途径的粪菌移植具有无需昂贵器械、重复使用对患者损伤小、患者耐受性好等优点。该途径适用于不能耐受鼻肠管和胃镜移植的患者,以及需要口服定制菌的患者。
中消化道
减少移植时的细菌位移
中消化道途径主要是指鼻肠移植和经内镜肠道植管术,能够实现全肠道给药。其中鼻肠管通过导丝拉伸拉直,在胃肠蠕动正常的情况下自动通过幽门,进一步减少粪菌移植时的细菌移位。
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中报道,通过鼻肠管的粪菌移植优于单独使用万古霉素治疗艰难梭菌感染,但粪菌移植组患者也出现了腹泻、痉挛和便秘等不良事件。
什么是经内镜肠道植管术?
经内镜肠道植管术(TET)具体指的是在内镜下辅助植入固定管并固定在肠道深处,同时外端沿肠道与外部相通。TET主要包括结肠途径介导的TET和中胃肠道途径介导TET。
结肠通路介导的TET需要应用结肠镜检查,并且使用这种途径进行重复粪菌移植是昂贵的。相比之下,中胃肠道途径介导的TET更方便,更容易维持。
由于中胃肠道介导的TET不需要在内镜手术后通过X射线或其他医疗仪器进一步确认肠道位置,对于无法进行结肠镜检查肠道准备的患者,或需要重复粪菌移植的患者,中胃肠道中介导的经内镜肠道植管术也是主要选择。
下消化道
下消化道通路主要指灌肠、结肠镜检查、结肠通路介导的经内镜肠道植管术等操作。
灌肠侵入性较小且相对简单
此外,在结肠镜检查和结肠通路介导的经内镜肠道植管术方面,它具有多种优势,主要包括:
(1)能够完整显示结肠和活检可疑组织的情况,有利于疾病的诊断、识别和分期;
(2)允许操作人员直接评估肠道炎症,并在适当的部位注入足量的供体粪便细菌;
(3)可将肠道菌群准确移植到受影响的肠段,并进一步将细菌保留在目标肠段;
(4)可以准确地输入足量的供体粪便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治疗效率。
然而,这些手术也伴随着部分不良事件,包括加重肠道反应。
粪菌移植的主要操作方式及优缺点
ZhangYW,etal.JBoneMinerMetab.2022
粪菌移植的安全性主要与两方面因素有关,即供体的生物安全性、移植的操作安全性。
供体的生物安全性
供体不仅要筛查排除乙肝、丙肝、梅毒、艾滋病、这些已知传染病,还要排除寄生虫、条件致病菌感染,甚至连饮食习惯、排便习惯、情绪状态、肿瘤家族史都要进行调查,不符合要求的都要排除。
供体的筛查可以说是“百里挑一”,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供体是非常困难的。所有这些筛查工作都是为了保证供体的生物安全性。
移植的操作安全性
移植的操作安全性主要与移植的方式有关。经胃镜、结肠镜的移植操作风险与常规胃镜、结肠镜检查的风险基本一致。
注: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详细讲述粪菌移植操作的具体要求。
为了评估粪菌移植的安全性,上海同济粪菌移植工作组主任等研究人员对8547名采用过粪菌移植的患者进行跟踪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回顾性分析数据表明,粪菌移植的短期和长期(从2周到5年)安全性都是比较好的,患者不要担心;
2、短期不良事件与粪菌移植给药方法有关,多为轻中度、较短暂,包括恶心、呕吐、腹泻等,只有42名(0.5%左右,很低比例)患者发生胃肠症状恶化;
3、长期随访期间的新发疾病主要是胃肠道和呼吸道疾病,发病率与一般人群无异;
5、通过规范适应症和给药时机后,短期安全性和患者满意度升高。
所以,粪菌移植还是比较安全的。
粪菌移植已被证明是治疗多种胃肠道疾病的有效方法,然而,粪菌移植的潜在长期影响以及粪菌移植的最佳频率和剂量仍未得到很好的了解。
本章节旨在回顾有关粪菌移植潜在长期影响的现有文献,并为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实践提供建议。
虽然粪菌移植已被证明在短期内有效,但对粪菌移植长期影响的研究有限,粪菌移植对肠道微生物组和整体健康的长期影响仍不清楚。
可能导致抗生素抗性基因的转移
粪菌移植是一种医疗程序,它将健康捐赠者粪便中的微生物移植到受体的肠道中,以恢复或改善肠道微生物平衡。虽然粪菌移植已被证明在治疗某些疾病方面非常有效,但它的使用也存在一定争议。
一些研究表明,粪菌移植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抗生素抗性基因的转移或致病菌的引入。
病毒或其他感染因子可能通过粪菌移植传播
此外,人们还担心病毒或其他感染因子可能通过粪菌移植传播。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充分了解粪菌移植的长期影响,并制定安全有效地使用该程序的指南。
粪菌移植的监管
