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侠：古代中国的茶酒生活》，中国茶叶博物馆编著，包静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隐·侠：古代中国的茶酒生活》以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饮茶与饮酒为主题，展示中国悠久的茶文化和酒文化。共分“传说”“技艺”“宴饮”“礼俗”四个章节，展示中国茶叶博物馆、浙江中医药博物馆、镇江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浙江自然博物院收藏的，自东汉至近代的123件（组）文物、标本，全方位再现茶、酒在古代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传说”阐释了茶、酒文化的缘起以及发展历程；“技艺”展示了茶、酒制作的独特工艺，让读者领略到中国传统手工技艺的精髓与智慧；“宴饮”则以时代为序列，展现历代宴席场景；“礼俗”则介绍了茶、酒在婚礼、祭祀以及养生中的应用。
内文选读：
第三章宴饮
自古以来，酒在人们的宴饮集会活动中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诗经》中已经有多篇述及宴饮时候饮酒的场景，无论是祭祀活动后的宴酣之乐，还是世俗生活中的宴饮集会，酒都是重要的助兴之物。
魏晋六朝的宴饮集会别开生面，饮酒更是席间挥毫的催化剂，“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竹林七贤的酣畅疏放，兰亭雅集的曲水流觞，抑或是西园雅集的高蹈清逸，都成为后世文人争相效仿的典范。
中唐以后，饮茶之风兴起，宴饮集会中增加了茶的身影。与酒的热烈奔放不同，茶给宴饮带来了温和沉静之风。《三月三日茶宴序》:“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
”并且逐渐出现了以茶代酒的风俗习惯。
中国历代宴饮文化的演变，如同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商周的祭祀礼仪到汉唐的文人雅集，再到宋明的宴会繁华，茶酒不仅是一种物质享受，更是精神交流与文化传承的媒介。
元磁州窑“酒”字碗,
口径18.0厘米,底径7.7厘米,高7.4厘米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碗敞口,弧腹,圈足。碗内外壁施白釉,釉面匀净,釉色洁白细腻。碗内再以墨彩描绘一周弦纹,中间书“酒”字，书写如行云流水，白地与墨彩对比鲜明,别具一格。
明龙泉窑青瓷八方高足，杯
口径12.0厘米，底径4.4厘米，高12.8厘米
，浙江省博物馆藏
杯口呈八方形，杯把圆形外撇。口沿内侧划变形回纹一周，回纹上下各划两道弦纹，内底划八叶菊纹。外壁八面均满饰花卉纹。外底折收饰叶纹。把足上部饰凸镂一道凸棱，下饰蕉叶纹。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滋润，造型端庄。
清铜胎画珐琅花卉纹桃形把杯一对
，口径5.0厘米，底径3.0厘米，高3.3厘米，
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唇口，弧腹，圈足，器身有四道凹棱，呈四瓣花形。一侧有把，设计成枝条状，左右伸出两片叶子连接杯身。采用铜胎画珐琅工艺，杯身绘各色花卉，杯内底和圈足中心均绘有一朵花卉，设色淡雅，画工写实。杯子口沿、圈足和把手均鎏金漆，增添了器物的精致华丽之感。
第四章礼俗
礼俗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范着人们的行为，维系着社会的秩序，在这一体系中，茶与酒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角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
酒与茶，从最初宗教仪式的祭品，逐渐成为社交活动中沟通情感、增进友谊的纽带，以及日常生活中代表健康与养生的饮品。这一转变不仅映射出中国社会的发展脉络和文化传承的深度，也体现了人们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传统礼俗的创新性继承与发扬。
晚清青花文字四系壶
，直径23.5厘米，高26.0厘米
，浙江中医药博物馆藏
圆唇、短颈、直腹，四系，带流。壶身绘制青花花鸟，有“李记”“致中和用”等文字标识，并有多处题诗。文字分别为:
“春风吹到孙杨堤，晓日东升昏日西。云气出山都带雨，落花随水不沾泥。平生得意无他事，惯将山水作诗题。”
“二月桃花放，夭桃吐玉华。林中均秀色，李树又含花。”“万里长江漂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
“明月松间照。”
“林中生玉竹，小山氏。”
民国二十六年(1937)“杭菊花”瓷罐
，直径19.0厘米，高15.0厘米，
浙江中医药博物馆藏
白釉黑字，文字为“杭菊花”“民国廿六”“尊兴制”。杭菊花是常见花茶品种，同时是浙江道地药材，为“浙八味”之一，又名杭白菊，性味辛、甘、苦，微寒，有疏风散热、清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清代吴仪洛《本草从新》记载:“甘菊花，甘苦微寒，备受四气……家园所种，杭产者良。”
民国“桐君古录”茶盒
，深18.0厘米，宽16.5厘米，高18.5厘米
木质，黑漆，盒顶有双提梁提手，盒面有“桐君古录”金漆文字。桐君是传说中的黄帝臣子，擅长本草，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药学家，著有《桐君采药录》，又称《桐君录》。唐代陆羽《茶经》中引用了《桐君录》的内容。由此“桐君古录”也成为茶文化中的常用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