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人们习惯将研究工作分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两大类。
在自然科学领域，应用性研究一般是指那些可以直接解决生产、生活中具体问题，能够产生经济社会效益的研究工作。比如，现在十分热络的机器人以及人工智能研究。而基础性研究则是那些可为应用性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工具支持的研究工作。比如，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理论支持的数学、统计学和人脑科学等。在自然科学领域，总的看，数学、物理学、化学等都可被视为基础性研究或基础理论研究。
在我国当下的社会科学领域，至少在我看来，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区分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对于基础性研究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尤其是在我比较熟悉的政治学领域，人们似乎还没完全搞懂什么是基础性研究。
翻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目录以及各种学术研究指南，什么是基础性研究？一看便知主要的就是那些研究过去理论以及理论家，包括他们的某某思想甚至某篇著作的选题与项目。比如，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大多是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以及某类思想理论的形成、内容等;政治学的基础性研究，也大多为一些政治学家的著作和某类思想理论的研究、梳理等。总之，人们经常把对已有理论、以往理论家思想的再研究再整理视为基础性研究。
在我看来，把以往理论或理论家的思想进行再研究再整理并非基础性研究，至少不能算基础性研究的主体。这类研究更应归于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即使要算基础性研究，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到底什么是基础性理论研究
以政治学领域而论，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政治学总体上是一个应用性比较突出的学科。遗憾的是，当代中国政治学应用性发展滞缓，真正称得上政治学应用学科的还很少，当代中国政治学大量的研究活动，还是在温习和整理普通政治学知识之中打转转，真正能够研究和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专业性知识还不多。
政治学领域对基础性和应用性学科的区别尤其模糊，甚至存在诸多误解。一提政治学的基础性研究，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洛克等一大串古代政治学家，现当代以来的托克维尔、亨廷顿、罗尔斯等更是被学界津津乐道。记得有一次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居然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还列在课题指南之中，难道理论研究是“研究”过去的理论吗？真理一旦被发现被认识就简单了，难道一百年前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这份报告，还需要花几十万去支持什么人再去读几遍吗？
理论研究并非研究“理论”，并非反复研读以往理论。政治学领域的基础性研究，顾名思义应是那些可以为应用性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的研究工作。可惜现在中国政治学领域能称得上应用性学科的还真不多。
试举一例吧，现在方兴未艾的廉政研究或称“廉政学”，可以算得上中国政治学领域为数不多的应用性研究，甚至是正在形成中的应用学科。那么，廉政学的基础性研究或曰基础学科是什么？我想不是、至少主要不是古今中外那些思想家、圣贤智者有关廉洁、廉政问题的论述，那些论述大多属于伦理学、政治哲学。而廉政学是应用性的学问，是科学，科学是要找出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不是一般化的泛泛而论，不是道德说教。很大程度上，之所以有廉政学出现，正是因为那些道德说教以及政治哲学、政治伦理不能起到足够作用。如果人皆圣贤，就不需要制度、法律、机制、措施来规范、制约和监督人的行为了。
那么廉政学的基础究竟是什么？20世纪大大发展起来的行为科学、心理学，是廉政学乃至政治学的基础性研究以及学科学术的基础。这就好像自然科学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学科，是数学、统计学、计算机技术等一样。
这是亟待解决的方法论问题
总之，基础性研究是那些可以为应用性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研究过去理论，不能把基础性研究等同于思想史、学术史研究。而现在这正是许多人认为的基础性研究，也正是我们面临的尴尬现实。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科学基础性研究这个问题了。
有些学科之间还互为基础学科、互为应用学科。比如，国际政治学是应用性的学科，是以政治学基本理论为依托的，但国际政治学科中的国别研究反过来又可以构成政治学中比较政治研究的基础，作为日益重要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和领域，比较政治研究要以具体的国别政治研究作为基础和依托。
正确理解和把握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的区别，是中国政治学当下要解决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混淆和错误认识，正在浪费着中国政治学大量的学术资源，妨害着中国政治学现实作用的发挥，阻碍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