粪菌移植的监管因国家而异,一些国家如美国对其使用采取更为严格的方法。在美国,粪菌移植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为生物制品进行监管,只批准用于治疗未对其他治疗方法产生反应的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
在欧洲,粪菌移植通常被视为医疗程序,并由国家卫生部门进行监管。
粪菌移植的伦理问题
粪菌移植的伦理考虑包括知情同意、捐赠者选择以及对捐赠者和受体的潜在风险。捐赠者必须接受广泛的筛查,以确保他们健康且没有传染病,并且必须同意他们的粪便用于粪菌移植。
受体也必须提供知情同意,并且必须完全了解该程序的潜在风险和好处。粪菌移植的主要争议之一是该程序缺乏标准化。目前没有粪菌移植的标准化方案,粪便成分在捐赠者之间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粪菌移植的剂量会影响其疗效
目前,粪菌移植的最佳频率和剂量仍不确定。一些研究表明,粪菌移植的剂量可能会影响其疗效,但目前还没有确定最佳剂量的标准。
一般需要多次粪菌移植
关于粪菌移植的频次,目前尚无明确的建议。一些研究表明,单次粪菌移植可能无法完全恢复肠道微生物群的平衡,需要多次粪菌移植才能达到最佳疗效。
单次粪菌移植可以有效治疗某些疾病,如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然而,对于其他疾病,可能需要多次粪菌移植才能获得最佳效果。
但是,多次粪菌移植也可能增加感染和其他不良反应的风险。因此,粪菌移植的频次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病情进行个体化的决策。
总之,粪菌移植的最佳频次和剂量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病情进行个体化的决策,同时应注意监测和预防不良反应的发生。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粪菌移植的最佳频率和剂量,以便在临床实践中更好地使用该程序。
根据《上海市菌群移植技术管理规范(2021年版)》,以下是部分粪菌移植操作要求:
(一)严格遵守粪菌移植治疗操作规范和诊疗指南,严格掌握粪菌移植治疗适应证和禁忌证。
粪菌移植适用于治疗以下消化系统疾病
(1)艰难梭状芽胞杆菌感染:复发性/难治性艰难梭状芽胞杆菌感染。
粪菌移植治疗的其他疾病
(1)神经系统疾病:帕金森病、阿尔兹海默症、癫痫等。
(2)精神疾病:自闭症、情绪障碍、多动症、抽动症等。
(二)除复发性/难治性艰难梭状芽胞杆菌感染外,出于其他治疗目的使用粪菌移植治疗均须以临床研究形式开展,并通过本机构伦理审查与备案。
(三)实施粪菌移植治疗前应当向患者及其家属告知治疗目的、风险、注意事项及可能发生的并发症等,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有明确与肠道菌群紊乱有关的肠道内疾病,如肠功能障碍性疾病、肠道感染性疾病(复发性艰难梭菌感染)、肠道炎症性疾病及假性和麻痹性肠梗阻等;
(2)有明确与肠道疾病或者肠道菌群紊乱有关的肠道外疾病,如便秘合并帕金森病、便秘或腹泻合并自闭症、便秘或腹泻合并过敏性皮炎;
(3)患者需充分理解粪菌移植治疗过程及机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不宜进行粪菌移植:
(1)肠道大面积溃疡、出血;
(2)移植通道梗阻;
(3)移植操作本身(内镜、置管、灌肠、经口饮食)的禁忌证;
(4)未通过伦理审核的临床试验或患者拒绝接受粪菌移植。
(5)生命体征(体温、心率、血压、呼吸)不稳定;
(6)严重免疫系统紊乱;
(7)孕妇或哺乳期妇女;
(8)代偿或者失代偿肝功能障碍。
(1)个人情况:作息规律,饮食健康,家庭和睦,无不良性交,无吸烟、饮酒、吸毒等嗜好,无药物成瘾,近6个月未接种过疫苗或参加药物试验,近6个月未接受纹身或出现皮肤破损,近6个月无热带地区旅居史;无胃肠道病变家族史,无恶性肿瘤家族史,无传染病家族史;非孕期,非经期。
(2)开展病史和身体检查,评估供体的健康状况和是否符合粪菌移植的供体资格;选择无传染病史、无抗生素使用史、无消化系统疾病等方面的供体。
身体状态:年龄18-30周岁,体重指数(BMI)18.5-23.9kg/m2,儿童医院开展粪菌移植,供体要求可放宽至15-30周岁。
心理状态:心理科医师或心理咨询师访谈认定心理状态良好;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等评分正常。
(3)进行多项检测,如血液化验、粪便检测、病原菌检测、URTI检测等,确保找到适合的健康供体;以确保其不携带有害微生物和多重耐药菌。同时,需要考虑供体的肠道微生物组成和短链脂肪酸水平,以选择最适合的供体。
