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正常使用的机械表，寿命大体可以维系几十年。分针秒针滴答走过，一圈复一圈，刻下时光的年轮。
一个手表品牌，走过50余年，饱经风雨，几度浮沉，在时代的表盘上勾勒出清晰的轨迹。
六个人戴的手表中就有一只上海牌
昌化路近昌平路是典型的上海老街区，两车道，街沿窄小，菜场、杂货店林立在喧嚣的市声中。上海欣迪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永明用四张长桌拼出一个摊位，在沿街的弄堂口卖手表。摊位上摆放着多种款式的上海牌手表，不时有路人过来询问，叶永明一一作答。顺着弄堂向里望去，青砖墙挂着几块铭牌，其中一块写着：上海手表二厂销售部。
原是上海手表二厂销售科科长的叶永明略带自嘲：“以前辉煌的国有大厂，每天生产那么多只手表，现在像个体户一样在弄堂口练摊。”叶永明的办公室也在弄堂里，多人共用，老式木桌的玻璃台板下边压着各种文件，颇有几分“老国企”的味道。虽然眼前的场景略显没落，可叶永明拿出十余款手表，如数家珍，上海牌手表辉煌的过去在眼前渐次展开。
上海牌手表在共和国民族工业史上有着特殊意义。建国之初，中国手表还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主要依靠国外进口，以致周恩来总理发出“什么时候能戴上我们自己生产的手表”之问。1958年7月1日，上海手表厂研发的A581型上海牌手表在第三百货商店面市，A581寓意“1958年第一种机芯”，A581首批共生产13600只，售价60元，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奢侈”等级的物件，周总理就是首批拥有者之一。中国人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在上海牌这里画上了句号。
据业内人士介绍，上世纪70年代，每六个佩戴手表的人中，必然就有一个戴的是上海牌。国家轻工业部在全国38家手表厂定点生产统一机芯的手表，上海四家手表厂的销量就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上海表，中国芯”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表业版图的最好概括。
销量的提升带动了产业规模的升级。叶永明透露，从1968年直至停产，上海手表二厂累计生产手表约4600万只，上缴税利12亿元，按时价可再造23个手表二厂，鼎盛可见一斑。而“老大哥”上海手表厂在1958年建厂到1995年期间，产量更是达到1.2亿只，创造税利52亿元。上海钟表公司总经理董国璋回忆上海手表厂的全盛时期，员工近6000人，“从十六铺到杨树浦都有，上班像涨潮，下班像退潮”。
在寻常百姓眼里，拥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上世纪70、80年代，虽然上海牌手表的产量呈上升趋势，仍难以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此，国家制定了统购统销的策略，给手表制定统一价格。叶永明回忆说，当时上海牌手表半钢材质卖110元一只，全钢卖120元，宝石花和钻石牌的价格也在90到110元之间。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仅36元，要3个月收入才能置办一块上海牌手表。
不仅售价高昂，在那个票证年代，购买手表还需出具“手表券”。叶永明清楚地记得，“在1974年到1978年间，大概100个人才能轮到一张票证。哪个同事准备结婚，其他人就会把票证优先给他，采办大件在当时不是容易的事。”事实上，手表和缝纫机、自行车并列当时的结婚“三大件”，坊间还流行一句俗话：如果没有上海牌手表，就没有姑娘愿意嫁。
因为定价较高且供不应求，在计划经济年代，手表厂的业绩可观。现任上海恒保钟表有限公司总经理的郑圭中原先分管上海手表二厂的生产，“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手表厂效益很好，但那时工资和福利发放比较规范，表厂不直接发钱，拿钱投三产，养鸡养鸭，到年终就发蛋发肉，一家人都吃不完”。
2880元、8800元、10万元
面对电子表“潮水般的冲击”，在叶永明看来，国内表业的“老大哥”们近乎完败。
归结原因，叶永明表示，上海牌款式较为单一，设计感不强，面对琳琅满目的电子表，自然落于下风。在技术上，电子表操作简单，机械表每天要上发条，过于繁琐。论价格，电子表也低于机械表。不复昔日辉煌，国有表厂大多历经资产重组、员工分流，最盛时有3500名职工的手表二厂，如今整个销售科仅剩6人。“手表二厂对外还挂名，但事实上近乎名存实亡。”叶永明说，他们销售科如今也就是卖卖库存表。
上世纪70、80年代还卖到100多元的宝石花女表，如今在叶永明的摊位上已经贱卖到30元一块，仓库存货还有大约两万块，而库存已不多的经典“三白”——白壳、白面、白针上海牌手表，也仅售价300元。据介绍，最早开始销库存表的时候还卖不到这个价钱，这些年，“老克勒”怀恋旧物、年轻人崇尚复古，再加上新上海牌的“复出”，不仅带动了库存表的销售，也推高了价格。
