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评聘是衡量教师育人及科研水平、激发教师发展内驱力的重要举措。将论文、项目等由必选条件改为选项条件，突出创新价值、能力和贡献导向，不限制成果类型；推行代表作制度，加强同行评议；强化对师德师风、社会服务和科研质量的要求……近年来，随着教育评价改革向纵深发展，教师职称评聘也在不断改进，力求以鲜明价值导向引导教师潜心立德树人、推动学科发展。
如何进一步优化教育评价体系和绩效分配制度，破除“五唯”定式，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英雄有用武之地”？本期，我们深度聚焦这一话题。
让教师服务乡村的贡献被看见
光明日报记者张亚雄
“研究农民最关心的事，把农业科技送到田间地头”，这是中国农业大学理学院教授何雄奎的科研追求。然而，“深耕泥土”、成果丰硕的他，却曾在职称评定上深感困惑。令他欣慰的是，随着学校职称评价制度改革的推进，这个问题被逐步破解。
在很多高校，由于研究成果侧重于应用等原因，农林学科教师评职称曾是普遍难题。近年来，设立科研推广型岗位、着重考察成果的创新和实际应用价值……越变越科学的评价“指挥棒”，正引领教师们扎根乡土，带着科技成果进村入户、帮助农民齐心致富。
凸显成果价值和能力贡献
“当得知学校实行职称评价改革后，我非常欣喜。我发现以往的‘必须发论文’变成了‘不是必须发’，又增加了专利转化应用、技术开发推广、社会服务等不同业绩选项，不再‘以数量论成就’，成果价值和能力贡献得到了凸显。”何雄奎说，“学校在职称评审中实行代表性成果评审制度，引入校外同行专家等多元评价主体，综合考察教师学术水平、成果创新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这样的改革，符合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发展规律。”
记者采访发现，中国农业大学结合学校农科特色，构建职称分类评价体系，支持教师分类发展，让高贡献、高业绩、高潜力的教师都能得到展现的机会。此举发挥了职称评定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激励作用，鼓励教师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潜心研究。
何雄奎日常从事的，是农业机械化工程、植保机械与施药技术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多属于技术开发，比如他牵头在北京平谷峪口镇西营村建设的未来智慧果园乡村振兴示范项目，使得当地果品质量大大提高，综合经济效益提升32.5%。以往，此类成果在职称评审中的权重很难与理论研究突破、发表重磅论文相比。正是得益于学校职称评审改革工作，何雄奎凭借在农业无人系统关键技术突破、推进智慧农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成果及其产生的经济社会价值，于2022年获评二级教授。
目前，中国农业大学仍在持续深入推进教师职称分类评价改革。根据自身农科特色和独特使命，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成果转化与社会服务型研究员岗位，为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应用推广等研究的教师开辟专门发展通道。
鼓励教师扎根一线搞科研
作为农林水学科齐备的高等农业院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直在探索推进教师职称评价改革。
2008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首轮岗位聘用中率先设立科研推广型岗位。此后，学校不断完善教师职称评审办法，在职称评聘和岗位晋级中单列“推广系列”，单设标准、单列指标、单独评审；同时，畅通科研推广岗位教师发展通道，打破岗位壁垒，可以“先转后评”，也可以“先评后转”。
一直致力于白菜新品种选育及高效栽培技术研究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师惠麦侠，走的就是“先转后评”的路子：从教学科研岗位转到科研推广岗位。她依托太白蔬菜试验示范基地，审定（登记）大白菜新品种10个，新品种和新技术应用覆盖整个太白蔬菜产区，年辐射推广15万亩以上。2020年，惠麦侠晋升为推广研究员。
长期从事小杂粮优质抗逆高效栽培生理与技术的教学科研岗教师高小丽则属于“先评后转”：她创建了“户—村—乡”良种繁供模式，新品种新技术年累计辐射推广120万亩。2022年，她晋升推广研究员后，又转为科研推广岗位。