血液学检测: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C反应蛋白正常,肝炎病毒、HIV、梅毒、EB病毒、巨细胞病毒、COVID-19抗体、线虫、阿米巴等病原检测阴性;
粪便检测:粪便常规检查正常,隐血实验阴性,艰难梭菌、弯曲菌、沙门菌、志贺菌、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及虫卵、小肠结肠耶尔森菌、致病性弧菌(副溶血弧菌、霍乱弧菌)、气单胞菌、阿米巴、孢子、诺如病毒、轮状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等病原学检测阴性。
(4)评估供体的肠道微生物组成,多样性和稳定性,包括菌群、真菌群和病毒群,并建立数据库;在选择供体时,除了肠道微生物群的总体多样性外,还应考虑到益生菌的丰富度,如乳酸菌、双歧杆菌等,选择粪便丁酸浓度高的供体微生物组。
(5)根据评估结果选择合适的供体,注意进行家族成员偏向,判别成熟度和完整性,同时避免与患者组群共同优势菌种重合等;一些研究表明,供体微生物组成与受体的微生物组成相似,可以提高移植成功率。
(6)移植前需对受体进行评估和准备,包括清洁肠道和停用抗生素等;为了提高移植效果,一些研究还使用抗生素预处理和肠道灌洗等方法来增强供体菌株的移植。
限食耐受性:通过限食实验完成。部分受体存在食物过敏及食物不耐受(如鸡蛋、牛奶等),根据受体要求,供体需在捐赠粪便前5天限制食物种类,如该供体不可耐受,则不可作为本次移植的捐赠者。
①每2个月复查以上条目,仍然符合上述要求;
②每次捐赠的粪便均留样行宏基因或者16srDNA测序(根据各自单位检测能力),保证菌群组成及多样性稳定;
③每次捐献粪便应留样行代谢组学检测。
(8)监测受体的生理状况和不良反应,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1)粪便采集:应采用无菌容器采集,粪便重量不少于100g,性状为Bristol评分标准中3-5分方为合格,立即进入菌液制作流程,或立即密封后2-8℃保存。
(2)制作流程:每次需取不少于50g粪便与无菌生理盐水以1∶3比例混合,充分搅拌混匀后过滤,从粪便排出体外至菌液制作完成应保证在2小时以内,整个处理过程应在无菌环境下操作。
注:为了避免感染窗口期的问题,菌液或胶囊制备后应待21天后经过病毒细菌等检验合格后出库,每批产品留样至少6个月以供追溯。
(3)冻存与复融:菌液制备完成后置于-80℃保存,6个月之内使用不影响疗效;如置于-20℃保存,应在1-4周内使用。使用前置于室温复融,6小时内输注;如使用水浴锅复融,则水温不得超过37℃。
(4)质控标准:每次制作完成的菌液应随机抽样,进行致病菌监测、细胞计数及宏基因或16srDNA菌群测序。
每50mL菌液中活细胞数应不小于2.5×10^12个,同供体同批次样本应达到菌群组成一致,6个月内同供体不同批次样本应达到菌群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制作完成的菌液应有独立包装与标签。如制作胶囊,还应取胶囊内容物进行细菌活性监测与活细胞计数,其中细菌活性应不低于85%,每克内容物包含活菌数不小于10^9CFU。
(1)菌液输注前需结合患者自身情况及疾病种类行肠道准备。
(2)应根据指南及操作规范选择上消化道或下消化道进行菌液输注。
(3)操作时应观察患者耐受情况,并及时处理不良反应。
(1)管理原则:医疗安全(不良)事件的管理,遵循预防为主、紧急处理、合理控制、防微杜渐、持续改进的原则。
注意:主管职能部门自接报之日起,24小时内审核、处置不良事件;对于接报的Ⅱ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应呈报至主管院领导。
主管院领导对于接报的Ⅱ级及以上不良事件,必要时组织委员会进行讨论分析,并提交院务会。
(1)每次菌液输注后密切观察患者耐受情况24小时,如有不良反应立刻处理并及时上报。
注意:如第1个疗程结束3周后病情无改善,可尝试更换供体,重新给予1个疗程粪菌移植,若有效可继续治疗,若仍无效则应视为粪菌移植无反应性,此时不应继续给予粪菌移植,以免耽误病情;如患者接受粪菌移植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可重复3-5次粪菌移植后结束治疗。
随访至末次粪菌移植结束后至少8周,有条件者应进行大于1年甚至5年以上的长期随访。
随着对微生物与宿主相互作用的了解不断加深,肠道微生物群的参与已成为一种新颖、巧妙且不可忽视的调节宿主健康的方式。
此外,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粪菌移植的改善效果,供体和受体的配型以及移植肠道菌群的定植和效果的长期性,以便在临床实践中更好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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