在库存表卖一只少一只的同时，新上海牌也在酝酿它的新故事。
上世纪90年代末曾兴起过一场“轧表运动”。当时，上海手表厂推出以旧换新的营销活动，每块旧上海牌手表加上几十元钱，就能换一块全新的上海牌。有消费者质疑是否会拿回收的旧表重新打磨冒充新表，表厂领导当即表示可公开接受监督，用压路机轧去了大量回收来的旧表。如此一来，尤其是一些老款的上海牌手表存市数量锐减。
不少嗅觉敏锐的表人发现了上海牌手表式微中的商机。郑圭中是新上海牌陀飞轮手表的主要生产商之一上海恒保钟表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03年左右，他开始筹建恒保公司，做的第一桩事情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回收上海牌旧表，收购价格在30元到50元一块，“当时就策划好想重新推出上海牌的复古款，大概投入了几十万资金，当时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受访时，郑圭中腕上佩戴着一款上海牌手表，两只陀飞轮各自每分钟自转一圈外，手表表面每一小时也公转一圈。陀飞轮技术在内行人眼里是高深的，这种钟表调速装置代表了机械表制造工艺中的最高水平，但在外行人看来，就是表面上多了旋转。“我戴的这个是轨道双陀飞轮表，这个技术即便放眼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郑圭中不无自豪。陀飞轮技术诞生于两个世纪前的欧洲，始终由欧洲钟表师傅独掌。2005年，上海牌出品首块陀飞轮手表，第一批推出50块，纪念上海牌诞生50周年，每块定价10万元。《上海手表也能卖世界名表价》，当年《解放日报》头版出现了这个大标题。
上海牌陀飞轮的面世被业界视作中国表业摆脱“廉价、低端、代工”标签的创举。郑圭中介绍说，上海牌陀飞轮是纯手工制作，形如瑞士钟表作坊的模式。创新之处在于，瑞士的每一块高端表的制作工艺均由一位钟表匠独立完成，而在恒保，每一项零件制作都有专项人才分工，并有专人装配。团队合作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也使得专才在单项技术上更为精通。
总戴着上海牌陀飞轮的郑圭中常爱逛逛钟表店，营业员常常投以羡慕的眼光，“他们看过那么多表，但都说没见过真的陀飞轮。”能生产上海牌陀飞轮，郑圭中难抑自得之情。有几款上海牌陀飞轮要卖到30多万一只，“相当于一辆不错的轿车了。”
讲昨天的故事，打造明天的世界顶级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一款上海牌SS-1型机芯手表作为上海历史的见证参与展出，证书上镌写着：“回顾上海手表发展历史，弘扬民族工业创造精神”。而在“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升空时，宇航员翟志刚航天表的机芯，也烙下了上海牌自主研发的印记。
在流转的时光里，上海牌既是记忆，又是现实。世博会期间，有香港、台湾的记者辗转找到叶永明的摊位，写成报道，手表二厂的销售部迎来“客流高峰”。叶永明直言，港台游客往往一买就是2、3块，现在，也有更多年轻人流连在摊位前，通过戴上海牌寻求别致的时尚感。“现在世界名表多了，流行品牌也不少，反倒是上海牌有点特别。年轻人就通过稀有来凸显复古时髦味。”说起年轻顾客，叶永明头头是道。而另一类顾客，则完全是手表收藏爱好者，“常常也有些老客户到我这里来，扔下3000元钱，说老叶，你看着给我配点表。”在叶永明看来，这些都是上海牌手表的有缘人。
纪念款的手表也寄寓着不同时代的感情。1992年，西昌卫星中心发射卫星，特地请上海手表二厂赶制了3500块纪念表，如今在二手市场也难觅踪影。1990年左右，宝石花品牌生产了十余种景泰蓝怀表，每批做200块，翻了几次单，其中一款镌有鎏金佛像，很特别也很受喜爱。在叶永明看来，每一款上海牌的背后都有耐人寻味的一段故事。他自己说，担任销售科长期间，除了台湾，中国各地都已去过，如今守着一方表摊，全部的营销方法和内心期待就是“和有缘人讲讲上海牌手表的故事。”
而主要负责上海牌陀飞轮手表生产的恒保，则用推陈出新演绎着新上海牌的时代声音。
采访中，郑圭中展示了近十款不同款式的陀飞轮表，其中一款仅珐琅彩材质的表面就耗费过万元，邀请瑞士设计师专门设计图样。除了生产团队，恒保也拥有自己的设计团队，自主研发是恒保坚持的道路，郑圭中坚持品牌的维系要靠技术人才的培养。“虽然我们的企业规模不大，但拥有不少技术专利，技术人才可能相比一些规模过千人的大企业还要多。”据介绍，上海牌陀飞轮表还提供个性化的刻字、更换表链等业务。目前，上海牌陀飞轮表鲜能买到现货，顾客需排队预订，在3到6个月内定制完成。
从淡出手表二厂的国企舞台，到利用陀飞轮重振“上海牌”，郑圭中眼看着上海牌的起落，“心中还是有很大的成就感。一直从事手表行业，对民族品牌还是很有感情，就希望能按照现有的方向将上海牌发扬光大。”目前，上海牌陀飞轮手表还未产生国际性的影响，郑圭中也坦言，“一步步来，首先立足中国，将上海牌打造成国内手表的高端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