“学校很支持我们深入一线开展科技推广工作，在制定科技推广人员评价标准时，充分考虑我们的工作属性，还把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表现作为科研推广型教师职称评审首要条件。”惠麦侠说。
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研推广型教师须在本单位举行一次推广业绩汇报，评价结果达到良好以上方可参加职称评审。评价采取推广业绩展示、个人述职、推广业绩考评、校外同行专家评审等多种方式结合，构建形成了“问东家、问专家、问大家”的评价机制。学校还建立了绿色通道，对于推广业绩和学术成果突出的教师，可突破任职年限、学历等资历限制申报职称。
记者了解到，在这样的激励政策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科研推广型教师长期扎根科研攻关与农业生产一线，致力于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促进农业全产业链提升，为强农兴农洒下汗水、贡献力量。
实践型教授评定激励我前行
讲述人：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曹永康
1998年，我初到上海交通大学时，建筑学还是一个新办学科。没有历史积淀，意味着它不像其他历史悠久的建筑学专业院校，有一套适合自己专业的职称评价体系。
当时，上海交大的建筑学评价体系主要借用自其他专业，比如土木、力学、船舶工程等。坦率地讲，这些评价标准对建筑学来说并不是很适合。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新引进的年轻教师来说，未来的晋升路径并不清晰。从我的研究志趣而言，相比学术研究，我更愿意做建筑遗产保护勘察设计等实践性工作，这让我更有获得感和成长感。因此，我选择了以设计实践为主的发展路径。但是，在交大这个理工学科为主的职称评聘体系里，我明显感觉到这条路面临的挑战和压力。
2017年12月，上海交大设计学院成立后，考虑到建筑、风景园林、工业设计等学科实践性强的特点，学院将教师的实践成果纳入职称评价体系中。后来，学院和学校一起建立了实践型职称系列的评价标准，把有显示度的实践成果作为评价的主体和重点。譬如，我之前获得的国家文物局保护设计工程奖、上海市勘察设计一等奖、教育部勘察设计奖等都被认定为有效成果，再加上论文、著作、课题等学术成果，我终于圆了“教授梦”。
实际上，高校实践型人才分布很广。传统理工科评价体系过于注重理论研究和论文发表，却忽视了教师在技术应用、产学研结合等方面的贡献，不仅限制了教师的全面发展，也难以满足社会对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因此，上海交大的实践型教授评定标准，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创新。
分类评价引导我潜心科研攻关
讲述人：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教授罗德毅
3月1日，四川大学举行了新晋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仪式，我被正式聘任为教授。从2014年留院工作后完成讲师评定，到2017年被评为副教授，再到2023年被评为教授，历时10年，其间我经历了四川大学职称评审的多项改革。虽然高校职称评审的标准因地域、学术水平等差异不尽相同，但过去的评审普遍存在唯论文、唯帽子、唯学历、唯奖项等现象，“一刀切”的情况并不鲜见。
分类评价的好处在于，能够激励大家努力奋进，同时找准自身定位，实现职业规划。员工可以根据自身优势进行选择——教学做得好就报教学系列，科研做得好就报科研系列，不再受限于单一指标。我选择了教学科研系列，因为我更希望在教学、科研、临床方面得到全方位发展。对我来说，职称评定只是一个结果，我工作的核心还是研究学问、致力于解决“卡脖子”问题。作为外科临床的一名科研工作者，我围绕泌尿系损伤这一难点疾病，探寻膀胱泌尿系损伤修复与重建的新策略。我还和同行共同组织成立中国泌尿外科修复与重建联盟，推动提高西部乃至全国泌尿系损伤与修复诊疗水平，使膀胱损伤治疗有效率从67.6%提升至92.8%。
在实际操作中，职称评审需要经过初评、中评、高评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会进行差额淘汰，在高评之前还要进行同行评议。基于此，我校创新性地建立了同行评议专家库，邀请各知名院校、各学科领域杰出代表担任评议专家。同行评议其实也是一种学术交流，通过内外兼评、分类评估等举措，可以建立权威、公平、公正的评审体系，从而激励教师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产出更多标志性、开拓性成果。